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域外的文化、经贸往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源远流长，从两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日本的遣唐使到欧美等国的传教士，对外交流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将其他文化的文明成果吸收到中国文化中来。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特性正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然而，自清朝以来，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乾隆皇帝语，见梁廷枏《粤海关志》）的夜郎心态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力逐渐落后于依靠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让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也让中国开始重新“睁眼看世界”。众多仁人志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甚至远赴重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是主动开放国门，大力引进海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果再次向人们证明对外交往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如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为中国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众多国际关系当中，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量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每天都有近万人到对方国家旅行。全球化形势下的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休戚相关，共同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和美国却有着本质的差异，两国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差异一方面可以让双方取长补短，互为借鉴，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为双方的交往带来误解和冲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往是最自然、最广泛的沟通形式，人员之间的往来互动有助于弥合中美价值观的差距。然而，纵观两国的交往史，我们发现，中美之间相互接触的历史并不算长，由于地理阻隔，双方的接触比较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形态对立，两种文化隔离的时间长达30年。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双方才相互敞开国门。而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步显现，双方才开始了真正大规模的民间交往。

尽管早在美国独立以前，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古老的文化物产就已随着间接贸易传入北美，“北美人民通过对中国物产的直觉，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文明肃然起敬，无限向往，甚至产生探索中国、研究中国的愿望”（梁碧莹，2004），但是直到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中美两国交往才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也标志着中美文化关系的开始。在这之后，尾随而来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等，则通过直接的观察形成对中国的认识，并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皇后号”首航来中国时的船货管理员山茂召留下的《山茂召日记》，以及创办了亨特洋行的美国人威廉·亨特所写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这些书对中国当时的贸易情况、风土人情等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尽管多数“停留于从自己看对方，一般是以事论事”（梁碧莹，2004），选材较为散乱，观点也难免失之偏颇，但作为最早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著作，它们起到了沟通中西的作用，对于后来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影响亦非常深远。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也来自最早去美国的木匠和海员，他们对美国的记录流传下来的也寥寥无几，而且错误百出（李清源、魏晓红，2012）。

从这些流传下来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之前，中美交往的主体局限于那些最早来中国的美国商人和探险家，他们的交往和活动范围受到很大的局限，多限于中国的部分通商口岸和一些商埠城市，人们的交流则大多依靠“洋泾浜”英语（邱志红，2005），只有极少数人学习并使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局限于双方的船员、工匠等人的个人见闻和认知，而普通人对对方的了解则非常肤浅，甚至幼稚可笑（梁碧莹，2004），“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仍然对美国一无所知”（李清源、魏晓红，2012）。

19世纪，美国主要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他们在宣传宗教时，利用办学校、开设慈善医院、创办报刊等方式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争取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上使中国西化”（李清源、魏晓红，2012）。尽管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未有定论，但他们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融合在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崭新的西方文化，并将近代科学带入中国，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大批知识分子，美国人民也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是美国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代表，他根据自己在中国54年的生活经验，写出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总结了中国文化的25个特征，比如“面子”“节俭”“刻苦”“缺乏公共精神”等（明恩溥，2012），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足见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观察深度。

这一阶段，中国对美国的认识则始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人纷纷著书立说，对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为国人提供了一幅清晰连贯的美国图景。然而，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更多是依靠西人之书和美国人的介绍获取有关美国的知识……因此，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是狭窄的、表面的和肤浅的”（梁碧莹，2004）。

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留美幼童对于中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人数有限，他们的交际范围和影响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此外，19世纪还经历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高潮。首先是5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华人劳工来到美国。从1850年到1859年，平均每年有6680个中国人到达加州。据186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统计，在美国（主要是加州）的中国人达到34933人。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的大发展又掀起了第二次华人移民浪潮。美国人、爱尔兰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仅用了7年就完成了预估要花14年才能完成的贯穿美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的修筑工程。19世纪70年代，又有大批中国劳工加入到加州农业开发中去。他们利用丰富的农耕经验，将加州众多的沼泽湿地开垦为万顷良田，为加州最终成为美国的果园和菜园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9世纪40至80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劳工约有30万人（梁碧莹，2004），然而，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华人劳工在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因此，简单说来，20世纪以前，美国是通过来华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员来探视中国的，而中国则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秀才们从洋人的书中摘取的零星材料来认识美国的（罗荣渠，1987）。(www.daowen.com)

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继续派出大批的留学生赴美学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1909年开始派出的1000多名“庚款留学生”。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跨越农、工、商、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对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建设的奠基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这一阶段的中美民间交往基本处于冻结状态。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同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深入，中美双方的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加深。初期，由于长期冷战思维的影响，双方的民间交往并不频繁，加之中美国力悬殊，赴美旅游和留学的中国人还相对较少。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赴美旅游、留学和工作甚至移民美国的人数成倍增长，美国游客和留学生也大量前往中国。同时，诸如电影、音乐、饮食文化等美国文化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传播。经过近40年的交往，双方在经贸、旅游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呈几何倍数增长。

经济方面，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

旅游对于增进国际了解、深化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都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的统计，自2007年至2014年的7年时间，中美旅游交流规模总量超过2500万人次，年均增幅达7.6％，其中中国游客赴美年均增长18.4％，美国游客来华年均增长1.6％。2015年，中美两国旅游往来人数超过475万人次。其中，美国游客访华208.58万人次，中国游客赴美266.8万人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5年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自美国对华签证有效期延长以来，已有250万中国公民办理了赴美旅游签证。

留学是人们学习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途径，留学的经历也可以帮助人们开阔眼界、历练心智，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留学帮助人们成为世界公民。美国先进的教育资源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断走高。2009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并连续6年保持领先地位。2015至2016学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超过32万人。同时，中国也是美国学生出国学习的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以及最受欢迎的亚洲国家。2014至2015学年，有12000多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¹。

全球化也使得跨国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数量大幅上升。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统计²，美国华裔人口1980年约为80万，1990年上升为160万，2000年为240万，2010年为350万左右，几乎每十年翻一番。《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也显示，美国目前是中国海外移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地国，中国是美国永久居留移民第二大来源国，仅2000至2013年，就有90余万大陆人口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时，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口也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只是来中国当观光客或者做研究，他们更多地是为中国文化所折服或为中国经济所吸引，在中国学习、工作和定居，真正地参与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来。

中美之间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旅游互访以及留学移民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使得两国跨文化交际的密度和频度远超此前的所有时代。那些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以及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在将自己的风俗习惯、处事态度以及思维方式带进对方的文化社区的同时，自身也在为适应对方的文化社区做着各种调适。早在1943年，当费孝通先生第一次去美国时，就感叹“这世界缩小得快，人们无可避免地互相接触，却还来不及认识到对面的人有和自己不一样的活法”（费孝通，1985b）。7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美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然而由于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加之两个国家长期的隔离，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和2016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和中国普通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不高。比如，接受调查的两国民众中，只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积极印象，44％的中国人对美国没有好印象（吴建民、于洪君，201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民相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进入西方社会、开拓西方市场，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以求知己知彼。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往来。同时，通过将中国文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环境中的地位和角色，从而更加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特质来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研究中美跨文化交际这一课题，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