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浪潮中，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性的研究是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城市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快速与世界潮流接轨的过程中各方面学者研究的重点，其文献浩如烟海，文章多如牛毛。所以，对此进行总结分析必须有一定方法。因此，本书首先选取大家之作，及其开风气之先的思想，根据本次研究的需要而有所侧重。其次，我们的研究不可能，也无必要进行总体的概括分析，而是采取寻找研究者们具有较强的共性的思想方法、观点，以及研究中别具特色的切入点，方法论上的差异化特点等来进行。

美国学者索亚（Edward Soja）是当代都市空间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其文章《以空间书写城市》（“Writing the City Spatially”）指出，空间思想领域的代表著作有法国学者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a L'espace）、福柯的《关于他空间》（Of Other Space）、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美国学者索亚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英国学者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等。国内关于“空间转向”“空间性”有大量研究。根据中国知网的引文分析系统，进行数据统计，国内引用比较多的重要文献包括：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哈维（David Harvey）著，阎嘉翻译的《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索亚著，王文斌翻译的《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ies）（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索亚著，陆扬等翻译的《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段义孚著，王志标翻译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等。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福柯的“空间时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科学”和吉登斯的“现代性”为开端，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涉及哲学、文化学、政治学，乃至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广泛领域的重要议题：人类与都市的空间关系。这一思想潮流的特点是将以前的“时间—历史”的研究范式和框架，转向社会生活中的“空间性”研究。学术界称之为研究“空间的转向”（spatial turn）。很多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如厄里（John Urry）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92]。写了《后工业社会》的贝尔曾评论说，空间的结构是“20世纪中叶文化中主要的美学问题”^[93]，迪尔（Michael Dear）也指出，“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94]，詹明信则有句简明的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95]。

1．福柯空间思想分析

所谓“空间的转向”，首先见于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Context of Other Spaces）里所指出的，人类在当下的生存体验和传统的时间为主轴的线性历史观不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正处于共时性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时代，处在接近与远离、紧靠与分散并置的时代……人们更多体验到的不是漫长的生命在时间进程中的绵延，而是错综复杂地铰接在一起的网。”^[96]索亚在《乌托邦和异托邦》对此评论认为：福柯是把空间看作时间和历史的对立面的，今天应该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可以推演，福柯的时空对立其实是指由于全球化，天下一家，使得古典的不同地区的时差意义就不存在了。同时，由于大都市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在城市的空间中层叠地、直观地堆积。所以，空间的并置，共时性的存在，在福柯这里是时空压缩的意思，这本来就是现代以来的城市发展的一个“聚集”性效应。

福柯空间思想形成的主要概念，一个是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异托邦”，一个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权力社会和权力空间的批判。福柯空间思考的逻辑是从“共时性”和空间的“并置”进行推演的。两者的意思就是典型的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电子媒介的普及、全球化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他研究时空压缩的目的，在于以此为背景来阐明其所提出的基于历史上的著名概念“乌托邦”所别出心裁生造出的“异托邦”概念。这是其思想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所谓的“异托邦”，并非像“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一种理想的历史假设。“异托邦”是福柯基于一种历史哲学，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形成的全球文化格局的一种认识和批判。他认为由于时空的并置，过去的历史或者说他者文化的遗存，并不会随时间消失，而会通过不断记忆、幻想、叙述、再现、颠覆等人类的行为得以保留，仍然残留在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中间。这种历史的遗存如同一种镜像般存在的异质空间，和现实中的时空间纠缠在一起。他称这种历史遗存或“他者”在现实的纠缠叠合为“异托邦”。^[97]它们是“一种起着实际作用的乌托邦”（a kind of effectively enacted utopia）。^[98]至于这种“异托邦”是不是具有理想性，我们倒是可以不必置评，而是关注他的思想方法，以及相应的解释，和对历史存在的“设计”，前提是如果可以把“异托邦”看成一种设计的话。

福柯关于权力空间的思考主要来自其《规训与惩罚》一书，借用边沁的圆形监狱“全景敞视建筑”，说明现代社会的权力和惩戒的机制无处不在。现代都市的各种建筑、场所，如监狱、医院、学校、工厂、街道和住宅，都形成了特定的空间围场（enclosure）。如德赛都所评论的，资本主义的权利机制，通过各种策略，重新分配空间以使之成为“规训”的装置。^[99]这部分研究非常多，本书在此不赘述。

2．吉登斯空间思想分析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是以研究所谓的“现代性”如何生成而出名的。他从一个具体的问题，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入手来分析现代性社会面临的困境，即现代性社会的时间—空间分离状态。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一书中，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重新组合”。^[100]“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是什么意思呢？与福柯的阐释不全相同，他设计了可这样的解释模式：回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机械钟表的发明，机械的计时器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广泛使用，在全球范围建立了标准化的日历，统一了授时标准，这样，就创造出了统一尺度的“虚化时间”（empty time）。由于时间的虚化，空间也成为不受具体时间限制、“独立于任何特定地点和地区”的“先进的全球航海图和世界地图”，成为“虚化空间”（empty space）。这个“时间的虚化”导致“空间的虚化”。^[101]从一般人的经验出发，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譬如，我们看中国古典作品、古典小说里，说到某个地方，往往用时间表达：距离此地还有半个时辰的路程。“时辰”是农业社会里靠“日升月落”的自然感官获得的感觉，与机械钟表所传达的时间感觉完全不同。半个时辰，到底是远还是近呢？乡土社会的农民和都市人感觉可能完全不同。但由此，确实会导致空间感觉的错乱和“虚化”。由此，前述所说人在现代性社会面临的自我认同的困难，是因为身份的转换——人类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移出”（lifting out）而导致的“脱域”（disembedding，指非嵌入的状态，脱离和分离的状态）问题。在“脱域”的环境里，遭遇时空分离的感觉体验，生活经验完全不同，自然会有自我认同的困难。

某一具体区域里的时空分离，在现代性社会中其实还叠加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影响。“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presence）和缺场（absence）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说的“在场”，可以理解为亲身经历而能保证的真实，“缺场”可以理解为不曾亲历，只靠想象和间接经验（比如媒介传播、介绍）可能导致的虚假。在场和缺场的纠缠，意思其实就是真实和虚假的缠夹不清、混淆和混合。所以，恰恰是时空分离导致了一种真实和虚假的混合。

对此，吉登斯也有自己的解决对策。对策之一，就是通过“现代性的现象学还原”方法，积极重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非地域化中再嵌入新的社会关系”，“在非个性的生活中植入亲密元素”，“对抽象体系中的专业化知识进行评估和大众化再占有”。^[102]这与绪论中的文献综述部分关于“媒介化社会”理论的介绍里，麦奎尔所引用的加塔利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术中的“去编码化”和“去疆域化”的趋势会导致人们反弹，重新地域化和住宅编码化等思想大致是相似的。

3．列斐伏尔空间思想分析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研究的大家。皮特（Richard Peto）曾称赞他的研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研究的最优秀的工作”。^[103]史密斯（Neil Smith）也夸他的理论是“空间的生产理论中最坚实、最有想象力和最详尽的部分”^[104]。据统计，从《都市权利》（Right to City）到《空间的生产》，他有至少7部有关空间生产与空间政治的著作。国内专门对这位学者的研究也非常多，如叶超、柴彦威和张小林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艾少伟和苗长虹的《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汪行福的《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李秀玲和秦龙的《“空间生产”思想：从马克思经列斐伏尔到哈维》，孙全胜的《城市空间生产：性质、逻辑和意义》，刘珊、吕拉昌、黄茹和林康子的《城市空间生产的嬗变——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等。

与福柯、吉登斯从时空分离和并置、全球化导致的在场和缺场等思想原点出发不同，列斐伏尔的思想方法具有比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的核心分析领域，是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问题。空间的生产是指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物的生产，更是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通过城市规划的编制、房地产的开发、建筑的建造，使得都市空间序列化和均质化，成为资本的空间形态，即空间资本化。“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所以，面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工具化空间，相应的抗争方式就是打破空间的生产状态，使之成为消费的空间、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空间。^[105]

对这种空间的资本化、生产化的剖析，列斐伏尔有个方法上的创新，他将空间分为三类要素，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结合起来。三要素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对应的人类活动和成果则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106]。所谓的空间实践，对应的是“感知的空间”，是指人在物理意义上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城市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日常生活；空间的表征，对应的是“构想的空间”，指抽象的、符号化的空间，是政策制定者、规划师手中的“空间”，它的意义来自规划师，实则是背后的权力和资本意志；表征的空间，对应的是“生活空间”，对应的“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意义来自大众的生活。^[107]

列斐伏尔通过这三个空间要素的分析，将空间看成一个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叠合，这个空间为各种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各类组织之间的对抗所形塑，存在着自然的力量，社会中各种力量，如规划师和大众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才构造了都市空间的意义。用哈维更直接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连接系列”。^[108]这三个空间的分析，特别将“空间的表征”这一因素从物理空间、生活空间中拆分出来，就很清楚地让我们明白了资本和权力意志如何控制、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世界，将其意识形态加塞进来的。回顾绪论所谈到的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思想线索，如拉什从全球文化工业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如何侵蚀民族文化、地方文化；麦奎尔从媒介—建筑的啮合分析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而列斐伏尔就是直接指出了权力和资本如何作为一种空间力量来形成社会控制的。所以，将城市空间与社会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特色。

另外，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Enchanting a Disenchanting Worl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中，淋漓尽致且精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如何在商业领域中，把空间转化成了一个“消费工具”，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工具性”特点。他创造了一个核心关键词——消费圣殿，对当代人的消费具有极大的解释力。^[109]

空间地理学研究大家索亚认为，以前的这些学者们关于空间的研究，“都不是将空间放在第一位的”。他试图建立在一个更加明确、跨学科的“空间转向”之上的研究，以便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尤其是城市的复杂性。那么，这种空间转向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用哈维在诸多著作，特别是《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中的说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空间的资本化。^[110]空间资本化，归根结底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打破了马克思在19世纪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贸易全球化即“世界市场”的格局，而是以资本的全球化为深层结构，使各国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法国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世界经济的两个基本要素中，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劳动）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资本主义通过全球资本输出拉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空间资本化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输出、资本化运作造成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性研究中，法国的德波和德赛都的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他们继承了欧洲批判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主张，不仅更倾向于“空间批判”，更强调的是“武器的批判”，在“空间批判”基础之上的抗争。在抗争的策略、行动的方法、实践的指南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应该指出，在本书中，因为两者更倾向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描绘出了很多具体的生活和抗争场景，所以对于本书所研究的主体对象——场景的思考，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在《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arts de faire）里，德赛都开篇就说，“较之研究的目的而言，我更希望介绍的是研究的景象，通过构建场景，指出行动展开的各个标志”。^[111](www.daowen.com)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以精妙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从“存在”转向大量的“占有”，进一步更演化成“显现”，^[112]意思其实就是展示和炫耀。城市空间的景观化背后是资本权力的意识形态化运作，“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113]在《景观社会》中，德波提出了三个基本的情境主义的革命策略：漂移（dérive）是对物化的城市生活，建筑空间的凝固性的否定。按德波自己的解释，就是“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漂移包括幽默嬉戏的建构行为和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ical）的感受意识”；异轨（detournement）是一种对资本的物相进行解构或反打的策略；构境（constructed situation）即根据自己的真实愿望重新设计、创造和实验人的生命存在过程。如果按德赛都的说法，这三个行动策略都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都市生活的抗争场景。

在德波对“漂移”的说明中，特别提到了写作《巴黎女人的居住和巴黎》的乔姆巴特劳弗的一个观点：城市不仅仅由地理和经济要素决定，还由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决定。此言的的确确，联想当今我们对北京的“帝都”和上海的“魔都”的称呼，其中不确实包含了人们对这两个城市的想象吗？

在讨论“异轨”时，德波提到了塞尚对古典名画蒙娜丽莎的戏谑式的改造，滑稽的模仿。德波提出了两种异轨：次要异轨和欺骗性异轨，其实，次要异轨就是一种中性的改造和模仿，不改变被戏谑和模仿对象的基本语境和性质，不能把正面的改造成彻底的负面。而欺骗性异轨就是改变对象的性质和语境特点。总结而言，异轨，其实相当于一种夸张或者不那么夸张的行为艺术，把对象的原有语境和意义打破、扭曲，实现一种批判的目的。联想到网络时代的所谓“歪楼”式跟帖、点评，戏谑式地模仿原作，不正是一种类似“异轨”的操作吗？

写了《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的德塞都是个专注于实践的学者和行动者，一方面，他凭借着自己在哲学、文化学、政治学、艺术和美学等领域的博学，设计了“馈赠的经济学”“计策的美学”“固执的伦理学”等经济学、美学、伦理学领域对人们抗争行为的思考，也有对人们在细微的日常生活之中抗争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行为和行动的“策略”研究。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曾评论说，“德赛都关注的是那些没多大权力的人采取了何种‘策略’（tactical ways），诸如阅读、烹饪、购物等日常行为或‘实践’，来颠覆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114]这种策略的逻辑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人们通过这种生活的和消费的，而非生产性的行为，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生产”性逻辑的支配。对此，有人戏称为“磨洋工”的对抗方式，这种方式貌似无聊，但它的意义在于，如史蒂文森的评论，是德赛都从福柯那里学来的，是一种“逃避秩序”却又停留在“秩序得以推行的领域”。^[115]之所以能如此，当然是因为秩序之间尚存在着缝隙。所以，这是一种缝隙里的抗争。在德赛都自己文本里，他把这种抗争称为“假发”，实际上是一种“弱者抗争”（the art of the weak）。借鉴以上的思考，反观我们当下的网络世界，譬如，近年来网络流行的“葛优躺”表情包，“枯藤老树昏鸦，空调wifi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上一趴”的网络段子，除了调侃和玩笑之意外，不也可以看出对生活秩序虽然无力但却嘲讽的反抗吗？

无独有偶，“假发”式的抗争，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会产生诸多变体。2018年4月至6月，在中国不期然地出现了一个火爆的互联网视频节目《创造101》，是一个由腾讯视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两个独特的参赛选手王菊和杨超越。两人仿佛彼此的反面镜像：王菊是上海人，出身著名的女子中学上海市三女中，歌舞技巧不错，但形象上恰恰是一种“美黑”风格；杨超越出身江苏盐城，初中毕业打工的草根出身，歌舞能力广受批评，但有被人形容为“初恋”般的清纯美少女形象。比赛结果，王菊屡屡面临危机，杨超越却屡屡化险为夷，最终夺得第三名。

如何去解释杨超越现象？有两篇广为流传的网络文章，署名叶佳宾的《杨超越伦理学》和署名霍老爷的《杨超越是怎么炼成的》，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个很宏大的词“规训”，叶佳斌认为，现代娱乐工业如同流水线，“前面我用了流水线的比喻，女团选手们被放到工人的位置，被教导努力工作，这就是规训。而杨超越，既然无法被分类，也自然无法被规训”。^[116]杨超越缺乏基本的歌舞功底，唱功差、舞蹈能力不行，恰恰是她没有被“规训”的证明。两位辩护人巧妙地把福柯“规训”概念中对权力的批判性内涵抽离变成赞美，把“规训”和专业性对立从而使“不专业”被合法化，最终论点落脚到，这是对“基础结构缺乏公正的社会”的抗争，“现在的年轻人而言，那样太不酷了，林俊杰唱功很好，范冰冰颜值很高，杨丽萍舞蹈功底很深厚，喜欢他们理所应当，但是我喜欢的，应该是最像我的，那才是最重要的”。^[117]

如果说德赛都的“假发”是一种“耍赖皮”式的抗争，评论中杨超越的“非规训化”则把这种“耍赖皮”转化得振振有词，联想到近年来流行的“丧”“佛系”，无论是不是一种商业话语对“90后”青年生活的侵袭，起码也折射出这一代人精神的某种底色，成为网络和社交媒体时代的独特精神活动的景观和场景。

如前所述，德赛都主张的是在现实原则之下日常生活里的抗争，未必要来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整体革命。除了工作中的“磨洋工”策略，德赛都还有个重要关于“空间实践”的概念，和德波的“漂移”有一定的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行走”（urban walking）。他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思想里，借鉴了“表征的空间”的说法，认为城市空间有被建筑、城市规划、设计等官方步骤和资本意志强行塑造和赋予意义的问题，表现为地图上的那些城市形态，这是一种官方的、理性的“概念城市”（concept city）。但是，还存在一个不可知的“动态城市”（dynamic city），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脚步，自己的意志来“行走”，就等于书写了自己的故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意义和“诗意的空间”（poetic spaces）。德国卡塞尔大学的佩茨沃德用“城市漫步”来指称德赛都的“都市行走”，他评论说，德赛都的“行走”，实际上是反“功能主义”的观念，“人们的实际散步，在逗弄都市设计系统所预示的指涉规则”。^[118]

德赛都还提出命名的重要性。他指出，官方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命名的产物，帮助人们形成关于地点和空间的想象和刻板记忆。因此，形成自己的命名是一种“文化编码”。（encode cultural meanings）。^[119]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现，那些官方命名的地名，其实往往还会有一个民间的“绰号”。比如上海闵行区的虹泉路，民间称呼是“韩国街”，原因是此地聚集了大量韩国裔人口。这种民间称呼，不仅更真实地指示这条街的社会地理意义，更与此地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这条“韩国街”是购买韩国小商品、吃韩国菜的好去处。“韩国街”难道不比一个毫无具体指称内涵的“虹泉路”更有意义吗？

生活远远会超出我们的想象，2017年7月，一条名为《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的网络博客文章开始流传。一位叫葛宇路的青年，自2013年起，在北京筹划着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路。他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步骤：

（1）你要找到一条目前没有名字的道路；

（2）制作路牌，贴于该路段相关位置；

（3）坐等网络地图收录；

（4）加入“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正式转正。

结果，在2014年，著名的高德电子地图真的收录了“葛宇路”！随后，百度地图等纷纷收录。

地理命名是一种公共事务，相关法律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命名和管理权力应属于各级政府的“地名办”。然而，“葛宇路”事件的意义，起码折射着网络时代个人向公共事务和公权的挑战和介入。此事意义的解释、阐发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空间里，弥散着各种社会权力关系，表现为边缘和中心、户籍和非户籍、位置和角色、流动和隔离等二元对立的范畴。对这种二元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具体部分的挑战，见微知著，必然触发系统的压力。此事给我们的启发，如浙江大学的吴飞对德赛都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研究视角——进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去分析和建构理论，而不是像站在高楼上俯瞰街上的行人那样去观察和建构研究文本。因为，研究者只有俯下身去，才能倾听到人群中那些没有说出来但是可以觉察的意识和不满。”^[120]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霍尔曾提出三种解读大众文化文本的方式：主导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对抗式解读。协商式和对抗式解读在网络时代获得更多的赋权，表明当今的受众已经有主动的“阐释能力”、解读权力。但在网络时代的媒介化社会中，意义很多时候不再是阐释性的，而是行为性的，因为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参与公共事务是件容易的事。GPS可以轻易导航、定位，人们很容易在电子地图上画出自己的行车路线、运动轨迹、个性化选择以及自我命名那些公共空间、建筑，改写其固有意义、内涵。葛宇路的突发奇想跟德波的“漂移”或“异轨”、德·赛的“行走”或“漫步”一样，是为了发现日常生活如何与人的行动意向相协调而非对抗，能给人方向感而非迷惑感。这对于公共空间的建构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