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在论述网络社会时，有一个核心概念，“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活动着——实体的本地空间和网络的流动空间。因此，人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特征，这个过程同时采用了空间模式和在线通信（on-line communication）模式。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与实质存在社区（physical communities）因密切互动而发展”。^[81]在两个空间的切换，人的主体性构建因而遭遇到了复杂的情形。

一般我们在谈到网络空间时，都会认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人的匿名性存在这两个特点。因为人的主体性已被“电子化分割”。如前述王天恩教授指出的，人在网络的虚拟之中因匿名性而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是，匿名的自由的另外一面则是人在网络中的行动成为替身（匿名的、符号化的身份）的行动，人的交往异化为替身的交往。结果就是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海姆（Michael Helm）所说的，“第二位的或替身的身体所揭示的仅仅是我们心理所希望揭示出来的那种东西”。^[82]人的行动成为缺少真实生活环境的约束而容易成为“虚张声势”，人的交往成为寒暄，人的交流符号则成为一些“空符号”。人在网络空间的活动只是一种欲望的舞蹈。

网络是虚拟的、匿名的、符号化的，在实体的本地化空间之中，会不会也如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人面临着身份转换问题时的“抽离”（disembedding）问题。所谓“抽离”，指人类在现代工业化开始以来，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被从地方性场景中“移出”（lifting out），而后在现代社会“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状态下再联结。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83]所以，当代的都市生活本身和互联网络一样，具有抽离人的社会关系而表现出的匿名化、符号化，同时，因网络而又能时刻在场。人的任何一个时刻的存在，如陕西师范大学的袁祖社所说，“都是同时处于一种既稳定又稍纵即逝的，个体的真实‘不在场’与网络共同体的虚拟‘在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交互场景存在”。^[84]可以说，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多重生存条件，人的生活实践开始面临如此复杂的情境。新的场景的出现，必然与此有关。(www.daowen.com)

因此，人在网络社会中的节点化存在，人的主体的节点化，又将何去何从？目前很多研究，一方面如前述的复旦大学孙玮也指出，当下对于社交媒体的许多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现代性范畴的功能主义范式”。大多在营销传播领域，要么是关于社交媒体对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以及网络政治等的影响。但也已经出现了一批从文化批判、马克思实践性主体的建构等领域的研究，如孙伟平《论信息时代人的新异化》^[85]，彭进清《网络空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建构》^[86]，詹杨杨《论网络文化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影响》^[87]，李辉、欧文辉和朱成涛《网络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危机的哲学反思》^[88]以及孙玮和袁祖社的研究。孙玮和袁祖社都指出，网络空间本质上是每个个体节点的相互联结，互通信息，互相交流与沟通彼此异质的多元的信息，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共在，主体的多维度、复杂性同时面对不同的关系网络、生活场景进行交往活动，在整体上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建构了一个巨大的价值共在的共同体。回归到公共性才是虚拟和现实融合环境的价值指向。袁祖社称之为价值共同体，孙玮称之为“存世共有”的共在感，也就是莫里（David Morlev）所讲的，节点化主体的努力方向，是为了“建构社会纽带关系”^[89]这个原初性的目的，也由此回到马克思著名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

如果要探究在移动互联的网络世界中，这种节点化主体—网络共在的交流所能形成的场景，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在微信、微博、社区里常见的“刷屏”。这是一种网络群体的共振，“刷屏”从最初作为一种网络攻击活动，或网络里的灌水等无聊重复行为，到形容今天某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内容、信息、活动被无数网络中的人主动“网络转发”，譬如，所谓的“10W＋”，等等，归根结底，与节点化主体—网络共在的价值构建的驱动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