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在尼葛洛庞帝那里也被认为已经是“数字化之后”（been digital）^[76]。世界知名的程序专家，电子制表技术发明者弗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认为今天是一个“泛在连接”（ambient connectivity）的时代；复杂社会网络研究学者，从早期的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Barabási）到后来的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则使用“大连接效应”描述当下世界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科技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特征。

英国《科学》杂志的鲍尔在《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Critical Mass：How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中引用了卡多佐（Gustavo Cardozo）的观点，“我们正面对一种新的空间理念。在这种新的空间里，物理实在与虚拟存在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型的社会化、新型的社会方式和社会组织”。^[77]其所指的就是网络空间。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也认为：“当计算机应用于交往时，它就具有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这种力量为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创造了媒介。经常参与在线讨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生活在‘真实’和‘虚拟’的双重世界中。”^[78]卡斯特是网络社会最著名的鼓吹者之一，曾用“网络星系”（internet galaxy）形容互联网。在其对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的诸多观点中，有两个基础性的观点，首先关于网络有个简洁的定义，“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是“网络中处理各处产生和控制的信息流的地方”；其次，他指出，“互联网也有自己的地理内容”。^[79](www.daowen.com)

卡斯特认为，不同网络种类中，节点的定义当然不同，在互联网中，节点可以是各种设备、机构、团队和人，作用是处理各种信息流。不同的节点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地理内容，表现为互动的频率和强度。由此，身处互联网之中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则必然呈现出不同于真实环境下的特点：人开始由互联网络塑造，变成节点化的主体；其次，节点化主体的实践活动，则有着网络地理学的特点。对此，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呢？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所说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80]，其实践空间有其自然和社会的两部分，所谓节点化主体指其网络化社会关系，而网络地理则是其自然界存在部分。我们必须从主体的社会实践角度来思考这两者的真正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