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化存在何以可能

世界最知名的互联网研究机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主任弗洛里迪提出了“第四次革命”（The 4th Revolution）的概念，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所谓“第四次革命”是指，人类曾经历的“向外的”关于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和“向内的”对自我的认识的革命。哥白尼发布的“天体运行论”是第一次人类关于外部空间认识的革命并深刻触发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变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推出了“进化”观念，则是第二次革命。弗洛伊德证实了人类大脑中的无意识存在，以及屈从于抑郁等心理防卫机制，带来了人类“向内的”自我认识的第三次革命。第四次革命则是“图灵革命”，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密码学家图灵所提出的计算机原理以及“图灵测试”方法，“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人类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替代人类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的思想来解决的任务”。^[60]

可以不同意这种“大历史观”^[61]，但是，弗洛里迪提出的事实却无法否认：“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记忆、决定、日常安排和其他活动，以一种与我们不断融合的方式，委派或者外包给这些数字信息智能体去打理。”^[62]而当智能设备越来越智能化、微型化、可穿戴化、植入化，“交互界面逐渐变得不可见，此端（模拟的、基于碳的、线下的）和彼端（数字的、基于硅的、线上的）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线上的世界正在逐渐溢出到线下世界，并渐渐融入其中”。^[63]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信息化，人也变成了“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al organisms），和其他智能设备协作，共享自然和人工智能的成就。

对于人变成“信息有机体”，弗洛里迪的论证更带有哲学思辨色彩，而非科幻小说那样，去想象人的身体被外部置换为各种新型材料所制成的假体，记忆和情感则存储在硅基芯片，他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传统的思维和身体二元论的观念，导致人们以软件和硬件二元来认识信息时代的人的信息化。没有身体就不可能有自我的发展。但是，人的自我意识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内部化过程，可以独立于身体。这就跟跳板一样，跳板让人起跳，但跳起来后，跳板则就不需要了。在信息时代，即使人的身体本身，也开始高度信息化的特点，弗洛里迪称之为“透明身体”（the transparent body，意思是人的身体可以被各种外部设备测量、模仿和刺激）和“共享身体”（the shared body，今天人们更乐于将医疗和基因信息分享出来）。所以，在技术越来越支持的今天，人的存在，就开始越来越信息化了。^[64]

“后人类”（post human）概念的重要研究者——美国的海勒，有跟前述弗洛里迪类似的观点，并延伸了一步：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是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海勒提出了大致四个观点和视角，来说明她认为的“后人类”特点：①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②某一个体的生物基质的具体形象是一种偶然而非必然，意识/观念并非人格中心，意识其实也是偶然现象。③后人类认为，人的身体原本就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人的一生当中不断要利用各种假体来扩展自己。④后人类最重要的观点认为，“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绝对的界限”。^[65]

美国加州大学的波斯特则回避了上述二人在意识—身体（物质）二元对立关系下的思考模式，他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在马克思“生产方式”意义上提出人的存在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66]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则认为，由于人类的信息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不是在类似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层次，而是在于人主要以信息方式存在（the informational way of human existence）”的时代。^[67]人类已经走在信息化生存的道路上，如波斯特所言，“不再能认为自己处于自己理性、自主的主体性的中心，或者由一个明确的自我所环绕”。^[68]而是在信息社会空间中被分割、颠倒。

上海大学王天恩认为，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则使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自我意识的建构都会发生重要转换。他辨析了信息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人和物能的使用关系中，信息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物能固然比信息具有更为基础的重要性，而信息却比物能具有更根本的使用上的重要性^[69]（王天恩教授在此所说的物能，是物质和能量两个概念的合词。世界的基本组成要素，即物质、信息和能量——笔者注）。这种观点，自然使人想到本书前述的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一脉相承的“内爆”和“超真实”思想。现代电子媒介发展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虚拟高压缩时空带来交流时空并置，真实与虚拟融合，进而由此产生人的感知上的“超真实”临场感。本质上，这正是人类主体信息化存在现象。

2．信息化存在与人类共享活动

王天恩总结，人的信息化存在给人类的主体性带来更多更丰富的新特点，主要包括：①人的匿名性（隐身性），虚拟的主体性可能比“实在”的自我更真实，人在虚拟和现实融合空间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度；②人的交流语言更加丰富；③环境（物）的信息化，对应了人类社会从黄金实物货币到纸类代币到比特币的变化，词与物之间从对应关系转化为表征关系；④信息创构活动成为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它促动了人类由拥有向使用转换的价值观发展，人类的共享方式成为主流的活动方式。^[70]

以上四点看法，其中前三者当然并不新鲜。互联网因虚拟化、匿名性而赋能于大众更多社会参与的自由；虚拟化交流的语言更为丰富，是因为如荷兰特温特大学的范迪克（Jan van Dijk）指出的，当代传播存在着两种革命：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革命和传播结构革命，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传播的效率，而结构革命的意义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既非单一的“时间的偏向”，也非单一的“空间的偏向”，而是实现了同时跨越时间和空间，时间上永久在线和互联，空间上则是线上线下互动，这是新媒体深刻的“社会效应”^[71]。它提供给大众更多的交流机会，交流语言的丰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王天恩最重要的观点，是指出了人类主体的信息化带来了人类主体建构的新路径：共享式活动。这点，舍基在《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Cognitive Surplus：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廉价的、大众的、全球使用的分享工具。它不仅提升了效率，更分散了人类活动的总成本，而受益又带有更大的外部社会效应。(www.daowen.com)

2008年，美国的豪（Jef f Howe）就在其著作《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Crowdsourcing：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72]中提出，众包的概念与工业社会开始以来的几个世纪的实践不符。但对数字时代的人来说，合作、分享、混合等正是做事的原则。

2011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人类计算交互实验室的学者奎因（Alex Quinn）和本德森（Ben Bederson）发表了论文，对人类计算中的共享模式做了总结，划分为众包、人类计算、社会计算、群体智能、数据挖掘等类型（见图3-1）。^[73]2016年，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也发表了麦克卢斯和迪金森（Janis Dickinson）的论文《大众的力量：人机组合能帮助解决日益增长的难题》（“The Power of Crowds：Combining Humans and Machines can Help Tackle Increasingly Hard Problems”）^[74]，把网络时代人类众包模式划分为三类：微任务（micro tasking）模式、工作流（workflow）、问题求解生态系统（problem-solving ecosystem），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型到大型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型。

众筹（crowd-funding）、众包（crowd-sourcing）、人类计算（human computation）、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ation）、群体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等，创造了人类新的获取机制、分享机制（图3-1）。

图3-1　人类计算领域与共享模式

这种新的获取机制、分享机制，相应地建构了新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自然，也创造了更多新的场景，关于人类的分享活动场景。我们不必去研究更复杂的共享活动，仅举一个一般人经验范围的例子：智能手机如果安装防护软件，来电显示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经验，将此来电号码标记为正常、诈骗或广告推销，当达到一定的标记数量，防护软件则帮助你自动屏蔽此号码骚扰。这就是我们身边、手边的众包。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此活动中贡献一分力量，也可以几乎无成本地享受此活动的好处。一种新的人类主体性由此构建，而一个极其美妙的新场景也相应出现了。

案例8：共享即场景。2016年，著名英国女演员，《哈利·波特》中赫敏的扮演者沃森（Emma Watson）在推特发文：“今天我在伦敦地铁里藏了很多本Mom&Me&Mom！就看你们明天能不能找到啦。”事情缘由，是因艾玛所倡导成立的一个妇女权益读书会，联合了英国一个名为“Books On The Underground”的地铁读书分享活动。此次是通过玩游戏的方式，把书藏在了地铁里，书中附上手写的纸条，让大家去寻找。

2016年11月15日，由微信公号“新世相”发起，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时进行了“丢书大作战”活动，分别在地铁、航班、顺风车丢下了10 000本书。每本书都在封面上贴有“丢书大作战”的书贴和活动说明；扉页贴有每本书专属的独立二维码，扫码后就可以追溯该书专有的漂流轨迹，以及前续读者的留言。活动为了扩大影响，邀请了黄晓明、徐静蕾等明星参与。

这个活动，也许可以叫快闪，可以叫分享，可以叫街头行为艺术，但归根结底，还是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高度信息化的人们因分享而创造的新生活方式，并由此带给人的新的价值体验。

从人类主体的信息化存在、人类的共享活动再去思考场景，则会发现场景的更多新的意涵、更多形态。如本书前述，场景是一种“超链接”产品、是一种智能型产品，也是一种社会化产品。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人工物何以能“超链接”，归根结底，在于人的信息化存在方式。这样，麦奎尔所说的“媒介—城市建筑”复合体就并非一个怪物，而是一种人与人、环境、物、人工智能间的信息连接而已。甚至，我们再推论一步，《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的作者斯考伯和伊斯雷尔都没曾设想的新场景——当人本身信息化（人各种生物性信息，如DNA、相貌和语音特征；人的社会性信息，如地理的、人口学的、行为的乃至心理的信息成为大数据），人与其他事物的超链接，甚至无需所谓的“五大神器”就能实现，可以经由直接的、隐形的、不需要任何其他界面进行连接，比如，最近刚刚兴起，已经进入实验性应用的阿里巴巴在上海地铁的“刷脸”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可以称之为人的信息化存在的经典案例）。^[75]这样，我们甚至可以宣称，未来的场景就只有一个：人。人就是场景，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