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说到一种“常人”的生活状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象,我们就怎样抽象;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总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47]
作为对人的存在的“思”,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其实就是俗称的“庸众”,就是日常生活中沉沦之人。所谓沉沦,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语模式来讲,就是不作为自己本身存在,在日常生活的忧烦中又绝对而坚定地依赖他人,遵从公众的意志而不是本己的意志来行事。“常人”就是无主体无自我意识之人,是主体的隐匿。“沉沦”的日常生活方式有三个具体的行为:闲言,好奇,两可。闲言,并不是为了交流信息,一般不触及实质性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虚假交流。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多人不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每天跟人打招呼、闲聊,名为交流,实际毫无内容吗?好奇,只是为了看,从一个新奇跳入另一个新奇,仅止于看。好奇是被世界的外观所攫获,它不是为了领会所见之事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的驱使。两可,介于闲言和好奇之间,“对在日常共处中来照面的那类东西,人人都可以随便说出什么,因而人们很快就无法断定什么东西在真实的领会中展开了,什么东西却不曾展开”。
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作“沉沦”的人的非本真状态,在移动互联网络时代有了更新的发展,国际上诸多学者做了猛烈的批判和分析。英国肯特大学的米勒(Vincent Miller)指出社交网络的特点是:“只是纯粹的社交(网络)而不是信息性的或对话性的交流。”[48]他批判说,这会导致“文化潜在的虚无主义后果”。[49]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玛维克(Alice Marwick)曾发表了题为《销售你自己:商品化互联网时 代 的 在 线》(“Selling Yourself:Online Identity in the Age of a Commodified Internet”)的文章,坦率地把当下的互联网称为“商品化互联网”(commodified internet)。[50]她分析认为,网络去中心化、分布式计算给了个人很大空间,但人们在交流中又必然涉及个人身份证明,因此,那些大公司、机构如微软等,开发各种身份识别的工具和程序来牟利;人们的交流行为因此会带来种种变异,背离谋求共识、建立公共空间的初衷。
也有很多学者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沃特森(Richard Watson)在《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Digital VS Human:How We'll Live,Love And Think The Future)一书中则总结出互联网时代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互联网文化上的自闭,使人“追求自身的个性并基于非常具体和明确利益形成联盟”,人与人亲密关系的消失,以及“监测文化”。[51]
互联网批判的集大成者,则是伦敦大学的柯兰(James Curran)、芬顿(Natalie Fenton)、弗里德曼(Des Freedman)的《互联网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三位作者指出:许多人夸大了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同时又使之模糊不清。作者指出了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的四大互联网革命预言——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和新闻业的复兴并未实现。要言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原因:在个人应用层面上来说,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常常是在消费者或个人意义上的表达)的媒介,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同时,在社会层面上,是娱乐和休闲的媒介,而不是政治传播的媒介(政治传播仍然由媒介主宰);是精英和大公司控制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52]
为什么会这样?波斯特指出,归根结底,是信息时代人的主体性被电子化分割。他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指出,“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计算机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子广告去语境化,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重新分解和物质化”。[53]
总结而言,就是社交网络去主体化或主体多重化而导致网络空间的众声喧哗;去语境化,也就失去了交流的意义;去身份化(匿名化),则导致人们一方面因匿名而获得很大的自由,但同时又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使用更多技巧和手段来证实自己的身份等。这些成为被电子化分割的主体在网络空间中重要的活动内容和活动特点。
因此,当我们在观察当下的生活,判断哪些潜在的契机可以成为新的场景时,我们则必须回到人的主体性被电子化分割这个源头症结。(www.daowen.com)
案例6:新技能get√。2014年,著名的网络知识问答社区知乎,在线出版了一期封面名为《新技能get√》的专刊(总第036期)。该期内容包括了做决定、用智商搞定情商、做对一件事情、演讲的技术细节、好声音、老练的节奏、用师者、妙笔生花、不过是答非所问、开始学习吧、专栏·更好的人、好态度、必须职业、在群体中轻松下来、Plus One、亲历·上船、言论、爱问,等等。内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新技能get√”这样一个微信朋友圈、微博上常见的标志性信息,与知乎作为一个“大神”出没的社区,在这样一个封面中组合起来,其实恰好透露出人们在当下网络环境的应对策略:用积极的学习态度向知乎大神们学习,来摆脱虚假、无意义交流、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空间的虚假、无意义的所谓交流。从而,“新技能get√”就成为一个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其被电子化分割后积极抗争的虚拟场景。
案例7:网红追星。网络的匿名化效应,一方面带来积极的效果,即人们在不记姓名或在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个体独立性、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则会使得人失去身份的确认。即网络环境下,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冲突则更为凸显,原因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按卡斯特的说法,是人们所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大众的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卡斯特认为:“这是大众传播,因为它有潜力接触到全球受众”,但“同时,它又是自我传播,因为信息是用户自我生成的(self-generated),潜在接受者的定义是自我导引的(self-directed)。”[54]
在这种大众的自我传播中,匿名性则遭遇到一个困境:面对小众,无须身份的确证,但同时面对大众,又必须有一定的证物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清华大学的汪丁丁在其《微信行为学二:转发与人品》中,提出了一套“广义身份经济学”的解释理论。首先,他导入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范式的通俗表达是:不同的人知道不同的信息。在此范式下,人们的行为不仅是这一行为本身,而且还是发送信息的行为。只要有充足理性,每一个人都会如此理解其他人的行为,并默认为是否时同一“俱乐部”成员,由此巩固友谊、建构小团体、彼此引为同类、获得归属感。这也叫“俱乐部”效应。[55]
应该说,“俱乐部”效应满足了身份识别的效果,但这种身份识别并非是一种自我确认,它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前提。这种识别,倒可能是一种精心算计、伪饰的结果。回想前述沃特森所总结出互联网时代的三个核心问题之一,即互联网文化是自闭的,人们“追求自身的个性并基于非常具体和明确利益形成联盟”,不正由此得到有力阐释吗?
综上分析,媒介化社会条件下的主体境遇,其实有更多矛盾和冲突内涵,必须有新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让渡”自己的隐私,其实是作为生活实践主体的“自我受限”。都市生活,本质上有强烈的戏剧和梦幻感。媒介深度侵入人的生活、不同的时空并置、都市巨大空间的迷向、消费主义对都市时空的挤压,使得人与环境的“直接关系”被媒介化关系替代,主体的环境感知和自我认知依赖更多的间接经验和想象,主体被进一步异化。社交网络中去主体化或主体多重化、交流去语境化和去身份化,使得主体面临更喧哗的交流语境和自我确证的艰难处境,主体性甚至越来越失去其自主性。
主体的自我受限、主体的求真与求善上的异化、主体逐渐失去自主性,是当下人作为生活实践者的主体的基本遭遇。因此,场景与生活、便利与隐私、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拟、网络与节点、封闭与开放等,都应该是“场景时代”研究的题中之义,场景的研究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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