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推出了“年度账单”网络应用程序，由用户自行操作统计年度消费情况，并根据统计数据，给出用户“当家”“颜值正义”等评价关键词。1天后，微信指数即达到了1亿1 000万^[15]。随后，一位专业人士，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在微博发言，称“支付宝账单”这一应用疑似捆绑了《芝麻服务协议》，并用字体大小和颜色削弱“显著”程度，诱导和欺骗用户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签署这一捆绑协议，用户隐私数据事实上被侵入。在网络一片哗然中，当日深夜，芝麻信用向公众致歉，称自己“初衷没错但用了非常傻的方式，愚蠢至极”。

一个观察我们当下生活的视角由此出现了：由于互联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所搭载的各种通信、交互、社交、支付、社区、娱乐、虚拟增强现实诸多功能，推动着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便利”时代，而与此同时个人“隐私”也被不断肆无忌惮地侵袭。“便利”和“隐私”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景象。

然而，“支付宝账单”事件所表征的仅仅是一个法律事件吗？“网络便利”和“隐私保护”这样一对范畴，可以推演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症候吗？我们必须考虑导致这样几个问题和事实。

第一，“支付宝账单”的捆绑陷阱首先是由专业的律师发现，而大众几乎全部狂欢式地沦陷。专业差异之外，很多用户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让渡”了自己的权利，以换取网络环境下的“便利”（见表3－1）。从经验上看，我们每个智能手机用户，在下载某个应用程序（APP）时，有没有签订过众多的允许条款？在大数据环境下，大众的隐私共识不过是勒庞（Gustave Le Bon）所嘲讽的“乌合之众”水平。与此对比，2011年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欧洲74%的欧盟人认为个人数据的披露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72%的网络用户对他们所产生的过多个人数据感到担忧，他们感觉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数据。^[16]2018年1月17日，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与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发布《2017年度网络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统计了上千款APP获取用户手机隐私权限的情况^[17]。报告指出，在移动设备使用中，个人隐私泄露主要有四个渠道：手机里的应用软件，不安全的上网场所，未能及时删除个人信息记录的旧设备以及网络黑客。2017年下半年，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Android系统的APP比例是98．5%。与2017年上半年以及过去4年相比，比例一直在增长。

表3-1　手机应用程序索取权限类别和作用列表（作者自制）(www.daowen.com)

第二，世界各国对于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法律观点和规定并不统一。2012年欧盟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四年后的2016年，欧洲议会正式投票通过了包括《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涉警务司法目的数据交换指令》在内的一揽子数据治理条约。在第6条“合法处理数据”条款中指出：处理数据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行使政府授予的权利，处理数据是为追求数据控制者的合理利益，但不得损害数据主体的利益。在公共利益和控制者利益之间，其实永远会存在冲突，特别是其间的伦理冲突，即在同时包含公共利益和控制者利益时，数据采集就会因伦理观点差异而产生法律冲突。2017年7月，英国最高隐私保护监管部门裁定，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Deep Mind，有一项重要的医学实验违反了英国的数据保护法，公司不恰当地采集了160万份患者医疗记录，记录数据被用于测试一款新的移动应用^[18]。而同为医疗数据，美国通过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 co．）诉索瑞尔（Sorrell）一案判决禁止出售患者处方数据的法案违宪，保护医疗数据公司获取数据做营销的权利。^[19]

第三，2017年底发生的“水滴直播”事件表明，很多网络事件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文化事件。一位出生于1992年名叫陈菲菲的女生直指水滴直播的开发商——奇虎360公司违法将诸多商家、社会机构本用于监控的内容通过“水滴直播”平台实时直播到网上，对360公司宣称的将用户的安全“从线上搬到线下”的说法进行了猛烈抨击^[20]。然而，这次事件的引发者陈菲菲却有趣地将其文章冠名“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每每拨动大众心弦的90后、80后、70后代际概念，使人自然能由此推理，在个人权利和隐私保护的观念上和策略上存在代际差异。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隐私观念背后存在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差异。

第四，美国学者彼得斯在其《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通过对人类近代历史的发展研究指出：“在任何传播系统中，如果涉及将个人货物交由陌生人处理，偷听就有可能发生……中介化传播增加了传播过程中幽灵的数量——它们对传输和接受造成了困扰——也增加了陌生人接触和偷窥的机会。”所以，隐私并非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观念，而是现代“撒播”式媒介的产物。它“显然是一个现代观念，它的出现，以‘自我’经历了新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转变为前提”^[21]。因此，只要有现代媒介侵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很多生活内容就会经历媒介的“中介化”，例如，作为通信工具的社交媒体、娱乐工具的手机、支付工具的智能终端、环境交互的智能设备，我们的“自我”意识必然不同以往，必须以“原子化”的个体身份来应对“隐私”被侵犯的种种处境。

这种处境可能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同前述的水滴直播，生活被切割成一个一个被当代IT技术和新媒介监察到的场合、场景。隐私未必会成为媒介场景，但是，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对隐私的保护和规避，必然成为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场景，隐私是场景的“绝对信号”。我们在观察当下移动互联时代人作为主体的境况，必须回到我们的生活整体，回到人在智慧电子、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实践，也包括隐私的保护这一移动互联时代的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