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题记是石窟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石窟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内容涉及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艺术史、区域社会史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亦是如此。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不仅保存了大量有关石窟营建、造像题材、造像工匠、造像功德主、洞窟功能与仪轨、寺院建制、石窟寺僧众身份等与石窟本体研究密切相关的史料，还保存有北朝以降汉、卢水胡、高丽、党项、女真、粟特、藏、蒙古、满等族民众在陕北地区生存状态的诸多史料，还保存有宋金夏、金蒙、明与蒙古等民族政权战争的诸多资料，还保存有延安地区北朝以降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自然环境变迁、灾荒及疾病发生情况等区域社会史方面的各类史料，等等。其内容可谓广博，涉及北朝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地理、交通、艺术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史书语焉不详甚至缺载的内容，是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鉴于此，我们对延安石窟碑刻题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释读，并编辑成这本《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以飨学林。

一、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概况

延安石窟，目前共发现268处，800余窟（龛）。其中保存有碑刻题记等铭文内容者共98处，各类题铭共901则。按县（区）来划分：黄陵县，共有石窟29处，存题铭者8处，题铭共59则；洛川县，共有石窟6处，存题铭者5处，题铭共22则；黄龙县，共有石窟17处，存题铭者11处，题铭共49则；富县，共有石窟61处，存题铭者23处，题铭共93则；宜川县，共有石窟5处，存题铭者2处，题铭共24则；甘泉县，共有石窟26处，存题铭者7处，题铭共15则；宝塔区，共有石窟15处，存题铭者9处，题铭共228则；延长县，共有石窟5处，存题铭者1处，题铭1则；吴起县，共有石窟4处，存题铭者2处，题铭共3则；志丹县，共有石窟57处，存题铭者18处，题铭共151则；安塞区，共有石窟35处，存题铭者11处，题铭共119则；子长县，共有石窟8处，存题铭者1处，题铭共137则；延川县尚未发现石窟。

按铭文种类划分：题记共724条。其中北朝33条（黄陵县28条、洛川县2条、黄龙县1条、甘泉县2条）、隋代1条（富县）、唐代27条（黄陵县1条、洛川县4条、黄龙县6条、富县8条、甘泉县2条、宝塔区6条）、五代6条（洛川县1条、富县4条、宝塔区1条）、宋代369条（黄陵县19条、洛川县6条、黄龙县23条、富县23条、宜川县21条、甘泉县1条、宝塔区128条、志丹县46条、安塞区39条、子长县63条）、金代95条（黄陵县1条、富县31条、宝塔区15条、志丹县40条、安塞区7条、子长县1条）、元代40条（黄陵县1条、洛川县2条、富县1条、甘泉县2条、宝塔区5条、志丹县6条、安塞区16条、子长县7条）、明代54条（洛川县1条、黄龙县3条、富县4条、甘泉县2条、宝塔区7条、志丹县9条、安塞区12条、子长县16条）、清代18条（洛川县1条、黄龙县3条、富县3条、志丹县2条、安塞区7条、子长县2条），另有81条时代不详；碑刻共93方，其中北宋1方（黄龙县）、金代2方（宝塔区1方、子长县1方）、元代1方（子长县）、明代39方（黄陵县2方、黄龙县6方、富县2方、宜川县1方、甘泉县2方、宝塔区1方、吴起县1方、志丹县15方、安塞区3方、子长县6方）、清代36方（黄陵县3方、黄龙县5方、富县8方、宜川县2方、甘泉县1方、宝塔区1方、志丹县10方、子长县6方）、民国2方（富县1方、志丹1方），另有12方时代不详；另有其他各类题铭84则，包括摩崖题刻27则（北宋2则、元代1则、明代18则、清代5则、民国1则）、石幢铭文3则（北宋1则、元代2则）、塔铭7则（明代1则、清代6则），等等。

总体而言，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主要保存于钟山石窟、清凉山石窟、石泓寺石窟、万安禅院石窟、城台石窟、何家坬石窟、石寺河石窟等少数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石窟中。就时代而言，主要集中于宋金和明清两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蒙元、民国等时期数量较少。就铭文类型而言，以题记和碑刻为主，另有少量摩崖题刻、石幢铭文、塔铭等其他铭文。

二、延安石窟碑刻题记的学术价值

（一）碑刻题记是石窟本体研究的锁钥

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石窟营建与重修、石窟造像题材、功德主身份、造像工匠、寺院僧众等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这些内容的解读，对石窟本身的分期断代、造像题材辨识、洞窟功能阐释、功德主身份考察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处我们仅从以下三个方面举例说明。

1．碑刻题记所见石窟年代和营建信息

对石窟开凿年代和营建过程的判断，是石窟研究的基础。没有较为准确的年代判断，相关的研究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然而，要对单孔洞窟或者一组洞窟进行分期和年代判断，具有标窟性质的纪年洞窟的价值就显得极为重要。

具体到延安石窟碑刻题记在石窟分期断代上的价值，最为重要的当是碑刻题记对延安宋金石窟分期断代的贡献。众所周知，延安石窟的核心和精华就在于宋金石窟。据考察，延安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宋金石窟多达82处139座，其中可以根据纪年题记直接确定开凿年代的洞窟31座。数量多，体系完整，且开凿年代、造像题材、造像工匠等信息丰富，这不仅为构建陕北地区宋金时期的石窟造像艺术体系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整个北方中原地区北宋至金代石窟，乃至南宋、西夏、辽、回鹘等同一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石窟造像的分期断代和内容研究都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也是延安宋金石窟对中国佛教艺术史的重要贡献。有关延安宋金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石建刚的博士学位论文《延安宋金石窟研究》^[1]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此处不再赘述。

同时，碑刻题记往往还保存有大量有关石窟寺营建和历代重修的文献资料，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座石窟寺的兴衰历程。例如，石泓寺第6窟，这是一座小型的屏板式中央佛坛窟，但是该窟造像营建历经隋、唐、宋、金四个时期，如非保存有相关纪年题记，我们很难准确判断整个洞窟的营建情况，以及每组造像的具体镌刻年代。^[2]再如，城台石窟第2窟（图0-1），这是一座由前廊和主室组成的超大型洞窟，通过石窟造像关系和题记纪年等信息，我们可以知道该窟的营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营建的造像是主室内除左右壁前部文殊、普贤之外的其他造像，其时间大约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直接的题记，无法判断其详细情况。第二阶段则主要开凿了主室左右壁的文殊、普贤造像、前廊东壁北侧的第一尊罗汉、前廊北壁东侧壁面的四尊罗汉、前廊北壁西侧壁面东起的第一、二尊罗汉，以及前廊立柱上的日月光菩萨，其年代在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且题记明确记载了这批造像的工匠是延安宋代非常著名的鄜州介氏工匠家族成员介用^[3]。第三阶段的造像主要有，前廊的其余九尊大罗汉、十方佛、十一尊大菩萨像，其时间在皇统九年（1149年）至天德二年（1150年）间，另有贞元三年（1155年）前后开凿的前廊左右壁上层的涅槃、布袋和尚，以及前廊左右壁前端的药王造像。而洞窟在北宋造像雕刻结束之后至少进行了四次重修。第一次重修发生在金皇统元年（1141年），距北宋造像结束的政和二年已有30年之久。题记19^[4]是该年武功郎权鄜延路兵马钤辖兼第柒将统制西路军马杨仲妆銮三尊大佛时留下的，该题记位于前廊北壁中央窟口上方，位置颇为显著，其所妆銮的三尊大佛应正是主室中央佛坛上的三佛造像。题记54位于前廊西二柱东向面，应是功德主妆銮题记下方的日（月）光菩萨后留下的。从这一时期留下的两则题记来看，这次重修应是以武功郎权鄜延路兵马钤辖兼第柒将统制西路军马杨仲等人对石窟造像的妆銮重绘为主。第二次重修发生于金承安五年（1200年），从题记53内容来看，由于洛河泛滥，河水淹没石窟造像，致使城台石窟破败不堪。李怀远在瞻礼石窟寺造像之后，出资对其进行了重修，由于题记残损严重，我们无法从中得知更为详细的信息。第三次重修在明弘治元年（1488年），根据残损严重的《弘治元年重修碑》内容分析，该年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大旱之后，有过一次较大的降水过程，河水泛滥，淹没了石窟，信士郭某等人对石窟进行了重修，从“岩洞妆颜焕然一……”一语来看，这次重修对石窟造像也进行了重新妆彩。第四次重修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从嘉靖四十年碑刻内容来看，此次同样是由于河水暴涨淹没石窟，对石窟造像造成了较大破坏，因而当地信众再次进行重修。题记31和43均是在此次重修过程中，在延安府保安县静边里居住的画工张润许和张礼同及他们家人，对窟内造像进行妆彩时留下的发愿文，此次重修过程中也对石窟造像进行了妆彩活动。可以想见，若非石窟中保存下的历代碑刻题记内容，石窟营建和重修妆彩的经过，以及诸多细节必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图0-1　城台第2窟前廊

2．碑刻题记所见造像题材信息

开窟造像题记是造像题材辨识和定名极为重要的依据，特别是一些造像特征模糊或新出现的造像题材，如果没有造像题记的提示，其定名是极为困难的。这样的实例在延安石窟中也有不少，如石寺河第1窟题记中的“化鹊菩萨”、万安禅院第1窟题记中的“长生佛”、贺家沟佛爷洞的“圣智菩萨”、花石崖第1窟的“满月菩萨”等等。这里我们仅以贺家沟佛爷洞石窟东壁后部的一龛造像和题记为例略做考证，龛内共两身主尊像（图0-2），其形象基本一致，均戴披帽，着右衽袈裟，半跏舒坐于方形台上，右脚下伸，脚下踩莲。左侧主尊，左手抚膝，右手说法印。右侧主尊，左手抚膝，右手托摩尼宝珠，座前配置卧狮。两主尊身后共有三身侍从，最左侧一身被毁，仅留痕迹；其余两身侍从均头毁，着宽袖长袍。如果仅从造像本身的形象来看，两身主尊造像均表现为晚唐以来披帽地藏的形象，将其定为“双地藏”似乎非常合理。然，该龛左侧题记提到“天藏三尊”（题记15），铭文内容打破了我们对这一图像的传统认识和定名。结合洞窟后壁题记“打空子一所，内修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十王等”（题记6），可以确定该龛造像应是地藏与天藏菩萨组合。右侧主尊，头戴披帽，右手托摩尼宝珠，身前卧金毛狮子，当为地藏菩萨，其右侧侍从为道明和尚。左侧主尊，头戴披帽，半跏舒坐，右手说法印，左手抚膝，左右两侧各有一身侍从弟子，当是龛左题记所记“天藏三尊”造像。无论是在佛教经典还是图像中，均有天藏和地藏组合的例子。《大方广十轮经》中记述“尔时大梵天，名曰天藏。久殖善根住第十地，是大菩萨摩诃萨。”^[5]《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中，将天藏和地藏菩萨并列出现，“此法会中，一时礼请：文殊、普贤二大菩萨；观音、势至二大菩萨；药王、药上二大菩萨；天藏、地藏二大菩萨。”^[6]韩国庆尚南道通度寺所藏的一幅朝鲜时期的“三藏图”^[7]，其中天藏菩萨居中，为菩萨装；地藏菩萨在右，为僧装，前有闵公和道明和尚；左侧为地持菩萨，同样为菩萨装。以往学者多认为“三藏图”是韩国独创的造像题材，但从该龛地藏天藏组合图像来看，其源头当同样来自我国，说明了中韩佛教之间的频繁交流。同时，该龛地藏与天藏菩萨组合图像的确认也提醒我们在辨识两宋以后的“地藏菩萨”图像，特别是所谓的“双地藏”图像时应当慎重。对于该龛造像，单从地藏与天藏的组合来看，二者似乎具有平等的尊格和地位，但从贺家沟佛爷洞石窟的总体内容来看，地藏显然居于主导地位，天藏则是作为关联图像出现的，对地藏菩萨具有依附性。这和唐宋以前佛经中天藏作为地藏关联内容出现的现象完全吻合。而在韩国朝鲜时期的“三藏图”中，天藏菩萨是作为主尊出现的，地位似乎略高于地藏菩萨，且二者形象有了明显区分，说明天藏菩萨图像呈现出独立的趋势。而在我国明清时期的水陆画（或水陆壁画）中，天藏已经是作为独立神祇经常出现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大致勾勒出天藏菩萨图像及其信仰的发展脉络。

图0-2　贺家沟佛爷洞石窟地藏天藏菩萨造像

同时，还有一些常见的造像题材，信众对它的称谓也随着时间的变迁发生了变化，这往往预示着某一时期文化内在属性的渐变。如富县大佛寺第2窟后壁北宋开宝六年题记，提到“刘启思造门神壹尊；丰彦宋造门神壹尊”（题记2），根据题记内容和洞窟造像，可以确认题记中的“门神”应是对洞窟前壁窟口两侧天王像（图0-3）的称呼，将佛教护法神称为门神这是颇为有趣的现象。门神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的门神信仰。西汉时期出现了最早的人物形象门神，《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越……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8]唐以后，门神广为流传，出现了秦琼与敬德、钟馗等不同形象。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僧侣在佛教寺院也开始绘制不同形象和性质的门神，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记载：“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杖为防非，画大神通事，华中现佛形，及画生死轮。可于门两颊，画香台户扇，药叉神执花。若于僧大厨，画神擎美食。库门药叉像，手持如意帒，或擎天德瓶，口泻诸金宝。若于供侍堂，画老苾刍像，应为敷演势，开导于众生。温堂并浴室，画作五天使，生老病死系，其事准经为。若在养病堂，画作大师像，躬持大悲手，亲扶重病人。若于水堂处，彫彩画龙蛇。若于圊厕中，应作尸林像。可在檐廊壁，画佛本生时，难行施女男，舍身并忍事，如斯画轨式。”^[9]而且，唐宋时期在僧人的著述中也有神异化的门神，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5“龙树尊者”条中记载：“（龙树）欲从瞿昙门入，门神告曰：今汝智慧，何异萤火齐于日月，以须弥山等亭历子。我观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从此门而入？龙树情屈。”^[10]甚至一些佛教神祇也进入到门神的队伍中，宋代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记载：“晋法猛游西国，传，鬼庙即旷野神，或鬼子母。今多画于门首，本为出食祭之，今人乃谓门神，讹替久矣。”^[11]富县大佛寺第2窟题记直接将佛教护法神称为“门神”，足见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流行，且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反映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图0-3　富县大佛寺第2窟前壁“门神”造像

3．碑刻题记所见石窟工匠信息

隋唐以前，延安石窟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石窟造像工匠的信息。但是到了北宋以后，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在北宋以降的石窟题记中出现了很多有关工匠身份的信息。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一文，对宋金时期延安地区的石窟造像工匠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2]。而除了造像工匠外，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还保存了大量有关画匠、金粉匠、木匠、铁匠等其他工匠的信息。

延安石窟以石雕造像为主，在不少石窟造像中都留下了彩绘的痕迹，那么这些彩绘是在造像雕凿完成后就绘制的，还是后代重修妆彩时留下的呢？这一问题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或者回避，而石窟碑刻题记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信息。钟山第10窟题记：“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壬大、贺文友等三人，同发心结连，修下生佛□□□并妆画已了，请僧庆贺。”（题记40）这显然是一则造像题记，其中明确说明弓箭手王友等三人在修造下生佛之后，并进行了妆画活动。贺家沟佛爷洞石窟题记18在造像工匠“长安青石匠介端、男介子用”之后列出“同州金粉处士王琦”，这里的金粉处士当是指对佛像饰金的工匠，既然有专门为佛像饰金的工匠，则说明当时必然对窟内石造像进行了妆彩活动。而在石寺河第1窟题记14中明确提到画匠姓名“画匠丁永”。可见，至迟在北宋石窟中就有专门对石造像进行彩绘的画匠了，但由于陕北石窟以石造像为主，所以画匠的地位远不及石造像工匠，有关他们的题名等信息也极少留下。延安石窟所见历代画匠大多没有书写籍贯，应是以本地画匠为主，当然也有如钟山石窟《康熙五十四年重修万佛岩鼎建钟鼓楼碑》提到的“更延画工于晋阳”的例外情况。同时，延安各处石窟在修建完成之后，历朝历代的信众多会对其进行重修和妆彩活动，如城台第2窟，先后经历了四次重修活动。其中至少三次对石窟造像进行了妆彩活动。城台石窟由于地势较低，在历史上经常受到河水泛滥的侵害，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石窟造像经过历代妆彩后的绚丽境况。但在钟山第10窟（图0-4）、石泓寺第7窟等保存较好的石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造像经过多次妆彩所留下的厚厚的颜料层。

图0-4　钟山第10窟造像彩绘

在石窟寺营建过程中，除了石造像工匠、画匠外，还有木匠、泥瓦匠、铁匠、泥塑匠、文字书写者等，每一座石窟寺都是在这些不同工匠的分工协作下得以修建完成的。在部分碑刻中，还详细留下了石窟及其所在寺院营建或重修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对各类工匠的分工和工价等信息有详细记录。以万花洞石窟（图0-5）所藏《万历十九年重修宝塔院碑》为例，碑文记载宝塔院建立于金元时期，明洪武年间有过一次重修，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因地震而倒损严重。震后鄜州归仁三都地主何宗光等人请山西太原府林县天宫寺僧人隆钵到寺住持，之后寺院移至南山坡下，改名暖泉寺。在隆钵及其门人延桂的主持下，寺院进行了一系列兴建工作，“加（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正月初九日，打石硐西方圣觉”，“隆庆四年（1570年）修立正殿五间、僧间两行、三门、全院钟楼一坐（座）、石碑二伽”，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立碑结束，陆续进行了30余年。在碑文的最后，简要记录了相关工匠姓名和工价“总计匠作各邑功用事：修洞石匠刘恩、权朝良要工贾（价）六十钱，垒前后殿台、两郎（廊）押间要工贾（价）三十钱，打前后石水曹三百尺要工贾（价）三钱，洞礼塑匠秦景元、秦四要工贾（价）一百钱，殿礼塑匠秦景元、秦世勋工贾（价）四十八钱，画殿匠人康、秦世坤要工贾（价）十五钱，□□九养天之要工贾（价）银二十钱，木匠卢端、李尧要工贾（价）银三十钱，立石碑、打师子花□匠常应时、常□□工贾（价）十钱，盖碑后门□□楼木匠常大库、孙汝续五钱，各邑□□严斋铁丝三百五十钱。”结合碑文记载和石窟寺现状，我们可以对暖泉寺的营建过程、寺院布局、各类工匠之间的分工、当时的经济水平等问题做出大致判断。

图0-5　万花洞石窟内景

（二）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是研究地方宗教史的重要内容

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是研究延安地方佛教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碑刻题记内容的详细考察，可以大体勾勒出延安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特别是宋元以后的情况。此处我们仅以子长钟山石窟所存历代碑刻题记为例，管窥延安地区宋元以后的佛教发展状况。

钟山石窟（图0-6），始建于北宋时期，其最为重要的第8-12窟均开凿于这一时期。北宋时期，随着党项西夏国的建立，以及相伴生的宋夏战争，陕北地区的边防军事地位凸显。由此而来的是大量兵员的涌入、军事堡寨的兴建、军事屯田制度的实行、边地贸易的兴起等等，进而造就了北宋时期延安地区的“大繁荣”，这也为延安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由于战争阴云的笼罩、劳役和行旅的艰辛、生活的苦难等，使得驻守在延安一带的各族军民都热切地需要来自精神上的慰藉，这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信众基础。因而，可以说正是战争造就了延安宋代佛教的辉煌。延安地区现存北宋石窟79处、120余窟，一处石窟就是一座佛教寺庙，可以想见当时延安佛教的盛况。

图0-6　钟山石窟第10窟内景

金代统治延安地区以后，于天会二年（1124年）和西夏订立盟约，之后两国相安无事，延安地区曾一度因战争而带来的繁荣又归于贫弱，延安地区兴盛一时的佛教开窟造像活动也随之归于沉寂。金代，延安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与北宋比较，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仅有7座，且除石泓寺第7窟外，其余均规模不大。钟山石窟金代《重修普济院万佛岩碑》记载，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来自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承天院^[13]的行化僧王真清经过此院瞻礼，见到万佛岩“徒众□地而去，居民鲜少，堂殿消踈，唯余石像存焉，荒残岂胜归”的破败景象，这可以说也是当时整个延安地区经济萧条、人丁凋零的真实写照。王真清“安忍今时之废，扪心自许”，四处游化，以一己之力重修万佛岩，甚至在王真清重修寺院期间，“又遭饥馑”，可谓是筚路蓝缕。《洪武十九年重修大普济寺碑》中记载：“金泰和四年（1204年）师宝演尝一修之，中间迭毁迭兴，莫能祥考。”关于这次重修未见于前代碑刻、题记，具体来源不能详知。由于经济的衰败，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兴建寺院已不现实，所以金代是以重修重绘石窟和寺院为主，清凉山石窟、城台石窟、吕川石窟等石窟所存碑刻题记，都为我们留下了金代重修寺院的记载。

元代时期，延安地区的佛教状况，传世文献鲜有记载，所幸石窟寺所存碑刻题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钟山石窟《至元二十五年重修大普济禅寺碑》记载龙泉大师刚到石宫寺时，该寺的情况是：“近睹殿堂灰烬，基址倾羸，瓦砾堆陵，垣墙腐塌，荆棘茂盛，草芥葳蕤，僧行无踪，狐狸有迹，脉视然，孰敢为也！”联系金代钟山石窟的情况，可见在整个金朝统治时期，石宫寺（钟山石窟所在寺院的名号）是比较萧条的。关于安定县长官刘珍请龙泉禅师住持普济禅寺的时间，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重修碑记中追记为至元十五年（1278年），然该碑无载，具体时间不能确知。金元更替之际，延安地区再次遭受了战争的洗礼，佛教也同样受到严重摧残，这即是石宫寺的情况，也是整个延安佛教的现实。

龙泉禅师可以说是石宫寺乃至延安佛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高僧。他受安定县长官刘珍延请来到石宫寺，在看到寺院的破败景象之后，“乃身心汹涌，意识清濡，所以纠集会首洪恽檀那，昼夜殷勤，兴心修葺。钟楼、桥道、殿宇、堂厨、蓝丈、龟头，妆銮彩画，经乎数载，渐以成焉”。可以说是龙泉禅师的到来成就了石宫寺在元明时期的辉煌。龙泉禅师在兴修寺院之后，“诱化良善，广度僧尼、俗士、儒流百有余矣”。从碑阴“总昭方号之图”来看，截至立碑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龙泉禅师的门徒已达5辈、120余人，普济禅院的下院多达17座，分布于陕北各地和关中的长安、泾阳、渭南、临潼、邠州等地，甚至远在蜀东遂府桂林西的瑞严禅师善淮也是其弟子。该图勾勒出一个陕北地区庞大的僧团体系，图中明确地反映出僧众之间的关系和亲疏。从“总昭方号之图”来看，石宫寺是当时陕北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基地，当年这里必然是云集了众多高僧大德。他们在这里学成以后，云游四方，在各地建立道场，奉石宫寺为祖庭，尊龙泉禅师为祖师，故而石宫寺弟子和下院遍布各地，与上院联系密切，在经济上相互支持。“暨至元间，颁降紫衣，同赐大师之号矣。”龙泉禅师成为一方僧侣领袖，普济禅院也成了享誉一方的名刹。

关于龙泉禅师的生平和师承，碑文有详细的记载。大师“乃党人也，俗姓李氏，世役边塞，祖居宦门，幼习儒学，长充武戢。自兵革时，亲族失散，父别南山，子存海北。肇元统巳（已）来，功能雄勇，领卒南征。止宿荒蓝，夜色停午，乃因梦感，顿悟圆通。觉而详之，泪泣如雨，辞众独回”。说明龙泉禅师俗姓李，为党项人，拓跋李氏后裔，世代役守在延绥边塞，其先祖很可能是唐宋以来驻守在陕北一带的党项熟户。龙泉大师“幼习儒学，长充武戢”，在蒙古统一北方以后，曾随蒙古大军参加对南宋的战争。一日夜宿荒蓝，因梦而幡然悔悟，毅然辞职，返回陕北老家，拜在安塞区柏家崖韦公山主门下，修习佛法。龙泉禅师“遂礼安塞区柏家崖韦公山主为师，师乃河东王山之裔也”。龙泉禅师的师父为安塞柏家崖韦公山主，师为河东王山之裔。“河东王山”应是指河东交城王山圆明寺，该寺位于山西交城县城东北6公里奈林村北王山之阳，隋唐时创建，北宋时一度荒废，金皇统元年（1141年），高僧道信驻锡后，募化银两重新修葺。金大定三年（1163年），禅师具眼继而扩建，敕赐为圆明禅院，永为十方栖禅之所。此后，金章宗完颜景之叔冀王完颜永功大力资助，寺院兴旺空前。具眼禅师嗣法于大明宝禅师，是禅宗曹洞宗第十二世嗣祖沙门。^[14]龙泉禅师时期，石宫寺称为“大普济禅寺”，碑文首段记述的正是禅宗历代祖师灯灯相续和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说明龙泉大师跟随韦公山主修习传承的应正是禅宗曹洞宗的教义。这也说明元明时期石宫寺一直为曹洞宗寺院，而从石宫寺的兴盛亦可窥见禅宗在陕北的发展情况。

由元入明，战乱再起，钟山石窟《洪武十九年重修大普济寺碑》记载，元明更替之际，陕北又起战乱，石宫寺“兵兴众散，师法昉遁迹终南”，“虽幸存不毁，而颓垣坏宇，震凌甚矣”，又一次经历了战争的劫难。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石宫寺法昉从终南返回，“乃悉衣裓之赀，会财施之委，伐木以椽，陶甓以覆，或因或新，克完厥构，请文以记之”。而《嘉靖四年重修大普济禅寺楼记碑》提及法昉这次重修寺院的大致情况，“我朝洪武十六年，僧人法访（即法昉）构楼三楹第，规模单狭，惟开中洞门，东西二洞门以土石填之内焉”。可见，法昉对石宫寺的重修是比较简陋的，这显然与刚刚经历战乱，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分不开。从普通塔所嵌“祖宗之图”题刻上的称谓看，法昉曾一度担任“延安府都纲”，乃是朝廷任命的延安府佛教的最高领袖，这说明到了明代时期石宫寺在陕北佛教界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普通塔题名记载，“往年兵火，坟墓荒芜，遗□□□□□心恻隐，今建浮图，掩骸灭相，同归极乐，烦君作志垂俟”。可见，法昉所领导的石宫寺还主动担负起掩埋无主尸骸的社会救济职能。明清至民国时期，石宫寺亦经历了多次重修和兴建。如嘉靖三年，僧齐会修建了石窟顶上的佛塔，清代在石宫寺右侧创建了萧寺宫等等。然而，石宫寺在陕北佛教界的地位逐渐走向衰落，延安僧纲司也不再由石宫寺僧人担任。

钟山石窟及其所在石宫寺，可以说是延安宋元以后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它的兴衰中可以大致窥见延安佛教曲折的发展历程。同时，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保存了不少陕北道教发展的资料。如石建刚《金代〈丁家泉三教仙石洞记〉碑考释——兼论延安清凉山仙石洞的营建》一文，通过清凉山所存道教碑刻题记和道教洞窟内容（图0-7），考证了金代以降清凉山道教的发展状况。^[15]这些碑刻题记资料大多是传统史料中所缺载的内容。可见，在书写延安乃至整个陕北佛教史的过程中，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是其极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不可忽视。

图0-7　清凉山金代道教“瘗窟”外景

（三）碑刻题记所见延安地区的多民族融合

陕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交汇融合之地，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的聚居地。自商周以来，犬戎、猃狁、稽胡、鬼方、白狄、义渠、龟兹、匈奴、鲜卑、氐、突厥、回纥、粟特、党项、吐谷浑、蒙古、女真、满等少数民族，在此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融合，相互影响，共同缔造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在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为我们认识历史上陕北的民族分布、民族迁徙、民族宗教信仰、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该部分仅选取部分少数民族内容略做考释，以揭示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所涉民族内容之丰富。

1．卢水胡和高丽人

黄陵双龙镇的香坊石窟第2窟是一座北魏时期的石窟，该窟出现了大量供养人题名（图0-8）。其中有盖姓供养人“盖阿默”“父盖里德”“□盖机女”，盖里德的夫人似先氏，及汉族姓氏者“母王阿清”“母王明姬”“□李女□”，另有较为少见的香姓者。其中，盖姓是匈奴卢水胡的族姓，他们来自甘肃，北魏时期定居于沮河流域。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在杏城（今黄陵县）卢水胡人盖吴领导起义，后被太武帝镇压。关于似先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2中称“似先氏，高丽扶余种也。”南宋郑樵《通志》卷29氏族5《诸方复姓》中称“似先氏，本高丽余种也。”二者略有差异，但均确定其为高丽姓氏无疑。西安市灞桥区务庄出土唐代高丽人似先义逸墓志记载，“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为似先氏。其后或居辽东，或迁中部。武德中，右骁卫将军英问，□□命□□□人昭文馆学士谌，鸿胪外卿翰，即其族也”。说明似先氏一部分居于“辽东”，一部分则迁徙到“中部”，此“中部”当是指中部县，即今天的黄陵县，似先义逸正是祖居中部县者，可见中部县是高丽人一处重要的聚居地。^[16]香坊第2窟是一个家族开窟，功德主盖阿默的父亲盖里德为卢水胡人，而盖里德的三位夫人似先氏、王阿清、王明姬则是高丽人和汉人，反映出民族间的通婚与融合。1982年曾在同处沮河沿岸，距此不远的双龙镇西峪村北发现一通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造像碑，该碑供养人题记中，有似先氏11人、盖姓5人，另有汉姓梁、韩、牛、杨、王、赵等多人。^[17]可见，北朝时期，这一区域正是卢水胡和高丽人的重要聚居地。

图0-8　香坊第2窟右壁供养人造像

另外，我们在延安的宋代石窟碑刻题记中也发现了一些有关高丽人后裔的蛛丝马迹。马渠寺罗汉堂第3窟崇宁五年（1106年）题记中，功德主王松的妻子似氏（题记1），当同样是高丽人，《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1引《后魏官氏志》“似先氏改为似氏”。黄龙花石崖石窟的《天圣十年重修阿师崖寺碑》，该碑风化严重，具体内容无法详考。但碑文中有关于唐代高丽人王思礼的大段追述，我们推测该碑所述重修阿师崖寺的组织者——阿师崖寺的某位僧人——可能正是王思礼的后人，抑或是冒称王思礼后人者。但无论是何者，此人极有可能乃是高丽人后裔。如此说明，直到宋金时期延安地区可能还活跃着一批高丽人。

2．粟特人

唐代，有不少西域胡人，即粟特人，随着突厥进入陕北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如唐朝廷在调露元年（679年）为安置内徙突厥所设在灵、夏南境之六胡州，所居者很多都是昭武九姓的粟特胡人。开元九年（721年）其首领康待宾叛乱时，部将有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都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胡人，可见载于《旧唐书·玄宗纪》，并且六胡州还被称为“九姓府六胡州”。在唐宋金时期的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有不少以粟特人常见的康、米、曹、何、石、翟、史等为姓者，如钟山第10窟北宋题记“康迷敬、酒户封保，修菩萨十八尊，合家永为供养，请僧庆”。功德主康迷敬的名字似乎并不符合汉人姓名的特点，当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富县石泓寺石窟和大佛寺石窟中提及的北宋早期鄜州当地的米氏工匠家族成员、钟山第10窟题记中的宋代保义郎监酒石坚（题记54）、城台第2窟题记中的金代将司康（题记12），等等。联系到北朝以降有大量粟特人迁徙到陕北地区的背景，可以相信这些供养人中当有不少是粟特人后裔。然而，由于其姓名大多已经完全汉化，我们很难仅从其姓名准确判断其族属。

这里我们想对宋金时期粟特人的党项化问题略做陈述。招安第3窟题记“延安府番落六十七□匠曹吉自发虔心修佛三尊，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十日。”（题记6）题记中的曹吉应是粟特后裔，却担任北宋的蕃官，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同样在城台第2窟题记中：“□田首领、麦麻、移、妻大娘□□□胡和尚、移良、埋讹、常和尚、怡、移德儿、□屈、勒沙、曹十一、奴儿、五哥、俄和尚、屈逋（中略）□皇帝万岁，臣宰千秋，各人见□□□□寿，亡过者生天见佛，□（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十七日施造毕功。”（题记50）粟特人曹十一的名字出现在了由大量党项人题名组成的发愿文题记中，或可说明粟特人与党项人存在密切的联系。城台第2窟题记：“今具众□……曹首领□……忠、男胡九□……昌、子胡屈讹□……氏、梁氏、场汉……□萌儿、危娘、福□……汉至移、吃多□……人，愿家眷平安，□（天）□（德）二□（年）九月十一日，僧善妙。”（题记11）在这则题记中曹姓粟特人被称为“曹首领”，说明其已经完全党项化，成为德靖寨党项熟户的小头目。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记载了一位类似的人物米知顺，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内殿承制米知顺为礼宾副使、兼权茭村等族巡检，以御西贼有劳也”。^[18]此人后来投降了西夏王朝，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陕西安抚使韩琦上疏“藩篱熟户李士彬、米知顺、李思之族，亦为之降且虏矣”。^[19]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小注云：“米知顺，保安熟户。”^[20]说明米知顺在降夏之前即已党项化。其实，早在唐代粟特人与党项人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灵夏党项与六胡州粟特人同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联合发动六胡州之乱。党项拓跋部建立定难军政权后，夏州地区的粟特人及唐末迁徙于此的粟特人纷纷效力于定难军节度使，成为定难军职官体系中的重要成员。^[21]如此，我们在考察唐宋以后的党项民族及其文化时，必须注意其中的粟特元素。

3．党项人

党项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汉代西羌人的后裔，自古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山地。唐朝初年党项人开始逐渐内附，由于受到新兴起的吐蕃人不断威胁，党项人迁徙到西北银州、夏州地区。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贵族拓跋思恭兴兵勤王，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国姓李，领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拥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由此，党项人也就在这一地区长期定居下来。陕北成了党项人的重要聚居地，在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党项人活动的信息。

延安石窟中，与党项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是志丹县的何家坬石窟和城台石窟。何家坬石窟建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至绍圣二年（1095年），是一座以北宋沿边党项熟户为主体开凿的佛教洞窟，这是目前所知北宋境内唯一一座由党项熟户主导开凿的石窟。洞窟功德主是“保安军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挥施主惟那头首领吃多遇等壹佰壹拾人”，洞窟题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一百一十人的姓名：“惟那头首领三班吃多遇、小胡行者，施主：卧怡、香遇、卧嵬、香遇、遇轻、吃多娘、吃多嵬、□逋、吃多娘、怡逋、讹朴、旺名、三娘、香名、罗逋；惟那头：命舍移、屈讹，施主：吴香、卧乜、吃多逋、乙香、卧移、吃多怡、怡移、细麻、遇麻、怡旺、遇名、怡遇、屈娘、悖怡、地遇、浪乜；惟那头：讹怡，施主：讹轻、乙麻、兀埋、吃多纳、革乜、怡遇、香逋、屈移、吃多移；惟那头：卧乜、吴怡、香万，施主：卧怡、怡廂、乙逋、吃多嵬、嵬、吃多逋、乜、讹娘、孟香、青明、屈移、赏、赏嵬、怡名；惟那头：嵬也，施主：细娘移、屈嵬、遇轻、革留、移嵬、乜移、吃多移、赏逋、乙埋、麻逋、卧移、沙遇、遇纳、羊厥、怡娘、吃多麻、赏吴、沙、吃多宁；惟那头：鬼，施主：屈奴、悖怡、卧香、讹乜、乙逋、孟怡、怡革、名、障逋、乙乞、革名；惟那头：遇逋，施主：尾遇、吃多逋、吃多遇、香遇、吃多怡、黑子、屈遇、吃多移、乙怡、萌娘、卧乞；惟那头：移逋，施主：卧、怡、广遇、正娘、遇麻、旺怡；惟那头：啰厥，施主：讹轻、屈乜、吃多乞、勒薑埋、屈怡、赏、吃多嵬、浪乜、煞香、摖怡埋、遇娘；惟那头：屈乜，施主：移嵬、癿山、遇嵬、萌兀、讹怡、闹移、闹香、屈乞、嵬埋、屈名、怡、遇纳、岁遇、遇怡；地主：吃多香。”洞窟主室前壁还镌刻了十余身功德主造像（图0-9），且均有明确的题名题记与之对应，为我们了解小胡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提供了生动的考古资料。孙继民先生以黑水城出“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小胡族文献为核心，并结合城台第2窟金天德二年小胡族第二十二指挥讹遇造像题记和“正将李公重修石空寺记”题记等相关资料，对小胡族的分布、兵员构成等问题做了分析，大致确定了小胡族主要分布于以德靖寨为中心的义正川、樊川和洛河一带。^[22]段双印、白宝荣二位先生，以何家坬石窟、城台第2窟所见小胡族题记和胡怀节家族墓地所出碑碣等资料为核心，对宋金时期小胡族胡公家族的世袭源流做了详细考证，并对小胡等族的族属进行了简要考察，认为城台石窟和何家坬石窟题记所见少数民族人名应是党项人或党项化了的回鹘人。^[23]杜建录先生和邓文韬博士以何家坬石窟题记为核心，对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何家坬石窟是德靖寨管下的党项人以家庭为单位结成多个小的佛教社邑，以宗教社邑的形式组织开窟造像，石窟题记中的党项人题款应是党项人名而非姓氏或部族名，吃多遇妻子题名“三娘”、长子题名“李三”，是宋夏沿边地区的蕃汉民族融合的缩影。同时，作者认为开窟造像的首领是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挥，该蕃落每指挥不足三百人。^[24]石建刚则从洞窟造像入手，结合题记内容，对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佛教信仰和汉蕃民族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5]

图0-9 　何家坬石窟党项供养人造像及题名

城台第2窟至少经过了三次营建，时间较长，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之前一段时间一直延续到金贞元三年（1155年）之后，这是一座由宋金两朝保安军德靖寨蕃汉军民共同营建的佛教石窟，窟内保存了大量德靖寨蕃汉军民功德主的信息。北宋时期，城台第2窟涉及功德主身份信息的题记共有6条。题记56“……保安军德靖寨……等廿人各……到日□□……工，施主下项……雷□、王昭……王雄、杨成……王义、郭青、王宗、□□骆立□□□张安、韩□、刘进、王□、□□□……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及……民安乐□记，□□□□五月廿五日□景书……作人介子用刊。”明确说明功德主来源于“保安军德靖寨”。德靖寨，位于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西距城台石窟仅1500米，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建城，初名为建子城，天圣元年（1023年）改为德靖寨，俗称“狄青城”，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题记30、46中的“本寨”当同样是指德靖寨。从题名来看，这一时期的功德主似乎多为北宋治下的汉族军民。就功德主身份来看，除德靖寨的普通民众之外，还出现了属于北宋禁军的华州保捷指挥都头，德靖寨是延州西北方的军事屏障，军事地位非常重要，这支禁军应是驻守在德靖寨或其附近区域。可见，城台石窟正是由临近的德靖寨军民共同出资建造的。这一时期的祈愿内容较具程式化，多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这样的套话。到了金代，城台第2窟所见功德主信息十分丰富。从题记18的“德靖寨兵马都监兼酒税”和题记10、20、21、22、32的“本寨”来看，这一时期的功德主同样以驻守在德靖寨的军民为主。但此时功德主的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功德主题名，汉人姓名的功德主数量急剧减少。从题名来看，这些少数民族功德主多是党项人。这一时期的祈愿内容极少出现“皇帝万岁，重臣千秋”一类的套话，多是“亡过父母超生天界，见存家眷永保平安”，以及禄位高迁、父母长寿、本命星官护佑、阖境生氓咸受嘉祉等实际需求的真实表达。金代题记中出现大量党项人题名，特别是在题记4、5、25中提到“卞移族”，在题记32中提到“小胡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如前所述，有关小胡族的研究较多，而有关卞移族的文献记载极少，仅《宋史·兵志》载：“鄜延路，肃戎军，卞移等八族，兵七百四十八、马一百二十三。”目前，有关肃戎军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更无法从中得知有关卞移族的更多信息，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从题记所见题名信息来看，金代题记中的汉人和少数民族题名大多是明显分开的，极少在同一条题记中同时出现汉族人名和少数民族人名。这说明，宋金时期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并没有与汉族民众完全混杂在一起。

除何家坬石窟和城台石窟外，其他石窟碑刻题记中也散见一些有关党项人的记载，如北宋钟山第10窟题记“安定堡番落弟（第）七十指挥弟（第）一都长行李功，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北宋招安第3窟题记“延安府番落六十七□匠曹吉，自发虔心修佛三尊，绍圣二年四月十日”；金代石泓寺第7窟题记“晋宁军番落一百九指挥使马德，因送宁州同知，妆造菩萨一尊，合家平安，皇统八年五月初二”；金代石泓寺第7窟题记“宁州番落八十二指挥都虞侯张贵，妆造菩萨一尊。”宋金时期，是陕北地区汉蕃居民高速融合、党项人快速汉化的阶段，党项人大量改汉姓、称汉名，因而金元以后仅从题名很难判断党项人的民族属性。

4．女真人

北宋灭亡的第二年，即金天会六年（1128年）正月，金军入侵关陇，于天会十年（1132年）十二月占领关陇全境。金军在占领陕西之地以后，将其交给附庸于金的北宋降臣刘豫所建立的齐政权管理。金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废刘豫为蜀王，直接管理陕西之地，开始了对延安地区长达近百年之久的统治，因而延安地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女真人活动的材料。就延安石窟而言，有金一朝以重修、妆彩前代石窟造像为主，新修洞窟数量有限，但也不乏石泓寺第7窟（图0-10）这样规模宏大的新建洞窟。

图0-10　石泓寺第7窟中央佛坛

此处我们仅以清凉山石窟金代铭文为例，对女真人的宗教信仰及相关活动进行考察。据清凉山石窟题记140记载，金代泰和七年（1207年）前后，女真人裴满及其家人对北宋时期兴建的清凉山第11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裴满，乃是女真姓氏，太祖光懿皇后和熙宗悼平皇后均出自裴满氏，足见裴满氏在金朝的显赫地位。题记中裴满的职衔是“昭武大将军行延安府治中兼鄜延路兵马副都统帅上将军□□广平县开国伯”，昭武大将军为武散官名，金代始置，正四品。题记70和80中提到裴满的一位夫人完颜氏，完颜乃是金朝皇族的姓氏，同样地位显赫。题记7中则提到裴满的另一位夫人刘氏和他的四子三女，“裴□（满）□（治）中夫人刘氏儿女等，共发心妆修佛、菩萨一十五尊，长男令史、二男都监、三男□□、四男幼小、大姐姐、二姐姐、弟三小姐姐，合家愿安乐增，福寿长，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日永记”。刘氏可能是一位汉族夫人，这反映女真贵族与汉族的通婚。从题记内容来看，裴满是颇为信奉佛教的，他在看到清凉山石窟因为“接次兵火”而“废残鹫峰阁，其洞无人主持，佛像、菩萨均被污不可观颜”时，“遂发虔心，施用己俸，雇请功（工）匠补修，拯饰大小佛、菩萨千、万余尊。”而且“为防止损污”佛像，专门“出榜晓谕众人，通知无得作贱秽污身手持”。

清凉山原是延安重要的佛教圣山，而据《金大定十八年丁家泉三教仙石洞记碑》记载，道士梁文仙于皇统年间（1141—1149年）来到清凉山仙石洞，在此置草庵居住，开创了清凉山道教。^[26]根据碑文记载，梁文仙在清凉山创立仙石洞的过程中，先后得到延安府兵马都总管任国公朱甲撒合苏和少尹总管纳合卧鲁保的支持。“时大定十年（1170年）四月内，延安府兵马都总管任国公朱甲撒合苏、夫人张氏，缘女小娘子身化，夫人亲身追魂赴体，行法赴倒，良久重苏，大哭不止，夫人言：我亲到冥司见女忽胜奇，同话言：我先世累有道果，人世已满，生死各别缘此。总管与夫人发心重修仙洞北极紫薇殿及以云堂。”延安府兵马都总管任国公朱甲撒合苏，金代在诸总管府路路治设总管府，以本路兵马都总管兼本府尹。《金史》卷57《百官志》载“都总管一员，正三品。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27]据《金史》卷120载，唐括德温“天德（1150—1153年）初，改殿前左副都点检，迁兵部尚书。出为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改横海军节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28]直到大定元年（1161年）时仍为延安尹。大定十七年（1177年）时的延安尹则是完颜蒲剌睹。朱甲撒合苏史书未载，他应是在唐括德温和完颜蒲剌睹之间担任延安府尹的。朱甲撒合苏的夫人张氏，应出自汉族。从这则记载来看，朱甲撒合苏夫妇应是颇为信奉道教的。“少尹总管纳合卧鲁保缘母患嗽累年不愈，亦诣本洞求治，得差同辩，修建次。”少尹总管纳合卧鲁保，《金史》卷57《百官志》记载，诸总管府路设副都总管一员，正五品。掌通判府事。副都总管又称少尹。^[29]《金史》卷132《完颜元宜传》记载了延安少尹纳合卧鲁保弑杀海陵王之事。^[30]纳合卧鲁保因其母的陈年咳病得以治愈而敬信道士梁文仙。《金史·世宗本纪》记载，大定十八年三月，世宗下令“民间无得创兴寺观”，^[31]而梁文仙正是在当年七月重修的仙石洞，梁文仙能在这种背景下将道教发展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当地女真官僚的大力支持。(www.daowen.com)

（四）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所见军事战争问题

延安地区北接草原、大漠，南通关中平原，西经陇东连通丝路孔道河西走廊，东与山西隔河相望，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地方政权军事活动、民族政权战和关系、历代兵志、军事与宗教信仰关系等方面的丰富资料。这里，我们仅以延安宋金石窟与宋夏战争关系问题为例略做阐释。

北宋以前，延安佛教虽然有着持续的发展，但受到经济基础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开窟造像数量有限，且以中小型洞窟和开龛为主。即使到了北宋早期依然如此。而到了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以后，随着西夏政权的建立和逐步崛起，使得陕北地区的军事地位骤然突显，北宋朝廷不断强化关陇防务，作为边防要冲的陕北地区开始大规模驻军，并且沿边修筑了大量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人口的涌入和聚居点的增加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时刻笼罩的战争阴云则进一步催生出边地军民强烈的信仰需求。可以说，正是战争造就了延安宋金石窟的鼎盛和辉煌。这里我们想通过一则题记来简要说明陕北宋金石窟与战争的关系。这则题记是樊庄第2窟（图0-11）后壁的开窟题记：

图0-11　樊庄第2窟

解家河石空记。大宋之国延安之境邑属敷政防戎于第五将籍定在招安一警，尽威勇之心，难生善意，施主各发心建立真容，望见像皆生善意，元祐八年（1093年）创修未了，绍圣丙子年（1096年）逢西贼侵掠，至政和癸巳年（1113年）再修了当，恐堕其迹，故立于石。政和三年癸巳四月十五日立石，施主孟宗、郝永辛、赵遇、孟永、范扆、孟真、孙宁、刘和、任义。

这则题记可以说是反映延安宋金石窟与战争关系的绝佳例证。首先，题记指出了石窟选址与战争的关系，“大宋之国延安之境邑属敷政防戎于第五将籍定在招安一警”，说明樊庄石窟建在第五将设在招安的一个军事警戒点旁边。其实不唯樊庄石窟，延安宋金石窟中一些大型和超大型洞窟多建在堡寨等军事据点附近，二者存在很强的依存关系。如钟山石窟与安定堡，安定堡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而从钟山石窟治平四年（1067年）题记内容及钟山第10窟的规模来看，洞窟当在安定堡建成后不久即开始修建，可见钟山石窟的修建与安定堡关系密切。钟山第10窟正是在安定堡百姓、佛教信徒张行者的组织下，由安定堡及周边地区的百姓和驻军共同出资开凿的。再如城台石窟与德靖寨，德靖寨位于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西距城台石窟仅1500米，北宋天禧四年（1018年）建城，初名为建子城，《元丰九域志》卷3记载天圣元年（1023年）改为德靖寨，俗称“狄青城”，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从城台第2窟宋金题记来看，该窟正是由德靖寨的蕃汉军民共同营建的。还有招安石窟与招安寨、顺宁石窟与顺宁寨，等等。总体而言，陕北宋金石窟，尤其是一些大型和超大型洞窟，与军事堡寨关系密切。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是因为营建石窟的中坚力量就是驻守在这些据点的兵将和普通民众。延安宋金石窟的选址不仅与军事堡寨关系密切，且多沿重要军事交通线分布。北宋时期，延安成为西北地区防御西夏南下、东进的军事要地。这里也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交通的枢纽地带。宋金时期，东西方向的重要交通线有二：一是鄜州、丹州一线，西经直罗、合水一带可通庆州，东可越过黄河直达河东；二是经黄龙山到达丹州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南与关中相连，北可与前述各条交通线贯通相连。南北方向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均以关中地区为南部起点，北上经过坊州、鄜州等地：第一条，经延州沿延河而上，可到夏州等地；第二条，经延州东北而行，可达银州等地；第三条，沿洛河西北行，可通盐州等地。延安宋金石窟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沿着这些交通线路分布的，樊庄石窟也是如此，恰好处在由志丹通往延安的一条重要的军事交通线上。

其次，战争为延安宋金石窟的营建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民众基础。在延安宋金石窟中，一些重要的石窟大多是在军人功德主的参与下营建的。樊庄第2窟的功德主正是驻守在招安警戒点的孟宗等九位兵士。我们再以钟山第10窟为例略做分析，该窟是由安定堡百姓、佛教信徒张行者组织牵头开凿的（题记68）。该窟功德主以安定堡及周边地区的百姓和驻守兵将为主，当地百姓如“安定堡百姓张文秀”（题记11）、“本堡郭行者”（题记34）、“重佛王思，本保（堡）施主”（题记54）等，题记中未写明籍贯者大多也应是当地百姓。另外，还有来自周边地区的功德主，如“延川保王琪”（题记30）、“临真县樊令强”（题记45）等。参与到洞窟营建活动中的驻军包括禁军、乡兵、蕃兵、弓箭手。禁军以驻守陕西的保捷军为主，其中所见同州保捷人数最多，“驻泊同州保捷弟（第）二十二指挥使李元”（题记10）、“驻泊同州保捷弟（第）二十二指挥军头单宗已下五都十将节级至长行”（题记23）、“同州保捷弟（第）五十二等指挥人员，兵级共贰拾□人员，发心修观音菩萨一尊，庆赞讫。贰拾捌人□保捷弟（第）五十二指挥，叁人都头，孟□、雷千、□忠，壹拾壹人十将节级，邓□、杨进、雷渐、同□、陈明、田□、王信、彭荣、赵保、王元、张□，玖人长行，十元□元，王全、杨成、□成、赵青、杨林、王□、党进、杨□、张成，壹名同胜弟（第）五指挥都头张贵”（题记31），另有华州保捷“华州保捷弟（第）六十八指挥使潘济”（题记24）、鄜州保捷“鄜州保捷弟一指挥杜义”（题记42）。除了驻守陕西的保捷军之外，还有来自中央两司三衙的军队，“东京步军司虎翼左弟（第）一军弟（第）六指挥有长行共廿二人等”（题记4）、“殿前司虎翼右二七指挥长行清信弟子李遇”（题记49）。乡兵乃“供备军使延州东路司都巡检使兼安定堡寨主陈采”（题记38）。蕃兵为“安定堡番落弟（第）七十指挥弟（第）一都长行李功”（题记41）。还有安定堡的弓箭手“本堡弓箭手王友、壬大、贺文友等三人”（题记40）。可见，因战争而来驻守在安定堡的兵将是钟山石窟功德主的重要来源。

众所周知，宋金时期由于战争原因，导致陕北地区军人数量剧增，这一点无须赘述。而更加不可忽视的是战争补给问题。为了提供战争物资补给，宋金政权同样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32]如：元丰四年(1081年)，河东路转运司，调民夫11000人随军参加运输，“一夫雇直约三十千文以上，一驴约八千文”。同年，京西南路转运使，调均州、邓州一带民夫三万往陕西鄜延路运粮，“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趁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33]“大抵尽河东二十州军，以瞻二州(指麟、府)五寨，为河外数百边户，而竭百万民财。”^[34]仅从这样几条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已可以窥见战争补给本身所需人力、财力之巨。这样大规模的运输，必然也会给陕北带来巨额的流动人口与消费。同时，战争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如沿边地区的“茶马互市”，这也吸引并造就了很多的富商大贾。军人、官吏、商人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给陕北带来了战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大量增加的人口与消费，应当是延安宋金石窟修建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民众基础。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在“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嘉庆本《延安府志》卷74《条议》）的延安，何以能建成如钟山石窟、清凉山石窟这样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石窟。

再次，战争为延安宋金石窟提供了民众信仰基础。长期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士卒伤亡，更累及大量百姓长期处于生灵涂炭、朝不保夕的悲惨境地。如：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知制诰田况言：“所谓搬辇劳弊者，自西事以来，鄜延一路，犹苦运输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图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车，运粮至延州，二年之内，兵夫役死冻殍及逃亡九百余人，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35]鄜延一带的百姓时时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其生存状况更加悲惨。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无助，必然会导致大量民众崇信佛教，通过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民众信仰基础。在延安宋金石窟题记中随处可见功德主祈愿和平的发愿文：“愿皇帝万岁，天下人安”（清凉山第11窟题记3）；“伏愿皇帝万岁，国泰民安，四方宁静”（钟山第10窟题记49）；“愿四方无事，国界安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赵家沟观音洞石窟题记1）；等等。这些发愿文字，正是边地军民向往和平、厌弃战争朴素心理的直接表达。在樊庄第2窟题记中，功德主明言其开窟造像的目的是希望驻守边地的兵将能心生善意，“尽威勇之心，难生善意，施主各发心建立真容，望见像皆生善意”。

在《宋史·滕宗谅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记载：

葛怀敏军败于定川，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36]

滕宗谅在敌众我寡、援军迟迟不能到达、军队士气低落、边民人心涣散的危急关头，积极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安抚人心、提振士气。其一是大设牛酒犒赏士卒，这是常见手段，不足为奇。而第二个措施则是在佛寺中祭拜战亡兵将，并优抚阵亡者家属，“使各得所”。滕宗谅应是在佛教寺院中举行了某种隆重的祭拜仪式，很可能还有超度亡灵的宗教仪式，这才使得边民稍安。这虽然只是战将安抚人心的手段，但却生动地说明了在战争环境下，边地兵将和百姓对宗教的崇奉和依赖。

（五）延安石窟碑刻题记所见区域社会史

延安石窟孕育并诞生于陕北这一独特的区域社会历史中，其本身就被深深地打上了陕北区域社会的烙印，在石窟碑刻题记中更是保留了诸多有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就此我们仅举例说明。

1．碑刻题记所见地方灾荒发生情况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内陆，境内的地貌以沟壑丘陵为主，地瘠民贫，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其中以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在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就留下了不少关于延安地区发生水旱灾害的记载。何家坬石窟窟外崖壁题记记载，“明昌六年（1195年）大水,六月二十四日河水上到石空寺”（题记34）。香林寺第2窟（图0-12）的一方元代题记则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元延佑五年（1318年）至泰定五年（1327年）之间甘泉县洛河一带的水旱灾害和农业收成，特别记载了泰定四年持续约一整年的大旱：“维大元国延安路安塞区下宣化村籍居人户等，泰定四年（1327年）六月十五日，众社人等，春至夏大旱，□金轮王圣水就殿，众发虔心，三五日显□成雨，直至秋冬无雪，落（洛）河北秋田不□，落（洛）河南不收大□□□五谷不生，老□众社人多□告夫祝嘉佑福雨露甘泽。从前记，延佑（祐）五年（1318年）大收米谷，大安；至治癸亥三年（1323年）六月四日大水来川；泰定丙□（寅）三年（1326年）七月二十日大水来川，大旱；泰定丁□（卯）四年七月十二日立秋大水□□，大旱；泰定戊辰五年二月十八日范□年旱。”（题记4）。石洼庄第2窟左壁后部题记记载“加（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三十日水至此处”（题记1）；“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初二日大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初八日水出此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月初四日……乾隆二十五年□月二十五日……又……”（题记2）。前文所述，据碑刻题记记载，城台石窟第2窟先后经历了4次重修活动，除第1次重修外，其余三次均是由于洛河河水泛滥淹没石窟而进行重修的。狄青牢石窟《嘉庆二十五年重修狄青牢碑》也记载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前后的一次“河水秋溢”，等等。这些内容为研究延安地区的水旱灾害、农业状况及生态环境变迁等历史社会问题提供了鲜活材料。

图0-12　香林寺石窟外景

另外，还有关于地震灾害的零星记载。如万花洞石窟《万历十九年重修宝塔院碑》记载，金代始建、明洪武年间重修的宝塔院因“加（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二月初八日地振（震）倒损破坏”，而由何宗光等人改址重建为暖泉寺，足见此次地震影响之大。

2．碑刻题记所见地方社会疾病发生情况

古代延安地区，地处偏僻，医疗水平有限，很多疾病都无法治愈，因而普通百姓在患疾不愈的情况下，常会转而向宗教神祇寻找救赎和心灵慰藉。同时，在古代社会佛、道门人往往也懂得一些医术，以此治病救人，并借以宣扬宗教。因而在延安石窟碑刻题记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关瘟疫、疾病发生的记载。清凉山石窟金代《丁家泉三教仙石洞记》中有两则记载，一则是金大定十年四月，“少尹总管纳合卧鲁保缘母患嗽累年不愈，亦诣本洞求治，得差同辩”；另一则是“至今大定十八年（1178年）六月内，府界人民时行疫疾不能禁止，忽患大头咽塞，吃嗒遍身，种种时疾以诣此洞求治之者，无不应验”。两则均是有关疾病史的记载，第二则所记疾病在延安城中广泛流行，很可能是一次小规模的瘟疫。清凉山道士梁文仙正是凭借高超的医术，为延安民众解除了疾病之苦，梁文仙本人也正是由此获得了延安府普通民众和官僚士绅的一致支持，使得清凉山道教得以较快发展。石寺河第1窟嘉庆元年（1796年）的一则题记同样记载了一起瘟疫，题记内容为：“立上田地人曹珍，因男女瘟疫不起，有祖地垅柏稍坬地一段，约有五……佛祖、娘娘殿前瘟疫不生，消灾除瘟，保何（合）家大小、男女大小，延□吉庆安宁，为此尚。”（题记1）因家中男女均染瘟疫，功德主曹珍将祖地一段舍于石寺河石窟所在的寺庙，希望佛祖和娘娘能为全家消灾除瘟。庙梁石窟《道光十二年修建娘娘庙圣祠碑》记载，“牛家小沟近来妇女多血光之灾，婴儿有未寿之厄遭”，信士牛天富、牛向学等人集资修建娘娘庙一座，祈求娘娘护佑。在石窟中保存有不少民众因身染疾病而向佛教神祇祈愿的记载，这些资料成了研究地方疾病发生情况的珍贵史料。

3．碑刻题记所见清代陕北地区的人口迁入状况

清代，陕西有过两次外省人口大量迁入的过程。第一次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南方各省人口的迅猛增加。人多地少，再加上沉重的赋税和大量土地兼并，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促使这些地区的民众纷纷离开家园，涌入邻近省份寻求生存。而此时的陕西，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乱和灾害之后已进入安定时期，主要的战争有顺治二年贺珍、孙守法、王永强等人发动的反清战争和康熙初年平定王辅臣的战争。基于多方面原因，陕西成为南方移民主要的迁入省份之一。这些南方移民首先进入人少地多条件较为优越的陕南地区，之后逐渐北上，遍布陕西全境。第二次移民发生在光绪六年到清末这一时期。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八年间，太平军、川滇农民起义军、回民起义军、捻军与清军在陕西展开多次战争，陕西境内战火不断。光绪初年，陕西又遭奇旱。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陕西居民的大量死亡和外迁，人口急剧减少。光绪六年之后，陕西地方政府实施了积极的招徕外来移民政策，吸引了南方及北方各地的移民迁入。以往学界认为第一次移民规模相对较小，主要集中于陕南地区，第二次移民规模较大，不仅有南方的移民，还有来自北方河南等省份的移民迁入，迁入地也由陕南一地扩展到陕西全境。然而据延安石窟碑刻题记记载，在嘉庆年间已经有大量的南方移民出现在陕北地区，我们仅以石泓寺石窟《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殿宇碑》为例，碑文所列施钱功德主共229人（另有洛川万盛成号、江南太原合号、□□麻兴盛号、三合号、四□号等5个商号），其中明确籍贯来自南方地区者共有57人，其中湖南26人、湖北18人、江南5人、江西2人、四川1人、贵州3人、广东1人、湖广1人。来自北方其他省份者5人，山西4人、河南1人。另有陕西境内的合阳2人、蒲城1人、韩城1人、延安府1人、鄜州2人。其余功德主均没有注明籍贯，应以当地民众为主。而且，在碑刻中所列出的17位会首中，湖南6人、湖北9人、江南1人、鄜州1人。虽然仅是对一方碑刻内容的简单统计，但也足以说明在嘉庆十年前后，石泓寺石窟所在的鄜州一带有大量外来人口存在，以来自湖南、湖北地区的人数最多。这些碑刻题记内容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南方人口迁入陕北，以及迁入人口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均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结语

总体而言，延安石窟碑刻题记内容丰富，涉及学术领域多，学术价值极高。限于编者学识，我们只能管中窥豹，列举个别实例，从延安石窟考古、地方佛教史、民族史、军事战争史、区域社会史等方面简单揭示其学术内涵，以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延安石窟和延安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来。

石建刚　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张　华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注释】

[1]石建刚：《延安宋金石窟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2]有关该窟营建情况的详细考察参见 石建刚、万鹏程：《陕西富县石泓寺中小洞窟调查及相关问题考察》，载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365—369页。

[3]关于介氏工匠家族以及介用的开窟造像研究可参见 石建刚、袁继民：《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载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255—268页。

[4]题记19：是本书对题记的编号，题记内容参见本书相关内容。下同。

[5]《大正藏》第13册，第692页c。

[6]《藏外佛教文献》第8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1页a。

[7]李翎：《韩国佛教绘画中的地藏图式》，《法音》2011年第6期，第47页。

[8]（汉）班固：《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28页。

[9]《大正藏》第24册，第654页a。

[10]《大正藏》第49册，第174页b。

[11]《大正藏》第40册，第402页b。

[12]石建刚、袁继民：《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第250—279页。

[13]《明一统志》卷19记载“宋建承天寺在保德州城内东”。

[14]有关金元时期王山圆明寺的基本情况见金明昌元年《太原交城县王山修建十方圆明禅院记》和金大定十五年撰文、元至元二年刊石的《王山十方圆明禅院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并序》的记载（相关录文参见 解光启：《金〈太原交城县王山修建十方圆明禅院记〉与〈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并序〉碑》，《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2期，第30—35页）。

[15]石建刚、万鹏程：《金代〈丁家泉三教仙石洞记〉碑考释——兼论延安清凉山仙石洞的营建》，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二十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08—315页。

[16]参见 马咏钟、张安兴：《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三辑，1995年，第98—101页；金宪镛、李健超：《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第59—62页。

[17]靳之林：《延安地区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第32—46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41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第2994页。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第2994页。

[21]陈玮：《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67—92页。

[22]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第327—340页。

[23]段双印、白宝荣：《宋金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94—96页。

[24]杜建录、邓文韬：《宋夏沿边熟户若干问题研究——以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党项人题记为中心》，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五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25]石建刚、杨军：《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一）——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7—29页；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第68—78页。

[26]有关道士梁文仙和清凉山关系的详细考证参见 石建刚、万鹏程：《金代〈丁家泉三教仙石洞记〉碑考释——兼论延安清凉山仙石洞的营建》，第305—315页。

[27]（元）脱脱等撰：《金史》卷57《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10页。

[28]（元）脱脱等撰：《金史》卷120《唐括德温传》，第2618页。

[29]（元）脱脱等撰：《金史》卷57《百官志》，第1310页。

[30]（元）脱脱等撰：《金史》卷132《完颜元宜传》，第2831页。

[31]（元）脱脱等撰：《金史》卷7《世宗本纪》，第222页。

[32]（元）脱脱等：《宋史》卷175《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57页。

[33]（元）脱脱等：《宋史》卷175《食货志》，第4256—4257页。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611页。

[3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第3611页。

[36]（元）脱脱等：《宋史》卷303，第10037—100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