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文艺圈风生水起，官场却并不适合苏轼。刚刚踏上仕途，就卷入了党争。

对于变法，苏轼是反对的，他不主张王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而且认为新法并不利于百姓。

对于变法领袖王安石，苏轼更是看不惯，经常仗着自己文思敏捷抓住把柄就怼怼王安石。

王安石说“波”乃“水之皮”，苏轼打趣，“滑者，水之骨也”。

王安石写黄州的菊花，“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觉得可笑：菊花开在深秋，耐冷不落瓣，怎么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于是提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轼得罪王安石的下场就是他每天被新党攻击，连他的头号粉丝宋神宗对他的印象都不太好了，将他下放到杭州、密州、徐州做市长。

在做地方市长期间，苏轼一边勤勤恳恳地为当地百姓做事，一边继续发挥毒舌属性，写诗文讽刺新政。

上文所书“乌台诗案”即由此引发。(www.daowen.com)

几年后，苏轼等来了哲宗即位，新党倒台，重新得以重用，17个月间飞速升迁至国家秘书处秘书，仅次于丞相。

虽然被旧党领袖、砸过缸的司马光赏识，可苏轼又站出来说实话了，“新法也有好东西，不能全部废除”。他还针对旧党的贪污受贿、互相包庇狠狠地向皇帝参了一本。

得了，这下苏轼两边不讨好，彻底被排挤。

又过了几年，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认作旧党势力被清除，在60岁高龄先后流放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州）。

在宋朝，流放海南是仅比砍头轻一级的重罚。

苏轼一生颠沛，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则是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直男”属性。

《东坡笔记》记载，苏轼曾拍着肚皮问身边的人：“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个侍女说是锦绣文章，另一个侍女说是满腹经纶，苏轼都嫌不够恰当，直到侍妾朝云说：“一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赞“知我者，唯有朝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