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一般人格权及隐私的一般性保护，是宪法权利意味着立法机构和法院可以援引隐私保护作为限制其他法益，特别是其他基本权利的依据。1973年的“索拉娅判决”之后，民事法院创设的一般人格权司法判例遂为联邦宪法法院所采纳。^[7]索拉娅公主是波斯国王之妻，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媒体的追捧。国王提出与索拉娅离婚时，那些追逐花边新闻的德国报纸更是热衷于此。有一家八卦报纸196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索拉娅：国王不再写信给我”的所谓专访，接受专访的公主敞开心扉，据称还透露了他们夫妇分居与离婚的细节。然而，采访纯属凭空捏造。此案中，发表公主家庭生活的所谓细节便触及了隐私。民事法院判决支付索拉娅15000马克的精神损害赔偿。报社提起宪法诉愿，理由是法院如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得判罚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得限制报社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因为正如前面“读者来信案”中已经提及的那样，德国侵权法并未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民事法院创设了这一保护，但联邦宪法法院判决民事法院的行为合宪。

这首先带来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诸如言论与新闻自由和一般人格权等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具有何种重要性，正如此案那样：一方为报社，另一方是索拉娅公主。从传统上看，基本权利保护公民免遭国家的干预与禁止，而非针对其邻居。当然，如果邻居在国家法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国家便无法置身事外。在此，基本权利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私法的适用产生影响被称为“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8]“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对于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判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著名的“吕特判决”^[9]中，法院作出了有利于“间接第三者效力”的判决，据此，民事法院解释普通法时，例如解释民法典相关规定时，必须尊重基本权利，必须“根据基本权利”解释普通法律使得联邦宪法法院在一定范围内可对该解释进行审查。凭借该论证，联邦宪法法院宣布民事法院可以对一般侵权法进行解释和续造，从而使得侵权法能够确保宪法规定的对人格和隐私的保护。在此基础上，民事法院也可以限制报社的权利。

保护具有宪法位阶的隐私权，也说明了私法和刑法相关规定的引入与适用的正当性。(www.daowen.com)

刑法典的相关内容包括言辞秘密（《刑法典》第201条）、侵犯通信秘密（《刑法典》第202条）、偷窃数据（《刑法典》第202a条）、侵犯私人秘密（《刑法典》第203条）、禁止跟踪的规定（《刑法典》第238条）以及禁止破坏住宅安宁（《刑法典》第123条）。目前，恰恰是禁止破坏住宅安宁，即擅自进入住宅和其他隔离区域如私人花园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玩宠物小精灵游戏的人会跑到别人的花园里，用自己的手机“逮”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