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息自决提升至基本权利的位阶提高了对其免遭公权力侵犯的保护，因为这样一来，针对信息自决的行政行为就必须遵循依法行政和法律保留等宪法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源于法治国家原则（《基本法》第20条第3款）。^[5]根据该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采取设负担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受到限制的规定具体的授权，而不是随便一项授权就可以，该原则旨在使公权力的干预尽可能具有可预测性。法律必须规范行政行为的内容，不得仅限于提出泛泛的原则，仅在形式上依法约束行政机关的干预行为是不够的。^[6]特别是对进行干预的行政机关来说，这就意味着只有当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必须履行职责时，才可以接触个人数据。

法律保留的概念描述的是国家行为需要法律依据的范围。它定义了从最开始就将行政部门排除在外的立法机关的核心领域。最开始，法律保留原则只是要求必须有法律授权，但并未规定法律授权的具体形式。^[7]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所谓的重要性理论，将法律保留在特定条件下续造为议会保留。据此，在重大规范领域，特别是可以由国家进行调节的行使基本权利的领域，立法机关必须自己作出所有重大决策。^[8]因此，行政机关若想干预信息自决权，必须拥有法定权限。(www.daowen.com)

只有出于重大公共利益，才允许对“信息自决权”加以限制。限制必须有合宪的符合法治国家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依据。此外，立法者进行调节时也必须遵守合比例性原则，并采取组织上和程序上的预防措施，避免发生侵犯人格权的危险。^[9]

如果授权进行敏感干预，对授权规范的要求则更高，例如授权采取监视居住等秘密监督措施、网上搜查、监视通讯、采集电讯数据以及采取特殊的数据搜集手段在住宅外进行监视等。从上述情况中必须遵守合比例性原则可得出以下结论，严重干预私生活的授权必须限于保护或捍卫极其重要的法益，其前提是上述法益即将受到具体危害。此外，上述情况下还必须要求对保护私生活核心领域作出特殊调节，保护职业涉密人员、遵守透明度规定、个人权利保护、监督性审查以及必须删除采集的数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