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比2014年增长了55%，达到22万件；2016年比较稳定，保持在22万件左右。在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上，这是继1991年《行政诉讼法》全面施行之后的最大一次增幅。由于这次《行政诉讼法》修改对受案范围的扩展并不大，受案范围的扩展对受案数量的增加作用更是有限，受案数量的增加显然来自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据报道，立案登记制实施当月，全国一审行政案件的受案数同比增长了221%，9成诉讼当场登记立案。^[39]虽然法院既不立案也不出具裁定的情况仍有耳闻，但行政诉讼“立案难”已经大大缓解。与此同时，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也持续增长，2016年首次突破1万件。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不但缓解了当事人的“告状难”，也给法律从业人员提供了新的机会。从事行政诉讼的律师（包括政府律师），此后将迎来一个发展期。但短期内，它将给法院审判和行政应诉带来巨大压力。越是层级高的机构，压力越明显。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的案件，从2014年的396件猛增到2016年的2841件。^[40]多个国务院部门的诉讼案件超过100件，税务总局和建设部的诉讼案件都超过500件。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也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新的编制难以即刻落实，在岗的法官和政府法制人员的负担骤然增大。

现在尚不清楚，还有多少纠纷、哪些纠纷本来可以进入法院解决而仍然没能进入法院。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调研。目前也不完全清楚，法院新增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行政管理领域，以及什么性质的行政行为。从历年情况来看，公安案件一度占据行政诉讼的首位，后来持续下降，只列第三；但最近几年比例又有上升，其原因有待探究。城建、资源已经连续十余年成为数量最多的两类诉讼，两者合计占三成左右（图1）。拆房、征地已成当前社会矛盾的热点，而法院积极承担了解决热点纠纷的任务。

图1　几类主要行政管理领域所占行政诉讼案件的比例(www.daowen.com)

在行政行为类型中，行政处罚仍是第一大类，但所占比例最近几年连续下降，2016年不到9%。值得注意的是，几类传统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措施、要求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加在一起，已经不到1/3（见图2）。统计之外的其他案件到底是什么案件，值得研究。

图2　几类主要行政行为所占行政诉讼案件的比例

立案登记制在解决“立案难”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有少量公民提起大量诉讼，其中不乏内容琐碎、重复、没有实际意义的诉讼。例如，当事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提起几十、上百个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以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上。从统计数据中，我们无法识别这部分诉讼占多大比例，但许多法院对滥用诉讼的倾向深感困扰。法官们认为，这类诉讼占用了太多的司法资源而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法院开始限制这类诉讼，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