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作为典型的立法过程，是一个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中心、多方参与的过程。

1.法制工作委员会

在全国人大层面，《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主要是由“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的工作机构负责。这个机构由近两百名立法专家组成，负责重大法律草案的起草，2007年以后更是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等立法工作全过程。在法工委中，“行政法室”共十几人，负责重大的行政立法。在过去的20年中，行政法室完成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也完成了《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重大法律的修改。

与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法院）相比，法工委处于一个更加超脱的地位，他们对行政诉讼的实际状况也相当了解。但法工委毕竟没有正式的立法权，它更像一个各方意见的协调者。它首先要秉承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的意旨，其次是协调法院、检察院、法制办等不同部门的意见，听取公众、学者等社会的声音，而也很关注所起草的法律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52名委员中能否获得高票通过。

2.其他机关

在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法院对行政诉讼种种问题的感受是最深切的，修法的愿望是最迫切的，对修法的关注是最热切的，与法工委的联系也是最密切的。法官们陪同法工委官员的大部分调研。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理想的行政诉讼法修改草案，递交给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还两次就特定问题，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意见。^[19]与学者们提交的意见相比，法院的意见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尽管法工委也不会照单全收。(www.daowen.com)

检察机关的作用不那么突出，问题也比较单纯。它们希望法律能够给它们一个更加明确和有力的地位，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作为法律的守护者对行政诉讼进行全程监督。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但打了一点折扣。至少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上，法律一开始并没有吸纳。

3.公众、人大代表和法律学者

中国公众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相当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公布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20]而公众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先后有1483和1586位公民提出了7736条意见，^[21]多位人大代表、多名律师和社会组织也表达了他们的意见。^[22]这些意见不一定很专业、具备很好的操作性，但他们表达了对《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的关切和不满。公众反映行政诉讼“立案难”“告官不见官”以及复议机关充当“维持会”等问题，给了立法机关很深的印象，最终也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

由于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不良，法律学者很大程度上担当起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立法机关的顾问。多年以来，行政法学者在不停地呼吁修改《行政诉讼法》。行政法学的领头学者应松年教授利用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提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中国行政法学会等学术组织召开了不计其数的研讨会，众多学者大声疾呼、各陈己见，^[23]几个主要的学术机构提交了各自的修改建议。^[24]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学者们的基本立场高度一致：更多的司法审查，更有效地解决纠纷。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法律学者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总体而言，学者在技术性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在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影响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