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皇四子即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登基，在很大程度上是踩着兄弟的肩膀与鲜血而上台的，康熙诸皇子血腥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使雍正即位后，心有余悸，对虎视眈眈的兄弟们存有极大的戒心，处心积虑地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在雍正即位的开始几年，雍正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先是清整那些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接着又整那些曾是他的鹰犬后又跋扈起来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等；也整那些结连科甲朋党的权族官员。总之，一句话，只要雍正认为你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他就给你加上“朋党”的罪名，格杀勿论，决不留情。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而被杀的官员。雍正认为汪所著《西征随笔》“悖谬狂乱”。实际上，汪依附年羹尧妄议朝政，雍正为清除朋党之弊，就首先拿他开刀。

汪景祺在书中对年羹尧的警示讽谏之论，确也发人深思。汪在《功臣不可为论》中，对正如日中天的年羹尧提醒说，功臣如果不能自处，必遭杀戮，其第一位的原因，就在于君主过分和无端的猜忌：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勘乱，因而以为能勘乱的必能作乱，功臣位重权高，一旦作乱，皇位难保，因而疑之，惧之；功臣因功勋高，名望尊，必有小人巴结，被君子尊敬，皇帝以其人望而猜忌，内心怒怨；若功臣为国分忧，有所建议，或者不畏君威，大胆谏诤，皇帝则会以其无君臣之礼，谓之骄横跋扈，便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功臣百死而难有一生了。(www.daowen.com)

汪景祺说，只要是功臣，国家之事已不需要功臣再有多大作为的时候，功臣无论怎么做、做什么，都难以身安、都得获罪：“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有槌心而泣血者也。……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东川不守。可胜概哉！可胜概哉！”

汪景祺一案的终结是以大不敬罪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妻、子发遣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补官职者一律斥革，交原籍地方官员严加管束。

汪景祺被斩首后，头颅长期悬挂在宣武门菜市口，一直到雍正死后，左都御史孙国玺以“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福”为由，由新登基的乾隆皇帝准许，才将汪景祺等六人首级掩埋，长达十年的尸首分离至此才得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