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他很有创见。

第一手是完成了州刺史文武职能的分离。在隋以前，刺史的职权是双重的，既有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文权”，又有统掌军队的“武权”。这双重权力的统一使中央权力受到极大剥离。但杨坚识时务，杨广集大成。杨广在其父已开始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文武职能的分离，刺史还保留有残存的军事官衔，但其职能纯粹是文职的。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政府手中权力努力的组织化、制度化。

第二手是改革军事制度，605年，炀帝对军事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旨在把兵力进一步集中，归中央指挥机构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总管府率的所有部队从此直接归京师十二个卫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前，总管府（各州军区司令部）到处都是；南方统一后，总管府的数字已经减少，但在604年仍有36个。605年，炀帝毫不犹豫地撤销了诸州总管府，把部队纳入中央军事机构。这一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能轻而易举的对付地方小规模的骚乱，又可以布置精兵进行大战役，镇压地方大的割据叛乱。

第三手是同时运用强力手段和怀柔政策来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隋炀帝是一个识时务者，他从不计较名分，也不想为某种既定规范所限。在该运用军事打击力时，他毫不手软；在该使用怀柔政策时，他也不惜气力，甚至不顾招致灭亡的危险去大挖特挖大运河。

在运用强力打击上，他第一个对准的就是其弟、汉王杨谅。杨坚在世时，汉王担任并州总管，自崤山以东，直到东方大海；南到黄河，共52个州，全属他的辖区；皇上特别授他应变全权，不受法律规章拘束。604年，杨坚去世后，杨谅发动兵变，其中有19个州参与了兵变。杨广极不含糊，他任命令人生畏的杨素为前锋，大举反攻。经过2个月的大战，汉王被俘。杨广毫不留情地开除了杨谅的官籍，从皇家户籍中剔除姓名，杨谅遂被囚禁而死。这使地方政府受到震动，不敢公开反对中央政府。

在运用怀柔政策上，杨广可谓是一高手。他把自己的政治集权融入其文化战略中。他个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家的气质，使他在说服南中国地方政权特别是那些最敢于顶撞中央政权的文化人的过程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这种个人魅力使很多南中国有名望的地方人士发现，他们的新统治者并不是想象中的狗屁不通的荒村野夫。不仅如此，杨广在南中国广建道佛寺院、藏经之馆、杏礼之坛。文化人、宗教大家纷沓而来。这很快折服了南中国地方政府的人士。(www.daowen.com)

第四手是建立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体系。炀帝将文帝的州、县二级体制改为郡、县二级体制。他设置190个郡，设1225个县，平均每个郡管辖6.5个县。

炀帝时期的郡县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由皇帝直接控制。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上百个郡、上千个县，这种过分集中的权力，从长期来看，势必要削弱中央的统治。因为，皇帝个人陷于行政事务的泥谭中，他必然没有充裕时间来考虑战略问题和全局性关系问题。

这样，隋王朝所面对的问题与秦王朝也有了相似之处：人们对地方郡县官吏统治的不满就转化为对中央的不满，反贪污官吏必反皇帝。因此，隋朝与秦朝的历史命运也同样有了相似之处：秦王朝历史是15年（前221—前207），隋王朝的历史是37年（581—618），历史短暂；秦灭亡于农民起义大潮中，前者被陈胜吴广起义动摇，后者被王薄、窦建德起义冲毁。

第五手就是完善科举制，使科举制成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杨坚虽首开科举并没有多少建树，而杨广却成就了科举大业。他在夺权继任的第二年即大业二年，就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把分科考官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从此，春来秋往，寒来暑去，举子们络绎不绝于长安大道，繁华的商埠，边远的山乡，都依照国家的法令，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上一展头角的竞争场，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摘取仕林桂冠。历经唐宋元明清，于1904年，科举历经1371年的长路，为国家培养了1000万各类官员。

正是这些充满创新性的措施的实施，在炀帝登极后的四五年内，出现了“隋世之盛”。经济、政治、文化、交通、儒学、生产等，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