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奸臣刘瑾掌管司礼监这一要害部门，弄权十分方便。

其弄权的主要手段是代替武宗“批红”。明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即在奏章上附一票签，由阁臣拟写出初步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皇帝裁决；皇帝往往不看奏章内容，只看“票拟”，在其上面用红笔批示。“批红”是皇权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可是，武宗荒怠朝政，常常把“批红”这等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让司礼监太监刘瑾去做。刘瑾为使武宗无暇“批红”，更多地由他一手处理朝政，挖空心思地引诱武宗游玩。他别出心裁，令宦官在宫中依照京城市肆，开设各种买卖店铺、酒肆、娼馆，让武宗学做平民在其间买卖交易。并在正德二年八月，在西华门旁修建一片殿堂，名曰“豹房”，专门搜集珍禽奇兽，供武宗逗戏，并把宫中的乐工和能歌善舞的色目女子，以及京中公侯家的色目女子艳丽者送进豹房，供武宗淫乐，武宗在豹房昼夜玩乐。称豹房为“新宅”，久住不回宫中。刘瑾则在武宗玩得高兴之时，递上奏章“票拟”请武宗批示，这时的武宗根本无心裁决批示，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奏章来烦我，要你干什么用？”这样一来，刘瑾便独自做起“批红”之事，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刘瑾本不学无术之徒，无力批答奏章。于是，他把奏章带回家中，与妹夫孙聪及他豢养的门客无赖张文冕一起谋划处理，先由他们拟写出草稿，然后让内阁大学士焦芳作文笔上的润色，这样，刘瑾一手批阅的奏章，不仅让朝臣看不出太大的破绽，而且还完全体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刘瑾的羽翼日渐丰满，权势不断扩大，完全控制了朝政。他一手栽培的亲信，死心为其效力。主掌内阁的大学士焦芳，对刘瑾毕恭毕敬，称刘瑾为“千岁”，自称“门下”，凡出自内阁的票拟章奏，都完全遵从刘瑾的旨意。“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朝中各部衙，处理事宜不敢不遵从刘瑾的意志，就连奏事的本章，都搞出专门送给刘瑾的“红本”。

刘瑾还趁此机会，矫旨令吏、兵二部凡进退官员，必须先经刘瑾同意，才得奏请。两院各道所有奏章，必须先呈刘瑾审阅认可，方得进呈。由于他有自己的班底，控制着国家政权的要害部门，又有武宗的放任，所以，他口悬天宪，权倾朝野。官员们向他奏事，不能直呼其名。一次，都察院左都御史屠氵庸在所上审录重囚的材料上，写有“刘瑾传奉”。他见直书自己名字，就以为是对他的大不敬，大发脾气，吓得屠氵庸心惊肉跳，急率所属官吏到刘宅请罪。他们跪在阶前，任听刘瑾的训斥，谁也不敢抬头看上一眼。直到他喝令斥退，他们才敢起身告归。还有一次，无锡邵二泉专程赶京，向他请示汇报公事，在汇报中，二泉一语失慎，刘瑾暴跳如雷，用手猛拍桌案，吓得二泉丧魄落魂，瘫在地上，遗尿于下堂。二泉走后，苏州汤煎胶前来面见刘瑾。刘瑾指着下堂湿处，洋洋得意，说：“这是你们无锡邵宝撒的尿！”(www.daowen.com)

刘瑾权倾朝野，贪心不足，巧立各种名目，收刮资财，他把是否收受赌赂作为识别和进退官吏的一个重要标准，公开提倡行贿受贿，吏部尚书刘宇、户部尚书杨廷和、刑部尚书张鸾等，都是因行贿刘瑾而青云直上的。刘宇出手便是万金，所以由都御史进为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阁臣，其升擢之迅速、居位之显赫，异乎寻常。他的儿子刘仁，应殿试，未能按一甲录取，也因给刘瑾送了一份厚礼，特意内批授以庶吉士，逾年，升为编修。詹事杨廷和，在经筵日讲时，多次规劝武宗，武宗很不高兴，遂让他出任南京户部右侍郎。这时，廷和急忙用蜀锦贿赂刘瑾，不久，便擢升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后又给刘瑾送礼二千金，立即擢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神英原是一个右都督，因年老，当致仕，重贿刘瑾之后，诏许封为泾阳伯，岁禄八百石。按照明代制度规定，大计考核被黜官吏是不许起用的。荆州知府王绶、武昌知府王晦，在大计考核中定为被黜之列，这二人重贿刘瑾，不仅没有被黜，反而还升为参政，仍掌府事。

正德三年正月，刘瑾公然下令地方赴京朝觐官员，布政使每人纳银二万两，不完纳者，不得返回地方。各官无奈，只得向京师有钱的人家借贷，时人叫它为“京债”，后来，演为成例。凡官吏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先给刘瑾行贿送礼。

更为可恶的是，刘瑾向人索贿，先提出个数目，让其爪牙通知对方。兵科给事中周钥奉诏巡视淮安。他派人向周钥索贿，数目极大。周钥无有余资，求助于知府赵俊。赵俊开始答应借给黄金一万两，后怕周钥还不起，就没有借给。周钥计无所出，事毕，起程返京，行至桃园，想来想去，无法向刘瑾交代，于是拔剑自刎，遗书说：“赵知府误我。”刘瑾知道后，痛斥赵俊吝财不贷，并以此为罪名，捕之下狱。御史涂祯在考察中，政绩卓异，列为天下第一，奉命巡察长芦盐课。他要涂祯割送当年余盐银两给他。涂祯力主正义，拒不从命。他就将涂祯逮捕下狱，严刑毒打，结果死于狱中。他还不解恨，又把涂祯的儿子涂朴抓来抵罪，充军边远地区。刘瑾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