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嘉靖十五年，严嵩便接替夏言做了礼部尚书，位达六卿之列。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的目的是要进入内阁，夺取内阁首辅的职位，把朝中所有的大权全都夺到自己的手中。

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是夏言。这位夏言，不但“豪迈有俊才，纵横辩驳，人莫能屈”，而且仪表堂堂，“眉目疏朗，美须髯，吐音宏畅，不操乡音”。世宗对夏言极为宠信，“政由言出”，一切专听他的。可是这位夏言却刚愎自用，恃才骄横，又因为受到皇帝的宠信，越发变得颐指气使，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对于严嵩，夏言认为他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因而对之要求也就更苛刻一些。严嵩呈送的文稿，夏言常给改得一塌胡涂，有时还要掷还给他，要他重写。严嵩对他真是又恨又怕。辞时他已不再需要依仗夏言援引。相反，夏言已经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障碍。表面上，他对夏言仍是十分谦恭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决心把他赶走，以便取而代之。从这时起，他便开始了陷害夏言的阴谋活动。

严嵩知道，夏言很有才干，而且正受到世宗的宠信，自己一下子是扳不倒他的。于是，便采用了极其隐蔽和极其周密的慢慢浸透的办法。他利用夏言的弱点，反其道而行之，夏言性情刚烈，他便阴柔谄媚；夏言在世宗面前态度疏慢，他在世宗面前便俯首低眉，诚惶诚恐；夏言对下级要求严峻，动辄处分，他却装得谦恭下士，四处救援。果然，柔能克刚，最后夏言竟死在他手中。

当时，大臣们在西苑都赐有直庐，以便他们值班，处理政事。世宗为人好猜，常常派出小太监去查看大臣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些小太监来到夏言处，夏言忙于政事，无暇搭理他们，态度未免有些傲慢。而当这些小太监来到严嵩处时，严嵩便立即起身，笑脸相迎，拉着他们的手，请他们坐下，和他们说长道短，同时将大把大把的黄金或白银塞到他们的衣袖里。这些小太监虽无职无权，但却随侍皇帝左右，可以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他们受了夏言的慢待，自然要说他的坏话；得了严嵩的好处，自然要说他的好话。天长日久，由不得世宗不信。

按照明代冠服制度，皇帝的冠式为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世宗崇信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道士的香叶冠。他命人特制了五顶沉水香叶冠，分赐给夏言和严嵩等人，要他们入值西苑时也戴上，同时还传谕大臣进入西苑时，也要仿照道士的习惯，只准骑马，不许坐轿。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为大臣者绝不宜戴。因此，领到了香叶冠也不肯戴；入西苑时，也不骑马，仍是坐轿。夏言这样做，世宗心中很不舒服，而严嵩却迎合世宗的心意，每入苑，必定骑马，不但把香叶冠戴在头上，而且还在冠上笼以轻纱，以示虔敬。世宗见了，满心喜欢。夏言因为轻贱道士，也引起了世宗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的不满。因此，严嵩又勾结陶仲文，要他在世宗面前助己而攻夏言。这样，世宗渐渐地就把对夏言的恩宠移到了严嵩身上。

经过这样一番慢慢浸透的功夫之后，严嵩看出，世宗对夏言已经很是不满，于是便公开向夏言发动了进攻。一天，当严嵩单独去见世宗时，世宗和他谈到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协也略有询问。严嵩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立即全身颤抖，俯伏在地痛哭不已。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怜念之情，连连催问，叫他有话尽管说，不要害怕。严嵩便将他平日所搜集的所谓夏言的种种罪状，添枝加叶，一一哭诉出来。世宗听了，不由得对夏言由不满变得恼恨起来。事后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蚀，那时人们迷信，认为太阳是皇帝的象征，出现日蚀，是因为大臣慢君所致。严嵩便趁机添油加醋，窜掇世宗，说这事应在夏言身上，天象已经告警，若不处分夏言，皇上不得安宁。世宗为人十分迷信，严嵩的这一番鬼话，使他深信不疑，于是便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下了一道手诏，说是“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职闲住。”竟将夏言免职，赶回家中去了。

夏言一去，严嵩不但接替他所有的职务而进入内阁，而且朝中少了一个他最为惧怕的人，从此他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对上，他还是柔媚取悦，小心伺候；对下，他则大权独揽，独断专横，而且呼群结党，纳贿行私；上下左右，都安插上了他的私人。他的权势，很快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www.daowen.com)

过了两年多，世宗忽然又思念起夏言来，觉得还是由夏言来主政，功效会更好些。于是便派人捧敕前往夏言家中，尽复他一切官职，召来重新起用。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重任首辅，严嵩依例降为次辅。通过上述事，夏言对严嵩已经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的为人十分轻贱，因而他这次回来，对待严嵩不但轻慢如故，而且处处加以打击。严嵩决定的事，往往予以全部推翻，严嵩所安插的私人，无不一一予以斥退。严嵩眼看着自己的心腹一个一个地被赶走，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他仍是笑语周旋，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窥测时机，准备报复。这次他打定主意，只把夏言赶出内阁还不行，还必须把他置于死地才可以保住自己。

时隔不久，夏言和曾铣共同筹划的议复河套的事件，给严嵩带来了机会。河套地区，三面凭河，土地肥沃，宜于农桑，而且接近明朝的榆林、宁夏、偏头关等边镇，对明朝的北部边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明朝初期，河套曾入版图，但后来却又被蒙古鞑靼部占据，鞑靼部首领俺答经常率军侵拢明朝边境。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率三万多骑兵进犯延安府，并深入到三原，泾阳，杀了许多人畜。有鉴于此，当时陕西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并提出八项很好的建议。曾铣的意见，得到了夏言的支持。夏言认为，收复河套，可以永绝边患。于是，他一面与曾铣书来信往，商讨计划；一面又多次向世宗举荐曾铣。开始世宗也同意复套之议，并曾让夏言拟旨奖谕曾铣。可是过了不久，却又隐忧起来，特别是他想到明英宗时的“土木之变”，更怕轻启边衅，惹起祸端。严嵩瞅准了这是陷害夏言的极好机会，于是立即动手。

首先，严嵩买通了世宗的近侍，让他们在世宗耳旁不断吹冷风，说复套之议是个祸根，绝对不可以实行。同时严嵩又指使他的爪牙不断上书，极论边衅不可开，否则兵连祸结，后患无穷。更为卑鄙的是，严嵩还勾结边将仇鸾，让他上书诬蔑夏言和曾铣，说夏言接受了曾铣的贿赂，才对曾铣加以举荐，等等。

世宗受到左右近侍的影响，很是后悔。但因他曾命夏言拟旨奖谕过曾铣，授人以柄，一时又难改过口来。因此，他迟疑不决，欲悔不能。严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就亲自面见世宗，极言河套实已难复，诬蔑夏言支持曾铣，是轻开边衅，败坏国事。严嵩很掌握世宗此时的心情；他已自悔孟浪，但又羞于自承。于是严嵩就为世宗开脱，说议复河套是夏言别有用心。经他这样一挑拨，世宗就顺台阶下，立即改变态度。严嵩得了世宗的支持，就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自然不肯让步，他们不但往来疏辩，甚至在世宗面前也争吵不休，这一来就激起了世宗的怒火，他不问是非曲直，降旨一道，又夺去夏言的所有官阶，再次把他赶回家去。

又赶走了夏言，但严嵩不肯就此罢休。他知道世宗是一个极其护短而又易于恼怒的人，便命人在宫中放出谣言，说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说当初皇上曾命自己拟旨奖谕曾铣，为什么又出尔反尔？这个精心设置的挑动，使得世宗十分恼怒。恰在这时，俺答又于嘉靖二十七年九月率军进扰宣府，世宗竟说这是因为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俺答才来报复，于是又降旨一道，竟将夏言斩首（曾铣在此之前也已被斩首）。其他曾支持夏言、曾铣收复河套的官员，或被斩首，或被贬谪，或是夺俸，或是廷仗，全都受到了处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收复河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