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萨诃与莫高窟-法国敦煌学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刘萨诃与莫高窟魏普贤已故的戴密微教授，在一篇闪烁着智慧和才华光芒的论著里，于其注释中提到了刘萨诃的经历：“他继一个罪孽深重的童年时代之后，在地狱受观音皈依，并以慧达之名而于4世纪下半叶还阳成僧。”刘萨诃动荡不安一生中，有3个划分明显的阶段，都在我所掌握的5种文献中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于其中提及刘萨诃的教名慧达。据王琰和慧皎认为，“萨诃”为名；据敦煌写本认为，这是其字。

刘萨诃与莫高窟-法国敦煌学

刘萨诃与莫高窟

魏普贤

已故的戴密微教授，在一篇闪烁着智慧和才华光芒的论著里，于其注释中⁽¹⁾提到了刘萨诃的经历：“他继一个罪孽深重的童年时代之后，在地狱受观音皈依，并以慧达之名而于4世纪下半叶还阳成僧。”

刘萨诃动荡不安一生中，有3个划分明显的阶段，都在我所掌握的5种文献中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其中的3种文献，在刘萨诃的故乡离石⁽²⁾问题上是互相吻合的。我按照年代顺序，而可以在以下资料中发现他的行踪：479年之后由观音的信徒王琰所著《冥祥记》⁽³⁾；于县（当时人们前往那里向阿育王塔顶礼）⁽⁴⁾之西的会稽（浙江）嘉祥寺，僧慧皎于519年和544年写成的《高僧传》⁽⁵⁾；最后是一篇叫做《元魏凉州山开出像者》，由道世于668年刊布于《法苑珠林》中了⁽⁶⁾。然而，当我们把这后一种文献提供的时间与前两种文献提供的对应时间进行一番比较，那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刘萨诃于31岁时受皈依（《冥祥记》和《高僧传》）⁽⁷⁾，他于宁康年间（373—375）前往京师（《高僧传》）⁽⁸⁾，于太元年间末又重新出现在那里（《冥祥记》）⁽⁹⁾。可是，第三种文献却将刘萨诃有关御谷山出现瑞像的预言，断代为魏太武皇帝在位的太延元年⁽¹⁰⁾，难道刘萨诃当时在80多岁高龄时还会从事如此远足旅行吗？

第4种文献又把我们带到了西晋（265—317）末年，因为其标题就叫做《西晋兹州⁽¹¹⁾郭下安仁寺西刘萨诃师庙者》，仍由道世把它刊布在《法苑珠林》中了⁽¹²⁾。如果说供养刘萨诃（何）庙被断代为西晋末年，那么认为刘萨诃本人生活于3世纪的假设则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种愿望是在第5种文献（因写本而流传）中提出的。我们于其文之末读到：“政始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却至秦州敷化。”只要把其中的“政”字改为“正”，那就会得出248年11月28日这个时间。但我必须放弃这种做法，而更应该把这后一种文献，与上文提到的第3种与御谷山开出像的文献（写本中也提到了它）联系起来，而又不必寻求将其中提供的时代复原为一种连贯的年谱⁽¹³⁾。

我仅仅是通过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特藏中的两卷写本，才得到了这第5种文献。这就是P.2680正面和P. 3570背面。它于其中也出现在佛教人物的诸赞或传（本生缘、因缘记、缘起），与灵州龙兴寺上师增忍的一种有关以自己的鲜血抄经的做法的说教之间⁽¹⁴⁾。P.3570背的抄经在整体上要比P.2680好得多，本文中影印发表的也正是此文。我下面就刊布该文。左部的第一个字母指文书本身行数的编号，括号中的第2个数字指背面全文行数的编号，异文在方括号中标出来。

1.（3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2.（38）和尚俗姓刘氏，字定阳人也。性好

3.（39）游猎，多曾煞鹿。后忽卒亡，乃被鬼使擒

4.（40）捉，领到阎罗王所。问萨诃言（P.3570阙）：汝曾煞鹿以

5.（41）否？萨诃因即抵御谷山⁽¹⁵⁾遥礼。弟子

31.（67）怪而问，曰：“和尚受记后，此（P.2680阙）有（P.2680作“乃”）瑞像现。果如（P.2680作“而”）其

32.（68）言。和尚西至五天，曾感佛钵⁽¹⁶⁾出现。以政始九年

33.（69）十月廿六日，却至肃州⁽¹⁷⁾敷化。”返西（P.2680作“西州”）游，至酒泉⁽¹⁸⁾

34.（70）迁化。于今塔现在。焚身之所有舍利（P.2680作“和”），至心

35.（71）求者，皆得形色数般。莫（P.2680原文如此，P.3570作“漠”）高窟，亦和尚受记，

36.（72）因成千龛者也。

大家只要同时阅读那些刊本传说文献，那些有时概括得过分简单的本文，在许多问题上均可得到澄清。描述了刘萨诃入冥全文的《冥祥记》，可以使人校正其中的一段文字；同时也使刘萨诃的故事，具有非常典型的佛教宇宙空间的特征，但这种宇宙观于此却付阙如。事实上，我们应在有关刘萨诃伯父的故事中，纠正其中的“腊月八日”（第15行）这一时间。这里明显是佛教年的腊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和四月八日。我们在《冥祥记》中恰恰发现了⁽¹⁹⁾对于盂兰盆会传说的追述，它要求在僧侣们每年于安居节（七月十五日）之后，世俗人将向僧伽奉献供物。至于四月八日，这是浴佛节，它会导致在有关刘萨诃庙的文献中所描述的那种欢庆场面⁽²⁰⁾，《冥祥记》中的刘萨诃之伯父，所指的即是这种节日⁽²¹⁾。我们仍然是从这部著作中获悉，在维卫佛⁽²²⁾时代，刘萨诃曾因是一个不守戒律的沙弥，而被驱逐出了僧伽，他在释迦牟尼时代最终得以受度成僧⁽²³⁾。最后，正是在《冥祥记》中清楚地解释说，刘萨诃的诋毁遭到了无情反驳（见第5—6行），这一段文字中说：“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草、树、山涧，忽然满目，所乘黑马，并皆能言。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荷惧然无对。须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镬汤中。自视四体，溃然烂碎……”⁽²⁴⁾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写本文献的特征。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于其中提及刘萨诃的教名慧达。我们似乎是最终更熟悉地知道其俗名。事实上，我们在上文统计到的第3种文献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遗漏，也就是在介绍直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之前的御谷山瑞像问题上⁽²⁵⁾。此外，在有关刘萨诃名字中最后一个字的写法问题上，也产生了多种犹豫，在王琰的《冥祥记》中作“荷”或“阿”⁽²⁶⁾，在慧皎的《高僧传》中作“河”、“阿”和“何”⁽²⁷⁾，在第3种文献中作“何”和“诃”⁽²⁸⁾，在第4种文献中作“何”⁽²⁹⁾，在敦煌写本中作“诃”（见第2行）。据王琰和慧皎认为，“萨诃”为名；据敦煌写本认为，这是其字。这是因为其名很奇怪。许理和先生对它作了如下解释：“这基本是一个受佛教影响的印度名字。”⁽³⁰⁾“萨诃”是梵文词汇svāhā的一种对音，本指一种愿文。可是，有关向刘萨诃供像顶礼的第4种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称呼，慧达的行为使它具有更高的价值：“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子自沉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何圣，是以从茧宿，故以名焉。”⁽³¹⁾“苏何”是稽胡人⁽³²⁾对蚕茧的称呼。当大家知道了“苏”字有时也出现在svāhā这个梵文词的对音中时，是否还可以把“萨何”视为“苏何”的一种不同写法呢？在敦煌写本文献中，还有另外一处遗漏（这次更为令人惊讶）。这就是其中任何地方均未提及阿育王的塔和像，而类似的记述却始终都出现在其他4种文献中⁽³³⁾。刘萨诃使之成为朝圣处的地点，在这里却用一些很笼统的措辞作了描述：“如来之行菩萨行处，悉已到之，皆起塔供养，乃获圣瑞。”（第24—25行）。因此，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印度了。那么文中为什么于稍后不远处，又讲到了这样的话呢？“和尚西至五天”（第32行）。作者是否是希望必须对所谓阿育王舍利在中国的出现，保持沉默呢？⁽³⁴⁾

对于在一卷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为驴耳王治愈疾病的记述，谁不会感到惊讶和好奇呢？因此，在经过如此之多的世纪之后，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处境：“在颤抖的茂密芦苇丛中……它们随轻盈的南风而摆动，传播着弥达斯（驴耳王）耳朵之变化结果的音讯。”众人更喜欢的是潘（Pan）的芦苇而不是腓比斯（太阳神阿波罗的别称——译者）的琴：“得洛斯神不希望如此之大的耳朵保持人形。它设法延长了耳朵并使之长满了灰毛，使耳根变得具有弹性，赋予了它们能向各个方向转动的能力。”⁽³⁵⁾然而，奥林匹斯诸神不再保佑“智力迟钝的人了”⁽³⁶⁾，刘萨诃受鼓舞的那种佛陀之慈悲心将会保护他们……最后，作为结论，莫高窟成为其内容的说法，正如为驴耳王治愈病的传说一样，是敦煌写本中特有的内容，涉及了佛陀的舍利问题。正如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³⁷⁾中所分析的那样，为向吐蕃赞普奉献出自沙州一座佛寺中的137颗收藏在金内棺和银外椁中的舍利之上表，提到了这一切。

丹州系由丹阳川而获名，由西魏（535—556）设置，因而这第5种文献的写作时间应晚于该州的设置时间。该州最早又被称为汾州（我在此问题上还应该指出，上文注中提到的慈州于隋代也被称为汾州，在唐代被称为南汾州。请参阅上文同一条注释中征引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093页。该州的州治设在今陕西宜川县。至于定阳县，这是在《战国策》中就已经提到的古城。它位于秦国和魏国的边境之间，其址位于今宜川县西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叫做定阳的县，分别位于浙江、湖北、山西和陕西宜禾县西南的今雒川县地区。丹州定阳和慈州分别位于黄河西岸，基本处于同一纬线，即位于36°线之上。

这里是指第3种文献汲取于其中的原始史料。它于其文末指出：“备于周释道安碑。”（《大正藏》第2122号卷13，载第53卷，第389页）

第3种文献则更为明确：“西至凉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东。”（《大正藏》第2122号卷13，载第53卷，第387页）根据地名“番和”的写法，这里是指在后凉（396—403）时设置的郡，它在晋代和唐代则为香和县。“番和”的写法也被用于汉代的一个县和北周（557—581）的番和镇。它在唐代落入了吐蕃人手中，该城被毁。它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以西。

注释：

（译自日内瓦1981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载《献给普实克的中国历史和文学论文集》，巴黎《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4卷，1976年，第72页注（2）。

(2)《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59号，卷13，载第50卷，第409页）具体解释说是“并州西河离石”。并州在汉代相当于今山西和陕西北部（延安和榆林）。至于“西河”，它更应该是指后汉的西河郡，其郡治恰恰就是离石，系山西匈奴的五部大都督府的所在地。匈奴血统的刘渊于290年，在司马衷（259—306）执政的翌日，便受敕封出任此职。刘渊薨逝于310年，于304年自称为大单于。他直到308年始终都在离石。

(3)请参阅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古中世纪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同化》，增订版，莱敦布里尔出版社（莱敦汉学研究院丛书第11卷）1972年版，第424页注（176）。正如徐理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涉及刘萨诃的段落刊布于《法苑珠林》卷86，有关“忏悔”的第86节，见《大正藏》第2122号，第53卷，第919—920页。据《法苑珠林》中的另一段文字记载，王琰生活在南齐（479—502），参见同上引书第383页。

(4)大炼丹术家陶弘景（452—536）由于下述背景，而曾前往那里去过：他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这一事件可能发生在大通年间（527—529）之前，因为文中于稍远的地方又提到：“大通初，令献二刀于高祖（梁武帝），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这两口刀的名称明显是暗示陶弘景曾接受的菩萨名。请参阅：《梁书》卷51，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43页。

(5)《高僧传》卷13第8节共包括14位“兴福”业诗人的倡导者，慧达本为其中第一位。请参阅《大正藏》第2059号，第50卷，第409—410页。

(6)有关“敬佛”的卷13第6节，见《大正藏》第2122号，载第53卷，第387页。(www.daowen.com)

(7)《大正藏》第2122号，第53卷，第919页；第2059号，第50卷，第409页。

(8)《大正藏》第2059号，第50卷，第409页。

(9)《大正藏》第2122号，第53卷，第920页。太元年间为376—396年。

(10)同上引书，第387页。太武帝于424—452年在位。正是由于他，才出现了佛教在中国遭迫害的四大法难中的第一次。他因445年在平息一次反叛的长安某座寺院中发现了藏匿兵器处而禁佛。请参阅戴密微：《佛教和战争》，载《戴密微佛教论文选》（1929—1970），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272页。

(11)有关慈州的问题，文中具体解释说：“今慈州……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是晋文公避地之所也。”（《大正藏》第2122号卷31，载第53卷，第516页）。对于导致未来的晋文帝重耳，于前654年从蒲逃至他第一次曾亡命过的地方，那既可悲又可钦的情节，请参阅《左传》，鲁僖公四年、五年和二十三年（见李雅各：《英译七经》卷5《春秋左传》，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重版，第141—142页、144—145页、186页）。大家还可以参阅马伯乐：《古代中国》（由戴密微修订的新版本，巴黎巴卡尔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页、483—484页）。据由李吉甫（758—814年）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一种传说认为：“晋文公为公子时，避骊姬之难，从蒲奔狄。因筑此地，遂呼为文城，并因而为郡县之名。”（请参阅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52页）该城位于今山西吉县西北90里处。刘萨诃在那里接受了宗教培养，那里也为了纪念他而建起了一座庙，但他似乎并不是此地人。文献中简单地指出：“（慈）州东南不远，高平原上，有人名萨河，姓刘氏。”（《大正藏》第2122号，卷31，载第53卷，第516页）

(12)《法苑珠林》卷31论述“潜遁”者的第23节。见《大正藏》第2122号，载第53卷，第516—517页。

(13)在中国的年号统计表中，并不存在“政始”年号。相反却有一个叫做正始的年号，它共出现过3次：240—249年，前魏时代（曹氏家族，立都洛阳）；407—409年，这是由后燕（立都今河北中山）的慕容宝之养子高云选择的一个年号；最后一次是504—508年，在北魏（元氏家族，都洛阳）时期。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些时代中没有任何一个适用于此年号。它可能是指一个地方政权的年号，但在其他地方却未出现过（或者是不为人所知）。

(14)有关其抄经墨中掺杂有鲜血的《能断金刚经》的两种写经，P.2876和S.5451，请参阅饶宗颐《敦煌白画》，利克曼的法译本，由戴密微作序和附录，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考古类第13卷），1978年版，汉文本第26—27页。

(15)御谷山这个地名未被地名辞典统计在内。据第3种文献来看，该山似乎位于番禾郡以北30里处。520年，根据刘萨诃于435年所作的预言，在那里发现了一躯被拦腰斩断的供像。仅仅到了556年，大家才在凉州以东的一条河流中，发现了其头部。“神仪缺四十余年，身首异处，二百许里”（《大正藏》第2122号卷13，载第53卷，第387页）。凉州和番禾位于距那里有170里之处（请参阅上文注［17］），因此御谷山位于香禾以北约30里处。

(16)有关“佛钵”问题，请参阅拉摩特：《塞种人时代之前的印度佛教史》，鲁汶大学东方学研究所重印本（《博物馆丛书》第43卷），1967年，第786页末尾。在佛教中遗留给弟子的化缘钵和袈裟是其受度的标志。在圣经界中，则是要在从何烈返回来后将其教袍抛给了以利沙而不是以利亚算起。这是为了召唤他为自己服务。但以利沙发现以利亚被劫持在火车上，这将成为他接受其师两种思想的标志（《列王记》上，第19章，第19—21节；《列王记》下第2章，第9—12行，多默译本，加利玛尔出版社，七星诗社丛书，1975年，第1117—1118页、1139页）。我们于此也需要产生一种幻觉。这里是指由慧皎为描述县阿育王塔的真实性（请参阅上文注所使用的词汇，至今唯有其地基尚存在：“［慧］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大正藏》第2059号卷13，载第50卷第410页。）

(17)在该州的9种地望考证（见上文注引证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744页）中，我觉得第5种为最佳：“北凉置，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治。”它基本上就位于番禾（见上文注）和酒泉（见下文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