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水资源法的演变进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就其发展总体历程而言，跨界水资源法与国际法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关系——跨界水资源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呈现全球化和碎片化相互共存的现象、国际法调整的范围不断地向非传统安全衍生的特点^[168]，而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和互利等原则成为跨界水资源法的基石。

第二，跨界水资源法演变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这也正体现了“有社会，就有法”的古老谚语的内涵。萌芽阶段出现了最古老的涉水条约，尽管当时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权国家，但其出现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宣告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此后国家之间签订了诸多涉水条约，涉水条约也经历了强调航行利用到非航行利用的转变过程，这与当时社会发展背景息息相关。比如，工业革命的爆发，推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性，因而殖民时期涉水条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后殖民时期，众多已获独立的新生国家，更多地强调水利用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注重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三，跨界水资源法发展的重心在欧洲，但之后不断地走向世界其他地方，虽然很缓慢。欧洲是跨界水资源法发展的中心，据FAO统计，现有约3600个国际涉水条约中^[169]，其中欧洲无疑占了最多，而早期欧洲国际河流沿岸国家是塑造国际河流政治的唯一主体，第三方和国际组织(含非政府组织)^[170]被排除于涉水条约签订的过程外。^[171]20世纪80年代，关于国际水道污染的实体规则条款的国际涉水条约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大约有88个条约，其中欧洲和北美就占了81个，剩余7个分布在亚洲(1个)、非洲(1个)和南美(5个)^[172]。由此可见，欧洲不再是一家独大了，美国和欧洲一道成为跨界水资源法发展的中心地区，之后再拓展至其他地区，尽管其他地区跨界水资源法和相关条约实践有限。可以说，跨界水资源法正在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开启了国际化进程。跨界水资源法国际化的标志之一为1997年5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第四，和平条约中涉水条款内容是跨界水资源法的重要载体和渊源。从被视作为跨界水资源法产生之萌芽的公元前3100年左右的《拉伽什乌玛条约》，再到作为跨界水资源法兴起之开端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兴起重要表现的1856年《巴黎和约》，再到1918年的《凡尔赛和约》，其共性都是和平条约，而欧洲作为跨界水资源法发展的中心，自然欧洲的战争与和平条约不但对现代国际法发展带来重要影响^[173]，而且也对欧洲国际河流的规则塑造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越来越多建立在双边谈判基础上的小范围的、目标趋小的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涉水条约成为双边条约中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丰富了跨界水资源法并推动其向前发展。

第五，跨界水资源法的发展历程呈现全面性、广泛性和开放性特点。跨界水资源法最早适用于规制两国的边界河流或跨界河流，都为地表水资源。早期涉水条约中，涉及地下水的条款也多以泉水和水井的形式出现，且多为附带提及，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国际涉水条约中才有明确规定地下水的内容。^[174]地表水扩展至地下水表明跨界水资源法规制对象的扩大，关于地下水的区域性立法、流域性涉水条约实践等不断地推进和发展。其中，全球公约立法而言，2006年和2008年分别通过一读和二读《跨界含水层草案》，这也成为跨界水资源法全球统一立法编纂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新的里程碑。此外，就其广泛性而言，有关跨界水资源法的最新成果不单可以规制跨界水资源，而且也可以规制国内水资源，尤以2004年《柏林水资源规则》最为典型。其开放性也意味着跨界水资源法不局限于纯“水”方面，它会融入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法律原则和规则，涉水条约由较早关注于水污染转而侧重环境保护是其最佳表现的一方面。

第六，不断发展的国际河流委员会制度是跨界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的重要制度。特别需注意到国际河流委员会制度有多种名称，最早的国际河流委员会为1804年法国和德国建立的关于莱茵河征税的常设机构。在早期，国际河流委员会设立重要目的是为了落实自由航行制度，有序管理国际河流。此后，国际河流委员会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成为涉水条约中的常规条款。其中最为著名的为1909年美加边界水资源条约建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它对于处理两国之间跨界水资源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该作用不能绝对保证国际河流委员会能一定有效地执行联合管理，因为其受到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影响。^[175]比如，在2006年阿根廷诉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两国之前曾同意建立CARU乌拉圭河委员会。此案说明了国际河流委员会的职权是以缔约方授权为基础的，缔约方就如何界定国际河流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将关系到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效率，影响到其发挥重要作用的程度。

【注释】

[1]参见杨泽伟著:《国际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不同学者看待国际法的主体有较大的差异，比如，王铁崖认为国际法的主体为“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古祖雪也认为国际法的主体需强调“独立性”。(古祖雪主编:《国际法》第二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纵观不同学者相异的观点，仍然可以发现共性，不管其意指“实体”、“求偿能力者”还是“参加者”，其权利和义务都要受到国际法的调整而调整，其主体要受到权利人性质及其地位的影响。

[2]参见古祖雪主编:《国际法》第二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9页。

[3]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4]国冬梅、张立:《跨国界流域内上下游国家权利与义务分析》，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1年第3期，第65页。

[5]参见Shlomi Dinar，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s，London:Routledge，2008，Appendix D。

[6]参见王志坚著:《国际河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7]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8]参见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9]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10]《联合国宪章》第1条。

[11]世界银行官网:http://www.worldbank.org，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6日。

[12]参见杨翠柏、黄卉:《〈印度河水条约〉评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3期，第95页。

[13]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home/zh/，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6日。

[14]参见国际大坝委员会编:《国际共享河流开发利用的原则与实践》，贾金生等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15]当时召开贝尔格莱德会议目的在于制定多瑙河的新的航行制度，参会国家除了多瑙河沿岸国外，还有英、法、美三个非沿岸国，奥地利为列席国，投票时，英、法、美反对，拒绝承认该公约的效力。参见多瑙河委员会官网:http://www.danubecommission.org，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6日。

[16]该委员会为新湄公河委员会，取代了1957年成立的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委员会，参见湄公河委员会官网:http://www.mr cmekong.org，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6日。

[17]参见Dante A.Caponera＆D Alhéritière，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18，1978，pp.590-619。

[18]有关跨界水资源法的历史发展进程，鉴于不同视角和标准，国内外学者认识存有差异。比如，Dante A.Caponera主张根据条约实践特点，国际水法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19世纪，自由航行时期；2.19世纪至“二战”结束，商业自由和航行自由；3.“二战”后，自由贸易让位于国家或区域的领土主义。Dante A.Capone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Selected Writings，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179.James L.Wescoat Jr.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把1648—1948年三个世纪的发展阶段分为:1.1648—1792年欧洲自然法和城邦法时期；2.1804—1868年的冲突、商业和河流委员会时期；3.1830—1901年亚非殖民水条约时期；4.1887—1921年编纂和新发展时期；5.1879—1921年国际非政府组织时期；6.1910—1948年多边主义:国联和泛美联盟时期。(参见James L.Wescoat Jr.，Main Currents in Early MultilateralWater Treaties:A Historical-Geographic Perspective 1648-1948，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Vol.7，1996，pp.39-74).Hilal Elver直接把其发展阶段分为航行利用时期(1648—1945年)和非航行利用时期(1945年—)。(参见Hilal Elver，Peacefu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Rivers Dispute，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2，pp.105-160)。盛愉、周岗则认为国际水法的历史发展分为早期阶段、国际河流法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以及现代国际水法的形成与发展三个阶段。(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3～74页)。王志坚在其专著《国际河流法研究》中把国际河流法分为萌芽时期(1648年以前)、自由航行阶段(1648—1918年“一战”结束)、水电建设和水量分配等为内容的阶段(“一战”后至20世纪末)、1997年至今的一体化管理特征等四个阶段。(参见王志坚著:《国际河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8页)。本书的看法是以与全球不同地域范围的跨界水资源法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紧密结合历史发展顺序和其发展阶段性特点。似乎也正反映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人们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建立不同的理想类型……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说是参照了一种理想类型，使具体认识对象的关系特征实际上变清楚了”。([德]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5页)。

[19]参见叶平著:《河流生命论》，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0]参见Attila Tanzi＆Maurizio Arcari，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4。

[21]参见Nahid Islam，The Law of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Options For Regional Regime-Building in Asia，The Netherla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0，p.11。

[22]至今该运河仍在使用。

[23]参见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60。

[24]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13。

[25]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1页。

[26]法典所确立的一些水规则，是现行跨界水资源法中不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原则、责任原则、合理原则的历史上的最早的雏形，它能够妥善处理实际发生用水争议，对于规范当时用水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

[27]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15。

[28]参见[苏]费尔德曼、巴斯金著:《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29]“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是古印度对国际法的一个突出贡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21页。

[30][法]迭朗善译:《摩奴法典》第二版，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序言。

[31][意]朱赛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2]有个比较老的说法是，世界上传印阅读最广的书，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罗马法《民法大全》，堪称“法律圣经”。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6%B3%95，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22日。

[33]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25。

[34]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著:《法学阶梯》，第二版，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第111～113页。

[35]参见Dante A.Caponera，The Law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Some General Conventions，Declarations，and Resolutions Adopted by Governments，International Legal Institutions，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Rome:FAO，1980，p.6。

[36]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Rome)，1985，p.1；See 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59。

[37]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p.40-44。

[38]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39]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5。

[40]划界条约82个，另外，采用Thalweg原则划界有99个。FAO编纂1648—1977年之间的水条约分为:边界、有害影响和有益影响、数量、制度、争端解决等。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4-181。

[41]该时期内，其它的比较重要的利用为农业灌溉和捕鱼，此方面条约也有不少，比如，1824年荷兰与汉诺威的边界条约，涉及保证河流的灌溉功能等。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42]参见James L.Wescoat Jr.，“Main Currents in Early Multilateral Water Treaties:A Historical-Geographic Perspective 1648-1948”，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Vol.7，1996，pp.39-74。

[43]Decree of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Convention，16 Novemeber，1792.

[44]当时欧洲在处理国际河流航行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国的位置会限制流域的航行和商业自由；第二种观点，以英国主张为代表，认为所提议的自由航行应该针对所有国家，受到所建立的警察权规则管制；第三种观点，以俄国的主张为主，自由航行仅延伸至非流域国的商业自由，排除了航行，流域国所保留。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209。

[45]在维也纳和会中，威廉·冯·洪堡男爵(BaronWilhelm von Humboldt)代表普鲁士，协助起草自由航行条款，包含三原则:1.自由航行的目的为促进流域国之间商业贸易；2.抛弃统一管理概念；3.建立委员会以处理共同问题。这三原则与条约的内容相吻合。参见Georges Kaeckenbeeck，International Rivers:A Monograph Based on Diplomatic Documents，Grotius Society Publications，1918，pp.52-53。

[46]1804年法德之间最早建立河流委员会机构。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25。

[47]波河的航行制度经历了国内河流国际化的转变过程，当它是国内河流时候，意大利已对所有外国船只开放，在1885年，意大利宣布该河施行国际河流的制度，按照当时习惯规则，意指开放自由航行。See Georges Kaeckenbeeck，International Rivers:A Monograph Based on Diplomatic Documents，Grotius Society Publications，1918，p.26.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60。

[48]参见Georges Kaeckenbeeck，International Rivers:A Monograph Based on Diplomatic Documents，Grotius Society Publications，1918，pp.91-101。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419页。

[49]早在罗马法中就有初步的规定。

[50]参见Dante A.Capone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Selected Writings，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178。

[51]参见Dante A.Capone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Selected Writings，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07。

[52]胡德胜、张青:《哈蒙主义的重新审视》，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7期，第31～44页。

[53]参见田向荣、孔令杰:《国际水法发展概述》，载《水利经济》2012年第2期，第34～36页。

[54]美加边界长达5000英里，为世界最长的边界水域，大约有150条河流和湖泊沿着边界或穿越边界。美加边界水域是世界淡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约占全球淡水总量的20%。较为典型的边界水域——跨界水资源主要包括五大湖地区、圣劳伦斯河和哥伦比亚河等。参见Noah D.Hall，The Centennial of the Boundary Waters Treaty:A Century of United States-Canadian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Wayne Law Review，Vol.54，2008，pp.1417-1450。

[55]该条约的内容能够为后来出现的淡水缺乏、气候变化和生态退化等问题(当时该问题并未成为突出问题)以及社会期望和公众要求参与环境保护等需求，提供有价值的管理制度。

[56]参见Noah D.Hall，“The Centennial of the Boundary Waters Treaty:A Century of United States-Canadian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Wayne Law Review，Vol.54，2008，pp.1417-1450。

[57]如涉及批准使用水域、截阻权、引水权、公平平等分配权和补偿权等行政权以及仲裁权，并保留有咨询职能，处理争议方面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利。参见BoundaryWaters Treaty，U.S.-Gr.Brit.(for Can.)，Jan 11，1909，36 Stat.2448。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231页。

[58]优先分配理论源自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进运动，发展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运动，优先分配强调保护工业中采矿权和用水权，注重对首次用水者权利的保护。参见A.Dan Tarlock，from Natural Scarcity to Artificial Abundance:The Legacy of California Water Law and Politics，West-Northwest，Vol.71，1994，pp.75-84。

[59]参见Hilal Elver，Peacefu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Rivers Dispute，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2，pp.35-37。

[60]截至2005年统计数据，从美国建国到2005年，美国高等法院(含地方高等法院)，一共受理涉水案件为822件，其中，在该阶段内受理了13件。代表性案件为Irwin v.Phillips(1885)、Kansas v.Colorado(1907)等。1907年堪萨斯诉科罗拉多案中，科罗拉多作为河流上游国，决定开始使用来自阿肯色河的河水，此举招致了堪萨斯的强烈抗议，声称援引优先分配和不损害原则加以保护，而科罗拉多河则采用哈蒙主义，维护自身立场。由此展开水资源争端。最后由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否定双方主张，法院认为如此调整公平权利为基础的争端以致于能尽可能地保护科罗拉多河的灌溉权益，而并非剥夺堪萨斯流水的有益影响，最终权衡利弊，采取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一方面保护科罗拉多的灌溉权益，另一方面，科罗拉多也不应侵扰堪萨斯分水的行为。参见George A.Gould＆Douglas L.Grant＆Gregory S.Weber，Cases and Materials ofWater Law，7th，St.Paul，Mn:Thomson West，2006，p.461。

[61]参见Carolin Spiegel，International Water Law:the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United StatesWater Law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ble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International Law，Vol.15，2005，pp.333-361。

[62]1934年10月18日，国际法研究院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国际河流航行规则》，较之前草案，该版本内容大幅压缩，由原来的39条保留为15条。

[63]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81-335。

[64]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320页。

[65]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5页。

[66]1815年前的航行制度、向国际化过渡时期(1815—1856年)、自由航行时期(1856—1919年)、“确定制度”时期(1919—1939年)、新航行制度时期(1948—1966年)。

[67]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9页。

[68]参见王金国著:《水电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页。

[69]1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14个欧洲国家含但泽自由市，1个亚洲国家(暹罗)和1个南美洲国家(乌拉圭)。

[70]公约英文版，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ydraulic Power of International Affecting More Than One State，and Protocol of Signature.Done in Geneva，9 December 1923.http://www.jstor.org/stable/2213287，last visited Sep 17，2013。

[71]参见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27。

[72]参见[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三版下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67～879页。

[73]参见王志坚著:《国际河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74]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2页。

[75]仲裁和司法解决作为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各自产生是不同时代发展的历史产物，仲裁在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古希腊时代，一般认为，仲裁以1794年美英的《杰伊条约》作为开端的标志，条约中规定建立“混合委员会”解决国家之间争端。欧洲许多涉水条约争端解决包含仲裁。

[76]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81-335。

[77]条约统计数量参见FAO的统计数据。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81-335。

[78]参见《美洲国家关于国际河流的工农业利用的宣言》中文版。

[79]美国处于巨大转变时代，无论从其经济上、科技上、文化上和军事上，美国成为新的头号强国，同时，也经历了影响空前的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参见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三、四、五、六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0]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avb0Yasr9g7pEKIvW3iVh2q C7t2v5yQZ79nW fscC0tlXXNI9cAJzezGaU5FONic，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9月21日。

[81]参见Noah D.Hall，The Centennial of the Boundary Waters Treaty:A Century of United States-Canadian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Wayne Law Review，Vol.54，2008，pp.1417-1450。

[82]《关于合作开发哥伦比亚河流域水资源条约》第2～9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463页。

[83]自20世纪30年代起，修建了29座水坝，妥善处理蓄水型水库和径流式水库之间水协调问题。参见何学民:《我所看到的美国水电(之三)——美国哥伦比亚河流流域的水电开发及其特点》，载《四川水力发电》，2005年第4期，第89～92页。

[84]参见《关于合作开发哥伦比亚河流域水资源条约》第16条。(www.daowen.com)

[85]参见George A.Gould＆Douglas L.Grant＆Gregory S.Weber，Cases and Materials ofWater Law，7th，St.Paul，Mn:Thomson West，2006，p.3。

[86]“流域综合管理是指在流域范围内，通过跨部门与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流域水、土、生物等资源，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规律，充分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实现流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英]马丁格里菲斯编著:《欧盟水框架指令手册》，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序一。

[8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456页。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81-335。

[88]它是由第三方(世界银行)参加的解决印巴水争端的成功案例，条约对东西各三条河流的处理，其中东部三条河流归印度使用，西部三条河流归巴基斯坦使用，较为平衡地处理了国际流域上下游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条约蕴涵了公平合理分配原则、资料信息共享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中文版《印度河条约》第2～9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292页。

[89]杨翠柏、黄卉:《〈印度河水条约〉》评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3期，第95～100页。

[90]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91]九个尼日尔河沿岸国分别为:喀麦隆、象牙海岸、达荷美、几内亚、上沃尔特、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乍得。

[92]尼日尔河流域国家关于航行和经济合作条约的中文版。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二十一)，第404～412页。

[93]为之后非洲水争端埋下隐患。

[94]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Legislative Study，No.15，(Rome)，1978，pp.181-335。

[95]该规则中文译本，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十七)，第389～392页。

[96]特别是在其第2条第1款强调“一切船只、木筏及其他水上交通工具有权在全部可航水道上自由航行，但必须遵守本规则的规定以及沿岸国制定的补充规定和实施条例。并不得相抵触”。

[97]1948年重新制定的多瑙河自由航行制度，就是最好的实例。

[98]参见孔令杰、田向荣著:《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99]参见ILA，Report of the 46th Conference，Edinburgh，1954，p.vii。

[100]参见ILA，A Satatmentof Principles upon Which to Base Rules of the Law Concerning the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Report of the 47th Conference，Held in Dubrovnik 1956，London，1957，pp.241-243.ILA，Recommendations on the Procedures Concerning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Report of the 49th Conference，Held in Hamburg，August 1960，London，1961，pp.xvi-xviii。

[101]8个基本法律原则:主权、公平利用、最佳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合作及和平解决争端等；4种争端解决办法:双边协商、设立临时委员会调解、仲裁和国际法院司法解决。

[102]如莱茵河，在20世纪80年代莱茵河爆发多起化学工厂污染事故，又称“水工业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数千吨剧毒物质流入莱茵河，导致严重破坏莱茵河生态系统和环境，产生诸多问题，莱茵河曾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欧洲工业之河”。参见《莱茵河保护公约》拯救了莱茵河，http://news.guilinlife.com/news/11/12-28/21742 1.htm l，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9月26日。

[103]公约中文版参见王秋玲:《保护莱茵河免受化学污染的公约》，载《环境科学与管理》1992年第4期，第20～25页。

[104]《莱茵河保护公约》第4条。公约中文译文，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8页。

[105]参见刘佳奇:《〈莱茵河保护公约〉的协调机制及其展开》，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5期，第95～101页。

[106]《莱茵河2020计划》是一项面向2020年的、旨在实现莱茵河可持续发展的计划，细化了《莱茵河保护协定》的总体目标和原则，因而是《莱茵河保护协定》的有益补充。

[10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439页。

[108]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340页。

[109]该条约1972年生效，此后，历经1978年、1987年和2012年三次修订。

[110]参见Great Lakes Water Quality Agreement，as amended，U.S.-Can.，Nov.22，1978，30 U.S.T.1384，art.2.该协定1972年中文版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479页。

[111]参见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Ninth Biennial Report on Great Lakes Water Quality:Perspective and Orientation(1998)，p.37，available at http://www.ijc.org/files/publications/C85.pdf，last visited Sep 28，2013。

[112]公众参与成为一种新趋势。参见Noah D.Hall，The Centennial of The Boundary Waters Treaty:A Century of United States-Canadian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Wayne Law Review，Vol.54，2008，pp.1417-1450；Melvin Woodhouse，Is Public Participation A Rule of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43，2003，pp.137-183。

[113]参见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 Relating to the Skagit River and Ross Lake，and the Seven Mile Reservoir on the Pend d'Oreille River，U.S.-Can.，Apr.2，1984，T.I.A.S.No.11，088。

[114]参见Jeffrey S.Dornbos，All(Water)Politics is Local:A Proposal for Resolving Transboundary Water Disputes，Fordham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Vol.22，2010，pp.1-41。

[115]《关于永久彻底解决科罗拉多河含盐量的国际问题的协定》第6条，其中文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70～471页。

[116]参见Stephen P.Mumme，Minute 242 and Beyond: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anaging Transboundary Groundwater on the Mexico-U.S.Border，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40，2000，pp.341-362。

[117]条约中文版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87～994页。

[118]FAO，Treaties Concerning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Africa，FAO Legislative Study，No.61，1997，preface。

[119]参见Edith B.Weiss，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Water Law，Martinus Nijhoff，2009，pp.65-67。

[120]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p.242-243。

[121]公约中文版本，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655页。

[122]Fleur Johns，Ben Saul，Philip Hirsch，et al，Law and the Mekong River Basin:A Socio-Legal Research Agenda on the Role of Hard and Soft Law in Regulat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1，2010，pp.154-174.

[123]参见FAO，Treaties Concerning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Asia，FAO Legislative Study，No.55，1995，pp.25-27。

[124]条约中文版，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645页。

[125]参见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编:《国际涉水条法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624页。

[126]该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是联合国经社会下设的五个地区委员会之一，其目的在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截至2013年9月，现有56个会员国，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主，还包括非欧州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中亚国家。参见http://www.unece.org/＃，last visited Sep 27，2013。

[127]UNECE，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done atHelsinkion 17March 1992，E/ECE/1267.公约中文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领土边界事务国际条约和法律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540页。

[128]孔令杰、田向荣著:《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129]2015年10月，《赫尔辛基公约》正式开启全球化，是继《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后又一部全球性公约。

[130]如前所述，流域综合管理并非首次出现在欧盟，最早的流域综合管理实践是20世纪30年美国田纳西河的实践。

[131]Directive 200060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October 2000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icy OJL 327，22.12.2000，pp.1-73.

[132][英]马丁·格里菲斯编著，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译:《欧盟水框架指令手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

[133]参见UNGA，Resolution No.2669(XXV)，8 December，1970。

[134]参见UNILC，The Reports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are Available in the ILC's Yearbooks，in Vol.2，para.1，http://www.un.org/law/ilc/，lastvisited Sep 23，2013。

[135]公约获得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03个国家支持，法国、阿根廷、埃及、印度等27个国家弃权，中国、土耳其和布隆迪反对。参见UNGA，99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51st Session，Official Records，A/51/PV.99，21 May 1997.See UNGA，Resolution No.51/229，8 July，1997。

[136]参见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77。

[137]参见孔令杰、田向荣著:《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138]国家实践如美国与墨西哥、埃及与苏丹、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等。参见Dante A.Caponera＆D Alhéritière，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18，1978，pp.590-619。

[139]该阶段地下水法律研究代表性著述分别为:Dante A.Caponera＆D Alhéritière，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18，1978，pp.590-619；Dante A.Caponera ＆D Alhéritière，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Ⅱ)，Natural Resources Forum，Vol.2，No.4，1978；Ludwik A.Teclaff，Transboundary Ground Water Pollution:Survey and Trends in Treaty Law，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19，1979，pp.629-688；Ludwik A.Teclaff，Albert E.Utton，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London: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81；Albert E.Utton，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22，1982，pp.95-118；Ludwik A.Teclaff，Principle for Transboundary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22，1982，pp.1065-1079；Robert D.Hayton，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Aquifers，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22，1982，pp.71-93；Julio Barberi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ransboundary Groundwater，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31，1991，pp.167-186。

[140]联合国关于地下水立法由最初封闭地下水扩大为与地表水相连的地下水。参见国际法委员会46届会议，第A/CN.4/L.493/Add.2文件，第30页。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untreaty.un.org/cod/avl/pdf/ha/clnu iw/clnuiwphc.pdf，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9月18日。

[141]参见Shammy Puri＆Alice Aureli，Transboundary Aquifers:A Global Program to Assess，Evaluate，and Develop Policy，Ground Water，Vol.43，No.5，2005，pp.661-668。

[142]参见联合国大会: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54届会议)，A/57/10，第518～519段。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597/77/PDF/N0259777.pdf?OpenElement，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9月18日。

[143]共有资源资源专题特别报告员为山田中正(Chusei Yamada)，五次报告分别为:特别报告员山田中正先生关于大纲问题的首次报告，大会第A/CN.4/533文件(2003)；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的第二次报告:跨界地下水，第A/CN.4/539文件(2004)；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的第三次报告:跨界地下水，第A/CN.4/551文件(2005)；关于共有自然资源的第四次报告:跨界地下水，第A/CN.4/580文件(2007)；关于共有自然资源的第五次报告:跨界含水层，第A/CN.4/591文件(2008)。

[144]参见联合国大会: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58届会议)，第A/61/10文件，第68～76段；联合国大会: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60届会议)，第A/63/10文件，第34～54段。

[145]共8个，分别为洪都拉斯诉萨尔瓦多边界争端案(1986年)、匈牙利诉斯洛伐克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项目案(1998年)、博茨瓦纳诉纳米比亚岛案(1999年)、贝宁诉尼日尔边界争端案(2005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航行及相关权利案(2009年)、阿根廷诉乌拉圭乌拉圭河纸浆厂案(2010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边界区域案(2010年)、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案(2011年)等。参见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available at http://www.icj-cij.org/，last visited Oct.5，2013。

[146]分别为2011年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受理的IndusWaters Kishenganga仲裁案(Pakistan v.India)、2007年ICSID的Bayview Irrigation District，et.al.v.United Mexican States案、2007年Case Addressing the Lining of the All-American Canal案、1968年安大略湖仲裁法庭的Gut Dam(Canada v.United States)案。参见GutDam Case Arbitration，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ume 16，Issue 2，1969，pp.161-206。

[147]参见《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卯)段。

[148]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196。

[149]参见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hs＆case＝92＆k，last visited Oct 5，2013。

[150]参见孔令杰、田向荣著:《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200页。

[151]参见ILA，Report of the 52nd Conference，Helsinki，1966，pp.447-533。

[152]参见ILA，Report of the 72nd Conference，Berlin，2004，pp.334-421。

[153]规则的中文版，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二十)，第395～403页。

[154]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155]参见Joseph W.Dellapenna，The Berlin Rules on Water Resources:The New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Water Law，2006，pp.1-10，available at http://ascelibrary.org/doi/pdf/10.1061/40856(200)250，last visited Sep 29，2013。

[156]一方面它广泛吸收国际习惯规则和原则，并进一步地编纂与发展了其他相关规则；另一方面，它不是简单的水法规则，而是它集合了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和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等多种法新颖的相关规则的综合。

[157]它不但适用地表水，而且也适用地下水，特别关注到跨界含水层的法律规则；该规则的主要变化既可适用于国内水资源，亦可以适用于跨界水资源，因而包含了应用于二者的习惯国际法。参见Joseph W.Dellapenna，The Berlin Rules on Water Resources:The New Paradigmfor International Water Law，2006，pp.1-10，available at http://ascelibrary.org/doi/pdf/10.1061/40856(200)250，last visited Sep 29，2013。

[158]不但创立了新的范式(new paradigm)，其在过去几十年前已经被接受或未有完全被认定或明确表达，包含了五个应用所有水资源的管理原则，参与水资源管理、联合管理、综合管理、可持续性、最低环境损害；而且同等对待公平合理原则和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原则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了二者所代表的国际水道上下游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与此前的仅规定公平合理原则的赫尔辛基规则和规定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原则从属于公平合理原则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极为不同。参见Salman M.A.Salman，The Helsinki Rules，the UNWatercourses Convention a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Water Law the Berlin Rules: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Water Law，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Vol.23，No.4，2007，pp.625-640。笔者认为，公平合理原则和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原则之间关系问题，是极易引发国家之间争议的问题，《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迟迟未能生效，很重要原因在于其未能妥善处理好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而《柏林水资源规则》，敢于触碰并处理极为敏感又重要的议题，本身值得赞许。

[159]参见Dante A.Caponera，Principles of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nd revised by Marcella Nanni，London:Taylor＆Francis，2007，p.201。

[160]参见IDI，The Pollu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International Law，Athens，1979。

[161]参见IDI，The Pollu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International Law，Athens，1979，Art.8。

[162]由1911年“禁止”、分别处理边界水道和跨界水道的特征再到1961年应用于整个地理流域，把公平的概念引入法律机制内，开始出现了程序规则，新利用的优先通知义务和相关的争端应谈判解决等，之后再到1979年的流域方法，反映了流域国家公平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参见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79-380。

[163]该组织曾在1957年发布宣言，1966和1969年通过决议，涉及了应用国际水域的一般原则以及国际河流和湖泊的建议等。参见Inter-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vailable at http://www.iaba.org/site/，last visited Oct5，2013。

[164]该组织承担了水资源法律方面研究，组织成员来自于亚非各国的水法专家，曾作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较为典型的为1973年新德里建议，可以说该建议深受国际法协会鼓舞和影响，比如，曾界定了drainage basin(流域)概念。参见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available at http://www.aalco.int/Scripts/default.asp，last visited Oct5，2013。

[165]参见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ater Laws，available at http://www.aida-waterlaw.org/，last visited Oct5，2013。

[166]参见The World Water Council，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last visited Oct5，2013。

[167]参见The GlobalWater Partnership，available athttp://www.gwp.org/，last visited Oct 5，2013。

[168]参见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6页。

[169]参见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by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Vol.I，Legis.Study No.15，1978；FAO，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by Treaties，Declarations，Acts and Cases，by Basin，Vol.II，Legis.Study No.34，1984。

[170]对跨界水资源法理论有较大贡献的国际法协会和国际法研究院等组织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

[171]参见Hilal Elver，Peacefu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Rivers Dispute，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2，p.154。

[172]Johan G.Lammers，Pol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earch For Substantiv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Law，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84，pp.7-17。

[173]参见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29页。

[174]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89页。

[175]参见Hilal Elver，Peacefu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Rivers Dispute，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2，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