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中印边界争端背景下跨界水资源的水权问题

明确水权、解决水权问题，是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除与印度和不丹外，中国已经与周边邻国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印若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早日签订边界协定，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关中印跨界水资源的水权问题，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论述。不可否认的是，中印现有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跨界水资源就不能开发利用。只是，现有开发利用中印跨界水资源有诸多因素不得不要考虑。

从理论层面来看，有关水权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学者之间存有较大差异。水权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随人类历史发展而变化。^[69]外国学者Anthony Scott和Georgina Coustlin认为水权可以广泛地定义为使用水资源的权利^[70]。就水权定义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国基于不同的法系，对水权的认识是不同的，法律层面如何协调认识，是值得关注及挑战的问题。

中国学者对水权的定义有争议，对其定义的认识主要分四类:“一权说”(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二权说”(水权含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三权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所有权、经营权)、“四权说”(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71]。可见，中国学者认为水权是多种权利的组合，不同学者对水权的组合权利认识差异较大。实际上，差异的背后反映了对水权是基于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还是水资源所有权是公是私下衍生出来的权利问题。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规定水资源的为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国家可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调度、发放许可证等；同时，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集体和个人的合法使用权。^[72]这充分说明水权倾向于指使用水的权利，非指水本身的所有权，因为水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在印度，水被视为社会的共同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水权指利用水的权利。印度奉行沿岸理论，认为河岸用户可以有权合理公平利用满足其水需求。

(二)中印跨界水资源的分配问题

跨界水资源分配问题，就是水量分配问题，是开发利用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际河流开发利用中的核心问题”^[73]。水资源的公平分配标准是国际水冲突的中心问题。^[74]一般来说，水道国家在国际河流中所处的上下游位置，对水资源的利益诉求点会有较大的不同，上游国家更为关心水电开发，下游国家则更关心农业灌溉、航运等利用。因水道国家开发利用目标不相同，水量使用也就不同，分配不公平的话，容易引起水道国家之间水资源争端。因此，需要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时，水道国家就跨界水资源分配方面应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如前所述，要解决跨界水资源分配问题，有必要先解决水权问题，只有明晰跨界水资源的水权，才能使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做到有章可循。开发利用需维护国家主权，体现国家利益，确定一国对其境内水资源如何享有分配权。实际上，就是要先确定资源所有权原则，在资源所有权下，一国可以对其所有权下的资源享有相应的分配等权利。我国作为上游国，享有跨界河流水资源优先分配权，在开发利用中自然关注跨界河流水电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水资源分配没有商量的余地。事实上，考虑到跨界水资源流动性和流域整体性特点，上游国在开发利用水资源，如修建大坝，能够对跨界河流水量和地表径流进行调节，提高汛期抵御洪灾能力，以及增大枯水期的径流流量，因此能对下游国的航运、发电、防洪、灌溉和减少海水入侵，产生明显的综合效益。^[75]国际上就跨界水资源分配有不少成功的案例，1909年的《美加边界水条约》，在百年前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虽然其经验不能照搬，但它具有现实启示价值。考虑到中印跨界水资源(跨界河流)差异性特点，如何解决中印跨界水资源分配问题，是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以预见，两国要解决该问题，就必须结合中印两国国情，遵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水法，在不损害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和谈判，公平合理地达成水资源协议是完全有可能的。^[76]

(三)中印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生态平衡和环境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资源减少和生物多样性减少。^[77]中印开发利用跨界河流时，需要特别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如水污染等问题。中印跨界河流大多数发源于我国喜马拉雅山脉等，我国作为跨界河流的上游国家，为了保护流域生态环境，肩负着保护重责；同样，水生态环境也是下游流域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河流自上往下流的特点，资源所有权也会随河流流动发生变化。简言之，流域国家需共同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近年来，印度计划在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印东段边界争议地区内的“阿鲁纳恰尔邦”的河流段建造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其可行性研究的勘查正在进行。一旦水坝建成，将可能淹没我国西藏林芝地区部分地段，洪灾威胁和环境变化对流域地区的破坏影响难以评估。^[78]关于中印跨界河流的梯级开发利用，不管是上游国还是下游国，都需要双方加强合作，充分调研项目的可行性以及评估其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实现流域国的国家利益。

【注释】

[1]有学者译为“跨国水资源”“跨境水资源”，以示与国内跨界水资源相区别。一般而言，边界划定情形下多使用跨界水资源；边界未定时，多采用跨境水资源。本书采用“跨界水资源”。

[2]目前来看，最早提出水资源概念的是1894年的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简称USGS)，当时该局设立水资源处，其主要任务是对地表河川径流和地下水进行观测。国外对水资源的定义有较大的差异。首先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把水资源定义为“含括气态、液态固态等全部自然界任何形态的和对人类有潜在用途的水”。1963年英国的(Water Resources Act1963)中明确把水资源解释为“具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水源”。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水资源定义为“应指有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并能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国内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同样也有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它是国内最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但从不同的角度对水资源做了诠释。大气科学卷认为水资源是地球表层可供人类利用的水，包括水量、水域和水能资源。水利卷把水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各种形态的天然水，并将可供人类利用的水资源作为评价的水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认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参见何艳梅著:《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3]参见闫桂玲、孙福德:《关于水资源概念界定的探讨》，载《水利天地》2006年第8期，第4～6页。

[4]参见何俊仕、林洪孝著:《水资源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5]UNECE，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1992，Art.1.

[6]王曦主编/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7]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8]盛愉、周岗认为从传统地视角来看，凡是河流流经不少于两个国家，可称为跨国河流或多国河流；如果该河流分割两个国家，则称为界河。(参见盛愉、周岗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根据《国际法辞典》，国际河流是“指在流经数个国家领土的河流沿岸国之间，或在沿国境流动并可通航至海洋的河流沿岸国之间，或在包含非沿岸国在内的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不仅承认领有该河流一部分的国家的船舶，而且承认其他国家的船舶的航行自由的河流”。(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室总校订，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而伊恩·布朗利认为国际河流意指“地理上和经济上影响两个或多个国家领土和利益的河流”。通常来说，其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但与国家的领土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完全不一样。参见[英]伊恩·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9]参见Jesse H.Hamner＆Aaron T.Wolf，“Patterns in InternationalWater Resources Treaties:the 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Vol.9，1997，pp.157-177。

[10]参见Charles B.Bourne，“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l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Lakes”，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21，No.2，1971，p.193。

[11]参见Aaron T.Wolf＆Jeffrey A.Natharius＆Jeffrey J.Danielson，et al，“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of theWorl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Vol.15，No.4，1999，pp.387-427。

[12]Shlomi Dinar，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s，London:Routledge，2008，p.18.

[13]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14]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二分册，上卷，王铁崖、陈体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页。

[15]参见Stephen C.Mccaffrey，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8。

[16]Charles B.Bourne，“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l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Lakes”，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21，No.2，1971，p.193。

[17]Gabriel Eckstein，“A Hydroge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Status of Ground Water Resources under the UN Watercourse”，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Vol.30，2005，p.526.

[18]参见韩再生、李尧、王皓等:《跨界含水层研究——世界进展和亚洲实践》，载《科技导报》2012年第5期，第57页。

[19]亚洲的许多跨界含水层因被遗漏，后经进一步完善，根据2011年韩再生等科研人员完成的《亚洲跨界含水层-初步圈定和评价》重新标定的亚洲跨界含水层数量为49个区域跨界含水层和18个局部跨界含水层。参见Han Z＆Jayakumar R＆Arduino G，et al.Transboundary Aquifersin Asia—A Preliminary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Beijing，Jakarta:UNESCO Office，2010；转引自韩再生、李尧、王皓等:《跨界含水层研究-世界进展和亚洲实践》，载《科技导报》2012年第5期，第59～62页。

[20]UNESCO，http://www.unesco.org/water/news/transboundary＿aquifers.shtm l，last visited Aug 9，2013.

[21]参见何艳梅著:《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张益善主编:《中华实用水利大词典(增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22]参见陈余道、蒋亚萍、朱银红主编:《环境地质学》，第二版，冶金工业出版社2011版，第124～125页。

[2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大气科学海洋科学　水文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3页。

[24]参见何艳梅著:《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5]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大气科学海洋科学　水文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3页。

[26]参见刘文祥、耿世刚、刘金洁编著:《水资源危机》，贵州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8页。

[27]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28]参见Min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India 2010:A Reference Annual，Compiled by Research，Reference and Training Division 2010，p.998。

[29]参见孙培钧、华碧云主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30]杨立信等编/译:《国外调水工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31]目前中印边界长达2000多公里，边界争端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分西段、中段、东段三部分，全长1700公里，其中，西段传统习惯边界线主要走向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国新疆和西藏与拉达克地区接壤部分，长约600公里，其争议地区有三块，总面积为3.35万平方公里，除巴里加斯地区450平方公里为印侵占外，其余均为中国控制；中段传统习惯边界线长约450公里，中国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喜马偕尔邦接壤部分，其争议地区有四块，总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均为印侵占；东段传统习惯边界线长约600公里，为麦克马洪线所在之地，实际上麦克马洪线长1100公里，该段争议面积为9万平方公里，被印侵占。参见王宏纬著:《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54页。

[32]参见何大明、汤奇成等著:《中国国际河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33]参见张玉初著:《西藏江河志——洪灾录》，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8页。

[34]世界江河数据库，印度河，http://www.cws.net.cn/riverdata/Search.asp?CWSNewsID＝17993，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www.daowen.com)

[35]参见张玉初著:《西藏江河志——洪灾录》，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6页。

[36]参见Wikipedia，Sutlej River，http://en.wikipedia.org/wiki/Sutlej＿River，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

[37]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编:《西藏河汉与湖泊》，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7页。

[38]参见张玉初著:《西藏江河志——洪灾录》，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7页。

[39]参见何大明、汤奇成等著:《中国国际河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4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1]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人口规模达1339724852人。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官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http://www.stats.gov.cn/zgrkpc/dlc/yw/t20110428＿402722384.htm，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

[42]印度人口规模数据源自印度统计普查总署第十五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于2011年3月21日公布。

[43]中国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2年519322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国外交—2006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379页。

[45]印度国内媒体极力炒作“中国水资源威胁论”、“中国高山平湖战略”。

[46]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1-2002，New Delhi，2002。

[47]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2-2003，New Delhi，2003。

[48]参见张宁:《从2002年开始西藏向印度方面提供雅江水情》，载《西藏商报》，2002年6月7日。

[49]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3-2004，New Delhi，2004。

[50]参见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载《人民日报》，2003年6月25日，第4版。

[51]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5-2006，New Delhi，2006。

[52]参见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3561911114 26980＿1.s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

[53]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7-2008，New Delhi，2008。

[5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国外交—2008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55]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8-2009，New Delhi，2009。

[5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国外交—2010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57]参见中国学术会议在线:“中国印度高端学术交流会—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http://www.meeting.edu.cn/，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

[58]参见蓝建学:《水资源安全和中印关系》，载《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0页。

[59]参见西藏农牧科技信息服务网络中心:西藏的水资源，http://tastis.taaas.org/ebook/editor/UploadFile/2006912125246144.pdf，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1日。

[60]参见张宗佑、卢耀如主编:《中国西部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37页。

[61]参见张宗佑、卢耀如主编:《中国西部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345页。

[62]参见新华网:西藏开建第一座大型水电站雅鲁藏布江被截流，Http://news/163.com/10/1114/22/6L1VUFO00014AEE.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2013年8月11日。

[63]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National Water Policy，New Delhi，2002。

[64]参见Mahesh C.Chaturvedi，“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ia'water Some Policy Issues”，Water Policy，Vol.3，No.4，2001，pp.297-320。

[65]参见C.D.Thatte，“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IBWT)for the Augmentation ofWater Resources in India:A Review of Needs，Plans，Status and Prospects”，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Vol.23，No.4，2007，pp.709-725。

[66]王家柱:《印度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特点》，载《人民长江》1991年第8期，第50～56页。

[67]参见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Annual Report 2007-2008，New Delhi，2008。

[68]参见World Bank，India's Water Economy:Bracing for a Turbulent Future，Washington DC 2005，available at http://go.worldbank.org/QPUTPV 5530，last visited Aug 11，2013。

[69]水权概念深受罗马法、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观念、水资源作为环境权的一部分等影响。参见Hu Desheng，Water Rights: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London:IWA Pub，2006，pp.19-45。

[70]参见Anthony Scott＆Georgina Coustlin，“The Evolution of Water Rights”，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35，1995，p.821。

[71]参见黄锡生:《论水权的定义》，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14～115页。

[72]参见《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资源科学科学百科全书》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73]王晓峰、陈东景:《上下游型国际河流开发利用中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9页。

[74]参见Aaron T.Wolf，Criteria for Equitable Allocations:The Heart of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lict，Natural Resources Forum，Vol.23，No.1，1999，pp.3-30.

[75]参见何大明、杨明、冯彦:《西南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国际合作研究》，载《地理学报(增刊)》1999年第6期，第29～37页。

[76]参见王晓峰、陈东景:《上下游型国际河流开发利用中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9页。

[77]参见朱诚、谢志仁、李枫编著:《全球变化科学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14页。

[78]参见蓝建学:《水资源安全和中印关系》，载《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