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较早开始研究国际水法，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第一，从科研机构来看，国外高校主要以英国邓迪大学和美国俄勒冈大学为主。其中英国邓迪大学以国际水法研究院为基础筹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水法、政策与科学中心(IHP-HELP Centre forWater Law，Policy and Science)，它在国际水法的研究、咨询、培训等方面，都非常有全球影响力，该中心出版了诸多成果有力地推动国际水法的发展。另一个高校研究机构为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水资源冲突管理和改革研究中心(Wate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ransformation，简称“PWCMT”)，该中心在沃尔夫(Aaron T.Wolf)领导下，发布的项目成果，国际上影响巨大，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是跨界水资源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

除了两家高校研究机构外，1873年9月8日在比利时根特(Ghent Town Hall)成立了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简称“IDI”)和1873年10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自发性学术自治团体——国际法革新和编纂协会，后在1875年更名为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简称“ILA”)。

国际法研究院发展了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如《国际河道航行规则草案》(1887)、《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的国际规则》(1911)、《国际河流航行规则》(1934)、《关于国际水域的非航行利用的决议》(1961)等，这些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对国际水法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59]

国际法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研究、诠释和促进国际法、研究比较法律，并提出解决冲突法律办法，试图统一法律并促进国际理解和善意。它成立至今召开70多次重要大会，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法在新领域的发展。比如，在国际水法方面，ILA在1966年通过的《关于国际河流水使用的赫尔辛基规则》成为国际上第一部国际河流法大全，这也是国际水法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的1966—2004年期间^[60]，国际法协会还通过了有关洪灾控制和陆源海洋污染的规则(1972)^[61]、关于边界河流或跨国河流天然可航水道的维护和改善的规则(1974—1975)^[62]、关于武装冲突时的水设施和水资源的保护规则(1976)^[63]、关于水及其他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的规则(1980)^[64]、关于污染的规则(1982)^[65]、关于跨界地下水的规则(1986)^[66]、关于跨界污染的规则和私法救济的规则(1996)^[67]等。2004年制定了《柏林水资源规则》，国际水法得以进一步编纂与发展。^[68]

此外，联合国附属机构在推动国际水法发展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如联合国粮农组织(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最早在1951年就开启水法研究，其他组织还有亚太经社会(ESCAP)、欧经委(ECE)、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ECLAC)、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其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ILC)在2006年推出了有关跨界含水层的法律草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水法的内容。之外，还有国际水法协会(IAWL)、世界水资源协会(WWC)、全球水伙伴(GWP)、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全球环境基金、国际水务办公室、国际绿十字组织、国际水资源法、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国际联盟(IUCN)全球水信息网(GLBOWINET)、北美五大湖信息网、国际流域机构网(INBO)、世界水资源网等。

第二，从国际水法的发展史来看^[69]，国际水法正处在发展阶段，其关注的重点问题多为航行权益，出版了一些有关国际河流的书籍，如伊格尔顿(Clyde Eagleton)的International Rivers(1918)等。国际水法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之前的一些“软法”逐渐转变为“硬法”，国外有关国际水法的著作和论文成果比较多。如莱林(John G.Laylin)的The Uses of the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Comments Submitted to Committee of American Branch of the ILA on“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Uses of the 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1956)、拉德纳(Leon J.Ladner)的International Law:Rivers and Marginal Seas(1956)、柏柏尔(Friedrich J.Berber)的Rivers in International Law(1959，主要内容译自德国Mr.R.K.Batstone的著作)，作者结合时代背景，以同时代的相关条约和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拉努湖仲裁案为线索，在文献中发现有关利用的国际私法和公法的原则的存在，并通过研究不断证实，他指出了当前河流利用的重心发生转移(灌溉、水力发电、工业利用高于之前的航行、渔业、木材浮运)，通过分析国家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得出欧洲没有形成国际河流法，但存在区域的河流利用的习惯法规则——利用国际河流需考虑邻国的利益。^[70]之后，纽约大学法学院安德鲁斯(Andrews)教授编写了Bibliography on the Law and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1960)，丰富了国际河流利用法律的参考文献。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特克拉夫(Ludwik A.Teclaff)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The River Basin in History and Law(1967)书中，第一个发展了1958年国际法协会通过的决议精神——认识国际流域的法律性质。他综合考察了1616—1963年间100个条约，一方面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法学的研究方法，论述在塑造水资源发展的组织框架中，流域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二者的相关性，认识到水资源发展应有必要的法律实体作为支撑，依照习惯法和大陆法，分析众多条约，非常详细地陈述现代河流流域计划和行政管理部分的组织组成，指出今后跨界水资源的压力与日俱增，如何协调好流域内国家的利益将是国际水法和国内水法面临的重要任务。^[71]之后于1981年与优通(Albert E.Utton)合著的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Law，较早关注到国际地下水资源的法律问题。^[72]加勒森(Albert Henry Garretson)、海顿(Robert D.Hayton)等的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s(1968)一书中，比较了“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和“River”的异同，确定了“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的概念，分析了在此概念下的有关公平利用、污染、管理的法律原则。^[73]贝拉(Béla Vitányi)在其著作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River Navigation(1977)论述了国际河流的交通法律，强调国际河流的航行利用的规则作用。^[74]拉莫斯(Johan G.Lammers)著作Pol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A Search for Substantiv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Law(1984)，解释了水污染和跨界污染的定义，通过评析国际水道重要污染的案例，得出了国际水道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水道环境，坚持无害原则，从而初步形成了国际环境法的习惯法规则。^[75]

自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社会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水法学者，如Dante A.Caponera、Stephen C.Mccaffrey、Edith B.Weiss、János Bruhács、Charles B.Bourne、Aron T.Wolf、M A.Salman、A P.Elhance、Attila Tanzi、Ibrahim Kaya、Eyal Benvenisti、Surya P.Subedi、Anton Earle、JosephW.Dellapenna、Noah D.Hall、Heather L.Beach、Shlomi Dinar、Patricia Wouters、Alistair Rieu-Clarke、Douglas Fisher、Ariel Dinar、Slavko Bogdanovic、Nahid Islam、Philippe Cullet、Elli Louka、Aysegul Kibarogla、Kate Lazarus、Eke Boesten、Hilal Elver、Knut Bourquain、Joachim Blatter、Joseph L.Sax等。以上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以下几种。(www.daowen.com)

第一，有关国际水法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亚诺什(János Bruhács)的The Law of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ces(1993)、波恩(Charles B.Bourne)的InternationalWater Law:Selected Writings of Professor Charles B.Bourne(1997)、FAO的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 Law(1998)、卡朋拿(Dante A.Caponera)的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Selected Writings(2003)、Principles ofWater Law and Administration: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2007)、卡亚(Ibrahim Kaya)的Equitable Utilization: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003)、沙祖尔内(L B De Chazournes)等的International Law and Freshwater:The Multiple Challenges(2013)等。其中Charles B.Bourne的International Water Law:Selected Writings of Professor Charles B.Bourne(1997)，不但探讨了河流利用和污染存在的问题，而且也讨论了基于这些的问题的争端解决办法以及流域国信息交换、磋商谈判的责任，^[76]其不足之处带有深深的加拿大烙印。坦齐(Attila Tanzi)等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Watercourses(2001)，详细地分析公约的实体条款及原则，分析很具有启发性。^[77]国际水法基本理论重要著作之一是来自美国太平洋大学法学院，麦卡弗里(Stephen C.Mccaffrey)的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2007 2nd)，他曾当任国际法协会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草案的报告起草人和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顾问，他在该书中论述了多种国际水法的基础理论，以选取的主要案例论证国际水法理论的价值。^[78]

第二，国际水法理论在国家、地区实践的应用。主要著作为卡利奥特(N Kliot)的Water Resources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1994)、希拉勒(Elver Hilal)的Peacefu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Rivers Dispute(2002)、基巴洛格鲁(Aysegul Kibaroglu)的Building A Regime for the Waters of the Euphrates-Tigris River Basin(2002)、苏贝迪(Surya P.Subedi)的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The Case of The River Ganges Basin(2005)、梅林(John E.Moerlins)等编著的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A Foundation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n Central Asia(2008)、拉扎罗斯(Kate Lazarus)的Water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Mekong Region(2010)、伊斯拉姆(Nahid Islam)的The Law of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Options for Regional Regime-Building in Asia(2010)、卡里特(Philippe Cullet)等编著的Water Law，Poverty，and Development:Water Sector Reforms in India(2010)、苏尔雅(Nath Upadhyay.Surya)的InternationalWatercourses Law and A Perspective on Nepal-India Cooperation(2013)、等。从这些著作来看，多数涉及全球水资源冲突高危地区，如中东地区、两河流域、恒河流域、湄公河流域、印度—尼泊尔流域等，流域的特点赋予了国际水法区域性的特征，学者建议通过和平利用国际河流、建立某种机制等方式来解决水资源争端。

第三，有关国家间跨界水资源冲突、争端解决、合作和管理。主要著作为比齐(Heather L.Beach)等的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Resolution:Theory，Practice，and Annotated References(2000)、布拉特(Joachim Blatter)等的Reflections on Water:New Approaches to Transboundary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2001)、PCA编著的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 Disputes(2002)、迪纳尔(Ariel Dinar)Bridges over Water:Understanding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2007)、艾尔(Anton Earle)等编著的TransboundaryWater Management:Principles and Practice(2010)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跨界水资源的研究。其中，比奇在书中用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检验了跨界水资源如何在制度和法律下管理，用经济学理论(Economic theory)解析了跨界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比较分析各种各样的水资源争端和由水资源问题引发的环境争端，讨论了与国际水域相关的条约历史，采用广泛的跨学科的方法分析水资源的冲突，发现水资源冲突的成因以寻求应对的策略。^[79]艾尔论述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分析方法，再结合跨界水资源水管理政策和实践，分析了跨界水资源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80]

第四，相关国家国内水法的案例，主要以美国案例为主。相关著作有古尔德(George A.Gould)等编著的Cases and Materials on Water Law(1965年初次出版，此后不断更新，2010年已出第八版)和萨克斯(Joseph L.Sax)等编著的Legal Control ofWater Resources:Cases and Materials(1986年出第一版，2006年已出第四版)。书中与时俱进地收录了美国国内许多案例和美国的主要水法问题，^[81]此书为研究美国国内水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上述国外学术研究著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外研究起步要比国内早，著述成果比国内丰富得多。第二，国际水法的研究对象最初以国际河流为主，之后不断拓展为整个跨界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跨界含水层)。第三，国际水法是国际法发展的细分支学科，国际法是国际水法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四，跨界水资源的法律问题研究离不开对跨界水资源的自然地理特点、经济、政治、军事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方面的研究。第五，国际水法的发展重心在西方，主要在欧洲。鉴于国际水法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域的文明，其国内水法体系有很大差异。第六，国际组织对国际水法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国际法协会和国际法研究院对国际水法发展的贡献。

总之，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国际水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在不断发展，地域性的国际水法也在不断丰富，不同角度的著述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然而目前的研究现状，缺乏与本题相契合研究成果，在“一条国际河流，就有一种制度”的背景下，丰富中印跨界水资源的法律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因此，笔者拟在现有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印跨界水资源的法律问题，以进一步推动区域性的国际水法的发展，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开发利用跨界水资源，保障我国用水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