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以后兼任英国的国王以及荷兰共和国的执政官。历史学家对于他的英-荷联合统治对于英国以及荷兰的各种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在1702年意外地坠马去世，有人说这一事故是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党羽阴谋活动的结果，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威廉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他在英国的王位由詹姆斯二世的次女安妮公主继承，是为安妮女王(Queen Anne， 1702—1707年在位)。在荷兰方面，由于“沉默者威廉”一系的威廉·奥伦治家族直系断嗣，执政官的职位由威廉三世的堂兄弟约翰·威廉·弗里索(Johan William Friso， 1687—1711)继任。弗里索属于弗里斯兰的奥伦治-拿骚家族，他当时只是担任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两个省份的执政官，其他的荷兰、泽兰、乌特勒支、海尔德兰以及上埃瑟尔诸省并不接纳这位执政官。1711年，弗里索意外的溺毙，留下了遗腹子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Karl Hendrick Friso， 1711—1751)，母后玛丽亚·路易萨(Maria Louise of Hesse-Kassel， 1688—1765)则在此期间担任摄政，他们一同管治弗里斯兰。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被人们称为威廉四世。荷兰省与其他省份(包括格罗宁根)的议会再度决议，认为没有任命执政官的必要。因此，荷兰共和国经历了“第二次无执政官时期”。唯有弗里斯兰保留了威廉四世作为执政官的头衔。1729年，格罗宁根、海尔德兰以及德伦特三个省邀请他担任执政官。不久，他被送往父亲曾经就读的弗兰尼克大学以及乌特勒支大学深造。由于当时英国国内亲詹姆斯的政治派别十分活跃，英国当局担心天主教会以及詹姆斯的势力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们希望再度加强威廉三世所确立的政治传统，尽管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已经不能再保持欧洲强权的地位了。威廉四世于1734年与汉诺威公爵后来成为英王的乔治二世(George II， 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安妮(Anne， 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 1709—1759)结婚，说明奥伦治家族及其政治理想在英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虽然荷兰省的执政者不愿意见到威廉四世的这场政治联姻，但是也无力阻止它。威廉四世与安妮回国的时候，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表现得非常冷淡，唯有家乡弗里斯兰人热烈地欢迎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后的疆界划分条约中，尼德兰南部的部分地区由荷兰的驻军管辖，这些地区包括那慕尔、伊佩尔以及分布于佛兰德斯西部的一些要塞。法国的波旁王朝得到了西班牙的一些海外的属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将原本尼德兰南部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归为己有。荷兰联省共和国很想扩大海军和陆军的规模，重建昔日黄金时代的声望。但是，自18世纪20年代以后，荷兰的海外贸易已经在萎缩，城市的经济也在衰退，阿姆斯特丹的衰落尤其明显，使得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自1737年以后，人们普遍地对荷兰的衰落忧心忡忡，大家都希望奥伦治家族的政治家能够复出，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振兴国家。人们怀恋威廉三世执政的时代，谴责控制了荷兰政坛三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摄政团的议员们。在许多荷兰人看来，这些议员们行事腐败并且近亲繁殖，在荷兰省以及泽兰省尤其如此。1740年至1748年，欧洲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并没有挑动和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想极力保持中立，但是却十分困难，因为当时荷兰属于欧洲各联盟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以及欧洲外交的中心，很难做到不被牵扯进去。1744年，英国卷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的四个强大的邻国都在互相战斗，英国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站在法国一边。联省共和国根据以前一系列条约规定的义务，有责任保卫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并与英国军队一起抵御近在咫尺的法国军队的入侵。在此情形之下，荷兰必须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早在1739年，荷兰与法国曾经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其条款是有利于荷兰的，条件是荷兰必须忽略她对于英国和奥地利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大部分省份，包括“公地”在内都认为不应该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破坏以前的承诺并开罪英国和奥地利的王室。于是，在1741年9月，联省议会拒绝了法国的要求，站在了英国和奥地利的一边。1742年3月，联省议会决定扩军2万人，并增加了一种新的税收，来针对荷兰省年收入超过600荷兰盾的人的人头税。到1743年的时候，荷兰的军队已经增加到8.4万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联省共和国还要向奥地利提供军费以支持奥地利军队保卫尼德兰南部地区。所以，在1742年至1743年的时候，尽管荷兰国运衰退，仍然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荷兰的军队主要还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为奥地利或者英国作战。联省共和国一直没有与法国正式开战，由此也没有很深地卷入欧洲的冲突。

联省议会以及荷兰军队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削弱了他们与英国和奥地利的同盟关系，使得他们对荷兰感到不满。当1744年法军推进到今比利时境内的梅嫩的时候，荷兰军队的抵抗非常微弱，一个星期以后守军就投降了。九天以后，法军又攻占了伊珀尔。1745年4月，法国军队再度入侵尼德兰南部地区，此次法军包围了有7000名荷兰守军的图尔内。当时荷兰守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英国-荷兰-奥地利三国的联军前往增援。5月11日，双方在丰特奈展开决战，联军战败，英国军队将此次战败归咎于荷兰军队作战不力。随后，法军占领了图尔内、根特以及奥斯坦德等地。1746年，法军攻占了布鲁塞尔以及安特卫普，不久就占领除了卢森堡以外的几乎全部尼德兰南部地区。这时，联省议会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急速扩军至9.4万人。当时，荷兰民众对摄政团极为失望和不满。荷兰共和国已经处于18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的边缘上了。1747年4月，法军进入弗里斯兰，此时，人们都想到了1672年的“灾难之年”时的危急形势。人民普遍感到必须让奥伦治家族的人出任荷兰共和国共同的领袖以便凝聚全国的力量以抵抗法国入侵。4月26日，鹿特丹的人民首先佩戴了象征奥伦治家族的椭圆形的帽徽和丝带，举起了奥伦治家族的旗帜；27日，海牙和多德雷赫特的人民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声援奥伦治家族及其支持者；5月1日，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阿尔克马尔、霍伦、恩克赫伊曾等地的人民也纷纷仿效鹿特丹以及多德雷赫特人民的举动，起而拥护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执政。2日，奥伦治家族的旗帜终于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上高高飘扬了。5月中旬，威廉四世终于出任联省共和国所有的省份的执政官。在港口停泊的海船鸣炮致敬，欢庆活动彻夜不停。一小撮天主教徒不愿意佩戴奥伦治家族的纹章，被人们扔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运河。(www.daowen.com)

威廉四世于1751年10月在海牙去世，年仅40岁。他的遗孀安妮与奥地利的布伦斯维克公爵(Duke Ludwig Ernst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or Duke of Brunswick， 1718—1788)共同辅佐安妮年仅三岁的儿子，即为后来的执政官威廉五世(William V， 1748—1806)。在威廉五世幼年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公爵长期担任国务秘书，对于当时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威廉五世成年以后在担任执政官期间，希望扩建荷兰的陆军，使荷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同时，也借此机会扩大以及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一些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则希望荷兰能够扩大海军建设，发展远洋运输业以及商船队。因此，在国家的决策方面，威廉五世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在社会方面，虽然经过18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人们都普遍希望过安定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社会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荷兰的社会经济的衰退使得人民深感失望，他们希望看到变革，所以各种思潮动荡起伏，呈现出暗流涌动的迹象。

1775年至1783年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爆发了著名的“独立战争”，这一事件使得英国与荷兰的双边关系蒙受不利的影响。首先，荷兰国内的公众舆论普遍同情北美的革命者，特别是奥伦治家族的反对者对美国革命持赞同的态度。其次，荷兰人在加勒比诸海域活动的商船队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者大做生意，他们通过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圣尤斯塔歇斯岛将武器、粮食与军火运输到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极为不满，向联省议会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在公海上俘获或攻击荷兰的商船队。事实上，荷兰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要挑战英国已经日益强大的海上霸主地位。荷兰共和国还加入了由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62—1796)所发起的“武装中立同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此次“武装中立同盟”从1780年持续至1783年，正是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期间。“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大西洋上航行的加入同盟的欧洲国家的商船，俄国还派出海军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北海巡逻。荷兰加入了这个“同盟”，对此英国则并不乐见。在1779年底，荷兰共和国向西印度群岛派出一支护航舰队，以保护荷兰商船在这一海域的贸易活动，荷兰战舰在英吉利海域已经与英国海军发生了交火。1780年12月，英国向荷兰宣战，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的借口就是荷兰人介入和协助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英国人指出：“荷兰共和国通过许多条约和联盟长期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荷兰共和国却暗中支持英国的敌人，一直拒绝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一直拒绝与英国的愿望保持一致，联省议会不能或者不愿意强迫阿姆斯特丹遵守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的规定。”从那时起，英国的海军战舰在大西洋上搜寻疑似为美国革命者提供物资的荷兰船只。在靠近北美殖民地的海域，英国有122艘战舰，荷兰只有17艘，很明显荷兰不能为自己的商船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英国海军的攻击。荷兰国内直到1781年元旦才得知英国向荷兰宣战的消息。当时，阿姆斯特丹有15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全国其他城市则有约50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当时的荷兰处于危险之中。此次英荷战争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运输业。1781年1月，英国的海军战舰以及私掠船只俘获了不下于200艘的荷兰船只。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有500多艘英国的武装民船游弋在北海上面，使得荷兰的船只不敢冒险离开荷兰各大港口。为了使自己的航运业维持下去，荷兰的船主们只得将自己的船只开到中立国家登记注册。同年3月，英国海军进攻圣尤斯塔歇斯岛，防守该岛的荷兰人要塞上的许多大炮都不能发射，守军中相当多的人都是老兵，在强大的英军面前只好选择投降。该岛的中转贸易曾经是荷属西印度公司最为重要的财源之一，但是荷兰人的防守却非常松懈。英国人在占领了圣尤斯塔歇斯岛的港口以后，发现了15艘北美殖民地的商船，俘获了大约2000 名水手，还缴获了一些荷兰的船只以及大量的荷兰货物以及粮食，其价值达4000万荷兰盾，由此切断了北美的革命者通过荷兰人购买来自欧洲的货物以及当地的粮食的管道。英国人还让荷兰的旗帜在港口的要塞上继续飘扬，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许多不知真情的荷兰船只陆续到达，结果都被英国人捕获了。不久，英国的海军攻占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在非洲西海岸的除米纳城堡以外的所有的要塞。在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在锡兰，荷兰人失去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亭可马里要塞和港口。到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公司割让了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纳加帕蒂南，并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自由通过马六甲海峡。在此次战争期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断攻击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一度繁荣的荷兰与广州之间的茶叶贸易也完全中断了。1781年至1782年，没有任何荷兰的船只来中国贸易。战争期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直接的经济损失估计达4300万荷兰盾。荷兰联省共和国在整体上呈现出国力以及经济的衰退的征象，造成了荷兰国内的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