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农民在牲畜饲养业、乳制品业、培养具有商品价值的谷物、园艺学以及简单工具发明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当然，这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荷兰北方七个省份在农业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快，使得当时欧洲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为之赞叹不已。有人甚至说荷兰北方的农民简直生活在一片乐土中间。由于农业人口的增加，北方七省变得越来越富裕。除了农业种植以外，荷兰人还有丰富的挖掘水道、建筑堤坝、开凿运河、围垦田地的能力。自中世纪以来，荷兰人就在开垦沼泽地、荒地以及河口土地方面具有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民很难与之匹敌的能力。

到了18世纪的时候，荷兰的农业比航运业以及海外贸易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好。尽管荷兰共和国是依靠商业和金融业的收入而不是农业形成自己的经济结构的，但是农业雇用的人手要超过商业和工业。包括弗里斯兰在内的5个内陆的省份在荷兰黄金时代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也都维持着较好的状态，很可能泽兰省以及荷兰省在18世纪的下半叶也是这样。在荷兰黄金时代修筑的良好的堤坝仍然起到了防止特大的洪水灾害的作用。不过，有些堤坝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发生过垮塌的现象，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1715年，泽兰的一个岛上发生了垮坝的事件，使得该岛屿的部分地方受淹。1717年，暴风雨袭击了弗里斯兰的大部分地区，造成较大的损害。1731年，荷兰的低洼地区发生了虫害，一些以木材支撑的堤坝发生了垮塌，使得海堤的防洪能力减弱。从1730年以后，联省共和国政府征集修筑堤坝的税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口大量的石头修筑堤坝。这种解决的办法行之有效，到18世纪下半叶，垮坝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了。

乳品业是荷兰农业的重要的方面。在1740年人们估计在荷兰省的北角地区每一个好的丰收年平均产出200万磅的奶酪。1740年是荷兰农业的灾难之年，因为1739年至174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而紧接着的夏天又异常炎热，劳动阶级深受其苦，尽管此次天灾的负面影响不是永久的，但是许多人都认为从那时起联省共和国就走向衰落了。奶油是荷兰乳品业的另一个重要出口产品，尽管从1666年至1757年遇到爱尔兰奶油的有力的竞争，那时英国政府禁止后者进口，由此迫使生产爱尔兰奶油的农民到佛兰德斯、法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寻求市场。

饲养牛、马、羊和猪的行业远远没有乳品业重要，在1713年至1719年、1744年至1765年以及1768年至1786年，有三次大的牛瘟疫流行肆虐，其中第二次是最严重，导致了养牛的农民很大的损失。1744年至1745年，据报道仅仅在弗里斯兰就有135000头牛死去；在1769年又有98000头牛死去，使得这些省份的农民蒙受了数百万荷兰盾的损失。邻近的几个省份同样的损失也很大。当时人们还不懂得科学地医治这种动物疾病，也不懂得将病牛隔离的知识。但是联省议会还是公布了一些命令鼓励民众采用各种不同的医疗方法以及防疫措施。但是农民往往忽略这些措施，部分原因是他们不信任公布这些措施的“绅士”，部分原因是他们迷信这种疾病是上帝的愤怒降临到人类和动物头上的缘故，因而也是不可抗拒的。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才有一些比较进步的私人农场主以及农业社团开始接受和鼓励给牛注射预防针以抵抗牛的疾病。尽管有牛瘟疫的流行，在一些年以后，从国外进口以及家庭饲养的牛仍然存在，甚至在比较贫穷落后的上埃瑟尔省，在1750年至1800年之间，牛的饲养业仍然在增长。另一方面，牛瘟疫的流行也使得许多农民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从家畜饲养业转向垦殖业，他们在格罗宁根种植谷物、在荷兰从事园艺、在弗里斯兰则种植土豆；在一些地区，养羊业也得到了发展，在18世纪中叶的特塞尔岛，农民们大约饲养了2万头羊。

在18世纪的上半叶，每一个省沉重的本省税的负担以及荷兰全国性的很重的消费税迫使荷兰北方相当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去从事别的职业。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大部分西欧地区的农产品以及食品的价格在总体上上涨，减轻了荷兰共和国农民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的日子也相对过得容易一点了。上埃瑟尔省是唯一保留这方面记录的省份，该省农民的税收负担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减轻了一半。所以在18世纪的下半叶，荷兰的农业有了一点微弱的回复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的现象，1690年以后在其他一些地方，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了，但是各省的和城镇加给他们的税收却加重了。另一方面，荷兰的烟草业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则急剧地衰落了下去。在18世纪早期，烟草一直是荷兰的乌特勒支省以及海尔德兰省的重要的农作物，到18世纪50年代一直维持着很稳定的发展水平。但是荷兰的烟草80%都是运输到阿姆斯特丹加工出口的。到了18世纪50年代以后，瑞典以及普鲁士的国内的烟草加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它们已经不再需要荷兰出产的未经加工过的烟叶了，并且与荷兰的烟草加工业形成竞争的态势。最后，在1776年以后，荷兰内陆的烟草加工业又有一度回复，因为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弗吉尼亚进口到欧洲的烟草大幅度减少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重新开始需求荷兰进口的烟草。荷兰出产的另外一些与工业有关的作物如亚麻以及啤酒花，也急剧地减少了。18世纪50年代以后荷兰农业的主要出口作物都是最基本的食物如黑麦和土豆。当时，荷兰共和国的许多地方如泽兰省、德伦特省以及弗里斯兰省都出产土豆，到18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这些地方种植土豆蔚然成风。但是由于过多地种植土豆，造成粮食作物如麦子的种植面积减少，结果导致粮价的上扬，于是人们只得都吃土豆这种最廉价的食物。

与同时代的法国以及英国相比，18世纪的荷兰在农业技术的引进方面是迟缓的和不完整的。当时，大部分的荷兰农场主和农民固执地采用17世纪祖先的耕作方法，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所有的技术革新。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农民，在观念上都是倾向保守的，18世纪荷兰的农民也不例外。在农业人口中推广新的观念和技术很大程度要依赖于乡村学校的校长以及地方教区里加尔文派牧师的合作，但是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都比较缺乏探索的精神。有一些大的地主尝试使用新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图尔播种机(Tull’s sowing machine); 在1752年至1784年间，一些更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民和地主组成农业社团，仿效英国和法国的模式推进农业技术的改良，但是他们的宣传、经验以及努力直到荷兰共和国的末年才发生作用。然而，像是一种平衡，园艺业、特别是垦殖业在18世纪的下半叶相对繁荣，在最后的20年里尤其如此，与当时捕鱼业以及工业的不景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还在围垦田地，向大海和沼泽地索取土地。总之，荷兰农业相对比较繁荣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产品价格的增长。

大约从1730年开始，荷兰的工业在整体上呈现衰落的迹象，尽管在一些工业领域由于东印度公司出口的需要一直支撑着。莱顿的织布业，在1670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点，当时的年产量达到139000匹，以后就灾难性地下降了。在1700年的产量只有85000匹，1725年为72000匹，1750年为54000 匹，1775年为41000匹，到1795年只有29000匹了。莱顿作为最大的工业中心的衰落还反映在工人阶级人口的减少。啤酒厂、白兰地酿酒厂、制糖厂、制盐厂、肥皂加工厂、染坊、烟草加工厂、橄榄油磨坊以及钻石切割厂，所有这些在黄金时代都是十分繁荣的，但是到了所谓“戴假发的时代”就全都衰落了，特别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更是如此。钻石切割工业和造纸业由于这两个行业高质量的服务则一直维持到荷兰共和国的最后的岁月，还有乌特勒支的高质量的天鹅绒加工厂也是如此。另外，在1771年的时候，白兰地加工厂仍然繁荣，主要是因为白兰地一时成为荷兰的“国饮”，并出口到北美市场以及荷兰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属地。染料和烟草工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坚持着，尽管在一些地方不景气。在1685年至1725年，代尔夫特陶瓷业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后就下降了，尽管不是灾难性的。荷兰的砖瓦加工业一直保持繁荣，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后出口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另一方面，鲸鱼油的加工业不可避免地因为鲸鱼捕捞业的下滑而衰落了。(www.daowen.com)

从1750年至1795年，荷兰造船业的衰落极为显著。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造船厂开足马力最大限度地雇佣造船工人从事船舶的制造、维修以及为捕鱼者和海军置换新的船只，除了为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以及本国在欧洲的远洋贸易建造船只以外，还要向外国出售新造的船。估计荷兰共和国每年要制造500艘远洋船只，此外，还要为国内和国外建造供内河航运的小船。尽管有起有落，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船舶制造业保持着繁荣，然后就开始下滑了，博克塞指出荷兰造船业在1750年的时候它的下滑特别显著，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其衰落更是十分迅速。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赞河流域地区，在1707年的时候有60个船坞，共有306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建造之中；在1770年的时候只剩下25艘至30艘船只了；在1790年至1793年每年平均只有5艘，到1793年就只有1艘了。在1650年的时候鹿特丹曾经拥有23个船坞，到了17世纪末叶只有5个船坞了。伊斯列尔做出的统计也与博克塞的说法相差不远。他指出由于荷兰大宗海外转运贸易的萎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船只制造业。赞河流域的船只制造业到17世纪90年代终于衰落下去了，到18世纪20年代，这个地区制造的远洋运输船只已经非常少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曾经有所恢复，因为荷兰要向法国输送大量的来自海外殖民地的货品，但是终究没有回复到以前的水平。1690年，赞河上有超过40个船坞，到了18世纪30年代，减少到27个；到1750年的时候，只有21个了。在1720年左右，在赞河流域用于造船的木材每年也减少30%，到1760年时，已经低于往年的10%了。一个世纪以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还不能够弥补赞河流域造船业的灾难性的衰落。在18世纪，弗里斯兰造船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1779年该省登记的造船的数量有2000艘，是荷兰的7个省中造船最多的省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岸航行的80吨以下的小船，对于荷兰的海外远洋贸易没有什么意义。

18世纪荷兰工业的普遍衰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与它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英国以及法国相比，尼德兰北部在原材料上是非常缺乏的，它的国内市场也要比英国和法国小。在黄金时代的繁荣时期，除了莱顿的织布业以外，许多荷兰地方的工业的发展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必须主要地依赖于海外的市场。当邻近国家在法国的库尔贝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法国等国就牺牲荷兰的海外出口贸易以刺激本国的消费，而荷兰的工业家又不能回过来增加国内的需求，又不能大量地增加该国在热带殖民地销售的产品的数量。更有甚者，荷兰的工业原本就是对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精加工的，这些产品包括来自英国的亚麻布以及羊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本身也发展出足够先进的技术，自己对这些产品进行精加工。当工业革命在18世纪的下半叶不断推进的时候，荷兰由于缺乏煤和炭进一步处于不利的地位。荷兰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它在此情形之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荷兰人自己也知道，“纺织业是所有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的核心”。在1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对于荷兰已经深加工的布料课以重税，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俄国、普鲁士、丹麦、挪威和西班牙相继又采取相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荷兰纺织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伊斯列尔统计，莱顿、哈勒姆以及其他城市的纺织业也在迅速缩小，许多富有的加工业主、染色业主以及从事漂白的工人大大减少——这些企业以前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1715年，哈勒姆有90名加工业主，到1742年，只有52名了。同样地，在莱顿，1715年有53名加工业主，到1742年的时候，只有29名了。

除了法国等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重商主义的立法对荷兰造成的冲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外国以牺牲荷兰为代价改进自己的工业，包括诱惑荷兰的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外出发展他们自己的企业。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得很早，当外国的工业刚刚出现良好的运作情况的时候，已经有熟练的荷兰技工外出移民了，因为18世纪尼德兰北部地区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有关具体的统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在1751年，联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具有某种特别技能的工人，尤其是从事纺织业、绳索制造业以及锯木厂的工人外出移民。这说明当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甚至可能比较普遍。当局也防止外国的工人来荷兰的贸易公司以及工厂工作，他们担心这些工人学习了各自所需要的知识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发展自己的类似企业。

还有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荷兰工业在18世纪下半叶的衰落是因为在共和国的7个省份中，特别是荷兰省，工人的工资要高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比如，在瑞士，在1766年，一名棉花布印刷工人一周的工资相当于3.50弗罗林，在1760年，奥古斯堡的同业工人为3弗罗林，而同年荷兰的同业工人则为9至10弗罗林。另一方面，在7个省份中，工人工资的情况在各地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地方，乡村地区所支付的工资比城镇更高；在另一些地方，情况正好相反。一些荷兰省的工业家将他们的工厂迁移到北方的布拉班特以及上埃瑟尔省，在那里，当地的情况允许他们可以无情地剥削穷人。一位目击者在1785年写道：“人们知道布拉班特的农民，必须承认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舒适。他们喝酸变质的牛奶和水，在吃土豆和面包的时候没有黄油和奶酪，他们的穿着破衣烂衫，睡的地方没有床垫。一个在荷兰省的囚犯也比一个布拉班特的农民生活得要好。”很难说所谓一些荷兰熟练技工的比较“高”的工资对于荷兰工业的衰落起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正如农民经常抱怨天气、商人经常抱怨有害的税收以及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一样，工业家们也易于相信，正是他们由于自己支付给本国工人较高的工资，反而有利于外国的那些劳动强度大而工资又低的竞争者。1740年，一位长期居住在荷兰的英国人注意到荷兰和英国的枪炮制造技术都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他补充说明道：“我们在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出海口拥有比荷兰人更大的优势，我们的税收降低了，我们的工人能够奋斗在更低生活水平上，他们能够与荷兰人一样廉价地劳动和工作。”

博克塞说他并不知道荷兰的军械工业是否一直维持它与英国竞争者一样的技术以及生产能力，但是，正是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已经来临。40年以后，荷兰工业经历了普遍的衰落，一位荷兰的工业家在1779年这样说道：“人们不禁观察到在这里(荷兰)很少没有工业以及商业是不需要改进的，这关乎它们各自的形式以及经营手段。铜匠、黄铜的铸工、在钢铁厂工作的工人在技术上都不熟练，当人们将他们的产品仔细地与外国产品作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低于别人。这里的产品与别的地方相比，在工艺上比较笨拙粗糙，成品有时看上去尚未完成；人们还可以猜出这些产品一定更贵，因为这里的上述人等没有得到适当的训练。”同年，另一位在莱顿的主要的布料加工业者考察了当时的情况，他指出荷兰的工业家和雇主普遍地缺乏创造性的精神，他们根深蒂固地厌恶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实验，而这正是他们的创业先辈们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这种现象似乎也就是在所谓“戴假发的时代”的末期荷兰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不管在尼德兰北方的城镇和乡村，或是在南非好望角的内陆都是如此。1776年有一份荷兰报纸承认：“我们不再是天生的发明者，在我们这里创造性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了。现在我们只会模仿，而从前我们只会创造。”博克塞指出，18世纪下半叶荷兰报刊所写的这些伤心哀史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具体考察的时候要打一些折扣；同时，人们也应该记住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曾经对于巴达维亚的造船业的技术改进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博克塞客观地指出，与黄金时代相比，在“戴假发的时代”里荷兰共和国经历的是停滞不前而不是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