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与荷兰黄金时代相比，在此以后的时代该国总人口是否增加或者减少尚未能确定的话，那么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18世纪下半叶荷兰的工业、特别是捕鱼业普遍地衰落则是不争的事实。在17世纪上半叶，鲱鱼捕捞业一直被认为是联省共和国的金矿，直到1728年还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这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一名居住在尼德兰的消息灵通的英国人估计平均每年有800艘帆船受雇于鲱鱼的捕捞业者，这些帆船每年要出海三次，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出海捕捞的帆船总数已经有所下降。18世纪的时候，每一艘帆船的吨位是30至50吨，但是以前只有20至30吨。有一位现代荷兰的历史学家估计在1630年的时候仅荷兰省每年最多有500艘捕捞鲱鱼的帆船，到1730年则下降到219艘，尽管船的吨位有所增加了。他还估计在18世纪的时候除了弗拉尔丁根(Vlaardingen)以外在所有渔村的帆船数量都下降了，特别在弗里斯兰恩克赫伊曾尤其如此——在17世纪末，那里有200—400艘船，在1731年有75艘，到了1750年只有56艘了。在1756年以后，船的数量急剧减少，在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的前夕，荷兰全国每年出海捕捞鲱鱼的船只只有150至180艘了。

鳕鱼与鲸鱼的捕捞业的情况甚至更坏。博克塞引用根据布里须(Onslow Burrish)估计说，在1728年的时候，荷兰的北海鳕鱼捕捞业者每年雇用200至300艘40至50吨的船只，这个总数明显地比17世纪下半叶要多。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鳕鱼捕捞业的衰落更加显著，当荷兰共和国在1795年的时候，全国只有125艘船只从事这个职业了。在北冰洋的鲸鱼捕捞业同样地衰落，尽管在18世纪有过一些好的收成，但是1675年至1690年间的繁荣期再也不会回来了。布里须写道：“这种生意，尽管被认为是一种像买彩票一样的碰运气一样的事情，要靠个人碰大运，如果今年不好，只能指望明年有好运，不要失望；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总体上毋庸置疑是有益的，因为它促进航运业以及依赖于此的各种消费的发展。”

18世纪下半叶荷兰远洋的和沿海的捕鱼业的萎缩的原因有诸多方面。首要的原因在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同业者的竞争，除了来自奥地利的尼德兰人(以比利时为主)的渔民以外，主要是英国和苏格兰，还有丹麦以及挪威的渔民。汉堡逐渐成为日耳曼北方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鳕鱼的主要消费市场。这些国家大多采取保护政策，牺牲或者排挤荷兰，以巩固各自的捕鱼业。英国政府特别动用补助金和额外保险费支持本国的渔民，法国政府在1751年颁布禁令，禁止荷兰的鲱鱼进口；奥地利籍的尼德兰人、丹麦人、普鲁士人步法国的后尘，于1766年、1774年以及1775年分别颁布类似的禁令。其次，在18世纪的欧洲，由于餐饮习惯的改变，人们对于鲱鱼的需求量在降低，到18世纪末年的时候，全欧洲只需要300船的鲱鱼就已经足够了，而此时荷兰拥有500艘此类船只，同时该国的鲱鱼捕捞业者的工作质量以及出色的技术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在1780年的时候，欧洲所需的加工过的鲱鱼的产量的一半仍然是由荷兰人提供的。有关荷兰鳕鱼捕捞业下滑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可能与纽芬兰浅滩外海的英国和法国渔民以及来自奥斯坦德及新港的佛兰德斯人的竞争有关。

荷兰捕鱼业的衰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许多辅助的贸易以及从业者，包括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木材贸易，这些木材是用来造船的和修船的；还有与葡萄牙以及法国的盐的贸易，这些盐是用来腌制鱼类的。其他的还有“木匠、填塞船缝隙的工人、铁匠、铜匠、制作绳索的以及造船工人、制作数量巨大的用来装鲱鱼的木桶的工人、编网工人以及向加工厂提供各种器具的小商人”，都成为失业的人群。布里须在1728年估计在黄金时代正是以这种方式从事鲱鱼捕捞业的渔民“雇用了至少三万个家庭，还不包括大量的以提供他们衣服和食物等各色用品的人们”。当捕鲸业者、捕鳕鱼者、沿海地区的和内陆的渔民全部加入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在荷兰全国劳动力人口中与捕鱼业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从业者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捕鱼业也是相当繁荣的。皮特·德·拉·考特估计在1662年的时候荷兰全国有45万人直接依赖捕鱼业为生，这个估计可能有一点夸大。捕鱼业既是培养海员的温床，也是岸上雇佣劳动力的来源，这就是18世纪北海的冬季鳕鱼捕捞业仍然存在的原因，尽管这个行业在冬季要维护船只的设备成本很高而商业利润很小。

另一个导致荷兰捕鱼业衰落的原因是当时去远洋从事捕捞的人在不断减少。在17世纪的时候，并不缺乏这样的人，其中既有尼德兰人，也有外国人。但是，渔业在荷兰卷入的几次重大的海上战争中损失惨重：在1600年和1645年之间，来自敦刻尔克的私掠船的蹂躏破坏、在几次英荷战争中英国人的数度攻击、最主要的是在1701年至1703年战争期间法国海盗的袭击，使得当时荷兰的鲱鱼捕捞业完全被摧毁了。在每一次战争以后直到下一次战争开始以前的间隔的和平时期，荷兰捕鱼业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尽管当时有一些渔民已经不下海了，只是待在陆地上。在18世纪的时候，与荷兰竞争的外国的渔业公司企图以高薪吸引和雇佣富有经验的荷兰渔民，有多少人屈从于这样的诱惑不得而知，但是在1756年的时候许多荷兰的和丹麦的船长外流到英国，服务于新近创立的“不列颠自由渔业公司”(Free British Fishery， 1750—1772)。(www.daowen.com)

联省议会在意识到荷兰的渔业不断地衰落以后，屡次颁布禁令禁止荷兰的商人、海员以及渔民去外国服务，但是这些禁令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现在人们并不完全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荷兰的海员以及渔民违反禁令到外国从业，也不知道他们是短期或是永久地移居国外。在18世纪的时候，荷兰要找到足够的人员来配备一支舰队已经成问题，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则完全不是问题，这说明当时的荷兰已经有相当多的与航海事业有关的人员移居国外。比较可靠的估计是在18世纪末年荷兰在远洋以及沿海的渔民加起来只有1600年从事鲱鱼捕捞业的单个行业人数的2/3。在18世纪时，挪威、丹麦以及日耳曼北方还有一些人员在荷兰的渔船上工作，就像他们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军中以及荷兰的商船上工作一样。但是，当时从外国进入荷兰航海事业服务的人员基本上都是生手，从荷兰流向外国的则都是有经验的和熟练的海事人员。有多少荷兰的熟练海事技术人员在外国服务也没有确切的统计，不过在英国商船舰队服务的人数一定不多，因为英国在战时规定所雇用的外国人不得超过100名。

无论如何，荷兰的捕鱼业尽管是培养海员的摇篮，但是到了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如一个世纪以前那样重要。在1689年至1697年的九年战争期间，荷兰每年能够派遣出配备24000人的大约100艘战舰驶往远洋作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个人出海，还有数千名海员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并且在行驶于七大洋上的没有护航的商船上工作。到1781年8月，尽管此时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以及渔业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照理应该有足够的人员登记加入海军，但是荷兰在向海外派出一支中型的配备有3000人的由1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该舰队在荷兰海军上将佐特曼(Rear-Admiral Johan Arnold Zoutman， 1724—1793)的指挥下在北海的多格尔海滩(Dogger Bank)顽强战斗。在此次灾难性的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这条航线上的38艘安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上服役的30046人中仅有19176人存活下来。这说明在1680年至1780年间，荷兰以及泽兰这两个最大的航海省份中，远洋航海业团体的数量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在18世纪下半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荷兰渔业的萎缩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人数的减少，他们也提出各种建议要采取种种补救的措施，包括为从业者提供奖金和补助金，即便没有取得持续的效果，人们也这样做。在18世纪的下半叶，荷兰各省仿效英国的榜样，设计出一些保护性的措施，企图帮助荷兰的鲱鱼捕捞者、包装工人以及销售商人与外国同业者竞争。泽兰省在1759年为该省所有的鲱鱼捕捞船只提供现金的补助，但是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以泽兰的主要航海城市济里克泽为例，这个地方在1745年有一支由40艘帆船组成的捕鱼舰队，到1785年的时候只剩了17至18艘船了。在同一段时间里，在该港口登记注册的商船数目也在下降，从1760年的60至70艘下降到1785年的25艘“大大小小的”船只。荷兰的航海城市如费勒、弗里辛恩和米德尔堡等的规模也在相应地缩小，尽管后两个城市与东印度、西印度以及欧洲在贸易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泽兰以及荷兰北部的这些“死亡城市”已经逐渐地发展为以旅游观光业为主的城市。

如上所述，荷兰的鲱鱼捕捞者、腌鱼的和包装的工人一直到最后仍然在技术上保持优势，但是荷兰的捕鲸业在数量以及质量上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在17世纪下半叶，荷兰在捕鲸业方面的领先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一个世纪以后就被英国取代了。英国人改进了他们的捕捉鲸鱼的技术，并使用重型的船只，使得航行的距离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在流动的冰块之间捕捉游得更深的鲸鱼。他们还引进新的改进过的技术，例如他们使用机械的鱼镖取代了用手扔的鱼镖。荷兰的捕鲸业者则不采用或者较晚才采用这种新技术。除了英国人以外，瑞典人、丹麦人以及挪威人都与荷兰人展开竞争。伊斯列尔指出，18世纪50年代，荷兰省的捕鱼船队有很大的萎缩，从225艘捕鱼船减少到140艘。到60年代，荷兰省鲱鱼的捕获量只有17世纪中叶的1/3左右。恩克赫伊曾的捕鱼业所蒙受的打击非常严重，在50年代的时候，该省捕捞鲱鱼的船队低于一个世纪以前，相当于1/4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