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德兰北方各省出版的图书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荷兰共和国是一个出版业繁荣发达的国家，在荷兰海外扩张的黄金时期更是如此。在当时西欧的其他地方，出版业大量印刷的都是一些布道的书籍，还有深奥难懂的神学家的著作或是神学争辩的论集。荷兰共和国的商业贸易以及海外扩张活动使得她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海外游记文学以及航海记录文献，在1595年至1605年这段时间里，这两种类型的文学创作都很繁盛，成为后来100年中荷兰出版的图书中最显著的种类。荷兰人不是欧洲第一个发展出游记文学的民族，在此以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中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游记文学、史诗、诗歌、编年历史以及航行记录的作者，他们是从事探险的航海家以及传教士中先驱者。在荷兰人以后的英国人以及法国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英国的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 1553—1616)以及萨缪尔·帕恰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法国人梅尔基赛代克·泰弗诺(Melchisadec Thevenot， 1620—1692)，意大利人也有贡献，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就是最初的游记文学的典型。在后来，日耳曼的出版家、编者以及印刷家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1590年和1634年，曾经居住在列日的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 1528—1598)的百科全书式的《格朗兹与皮蒂斯远航纪》(Grands et Petits Voyages)在法兰克福出版了两次。但是，在整个17世纪，获得自由的北方尼德兰人与上述这些民族相比，在此类小册子、书籍和地图方面的出版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最流行的游记文学是荷兰的著名船长威廉·伊斯布朗兹(Willem Ysbrandtsz， 1587—1657)叙述的海上冒险故事。他在29岁的时候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船长，1618年，他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他描绘了自己指挥名为“波特克斯号”(Bontekoes)的船在1618年至1626年在东方海域的冒险以及遭遇，这部游记从1646年至1756年间至少被翻印出版了50个不同的版本，对于当时的荷兰人以及欧洲各国人民了解域外的见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650年以前，荷兰的海事官员以及旅行者保存的在东印度公司档案馆的行驶航船记录经常在本国出版，它们中最重要的是164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尼德兰联省国特许东印度公司的创立与发展》(Begin ende voortgangh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t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ine)，是荷兰17世纪最重要的海外游记文学集。这些书籍并非一般的航海日志，它们详细地描绘了荷兰船只所到的海外各地的港口以及许多沿海地区；还记录了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贸易方式；配有丰富的铜版画以及木刻画。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游记文学不同的是，它们不仅为海员以及商人提供准确的知识，还要满足那些坐在家里阅读游记的读者的好奇心，对于他们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

由于低地国家以外的人民对荷兰知之甚少，所以许多这类书籍以拉丁文、法文和德文出版，少量的也以英文出版，以此满足国外读者的需要。有两位杰出的游记文学编撰者值得一提，约翰内斯·德·拉特(Johannes de Laet， 1581—1649)出生于安特卫普，他曾经是西印度公司的主管，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致力于出版了一些描绘欧洲、亚洲以及美洲的书籍。尽管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低地国家，但他自己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能够接触到西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还经常能够方便地利用莱顿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他出版的最著名的书籍是关于美洲的，但是他在《论大莫卧尔帝国》(De Imperio Magni Mogolis， 1631)中对于大莫卧尔帝国的描述直到20世纪仍然被许多西方的印度学家所称道。另一位著名的游记文学作家是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奥尔菲特·达帕(Olfert Dapper， 1636—1689)，他是一位医生兼作家，对于地理和历史均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也是一位路德宗的信徒，也没有去过荷兰以外的地方旅行，但是他的1668年出版的大卷本的《关于非洲地区的精确描绘》(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the African Regions)，利用曾经踏上非洲土地的耶稣会士以及荷兰探险者对于当地的记录写成，是17世纪欧洲人关于非洲的标准读物。他还著有关于亚洲各国如中国、印度、波斯、格鲁吉亚以及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书籍，这些长时间以来都是这一方面的标准读本。当时荷兰共和国出版的这些书籍都配有高质量的蚀刻画，其印刷质量使得它们在国内外广受欢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荷兰海外游记文学图书出版中还有两位重要的加尔文派的牧师。第一位是加斯帕·巴拉乌斯(Rev. Caspar Barlaeus， 1584—1648)，他编撰的《在巴西八年的活动》(Rerum per octennium in Brasilia)在16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巴拉乌斯是一位当时人们公认的极为博学的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他在安特卫普出生的时候，西班牙人正要占领这座城市，他们的家庭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选择离开那里。他曾经担任莱顿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本人也是一名阿明尼乌派的牧师和研究古典学的学者，后来成为在阿姆斯特丹“雅典学园”古典学的教授。这部以拉丁文写成的著作是由荷兰在巴西开明的总督莫里斯赞助出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颂词风格写就，而是以官方的文件和急件为基础，配以诸多的地图以及插画。书中还有一些蚀刻画以及原来的速写是由出生在荷兰西部城市哈勒姆的艺术家法朗兹·坡斯特(Frans Post)在巴西的伯南布哥亲自创作的。这部作品反映了西印度公司在美洲殖民事业最高峰时期的活动和对当地探险的成就。另一位则是牧师弗朗索瓦·瓦伦特(Rev.François Valentyn， 1666—1727)，他编撰的《古老和崭新的东印度地区》(Oud en Nieuw Oost Indien)则反映了东印度公司扩张事业的成就，这部巨著共有8卷4800页，配以数以百计的地图和插图，具有百科全书般的视野，尽管在某些方面作者在理解原始材料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误解。作者在香料群岛以及爪哇居住过不短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经验写作。他利用了一些尚未出版的资料，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以及荷兰驻日本长崎的官员提供的文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们虽然担心出版如此巨大的作品会透露公司的贸易运作情况，会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提供对自身不利的讯息，不过他们也没怎么过度地阻止出版这部描绘荷兰东印度公司扩张事业的作品。

除了游记文学以外，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尼德兰地区以及后来的荷兰共和国的航海手册以及地图集的出版也在荷兰黄金时期达到了高峰。

近代早期尼德兰地区的制图学最发达的地区是佛兰德斯，它的技术和观念，随着移民的流动，迅速地影响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尼德兰其他地方。

当时最著名的制图家之一莫过于生活在佛兰德斯境内的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的杰尔哈德·麦卡托(Gerardus Mercator， Gerhard Mercator， 1512—1594)，他是第一位创用“地图集”(Atlas)这个名称的学者，也是一位制图家以及地理仪器的制作者。1537年，他绘制了第一幅关于圣地耶路撒冷的地图。1540年又绘制过佛兰德斯本地的地图，以后又写过一些地理学方面的论文。从1541年至1551年，他还制作过一对地球仪以及其他一些天文仪器。在1552年他从鲁汶前往杜伊斯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有声望和富有经验的制图家了。鲁汶是天主教会的重镇，但是杜伊斯堡是处于比较自由的威廉五世公爵的统治下，最近有历史学家研究出麦卡托在宗教信仰上是比较同情新教的。他迁居到这里，希望成为一名更有造诣的数学家以及宇宙学家。虽然杜伊斯堡没有大学，但是麦卡托仍然在这里的高级中学里面教授数学。约在1560年，威廉五世任命他为宫廷的宇宙学家。早在鲁汶的时候，他就挣了一笔钱，此时，他已经是一位独立的作家、设计师、蚀刻画家以及地图出版家——他出版自己绘制的地图。在杜伊斯堡的20年中，他出版了一些欧洲地图(1554)、英格兰诸岛屿地图(1564)以及在墙上挂的航海图。从16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他从事一生的宏伟计划，他想编撰一些囊括宇宙学诸方面，包括地理学、哲学以及神学的著作，其中有《地图编年史》(Chronologia， 1569)以及托勒密《地图集》的新的版本(Ptolemy’s Geography， 1578)。在1585年，他出版了一套地图集共三种即《高卢铜版画地志图》(Galliae Tabulae Geographicae)，共16幅地图；《下比利时地志》(Belgiu Inferioris Geographicae)，共9幅地图；以及《日耳曼铜版画地志图》(Germaniae Tabulae Geographicae)，共26幅地图。这是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套近代的世界地图集，其中包括多种方面的知识来源，有尚未发表的地理探险的结果，已经出版的各类图书、图表以及其他的原始文献，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麦卡托在57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569年，发表了他创制的著名的以“麦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绘制的世界地图，他在制图的技术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古希腊人(一般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以来，人们就认为地球是球体，但是对于制图家来说，如何在平面上表现地球的弧形表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麦卡托在1546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航海的海员在同一趟航海的行程中在航海日志里面记载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这是由于不正确的地图在误导人们。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认真地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别的投影法，它们都依赖于纬度的标线系统，大多标出热带地区以及赤道。这些投影法不完全是为了航海的目的，有些是为了表达一种对于世界的观念，有些则是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当时达芬奇以及丢勒也都绘制过地图。麦卡托在地图上标示的地名既参考了古希腊人托勒密的地名辞典，也参考了伊比利亚世界的航海家们的丰富的航海活动成果，在地球表面弧形的描绘上，他向人们解释自己的投影法说：“将球体表面摊开在平面上，使得各个地点彼此相对的位置都处于正确的位置，连同方向以及距离都考虑在内，也考虑到正确的经纬度。”如果在将此平面复原到一个球体，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地球仪以及地图，对于航海活动具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麦卡托的传记作者尼古拉斯·科莱恩(Nicholas Crane)写到麦卡托投影法，“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样超越时代。在追寻空间真实的本质上，他是现代制图学之父”。麦卡托于1592年12月2日去世。他是一位真正的制图学家，他从事制图不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所以其制图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许多史料以及新的地理发现都要经过仔细的考证以后才能画在地图上。他具有严谨的批判精神。

麦卡托在杜伊斯堡的地图制作工坊是按照传统的行会组成的，他的三个儿子跟随他也协助他制作地图。他的长子雷蒙德·麦卡托(Rumold Mercartor， 1545/1550—1599)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科学家；次子则在杜伊斯堡协助他教授数学，在去海德堡大学念书以前英年早逝(1568年)；三子后来在科隆成为一名出版家和书商。雷蒙德在制图业方面也很有成就，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本《关于世界的创造以及形成的地图集或是宇宙学的冥想》(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 figura or Atlas or Cosmographical Medita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Form of Creation)，其中第一部分是古代的地图，第二部分则是近代的地图。他给第二部分取名为《地图集的第二部分：全世界的新地理》(Atlantis pars altera， Geographia nova totius mundi)，这一部分的编撰工作尚未完成。

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是出生于安特卫普的著名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也是一名从事地图、书籍和古玩买卖的商人。约在1554年，他在安特卫普开设古籍书店。约1560年，他在麦卡托的影响之下，对于制图学发生了兴趣。在以后的十年中他编辑了心形投影《世界地图》(1564)、《埃及地图》(1565)和《亚洲地图》(1567)等地图集。大约从1560年开始，他制作自己的地图。当时，他有一位商人主顾也是朋友豪夫曼(Gilles Hooftman)尽可能地购买他的地图，这位商人拥有自己的商船，所以使用这些地图来估算船只航行的距离，他有时也要使用这些地图来研究欧洲的战争与政治，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商业活动有关。他也建议奥特里乌斯将这些地图制作得小一点，这样可以方便读者的携带。于是后者第一次将38幅地图放在一本书籍中印刷出版。这个想法也促使奥特里乌斯设想以更加专业的方式出版多卷本的地图集。他将地图以铜版画的方式加以印刷，这样印刷就更加精美，版式也更加统一，制作也更加方便。到1570年的时候，他已经收集了许多地图以及有关地图的说明文献。这就是他编撰著名的《世界全景》(Theatrum orbis terrarumor Theater of the World)地图集的由来。1570年5月，他在安特卫普出版了第一版的《世界全景》包括53幅地图，大部分地图为13.5 厘米宽，19.5厘米长，以拉丁文注释地图的历史以及地理内容。它们的制作者是80余位制图学家以及蚀刻画家，还配备有详细的注解。1571年，他出版了荷兰文的版本，以后又出版了法文以及德文的版本。他还编辑过许多地图，大部分是在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世界全景》的第一部英语版本在1606年出版。1575年，他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王家御用制图师。到1598年他去世时为止，《世界全景》已有不同语言的25个版本，为16世纪制图学的总集之作，也被认为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集，深受当时欧洲文化界的欢迎，还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对于16世纪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知识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杰拉德·德·约德(Gerard de Jode， 1509—1591)也是生活在安特卫普的一位制图家，原先是今荷兰东部瓦尔河畔靠近德意志的奈梅亨地方的人，1547年进入安特卫普的属于画家的圣路加行会工作，该行会中也有地图画家以及书商。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铜版画家，也拥有自己的印刷工坊，可以印刷宗教的、政治的和装饰艺术的图画以及一些地图。16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商业经营非常成功，出版了许多欧洲国家地图。他主要通过当时的法兰克福书市来发展自己的业务。他不仅出版自己绘制的地图，也出版德意志、意大利以及法国的地图。当时的法兰克福书市也是欧洲重要的地图交流中心。1578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精美的《世界之镜》(Speculum Orbis Terrae)地图集，其中以铜版蚀刻画的形式收录了16世纪许多著名的地图制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工作，这些地图可能都会流失。他的儿子科内利斯·德·约德(Cornelis de Jode， 1568—1600)继承了父业，在1593年进入圣路加行会，也是一名铜版蚀刻画家，不过，他更像是一位学者而不是手工艺人。他将父亲的《世界之镜》重新编辑加以再版。1592年，他还画过12张挂在墙上的法国地图；1596年还画过11张非洲地图。

洪根贝格(Frans Hogenberg，约1538—1590)和布劳(George Brau， 1541—1622)主编的《世界城市概览》(Civitates Orbis Terrarum)是另一部重要的有关世界城市的地图集。洪根贝格大约在1538年出生于尼德兰的梅赫伦，他的父亲则是出生于慕尼黑的蚀刻画家。洪根贝格是一名新教徒，所以他离开了佛兰德斯前往莱茵兰。1562年他在威塞尔，1565年在科隆定居下来。他的弟弟也是一名蚀刻画家。洪根贝格在科隆开设了一家经营得非常成功的蚀刻画的印刷所，专门印刷地图以及地志画，在当地的市场上销售得非常好。他们除了印刷单张的世界地图，也印刷附有插图的书籍以及插图本的当代历史。布劳则是科隆教堂的一名执事，是一位神学家以及人文主义者，也是地志画和地图制作家。他为《世界城市概览》作文字说明。该书于1572年至1617年出版，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一共分为6卷，包括543张蚀刻画，1572年出版第一卷，其余在以后的50年里陆续出版完成。尽管它属于尼德兰北方制图学派的作品，具有生动的色彩丰富的佛兰德斯艺术特色，但是实际上是在科隆制作出版的。第一卷出版于1572年的科隆，第二和第三卷分别出版于1575年和1581年。洪根贝格是佛兰德斯人，但是他的事业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德意志的北方发展起来的。

荷兰共和国崛起以后，迅速成为欧洲强大的海洋帝国。它在黄金时代的制图业达到了当时制图水平的高峰。不过，荷兰的制图业不是凭空发展出来的，在此以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制图史上已经突破了中世纪以来托勒密的思想体系，将近代的制图业建立在航海实测的基础之上。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制图业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荷兰的制图业的繁荣是建立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的。

16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荷兰北部的港口都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成立也对荷兰的制图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1600年的时候，荷兰已经在学校中建立了标准的航海课程，学生可以在学校中学习标准的航海教材，在进入东印度公司以及1621年以后成立的西印度公司服务以前参加航海教材考试。1586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航海学校，1609年以前，法拉盛也成立了航海学校。1610年以后，在荷兰省以及泽兰省的一些主要的港口中都成立了私人的航海学校。这些学校都有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管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领航员、地图制作员以及军事工程师。他们既有理论的知识，又有实践的经验。1600年，莱顿大学的数学系设立了相关的课程培养测绘员和地图制作员，课程由共和国执政官莫里斯亲王的好朋友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设计，不是用大学的官方语言拉丁文，而是用荷兰文教授。课程有欧几里得几何学、尺和罗盘的构造、物体变形构造、三角学以及要塞堡垒的建筑工程学等。这些课程不仅是理论的教授，更是与实践的经验以及实用的知识密切相关。这些课程都与航海以及制图有密切的联系。除此以外，荷兰共和国还从外国如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波兰、英国以及意大利聘请了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来从事这些方面的教学与实践活动。

在荷兰本国，从1584年至1585年，路卡斯·简森·瓦根纳(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1533/1534—1606)出版了《航海之明镜》(Spieghel der Zeevaert)，这是一部对开本的地图集，其中有许多蚀刻的铜版画，描绘了从今天的挪威北部的海岛北角(North Cape)到南部欧洲加迪斯的漫长的海岸线，还配有相关的航行指南，这与当时荷兰省和泽兰省的舰队在大西洋北部的海域从事一系列的航海探险活动是有关的。此书在英国海军强盛时期被翻译成为英语，被题名为《航海者之明镜》(Mariner Mirriour)。这部书籍对于以前同类的航海指南作了很大的改进，并在以后直到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同类书籍的模范。它标出的象征性的图案如浮标、灯塔、安全的锚地、隐秘而危险的岩石，后来一直被沿用下来，并在航海图中广泛使用。

160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时候，为了组织去亚洲与亚洲国家贸易，需要寻求可靠的制图学方面的知识。当时，荷兰人主要从以前葡萄牙人那里获得制图的知识。有一位名叫佩特鲁斯·普朗西乌斯(Petrus Plancius， 1552—1622)的荷兰人出版了葡萄牙制图家巴托洛梅欧·拉索(Bartolomeu Lasso，fl.1564—1590)画的海图，并且写了有关航海指南的备忘录，用以指导在远洋航海中指挥船只行进的领航员。那时，荷兰的商人以及领航员对于普朗西乌斯的作品是非常了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的制图学逐渐地落后了，荷兰人需要自己的制图家以及制图学。东印度公司有计划地要求和命令一些海员和领航员记录他们在航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并且画海图和记录航海日志，公司的领导层要发展自己的制图业。1616年，在航行去印度并在当地待了近十年的布劳威尔(Hendrik Brouwer， fl.1610—1645)回到了荷兰，他在组织东印度公司制图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617年的春天，他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的主管官员，由于他丰富的航海经验，对于制图学发展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从1616年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就根据布劳威尔设计的航线前往东方，最后竟然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西部沿海。1617年，东印度公司在布劳威尔的建议之下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收集最新的地图资料以及发展制图业，并且就在这一年成立了阿姆斯特丹制图所。1619年，黑塞尔·格拉兹(Hessel Gerritsz)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所的官方的制图家，科奈利乌斯·简斯兹·拉斯曼(Cornelis Jansz Lastman)则被任命为领航员的监督。他们要制作以及改进以前在亚洲海域航行时使用的海图，他们还要收集从他们就任以后所有的航海日志，这些资料都要安放在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的库房里。他们每6个月就要编辑一次航海日志的目录，要修正领航员以及船长的记录中出现的偏差。在他们去世以后，他们的遗孀或者继承人要将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交给公司保管。他们要保管好所有这些资料，不可以泄密，所有资料都必须保存在库房里，不可以带到城外。每6个月就要向公司报告自己的工作和进展。未经允许，不可以公开出版相关书籍。官方制图家除了制作地图所获得的报酬以外，每年还能得到300荷兰盾的薪水。到了16世纪末年至17世纪的初年，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地图制作中心。那里出版的地图集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成为欧洲制图史上绚烂的瑰宝。

洪第乌斯肖像

16世纪初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家科内利乌斯·克拉泽(Cornelius Claesz， 1546—1609)以及另一位著名的蚀刻画家和出版家尤多克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2)将麦卡托家族的地图铜版以及地图集全部购买了下来。1605年，他们出版了《地理学》(Geographia)的新的版本；1606年，他们又出版了《地图集》(Atlas)的增订版，其中包括了144幅地图。该地图集的首页与1595年麦卡托的地图是一样的，但是在世界地图的6个部分增加了6位女性人物的图像，欧洲的象征是一位女王，亚洲和南美洲的是一位印度的妇女，未知的南方国墨瓦腊尼加(Magallanica)则是以一位野蛮人妇女的形象来表现的，墨西干纳(Mexicana，北美洲)和非洲也与墨瓦腊尼加一样。在这本地图集的基础上，他们又在1607年出版了《麦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以后又出版了法文以及拉丁文的版本。(www.daowen.com)

布劳家族制作的地球仪，1602年

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布劳家族(the house of Blaeu)崭露头角，其以专门出版欧洲各种不同语言的蚀刻地图、海图以及航海著作闻名于世，成为荷兰最重要的从事制图业的家族。该地图制作和出版业世家的第一代创始者是威廉·扬斯·布劳(Willem Jansz. Blaeu， 1571—1638)，有关他早年的生平和思想人们知之不详。1871年，包德(P.J. H. Baudet)出版了他的传记《威廉·扬斯·布劳的生平与著作》(Leven en werken van Willem Jansz. Blaeu)，人们对他的生平才略有所知。他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归正宗信徒，他对于天文学也很有兴趣，早在1598年2月21日，他已经在阿尔克马尔观测到一次月蚀现象。第一本关于他的英语传记是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森(E.L. Stevenson)于1914年出版的《威廉·扬斯·布劳简传：1571年至1638年》(Willem Jansz. Blaeu， 1571—1638， A Sketch of His Life and Work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of His World Map 1605)，根据这些传记作品，他最初的事业主要是从事制作墙上挂的地图、地球仪以及领航员使用的书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1603年12月的记录中，有布劳提供的航海仪器的记录。在1605年的时候，他绘制过一幅有东西两个半球的地图。当时荷兰的航海事业在迅速发展，社会上急需这些与航海事业有关的器材，他懂得制作各种大小不同的地球仪，在1614年的时候，他制作过五种大小不同的地球仪，还有一个直径很大的约68厘米的地球仪。在这一年，有一位名叫阿德里安·梅提乌斯(Adriaan Metius)的教授还在荷兰西北部的弗拉讷克(Franeker)出版了一本名叫《天文学和地理学仪器》(Institutiones astronomeicae et geographicae)的书籍，专门指导人们如何使用布劳家族制作的地球仪。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是欧洲制作地球仪最发达的地方，布劳家族对地球仪制作行业的贡献是很大的。

除了地球仪以外，威廉·扬斯·布劳还绘制过许多单张地图或是对开本的地图集。还有多页的墙上挂的地图，主要是具有实用和装饰价值；他还绘制城市的景观(地志画)以及历史画。早在1604年，他就用投影法绘制过一幅地图，由蚀刻画家恩德(Josua van den Ende)以铜版画制作而成。这幅地图是以普朗西乌斯于1592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为基础制成的，同时吸收了当时荷兰和英国的丰富的航海成果，反映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最新的人类认识世界的成就。1605年，有记载说他绘制了20幅单张的包括东西半球的地图。设在纽约的美洲伊比利亚学社(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就保存了其中的一幅地图。1607年，布劳的出版社还出版了麦卡托投影地图，使得当时的荷兰人逐渐开始了解麦卡托投影法的重要意义。1608年，联省议会委托布劳制作了尼德兰17个省份的详细的地图。同年，布劳绘制了四大洲的世界地图，这些重要的地图没有装饰，也没有标题，被安放在一个很大的有着边框的箱子里面，它们在1979年被一位名叫霍夫曼(W.Hofman)的人在瑞士发现，阿姆斯特丹档案馆修复了它们，并在1981年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布劳还制作大型的城市景观图画，在1604年出版了《阿姆斯特丹城市景观》，1614年出版了《威尼斯城市景观》。

布劳开始时也绘制和印刷过一些重要的商业用的航海地图。1605年，联省议会委托他印刷和出版了一幅航海图，但是已经失传了。1606年，联省议会还委托和资助他出版从那一年开始的以后七年的海图以及航海指导用书。1608年，他出版了名为《航海之明灯》(Het Licht der Zee-vaert)的地图集，反映了当时欧洲沿海航行的最新的成果。在布劳印刷出版的航海图册中，他向读者指出他的书籍是在“许多富有经验的舵手，勇敢的船长以及技艺娴熟的领航员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同时，他也批评了在一些舵手中流行的观点，即手工绘制的海图要比印刷的海图更加准确，因为前者每一天都会根据航行的情况加以改变，所以更加准确，布劳明确地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布劳制作的海图增加了水文资料变化的情况。1618年，布劳出版了关于地中海的海图共33幅，并且配备有大量的文字说明，它们都被装裱得很好，被放置在3个木箱当中，上面还有铁制的铰链锁起来，它们是荷兰航海图的经典之作。1623年，布劳再度出版了经典性的海图《对于东部、北部和西部海域航行的大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描绘》(Descriptionof the Seas and Coasts of the Eastern， Northern and Western Navigation)。

航海图的销售不久就衰落了下去。在1630年以后，布劳开始考虑业务的转向，他与长子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 1598—1673)商议想出版世界地图集。从1620年至1673年是该家族出版事业的繁荣时期，他们雄心勃勃，出版了大型的配有四种语言即拉丁语、法语、德语以及荷兰语说明文的地图集。1634年，布劳出版了一部《新地图集》(Novas atlas)收录了160幅世界地图，目前只知道这本地图集只有德语版。1635年，又出版了补充版，增加了49幅地图。当时的布劳拥有200多幅地图，他编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并且使用了荷兰语、法语以及拉丁语三种语言出版。1655年，该家族出版了另一部世界地图集，它的名字与以前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全景》是一样的，这部分为6个部分的世界地图集，包括了对于陆地、海洋以及宇宙的描绘。这本著作在知识的范畴上包括了地理学，有地志即对于大地的描绘，有地形学即对于地方的描绘，有水文学即对于大洋的描绘，还有天体学即关于宇宙的描绘。其中还包括了低地国家一些城市的情况以及数据。

威廉·扬斯·布劳对于航海制图学方面的贡献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分的肯定。1632年，东印度公司官方地图制作家黑塞尔·格拉兹去世。1633年1月3日，布劳就被东印度指定继任这个职位。他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并继续雇用了他前任的四名助手继续工作。东印度公司任命他的指令仍然保存至今，它详细地规定了布劳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尽的义务，以及他必须要为公司绘制地图的任务。这个新的职位使得布劳有机会去接近公司档案馆所收藏的无数的地图，当时公司的水文资料办公室保存了大量的地图。布劳担任这个职务直至去世为止。但是有他签名的地图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并没有保留下来。

威廉·扬斯·布劳于1638年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和妻子科内利斯(Marritge Cornelis)将财产分给他们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约翰内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继续从事父亲的地图制作业，所有的地图铜版也留给了他。他从1638年至1658年出版了多卷本的《新地图集》(Atlas novus)，包括403幅地图。这些地图的内容都有非常丰富的说明，其资料的主要来源：一是欧洲各地的学者提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手稿，其中有苏格兰的以及瑞士的学者研究的成果；二是荷兰本国印刷的地图，布劳家族通过商行和信差从尼德兰各地购买了许多地图和书籍，当然也从外国购买了一些地图，所以从地图的装饰上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风格；三是以前出版过的如奥特里乌斯的地图；四是曾经在阿姆斯特丹本地出版过的地图。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版权的观念，所以这些地图可以重新印刷。还有一些地图是从本地的以及外地的铜版画家、蚀刻画家那里购买得到的。

布劳家族最著名的是1662年至1672年出版的十多卷对开本的举世闻名的世界地图集《布劳地图大全》(Blaeu’s Atlas Major)，其全名是《地理学：布劳宇宙学第一部分，眼睛可见的和以描述所解释的世界》(Geographia， quae est cosmographiae Blavianae pars prima， qua orbis terrae tabulis ante oculos pointer， et descriptioníbusíllustratur， or Geography， the First Part of Blaeu’s Cosmography， in which the World Is Placed before the Eyes with Maps， and Explained with Descriptions)。这部多卷本巨著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关于大海和天象的，不过一直没有出版过。该巨型地图集包括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以及德语等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共计有近600幅地图，其中有200幅是以前的《新地图集》中没有出现过的。布劳家族多年以来从许多出版家、制图家和蚀刻画家手中购买的许多地图铜版是他们能够编撰这样的大型地图集的基础。其中一部分地图是从铜版画的收藏家以及出版家手中买来的，一部分是家族自己拥有的，其中的一些以前出版过的，还有一些则是上百年的旧地图。1662年出版的拉丁文版共计11卷，有594幅地图；1664年的法文版共计12卷，有597幅地图；1664年至1665年出版的荷兰文版地图共9卷，有600幅地图；1657年至1672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共计10卷，有545幅地图；1667年出版的德语版地图共计9卷，有612幅地图。《布劳地图大全》中使用的语言最多的还是拉丁语，所以许多的地名如地区、大海以及主要的河流还是以拉丁语表达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使用不同的语言，如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地名大量地使用法语，北方尼德兰地区则使用荷兰语，当然在讲荷兰语的地区也使用法语的地名。城市是这些地图上特别标明的，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更是如此，还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森林和山区也特别标明。道路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在海图上，恒向线被描绘得非常清楚，这非常有利于海船的航行。这些地图集都是由布劳家族自己开设的印刷厂承印的，这个印刷厂设于1637年，就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市内的那条著名的运河的边上，这是当时欧洲各国中最大的印刷厂，许多来到阿姆斯特丹的不同国家的游客都在游记中提到过这所印刷厂。1667年，布劳家族又开设了第二家印刷厂，以后大部分的地图都是在这里印刷的。这部巨著的不同版本在排印技术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特长，所有的地图都有美丽的手绘色彩，都是画工在家中手绘，使人在视觉上获得美感和愉悦。它很快地受到富裕的贵族阶层的爱好，他们以拥有这些地图册为荣。它的黑白字体的印刷版价值350荷兰盾，而彩色版则价值450荷兰盾。在1660年的时候，一个卖书的人一个星期只能赚2个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一家书店门面一年的租金是400至700荷兰盾，可以想见当时这套地图集之昂贵。在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全景》出版以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布劳地图大全》在商业以及地理学上又成为一大成功的典范。约翰内斯·布劳在1665年1月1日《致亲爱的读者》中写道：“一种强烈的爱将自己与祖国和出生的地方连接起来。如果这本著作中有任何错误的地方，或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或精确的地方，我们请求你们仁慈地送给我们任何新的地图或是对于这些地方的观察和描绘，以便于我们对于地理学以及地图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加以改进。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完成探索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任务，同样真实的是也难以完全精确地描绘每一个地方。如果任何人的观察以及工作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将公开地称颂和赞美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赞扬那些帮助我们改进工作的人。每一幅地图都多多少少地描绘了这一地区的边界、地形、流行的风俗、王公贵族、河流、山区、森林以及每一个国家的其他特别的地方，我们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作了说明。仁慈的读者，为我们的工作感到高兴吧。当发现在地图和描绘的地方缺少了什么的时候，请铭记在心里，要明白当人们在描绘一件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事物的时候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请给予我们原谅，而更多地给予我们以欣赏。如果有任何人懂得每一件事物中的人性，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约翰内斯·布劳还继承了父亲的地球仪制作的技术，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几位最好的地球仪制作家之一，他从一些以前的地图画家那里买下了许多精美而又准确的地图画的铜版，这就成为他的地球仪制作的模板，他几乎拥有17世纪初年阿姆斯特丹城市中最好的地球仪模版，这就保证了他的家族在地球仪的制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673年约翰内斯·布劳去世，在一年以前其家族的第二家印刷厂发生了大火，许多地图集以及模板和地球仪毁于一旦。1674年至1682年，他的儿子皮特·布劳(Pieter Blaeu， 1637—1706)和小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 II， 1650—1712)继承了他的事业。

当时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位名叫约翰内斯·杨森尼乌斯(Johannes Janssonius， 1588—1664)的制图家，后者是上文所述的洪第乌斯的女婿。他开设的制图所与布勒家族并驾齐驱，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在1630年出版了有关大西洋的地图集共80幅。一年以后，他们又出版了一部关于大西洋的地图集，里面包括了洪第乌斯历年所编辑的许多地图。他们不断地向布劳家族的地图制作业发起挑战，在他们所编的地图中还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布劳家族绘制的许多幅地图。根据现存的合同可以得知，他们在1630年3月 11日委托了两位蚀刻画家哈默斯维特(Evert Symonsz Hamersvert)和罗杰斯(Salomon Rogiers)在18个月内复制36幅地图。布劳家族与洪第乌斯-杨森尼乌斯两个家族之间在制图业上的激烈竞争对于后来荷兰共和国出版世界地图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劳为了追赶洪第乌斯-杨森尼乌斯的出版业，准备出版由奥特里乌斯和麦卡托地图集以及当代荷兰的地图集合并而成的以四种语言做解释的世界地图集。他在1633年11月22日以及12月6日 的致杜宾根大学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以及东方学家威廉·斯科哈德(Wilhelm Schickhard)的信中谈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这些计划。

在布劳家族以后，荷兰的地图制作者以及出版家就不太活跃了，他们或多或少满足于机械地重印17世纪的制图学大师们的作品。约翰内斯·凡·坎伦(Johannes van Kenlen)则继承了布劳家族航海以及制图的出版事业，并创立了一家商行专门制作地球仪、地图和海图。当时荷兰官员以及普通市民都喜欢以地图作为装饰品。许多富裕的收藏家家里以及市政厅大厅的墙上都悬挂着大幅的地图、摆设着豪华的地球仪。到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地球仪、地图和海图制作方面都超过了荷兰人，但是他们对于荷兰人的前期贡献评价非常高。

在远洋的航海技术书籍方面，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翻译西班牙人佩德罗·德·梅地纳(Pedro de Medina)在1545年出版的《航海的艺术》(Arte de Navegar)一书。此书的佛拉芒语译本于1580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直到1642年，荷兰一直没有出现可以供大众阅读的属于自己的航海技术方面的书籍。科奈利乌斯·扬斯·拉兹曼出版了《航海艺术之描绘》(Bechrijvinge van de Kunst der Stuerlieden)一书，以后这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了不少。^[1]在当时荷兰一些重要港口，都可以找到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教授一些年轻的海员有关航海的知识，特别是在冬天商船不出海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中有一些人有着实际的远洋航海的经验，还有一些人并没有长期出海的经历，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合格的教师，因为他们系统地学习过数学以及航海理论知识。当时还有一位英国人名叫威廉·波尔讷(William Bourne)，是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旅店掌柜，也是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掌管大海：关于在所有沿海地区和国家航海的最有益的规则、数学的经验以及完备的知识》(Regiment of the Sea: conteyning most Profitable Rules，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and Perfect Knowledge of Navigation for all Coast and Countries)，并于1574年在伦敦出版。荷兰人视之为航海的宝典，在1594年至1609年之间印刷了三个荷兰文版本。

在17世纪的尼德兰，有着非常活跃的地图消费市场。众所周知，当时荷兰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喜爱风景画。同样地，人们也喜爱地图以及收藏地图。印刷精美的地图是人们非常喜爱购买的消费品。人们经常把一大张单张的地图挂在房间里或是建筑物庄严的大厅里，就像是具有纪念碑性质的象征物。地图所展示的讯息，表明拥有者在知识上的博雅以及政治上的抱负。荷兰共和国执政官拿骚的伯爵韩德里克用地志画和地图来装饰他的宫廷，许多的地志画是从地图上临摹下来的。在17世纪60年代，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官员曾经在他们办公的地方展示过50—60幅地图。这些政治家和商人很自豪地向许多外国来访者如美第奇家族的科西默三世(Cosimo III de’ Medici， 1642—1723)以及撒克逊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 elector of Saxony， 1750—1827)展示自己的地图，并使得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后者也用这些富丽堂皇的地图副本装饰自己的宫殿。

还有一些荷兰富有的人士如市政厅的议员、省议会的议员、公共机构成员如开垦地委员会的成员都喜欢用地图来装饰他们的家庭或者机构，就像他们用绘制有当地的以及海外的题材的画来做装饰品一样。有些人使用地图有实用的目的，如按照地图在城市和乡村收税，或者组织船队出海，其中也不乏附庸风雅之人。此举一时间蔚为风尚。大学的教授以及学生需要购买地图进行教学与研究，比如，格劳修斯在离开荷兰以后在国外举行讲座的时候经常以地图向人们说明世界的格局以及形势，他还将地图作为教育他的儿子们的重要教学工具。除了地图以外，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的制图学家还非常喜欢绘制和出版大型的城市图画，其中既有荷兰的城市，也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城市如各国首都或是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城市。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拥有最好的制图以及印刷条件，也有最好的绘图师，可以最真实地反映这些欧洲城市的风貌。它们通过发行地图的书店以各种渠道被销售到欧洲各地，深得人们的喜爱。在17世纪的晚期，荷兰人还组织过一个关于地图和地志画的社团，这是一个对这些地图有兴趣的人讨论研究交流藏品的学术性团体。以地图和城市图画作为室内装饰品至少反映了两点：一是说明主人家的富有，因为在早期的荷兰，地图是价格不菲的；二是说明主人家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教养。制图学虽然在当时是比较新的科学，但是已经得到社会高度的认同。另外，人们经常使用地图的装饰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的情操、商业的兴趣。地图有各种不同的幅面，也有各种不同的价格以适合当时荷兰社会不同人群的需要。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地图的展示成为新的荷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商业和道德价值的体现。后来，荷兰印刷的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地图的发行量也比较大，由于地图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已相当普及，所以地图广泛地存在于货物清单以及图书目录的记录当中，已故的经济史学家蒙蒂亚斯(John Michael Montias)对于阿姆斯特丹档案馆所藏的从1597年至1681年的1280份货物清单做了清查以及统计，这些清单来自公证处、孤儿院、银行的破产记录，它们中有51071幅绘画、印刷品、地图以及地球仪，许多清单和目录不是专门关于地图的，但是地图在当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而且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拥有。一些清单中列出了地图的价格，每一幅在20荷兰盾左右。不仅上层阶级热衷于地图，就连一般民众如面包师、外科医生、裁缝、买卖谷物的商人以及寡妇都是地图的收藏者。

在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始终是制图业的中心。重要的制图业的家族以及印刷所都设在那里，这里不仅出产不同类型的地图集，也出产单幅的地图以及墙上挂着的地图。这些地图还用不同文字加以说明，或者出版不同文字的版本，地图印刷材料以及印刷的品质都很高，地图的边框都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图案进行装潢，图中有人物、城镇、物产、自然风光和社会的风俗，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在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地方，荷兰社会各阶层也都需要使用地图，特别在一些省份以及市镇的行政管理中心更是如此。当时的城镇规模都在扩大，要塞也在不断修建和增加，还有许多建筑工程如堤坝、海岸、运河以及沟渠的修筑都需要使用地图或者制图学方面的知识。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在实现从使用传统的地理资料慢慢地向使用新型的地图以及地球仪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结构的转变。荷兰海洋帝国从欧洲的海岸线向东西印度的扩张都必须使用大量的具有可靠的知识背景的地图，同时，从事远航活动的海员和军人又从世界各地带回丰富的域外知识，从而使得地图的描绘变得更加丰富和准确。直到17世纪末叶，荷兰的海洋制图学在欧洲还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些地图成为荷兰民族开拓精神以及灿烂辉煌的荷兰黄金时代的象征。

由于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在远洋航海技术方面领先的国家，因此，在地图、海图、航海手册以及游记故事写作方面也自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些书籍在荷兰国内，读者仍然不多。荷兰文学史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对于他们的同胞所写的海外事业感兴趣的人很少。倒是外国的文学家如塞万提斯、弥尔顿和莫里哀对于他们各自国家同胞的同类作品更加抱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