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海洋扩张时期本国教育事业的基础是乡村学校。这些乡村学校都与加尔文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校长往往就是乡村教堂的牧师或者是教堂聚会祈祷时的领诵人。学校教育就是教授学生学习如何阅读、简单的数学知识以及《圣经》课。在乡村或者更多的城市里，还有一些私人小学，那里经常开设法语的课程和教授如何拼写。加尔文教会以及市政厅当局非常关注这些学校的教学，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是合格的和正统的“真正的归正宗基督徒”，否则就不允许开办学校。

除了这些由市政厅、教会以及私人开办的小学，还有拉丁文学校。几乎所有的联省共和国的城镇都至少有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原来都是罗马天主教会开办的，在早期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被充公，然后由市政厅当局或者加尔文教会接管，以教会以外的资金继续办下去。顾名思义，这些学校主要教授拉丁文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知识。学校不接收女孩子，男孩在9岁或者10岁入学，到16岁或者17岁毕业。1625年，荷兰各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对于这类学校的组织以及课程都做了规定：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每星期必须教授20—30小时的拉丁文；在后三年里，每星期则教授10—18个小时。高年级则开设希腊文、修辞学以及逻辑学。但是宗教教育在这些学校里不像1588年至1625年开设的那些学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总的教学课时中约有6%的时间用来教授《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以及《圣经》历史。在1619年以后，所有新任命的教师都必须签字接受多德宗教会议的决议。在一些拉丁文学校也有规定，如果父母不是荷兰归正教会的信徒，他们的男孩可以不接受学校的宗教教育。在许多小学中，也执行这样的宗教宽容政策。有一位名叫高德菲里德·乌德曼斯(Rev. Godfried Udemans)的牧师宣称，在一些私人学校中，有某些校长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抱有好感，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是加尔文派的教徒，他们忽略正统的归正宗信条。学校教育的课时也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大部分学生都回家吃中饭，早上的课程从7点或8点开始，至中午11点或者12点结束；下午的课程从1点至4点，或者2点至5点结束。

1614年时的莱顿大学

在17世纪的时候，拉丁文学校的平均水平要比小学高。当时有人夸张地写道：“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大会写，或者只能走调地唱一首赞美诗的人，立即就成为学校的老师，还以为自己是大师。”小学教师的工资是很低的，特别在乡村地区更是如此。从1630年至1750年，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150弗罗林一年，不过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有时学生家长提供的费用会使得他们的工资有所提高，当地教会的参议会对于这笔费用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收入很低，许多教师要兼别的工作。他们有时会去当兵，也会做理发师、鞋匠、装订书籍的工人，教堂里看门、敲钟、挖掘坟墓的司事等，以补贴生活的收入。有一位葡萄牙的外交官员在荷兰遇见一些鞋匠居然会说法语和拉丁语，由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莱顿大学解剖课教室

荷兰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是相当出色的，最重要的是在五个省建立的大学，它们就是1575年建立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1585年建立的弗拉纳克大学(Franeker University)、1648年建立的哈尔德韦克大学(Harderwijk University)、 1614年建立的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以及1636年建立的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其中莱顿大学以及乌特勒支大学是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被称为“杰出的学校”，它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大学的水平。最著名的“杰出学校”就是1632年建于阿姆斯特丹的“雅典学园”(Athenaeum)。它是由荷兰的阿明尼乌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建立的，也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前身。官方办的大学以及“杰出学校”之间的区别就是前者设有四个传统的科目(四艺)：书写与科学、法律、医学和神学，而后者仅仅限于前三个科目，并且不能授予博士学位。后者为那些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城镇的，年龄在16—20岁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大学的机会。在17世纪的荷兰，“杰出学校”的标准是相当高的，但是在18世纪就逐渐地衰落了。

在五个省立的大学中，莱顿大学不仅是最古老的、最优秀的和最著名的，而且与荷兰的海外扩张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由荷兰的建国先驱者奥伦治亲王“沉默者”威廉亲自并且刻意创建的，其知识训练的目标就是为这个新的国家以及新的属于“公众”的教会，培养行政官吏、教会人士以及新的国家各类机构的专业人士。这个新的大学还必须是反抗西班牙“暴政”以及宗教迫害的堡垒。荷兰各地的市长以及各省的省长的代表往往担任大学的校监或是学监，他们中许多人信奉国家至上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和神学家在学校中过度热忱地教授加尔文派教义，而这正是大学创办者的初衷。该大学中设立了一个工程学院、一座植物园、一座天文台以及一家非常卓越的大学出版社。同时，大学也比较重视中世纪以来传统的科目如神学、哲学、法律以及医学。拉丁文是教学的通用语言，尽管在工程学院中并不使用拉丁语。大学给予教授的工资待遇也比较高，这样就吸引了荷兰各省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学者来到这个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同时这些有名望的教授也吸引了荷兰各省以及欧洲各地的优秀学生来到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中既有罗马天主教信徒，也有新教的信徒，当然，信奉新教的学生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最初的25年时间里，共有2725名学生在莱顿大学登记注册，其中41%是从荷兰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从1601年至1625年，外国学生登记注册超过了43%；从1626年至1650年，在11076名学生中有52%的学生来自外国。虽然后来大学声誉有所降低，外国学生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威廉·卡尔在1688年写道，还是有约80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如匈牙利、波兰、日耳曼、奥斯曼帝国、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英国的大使曾经询问大学的一名校监，为什么莱顿大学不仿效英国剑桥等著名高校，在莱顿大学建立可以让学生居住的学院。这位校监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一些市长和法官就会让自己朋友的儿子住进来，可能他们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用功读书，而去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看法也可能并不全面，因为大部分的教授无论在开设公共课以及私下对于学生的指导方面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斯卡利杰肖像

在莱顿大学，《圣经》研究对荷兰的东方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大。有一位出生在法国并在莱顿大学从事研究的学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他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学者”。他出生于法国的阿让(Agen)， 12岁的时候就与另外几个兄弟前往波尔多求学，但是当地发生瘟疫，被迫返回。回家以后一直跟随父亲学习拉丁语。在父亲去世以后，他去巴黎大学求学达四年之久，继续学习希腊语。当他发现那里的教师不如人意以后，决定自学希腊的文学、史学以及诗歌，还涉猎希伯来语以及阿拉伯语。以后，他又去了罗马、英格兰以及苏格兰，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学者。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改信了新教。1570年，他到了瓦伦斯学习法理学达数年之久。圣巴托洛梅乌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他正陪同瓦伦斯的主教出访波兰，在得知消息以后他与另外几名胡格诺派的教徒退隐到日内瓦，成为一名学院的教授，为学生讲授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作品。由于他不喜欢讲课，又回到了法国。他编撰罗马诗人以及占星家马尼利乌斯(Macus Manilius)的著作(1579)，还于1583年出版了《论年代学的改进》(De Emendatione Temporum)，对于古典时代的年代学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见解，其涉及的历史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希腊和罗马，还包括古代波斯、巴比伦、埃及以及古代的犹太人生活的地区，其间还包含批判性的陈述。最后，他选择来到荷兰，从1593年至1609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莱顿大学的“非讲课教授”，他以后再也没有再回到法国。斯卡利杰不太喜欢荷兰的生活方式，如天气寒冷、食物、烈酒以及昂贵的房屋租金，但是他喜欢荷兰的城市、大学以及学术自由。他将自己的书房放在运河边上的一栋房子里，面向运河的风景，倍感惬意。

斯卡利杰研究早期基督教会的历史和文献，特别强调要去迦勒底、阿拉伯以及近东地区的实地去寻找早期教会的基本资料，他将当地的史料与《圣经》的记载进行了比对研究。他的研究工作适应了当时新教提倡的回到《圣经》原来的话语以及回归本源对于初早期教会历史加以研究的立场，为加尔文派的神学家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展开争论提供理论的依据。斯卡利杰作品的影响在其巅峰时代可能还超过伊拉斯莫，他在莱顿的研究事业提升了这个大学的东方学研究的地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虽然他不从事大班级的教学，只是给很少的杰出学生授课。他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古典学以及近东文献学的标准。他强调对于古代语言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在当时，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圣经·新约》研究的专家。他还致力于出版古典时代作家和诗人如卡图卢斯(Gaius Catullus，约前84—约54)、提布鲁斯(Albius Tibullus，约前55—前19)、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前50/45—约前15)等人的作品。他除了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外，对于与《圣经》研究的其他相关古代文字语言如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以及埃塞俄比亚语均有深入的了解。1614年，他出版了在莱顿撰写的《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的重要著作，建立了关于古代编年历史学的总体的框架。(www.daowen.com)

斯卡利杰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也喜欢与青年人交谈，分享自己的见解。通过这些学生，他在荷兰共和国以及其他的地方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格老提乌斯(Grotius)的人，他于1594年来到莱顿，当时他才11岁，已经被人们视为神童。他的其他学生还有佩特鲁斯·斯卡里维利乌斯(Petrus Scriverius， 1580—1655)以及丹尼尔·海因希乌斯(Daniel Heinsius， 1580—1655)，后者于1598年来到莱顿大学，成为斯卡利杰最重要的门徒。1605年，海因希乌斯才25岁，已经成为莱顿大学希腊文的教授。他追随老师的足迹，出版了一系列经过修订的拉丁文作家如贺拉斯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在近东研究方面，斯卡利杰的主要学生托马斯·埃蓬尼乌斯(Thomas Erpenius， 1584—1655)于1613年被任命为莱顿大学东方学教授。同年他出版的《阿拉伯语法》(Grammatica Arabica， 1613)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是欧洲研究阿拉伯文化与历史的必备参考书，并于1777年被翻译为德语。他还将《新约》翻译成为阿拉伯语并于1616年出版。他也吸引了许多的学生，使得莱顿大学在研究近东的历史与文化方面一直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他在1624年患疫病去世。他的明星学生雅各布·高利乌斯(Jacobus Golius， 1596—1667)继续斯卡利杰和埃蓬尼乌斯的事业，他于1622年至1625年前往北非、叙利亚、君士坦丁堡旅行、研究，收集了300多份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以及土耳其的手稿，成为莱顿大学近东研究收藏的基础。他还促进莱顿大学实用天文学的研究，推进人们对科学史研究的兴趣，探索阿拉伯文献在传播希腊科学中的中介作用。他的研究有助于促进16世纪荷兰文化中科学与人文学融合的特性。他后来还成为联省议会的官方译员。他代表荷兰官方写给伊斯兰国家君主的信件中优美的阿拉伯文体使得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深感敬佩。1625年，莱顿大学建立了专门出版东方学著作的出版社，配备有叙利亚文、迦勒底文和希伯来文字的字模，它是大学出版社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712年最后出售给私人经营。还有一位法国古典学者克劳狄乌斯·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 1588—1653)在斯卡利杰之后担任莱顿大学的古典学的教授。

房龙指出人们对于大学的普遍态度终于改变了人们的性格以及大学本身的特点。大学最初是培养教士的学校，神学系曾经是大学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系。拉丁语、希腊哲学、希伯来文、加勒底文以及阿拉伯语都是二流的课目，都是研究《圣经》的辅助工具。但是，现在大学增加了哲学、法学、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课程，终于引进了自由的思想。在一些乡村比较多的省份，有些富裕的公民甚至自己创办大学，以便家乡的年轻人在自己家乡接受教育。大学不接受任何人而只接受本省议会的管辖，因此它们在本质上是自治的。大学成为年轻人接受普通教育和结识朋友的地方，每一个人缴纳了学费就可以上大学。

赫伊津哈则指出：“荷兰之所以成为东西南北各方的中介，多半要归功于其大学。各国的学者在这些大学里会晤、互赠书籍、交流思想。那时，他们在其他地方交流的机遇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今日妨碍我们学术的语言障碍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一切讲授的通用语言都是通俗拉丁语。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都吸引了大批的英格兰、法国、苏格兰、丹麦、瑞士、波兰、匈牙利尤其是日耳曼的大学生。起初，许多教授来自法国，比如斯卡利杰和萨尔马修斯就是法国人。随后，日耳曼的教授来到荷兰执教的越来越多。17世纪在格罗宁根大学执教的52位教授中，17位是日耳曼人；在莱顿以及乌特勒支大学，外国教授为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些外国教授大多数最终选择在荷兰定居，他们帮助我国在大学教育中扮演了连续不断、意义深远的中介的角色。”

在17世纪的荷兰，接受过学术训练以及教育成为从事许多职业的条件。17世纪上半叶，在莱顿的市议员中，只有1/7的人拥有大学的学位，而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则达到了2/3。兹沃勒没有大学，但是市议员中的大学生比例仍然很高。当时荷兰共和国大量需要的专业人才如炮手、测量员和远洋航行的领航员，虽然不需要很高的学位，但是在数学方面需要有初级的甚至更高的知识。各个大学中学者之间的学术辩论，特别是那些需要数学知识的学术辩论，吸引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公众的兴趣。

在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殖民地，荷兰人按照母国的模式建立了类似于荷兰本国一样的小学，由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联合管理。在缺乏师资的情况之下，经常由平信徒中比较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殖民地学校的授课时间通常从早上8点至11点，下午2点到5点，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是没有课的。

课程有基本的宗教教育，主要教授加尔文派基本信条；另外还有阅读、写作以及简单的算术。就像在尼德兰一样，除了公司自己开办的学校以外，只要当地教会的参事会认可他具有正统的加尔文派信仰并获得公司当局的同意，任何人可以开办小学和幼稚园。在这些学校中采取有教无类的原则，殖民地当地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男孩与女孩，甚至奴隶的孩子与白人的和欧亚混血儿的孩子一同接受教育。比如，在1681年，在锡兰的科伦坡，有200名奴隶的孩子接受教育。一般来说，在殖民地男孩在14或16岁就要离开学校，女孩在10岁就离开学校，“以免受到男孩和其他好色之徒的引诱”。

1642年，巴达维亚开设了一座拉丁文学校，它的目标是让东印度公司的上层管理者的孩子接受高尚的教育，因为他们不能够去尼德兰接受这样的教育。尽管“17绅士”支持这个决定，这个学校还是衰落下去，并于1656年被地方当局取缔。10年以后，它再度开办，但是4年以后又关闭了。在1743年至1756年，荷兰人再度建立起这个学校。在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其他地方，荷兰人没有为平民建立过更加高等的学校，因为除了公司高级职员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在欧洲人看来是良好的教育以外，当地人不需要这类的知识，而准备充当神职人员的当地人则可以在荷兰人在殖民地开办的三个神学院中接受教育。

尽管殖民地的神学院中没有培养出大量的荷兰牧师，但是殖民地当局在基础教育方面还是投入了不少资金以资助小学的建设。至少在一些地方，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1799年，在好望角地区，在荷属小学就读的孩子人数是20936名。当然，更多孩子就读的地方是在锡兰，达到19147人；但是在巴达维亚只有639名，倒是帝汶岛却有593名。

西印度公司管辖地区的情况大同小异。1661年11月，有一位被指派到曼哈顿岛新阿姆斯特丹的校长看到那里的孩子早上8点上课，下午1点上课。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学习“基督教的经文、十诫的训导、洗礼以及最后的晚餐的意义，还要回答教理问答中的条文”。除了他每年的工资以外，每季度还要从每一个孩子那里接受30至60不等的钱币，他则教授这些孩子从ABC开始阅读、书写以及简单的算术。大多数的孩子还要到这所学校以外的地方额外补课，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贫穷的孩子则是免费接受教育的。在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以后，孩子们步行回家，一路要唱赞美诗。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有一名叫雅各布斯·埃尔利扎·卡比藤(Jacobus Eliza Capitein)的牧师，在1743年至1744年，曾经管理非洲西海岸米纳的一所收容黑人孩子的幼稚园，那里的学生接受“真正的基督教改革宗”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