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或多或少的技术性的原因以外，荷兰人没有战胜葡萄牙人的原因就是后者已经长久地在这些殖民地深深地扎下根来，拥有深厚的基础。葡萄牙人不会因为海上的或者仅仅一两次陆地的军事战斗的失败就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经历一系列的失败如1630年至1640年在巴西东北部和1641年至1648年在安哥拉的失败，葡萄牙人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殖民地。许多荷兰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如巴达维亚的总督迪曼以及在锡兰的荷兰军中服役的荷兰军人科普罗尔·约翰·萨(Corporal Johann Saar)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642年，迪曼在给阿姆斯特丹的上司写报告的时候指出：“大部分的葡萄牙人将印度(实际上就是指亚洲)当成了自己的祖国。他们已经不再思念葡萄牙。他们很少挪动，也不再回到那里(葡萄牙)从事贸易活动，而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在亚洲的通商口岸，他们就像是本地人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一样。”20年以后，在锡兰的萨也写道：“一旦他们(葡萄牙人)到了哪里，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哪里安家落户，度过余生，他们不想再回到葡萄牙了。但是，当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他就在想‘只要我的六年服役期一到，我就要回欧洲了’。”在巴西的开明的荷兰总督莫里斯伯爵不断地提醒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上司要尽快地将荷兰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的殖民者派往巴西以取代或者说与葡萄牙和巴西的当地居民混合居住在一起。在他看来，巴西当地的居民总是心向着葡萄牙人，总有一天，机会一到他们就要造反。这样的事情果然在1645年6月发生了。著名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旅行家简·巴蒂斯塔·塔维尼(Jean-Baptiste Tavernier， 1605—1689)曾经写道：“葡萄牙人不论到哪里，总是比在他们以后来的人将当地建设得更好。相反，荷兰人总是在他们涉足的地方破坏一切。”博克塞认为塔维尼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对于荷兰人的偏见，但是这种说法离真实的情况也不远。在锡兰与葡萄牙人打仗的荷兰军官萨指出：在荷兰人攻下科钦、科伦坡以及其他已经建设得很好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后，他们就立即拆毁许多房子、城墙和要塞，只留下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空地供自己使用。荷兰人在攻占摩鹿加群岛的一些地方以后，大规模砍伐原住民以及葡萄牙人已经普遍种植的丁香树，以免影响他们自己对于丁香生产的垄断。相比之下，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尽管葡萄牙人强调他们是印度洋的“征服者、航海和通商的主人”，并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印度人，但是一位荷兰人在1618年在苏拉特写道，印度人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与葡萄牙人相处，胜于与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人”。43年以后，另一位葡萄牙人发现在今天印度泰米尔邦境内的杜蒂戈林沿海地区的渔夫更喜欢与葡萄牙人而不是荷兰人相处。许多在亚洲生活过的荷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和看法。皮特·凡·丹姆(Pieter van Dam)曾经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袖们编撰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他也曾经说，尽管葡萄牙人在历史上恶劣地对待过印度人，“俘获他们的船只并放火烧掉它们；破坏并且劫掠他们的港口；用暴力逼迫他们的俘虏成为基督徒；对于他们海上运输的货物课以重税；以及在他们的土地上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然而，印度人还是愿意与葡萄牙人而不是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人共处。个中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与上述原因相关的荷兰人难以彻底取代葡萄牙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葡萄牙语很早就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流行并且扎根，荷兰人即便在当地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仍然难以根除葡萄牙语的影响，相反，荷兰人还不得不使用葡萄牙语与当地居民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贸易圈内别的地方的居民保持联系和交往。葡萄牙舰长安东尼奥·加尔旺(António Galvão)在1536年成功地攻占了蒂多雷岛以后，一再提到当地的酋长们会讲葡萄牙语以及卡斯蒂尔语。1589年，葡萄牙的沉船“圣多美号”上的幸存者来到今天莫桑比克的伊尼亚卡(Inhaca)酋长领地，他们惊异地发现当地有人能够流利地讲葡萄牙语。当20年以后，荷兰人来到东方以后，他们不得不以葡萄牙语与当地的统治者沟通。1602年，荷兰的舰长斯比贝根(Joris van Spilbergen)在锡兰的拜蒂克洛(Batticaloa)看到当地的原住民带着会讲葡萄牙语的译员来到他们的船舰上。甚至在一些荷兰人占领的先前由葡萄牙人占领的殖民地，葡萄牙语也能够抵御荷兰人强迫推行的在当地使用荷兰语的政策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例如，在锡兰中部的坎提王国，那里的土王辛那二世(Raja Sina II， 1629—1687)尽管与荷兰人联盟抵抗葡萄牙人，但他仍然拒绝说、写荷兰语，而是坚持说、写葡萄牙语。在望加锡，当地的一些穆斯林统治者也会讲葡萄牙语，其中有一位土王居然能够阅读居住在葡萄牙的西班牙虔诚的多明我会士路易斯·德·格拉纳达(Fray Luís Granada， 1500—1588)的原著。1645年，荷兰驻摩鹿加群岛的总督迪曼在其给本国的报告中写道，对于安汶岛的当地居民来说，葡萄牙语，甚至是英语，都是比荷兰语更加容易学习的语言。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荷兰东方殖民地的首府巴达维亚，葡萄牙语也胜过了荷兰语，成为当地居民与外来人通商贸易以及社会交往的通用语言。其实，葡萄牙人除了战俘以及偶尔到访的旅行者以外，很少有人涉足这个地方，是来自孟加拉湾的本地的奴隶以及家仆将葡萄牙语带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在当地生活的土生土长的荷兰人也跟着他们讲起了葡萄牙语，虽然荷兰殖民当局屡加禁止，但是不能根除这种现象。在巴达维亚及其周围地区，荷兰人非常惊讶地发现，葡萄牙语是当地的奴隶、水手、手艺人以及与他们通婚或者同居的妇女唯一能够讲的语言。当时，那些在亚洲与荷兰人结婚或是同居的大多都是以前葡萄牙人与原住民结婚所生的女孩，她们都是讲葡萄牙语的。甚至许多并不是在葡—印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人也讲葡萄牙语。还有不少双亲都是荷兰人的妇女，也把葡萄牙语与当地语言混合以后形成的“克里奥语”作为自己主要的交际语言。1659年，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马特索尔科向巴达维亚评议会的评议员指出：“葡萄牙语是一种容易说和容易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不能禁止那些从若开地区(Arakan，在今缅甸)来到这里的以前从来不说一句葡萄牙语的奴隶将葡语当成自己语言，并且优先使用葡语而不是其他别的语言作为主要的沟通工具的原因(即使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17—18世纪来到巴达维亚的外国旅行者所谓的“佛朗机语”都是葡语而非荷兰语。一位生活在18世纪长期在东方旅行的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徒汉密尔顿，对于葡萄牙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对于印度洋周边的形势却非常了解，他于1727年写道：“在亚洲各地的海岸线上，葡萄牙人留下了他们的语言痕迹，尽管许多地方的葡萄牙语已经走样了，但它还是大部分在亚洲的欧洲人首选的交流的语言，这是他们欧洲人之间交流的语言，也是他们与印度不同地区人民交流的语言。”在大西洋彼岸的巴西，荷兰人在那里的统治长达24年，但是巴西当地的人民仍然拒绝学习信奉“异端”新教的荷兰人的语言。只有两个词汇留在伯南布哥的当地语言中。荷兰人曾经送了几位巴西原住民部落酋长的儿子去荷兰接受教育，虽然他们学习到了一些新教的教义，然而不成气候。1656年，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回到了当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去除了荷兰文化在美洲印第安人之中的影响。在非洲，从1641年至1648年，尽管大部分的班图族人站在荷兰人的一边，但是荷兰人的黑人奴隶、助手以及盟军仍然在使用葡萄牙语而拒绝学习荷兰语。甚至在好望角地区，葡萄牙语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对于非洲本地语言的发展不无影响。(www.daowen.com)

不过，从总体上看，荷兰人战略上和实际上还是战胜了葡萄牙人，特别是在亚洲更是如此。当荷兰人来到东方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与当地的亚洲统治者交往很久，在一些地方已经产生尖锐的矛盾，荷兰人利用了这种矛盾取而代之，在日本和马六甲他们取得的成功就是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