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葡萄牙人相比，新兴的荷兰人拥有更为优越的经济资源、更多的人力资源以及更为强大的海上优势。尼德兰联省国在经济方面比贫穷的葡萄牙王国更好。这两个国家在人口上大体相等，前者150万，后者125万。但是在1640年以前，葡萄牙人要为西班牙提供兵力与欧洲其他的列强打仗，荷兰人则可以利用邻近的日耳曼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力资源为它的军队和舰队服务。在海上的葡萄牙与荷兰的悬殊就更加惊人，1649年，葡萄牙著名的耶稣会士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估计荷兰拥有14000艘船只可以用作战舰，而葡萄牙在同类战舰中不会超过13艘。维埃拉还指出，荷兰拥有25万名海员和海军士兵，而葡萄牙的海军官兵花名册上登记的军人人数只有4000 人。博克塞认为维埃拉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不过也不会夸大得太离谱。1620年，里斯本当局统计葡萄牙整个国家可以用于舰队服务的人数也不过为6260人。1643年11月果阿总督的顾问会议指出里斯本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合格领航员服务于驶往印度的舰队，因为那些合格的领航员(不超过10名)都因为荷兰的封锁被滞留在果阿的港口内不得动弹。从1580年至1640年，葡萄牙还缺少在深海航行的水手，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葡萄牙国内资深的海员都更喜欢选择去西班牙海军界服务，因为西班牙王室所支付给他们的薪水比葡萄牙当局更高，西班牙王室也鼓励这种趋势。因为数世纪以来，尽管有加利西亚和比斯开湾地区的海员和领航员愿意为西班牙服务，但是西班牙还是缺少深海航行的海员。所以王室决定起用葡萄牙的海员。因此，在与荷兰的海上竞争中，葡萄牙总是处于弱势。

另一个使得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域处于劣势的原因是在1636年至1645年间，荷兰在巴达维亚的总督迪曼在指挥才能以及战略谋划上卓越超群，远胜过历任葡属印度果阿的总督，荷兰的舰队在印度洋上有力地打击了葡萄牙的海军。1609年，在印度果阿的安东尼奥·德·戈维亚(António de Gouveia)神父称荷兰人在印度海域取得的胜利是“其统帅灵活指挥的结果”。另外，葡萄牙人在海军军官的选拔上过于拘泥于传统的所谓门第观念，要求有绅士的血统以及贵族门第出身的人士才可以担任海军指挥官。荷兰海军军官的选拔标准更加注重实战的经验和操作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这也使得葡萄牙的海军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军的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有一位聪明的葡萄牙人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656年指出，在摩鹿加群岛和锡兰，那些出身贵族世家的葡萄牙指挥官，输给了出身低微的荷兰军官，最后丢失了这些葡萄牙的领地。另一个相关的原因是荷兰的士兵更加训练有素。与经济衰落的葡萄牙果阿殖民地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商业竞争上蒸蒸日上，赢得了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曾经撰写葡萄牙与荷兰在锡兰的战争的耶稣会士编年历史学家克伊罗支(Fernão de Queiroz， 1617—1688)曾经说：“荷兰人说我们的战斗方式是一种穷人的战斗方式。”一位有经验的葡萄牙指挥官在1663年告诉果阿的总督：“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力和金钱，在战争中就不会有赢的好运，这就是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混乱、如此多的眼泪和如此多的损失的原因，国王陛下的金库空空如也，他的臣民也没有资本可以帮助他。”再过一年，在马拉巴的一名葡萄牙指挥官写信给同一位果阿的总督说：“任何一名荷兰的舰长都拥有全权和足够的金钱处理任何事情，只要他有需要就可以使用这些金钱。在我们方面，连最小的事情也要请示最高的权威。更有甚者，一旦我们发生问题，到哪里我们都不得不要以乞求的方式行事，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特别是与那些印度的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长期的战争中，在士兵的体力以及训练方面，后者也占了优势，在亚洲的战场上更是如此。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荷属西印度公司使用的都是雇佣兵，他们中有日耳曼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1652年以前还有英国人，尼德兰人只是在军官中占了较高的比例。在巴西和锡兰的葡萄牙人都曾经说这些北欧人在体魄上比他们更加健壮，不仅如此，葡萄牙人还抱怨自己在食物配给上供应不足。事实上，荷兰的士兵在军需和食物供应上都要远远超过葡萄牙人。1644年，在锡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瘦弱的葡萄牙士兵抱怨说：“我们是如此瘦弱和饥饿以至于我们三个葡萄牙人都不能敌一个荷兰人。”1625年5月，当葡萄牙的军队重新攻占巴伊亚以后，一位资深的葡萄牙军官在描绘被打败的荷兰卫戍部队的士兵时这样写道：“他们全都是经过挑选的年轻人，在世界上任何步兵部队中他们都是光彩照人的。”1638年，荷兰人第二次进攻巴伊亚，一位守卫巴伊亚的葡萄牙士兵在击退荷兰人最后一次攻击以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清点了死亡者的人数，共327人，把他们交还给了荷兰人，他们都是从未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男人；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巨人，毫无疑问是荷兰军队之花。”另一方面，在整个17世纪，由于太多的葡萄牙士兵被送往殖民地的战场充当炮灰，葡萄牙当局不得不从那些罪犯以及已经被判犯罪的人中间征集人员派往前线和战场，他们在打仗时因为缺乏训练导致力不从心，但是在扰乱地方秩序时不遗余力，由此增加了巴伊亚以及果阿当局不断的抱怨。葡萄牙本国当局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埃武拉的博学的法学家法利亚(Manuel Severim de Faria)在1622年得知霍尔木兹陷落的消息以后这样写道：“没有什么比腾空葡萄牙监狱里的囚犯和暴徒，让他们去充当葡萄牙派往印度的士兵是更好的选择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持守对于天主以及人类的信仰。因此，同样地，对于他们在海外所表现出来的与在国内一样的不良行为也大可不必感到惊讶。”(www.daowen.com)

荷兰人通过六十年与葡萄牙人的战争，夺取了葡属亚洲殖民地的许多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他们在进攻安哥拉以及巴西的时候却失败了。博克塞分析其中有几个原因：虽然荷兰雇佣兵在体格和体能上超过了葡萄牙人，但是葡萄牙人却更习惯于赤道地带的热带气候，这是葡萄牙和巴西人在保卫巴西时取得胜利的原因，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从1648年至1649年的瓜拉拉皮斯战役中，习惯于在热带的烈日下和在茂密的丛林中作战的葡萄牙和巴西人打败了只能在寒冷地带进行贸易活动和在正规战场上打仗的荷兰的佛兰德斯以及日耳曼雇佣军。另一方面，同样在赤道热带的锡兰，荷兰人则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中部分是由于当地的僧伽罗盟军的支援，虽然葡萄牙人也有忠于他们的僧伽罗人的后援，还有部分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在锡兰岛上的葡萄牙高级指挥官软弱无能。相反，在巴西的伯南布哥，葡萄牙人则有着优秀的指挥官，如出生于马德拉群岛的费尔南德斯(Joaõ Fernandes)、出生于巴西的内格雷依罗斯(André Vidal de Negreiros)、出生于秘鲁的巴雷托等，他们成功的指挥保证了葡萄牙军队能够在上述地方够抵御住荷兰人的进攻，这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的战斗与他们在海上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南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荷兰人则建立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在伯南布哥地区，信奉新教的荷兰移民的人数远远不足，使得他们不能给长期地抵抗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信奉天主教的人们在军事、社会以及宗教上的压力。在哈德逊河流域也是因为荷兰本国移民太少，才使得这片土地最后被移交给英国人管理。无论如何，在自然的条件和气候方面，荷兰人明显地不及葡萄牙人那样适应南美洲、非洲和南亚以及东南亚的环境，那里的情况与南部欧洲的葡萄牙更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