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攻占伯南布哥　荷兰人与南美洲东北部巴西沿海地区贸易上的联系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上半叶，但是在1619年至1621年期间，尽管西班牙-葡萄牙王国严格并且反复重申禁止殖民地的贸易，荷兰在巴西的贸易还是大大地扩张了。自1594年西班牙-葡萄牙王国政府颁布第一次禁令以后，一些荷兰的商人就通过在葡萄牙维安纳(Vianna)以及波尔图两个港口的商人为中介进行贸易，一些葡萄牙人出于对于西班牙人的反感和利润的考虑，暗中支持和鼓励荷兰人这样做，这些葡萄牙人中还有许多是犹太人出身的“新基督徒”。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年，荷兰的商人估计他们可以掌握一半或者2 /3的巴西与欧洲之间的转口贸易。在1621年的时候，荷兰每年要制造13艘船只专门从事跨越大西洋的巴西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除了运输大量的巴西红木、棉花和兽皮以外，还有5万箱蔗糖，大部分的商品都是要通过葡萄牙的维安纳和波尔图港口转运的，因为这两个港口所征收的税比里斯本要低。荷兰人再从阿姆斯特丹将这些货物出口到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巴西还出产对于荷兰人极为有利可图的亚麻布和纺织品。那时，荷兰的商人已经对于巴西沿海地区的地貌和水文非常熟悉，在17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不需要葡萄牙方面的那些变节的犹太人当向导，尽管他们仍然需要本地的新基督徒的合作。

在《十二年停战协定》终止以后，荷兰人产生了进攻巴西的想法。巴西东部沿海地区都在葡萄牙人的占领之下，由于当时是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合并时期，所以向巴西进攻也就是向西班牙宣战。1624年5月，西印度公司辖下的荷兰军队，在雅各布·威勒肯斯(Jacob Willekens)的率领之下拥有26艘战舰、450门大炮以及3300名士兵的远征军，横渡大西洋直接进攻葡属巴西的首府巴伊亚。荷兰的军队兵分两路，分别于1623年12月以及1624年1月 出发，在这一年的3月在佛德角群岛会师。指挥官维勒肯斯原先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鱼贩子，副指挥官是鹿特丹人皮特·黑恩(Piet Heyn)，他早年曾经在东印度公司服役，在以后的五年当中他在西印度公司有卓越的表现，陆军指挥官为简·凡·多特(Jan Van Dorth)则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士兵。荷兰的军队在5月8日抵达当时葡萄牙人设在巴西的总督府巴伊亚的外海。当时，巴伊亚的总督迪奥戈·德·门多萨·富尔塔多(Diogo de Mendonça Furtado)事先已经得到马德里的通知：荷兰舰队将要进攻巴西，他判断荷兰人即将进攻巴伊亚。但是，巴伊亚的主教特谢拉(Dom Marcos Texeira)和附近的甘蔗种植园主却认为总督大惊小怪。5月9日早上，荷兰的军队开始炮击港口的要塞并登陆，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之下逼近城市。有一名耶稣会士目击者记载说，葡萄牙军队惊慌失措，老百姓也四处逃窜，不管是白人或是印第安人，大家东奔西跑，四处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藏。到了夜幕降临时分，荷兰的军队已经抵达城市郊外的圣本笃会修道院。同时，荷兰海军的炮击也取得了威慑葡萄牙人的效果，他们不仅向城市发射炮弹，而且向停泊在港口中的所有的葡萄牙船只射击，葡萄牙守军难以抵挡，第二天的傍晚，守军撤退，整个城市形成不可遏制的出逃的洪流，只剩下了一些有犹太人血统的新基督徒以及一些黑人奴隶，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5月10日早上当荷兰军队冲进总督府的时候，富尔塔多拒绝投降，但是在黑恩出现并有礼貌地答应一些条件以后，前者宣布投降。一些逃到城外去的葡萄牙人坚持说巴伊亚的陷落是由于城中的新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策动里应外合，他们也怪罪于总督的怯懦。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尽管荷兰人丢失了巴伊亚，他们并没有停止针对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海上展开了攻击西班牙人从中美洲运输黄金和白银的“珍宝舰队”的行动。1626年5月，皮特·黑恩又率领一支拥有14艘战舰、1675名士兵和312门大炮的舰队在海上活动，其目标是增援荷兰在加勒比海的舰队，攻击西班牙的珍宝舰队。当黑恩的军队抵达尤卡坦海峡的时候，他发现在那里的荷兰舰队的司令已经死亡，舰队也已经回国了。尽管他在9月的时候也发现有40艘装备精良的运输白银的西班牙舰队，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舰队战斗力太弱无法攻击这些船只。他将舰队开往亚速尔海峡以及塞拉利昂，最后于1627年3月2日晚上至3日早上抵达巴伊亚。尽管葡萄牙的守军从岸上的炮台向荷兰舰队猛烈开炮，黑恩还是将舰队开进了巴伊亚的港湾，并且俘获了26艘武装的商船，大部分属于来自波罗的海的商人们。荷兰人缴获的战利品包括2565箱的蔗糖，还有大量的香料、烟草、兽皮、棉花以及巴西的红木。在许多人看来，西印度公司似乎重振雄风了。黑恩率领舰队再次巡航于巴伊亚至里约热内卢之间的沿海海域，于6月10日回到诸圣湾，并再度进入港口。最后，荷兰舰队于10月回国，带回大量的通过抢劫而来的蔗糖和烟草等货物。“17绅士”授予黑恩以金质勋章。

1628年末至1629年初，荷兰西印度公司“19绅士”准备组织第二次对巴西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葡属巴西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富庶的蔗糖产地伯南布哥。但是远征的动员因为在本国费吕沃(Veluwe)发生的西班牙人以及保皇者的反叛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一部分远征军在1629年5月至6月间已经派遣出去了，还有一部分则在10月至11月才出发。荷兰的舰队由龙克(Hendrick Corneliszoon Loncq)指挥，他曾经随同黑恩在大西洋上拦截和攻击西班牙人的“珍宝舰队”。西印度公司还任命了3名文职人员作为将来在攻占巴西以后统治当地的官员。荷兰的舰队在6月27日出发，到了佛得角以后等待其余的舰队，其间还与西班牙的舰队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直到圣诞节期间，已经会合了的荷兰舰队才抵达圣维森特的外海。此次荷兰人的远征军非常强大，拥有67艘大大小小的战舰，有7000名士兵以及1170门大炮。

由于荷兰人此次进攻巴西的准备时间较长，葡萄牙人已经风闻他们的攻击目标，他们已经加强了从巴伊亚至伯南布哥一带的炮台和要塞的守卫，但是马德里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仍然不多。伯南布哥受封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Mathias de Albuquerque)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回到了马德里，在听到荷兰进攻的消息以后，他于1629年10月立即回来并且被任命为当地的总督和将军率领东北方四地即伯南布哥、伊塔玛拉卡、帕拉伊巴以及格兰德河的军队抵抗荷兰人的入侵。他率领的军队是从奥林达出发前往前线的。

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强当地的防务，但是他发现当地的部队人数很少，军械不足，防备松懈，只有200名士兵以及650名民兵可供调动。居民对于荷兰人即将入侵的反应也无动于衷。但是，他最后还是聚集了2000名战斗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在累西腓港口还发现了65艘商船，他派出其中的18艘商船满载着蔗糖驶回葡萄牙，并将其中剩余的38艘中的16艘改建成为可以开炮的战舰。他还想在一些最暴露在外的海滩上建立炮台，但是发现既没有人员可以守卫，也没有大炮可供安置。1630年2月9日，阿尔伯奎克在累西腓港口得知大西洋上葡萄牙快船送来的消息说荷兰人即将来到，他还想再做准备，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荷兰舰队在2月15日抵达当地。

荷兰的军队兵分两路发动攻击。龙克率领主要的舰队进攻累西腓港口；另一支陆军部队则在指挥官瓦登布格(Jonckheer Diederik van Waerdenburgh)率领之下在奥林达以北6英里的地方登陆。荷兰人在海上的攻击被击退了，但是他们在陆地上的进攻取得了进展，没有遭到任何抵抗。2月16日傍晚，荷兰人以伤亡50至60人的代价攻占了伯南布哥地区的奥林达。17日早上，葡萄牙人看到奥林达失守以后，下令烧毁船只以及堆放蔗糖的仓库。累西腓因为有要塞的保护，所以葡萄牙人据险抵抗了一段时间，3月3日失守。荷兰人终于渐次攻克了奥林达、累西腓以及毗邻的安东尼奥·瓦兹海滩，然后他们举行了感恩崇拜的仪式。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曾经组建过一支游击队试图反攻，他将游击队的总部设在距离奥林达和累西腓3英里处的森林里，并将这座建有要塞的兵营以基督教化的名称命名为“好耶稣的兵营”(Arraial do Bom Jesus)。荷兰人很快地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从三个方向向它发动进攻，葡萄牙人则发起反击，一些葡萄牙人定居者也加入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双方还因为食物以及弹药的缺乏陷入窘境。马德里政府在4月底得到奥林达失守的消息，它要求里斯本当局在5月组织一支舰队前往营救。这一次，葡萄牙当局的反应远远没有1624年的时候那样热情，因为葡萄牙人对于西班牙人征收的重税极为不满，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拖拖拉拉，进展缓慢。荷兰方面则加强了对于刚刚攻下的巴西殖民地的增援，1630年11月至1631年4月，荷兰的舰队陆续抵达累西腓。5月，西班牙方面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德·奥肯多(Antonio de Oquendo)指挥，从特茹河启航前往巴西，葡萄牙人则派出5艘战舰加入作战的行列。伊比利亚的舰队抵达巴西以后，有800人滞留在巴伊亚，1000人前往伯南布哥以及200人前往帕拉伊巴。但是伊比利亚人的反攻没有取得胜利，荷兰人损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西班牙人阵亡者更多，仅奥肯多的旗舰“圣地亚哥号”就有250名士兵阵亡。两边都不想重新开战，荷兰军队退回到了累西腓，西班牙舰队不久索性离开巴西海岸线回国了。

荷兰军队包围奥林达与累西腓，1640年的地志画

自1630年3月14日起，荷兰人在奥林达和累西腓建立了一个“政治会议”(Politiek Raad or political council)，它是根据1629年西印度公司“19绅士”为将要占领的殖民地制定的规则而建立的。这个会议最初的时候由3位文官组成，以后又增加了2位。在1630年5月龙克离开以后，瓦登伯格成为它的高级官员，他被授予总督的官衔，指挥陆地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也是“政治议会”的第二名负责人，但是不被允许当主席。这个会议的每一名文官每月都要轮换选举。瓦登伯格本人在会议中也有一名军事顾问协助他的工作，文官与军人密切合作平稳地处理所有的事务，并且在整体上相互协调。他们最后同意，将奥林达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而将军队集中到累西腓加强那里的防务。

荷兰人的进攻也不都是频频得手的。1633年5月至8月他们对于葡萄牙人上述设在累西腓以及奥林达之间的兵营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1634年2月，荷兰人进攻帕拉伊巴的葡萄牙人军事要塞的进攻也被打退了。1634年3月1日，经过周密的策划，荷兰人对累西腓发动了夜袭。同月，他们也对该城市附近的港口圣阿格斯蒂纽海角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个港口曾经是葡萄牙船只来到当地以后的最安全的停靠点，这些船只运来的物资是要供应葡萄牙人兵营的军需，它也是葡萄牙人将巴西的蔗糖装运回国的最方便的口岸。葡萄牙当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当然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把荷兰人驱逐出去。他从邻近的要塞密切监视荷兰人的动向，伺机反扑。但是总的来说，荷兰人在伯南布哥地区慢慢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并且组织了第三次向帕拉伊巴的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在圣诞节以前拿下了卡贝代罗(Cabedello)要塞。这一地区葡萄牙人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难，荷兰人控制了从格兰德河至圣阿格斯蒂纽海角的海岸线，一些逃离荷兰巡航战舰的葡萄牙大帆船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靠，只得找一些平时不太停靠的小港湾卸货。许多当地的白人定居者对于战争取得胜利已经不抱有希望。荷兰人为了争取他们归顺，在1635年占领帕拉伊巴以后宣布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财产将会得到保护，这项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一些白人定居者已经宣誓向荷兰人效忠。荷兰人还允许一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及修道士继续居住在当地并可以进行天主教的崇拜活动；还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防备土匪的攻击。

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正合并为一个国家，马德里经历了多事之秋：在德意志，瑞典的军队向西班牙人发动进攻，1631年11月，西班牙的西印度珍宝舰队在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受到飓风的袭击，损失惨重；从1630年至1632年，葡萄牙连续三年干旱，饥馑蔓延。不仅伯南布哥，在东印度、西印度、德意志和意大利到处向马德里告急，伊比利亚人无暇顾及伯南布哥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出于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要求，巴伊亚的主教决定从荷兰人的征服地区召回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主教将此决定报告里斯本当局，结果遭到里斯本的“良心与秩序委员会”(Mesa de Conscience e Ordens or Board of Conscience and Orders)的强烈谴责，他们指责巴伊亚的主教将羊群丢弃给了异教徒，并且指出一旦白人定居者放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很容易地就会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1635年3月，荷兰人在卡拉巴的引导之下进攻波尔图·卡沃，许多白人定居者欢迎荷兰人的到来，荷兰人则许诺给他们比帕拉伊巴更宽厚的条件。紧接着，荷兰人就开始进攻久攻不下的“好耶稣兵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攻以后，荷兰人拿下了这座兵营。不久，在圣阿格斯蒂纽海角附近的一座要塞也被荷兰人占领。一些白人定居者归顺了荷兰人，但是仍有7000名信仰天主教的不同民族的居民出逃去了巴伊亚。葡萄牙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曾经组织反攻，但是由于白人定居者的告密，反攻没有成功。在此期间，荷兰的军队还企图进攻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没有取得成功，只是保住了海上交通线的通畅，并在次年占据了沿海的一些要塞。荷兰人将他们占领的巴西地区称为“新荷兰”(Nieuw Holland)。

荷兰人的高级官吏在累西腓的统治并不是具有合作的精神。当时荷兰的总督只是名义上的。在“政治议会”中的5名文官中有一名官员主要负责民事当局的任务，另外有一名官吏管蔗糖的出口贸易和军需供应，前者可以指挥后者。这些文职官员都非常忙碌，偶尔才会在累西腓开会碰头。一直有人呼吁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总督负责制度。尽管在陆地和海上的战争都有利于荷兰人，但是西印度公司的财政经营不是很好。从1623年至1636年，有806艘伊比利亚的船只被荷兰人俘获，这些船只本身价值700万弗罗林，缴获的战利品价值3000万弗罗林，但是荷兰舰队、军队以及军需的供应相当于4500万弗罗林。超出的金额只能通过出售殖民地的蔗糖、红木和其他产品来弥补，结果西印度公司还负债1800万弗罗林。联省议会以及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知道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和扭转这种局面，他必须要像在巴达维亚的总督那样与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维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荷属巴西的总督莫里斯伯爵

约翰·莫里斯亲王在巴西的开明统治　1637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任命约翰·莫里斯(Johan Maurits van Nassau-Siegen or John Maurice of Nassau， 1604—1679)为第一任驻扎荷属巴西的总督，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约翰·莫里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开始在军队服役以前曾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简·德·米德尔斯特(Jan de Middelste)是一位富裕的拿骚-锡根伯爵(count of Nassau-Siegen)贵族，也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他结过两次婚，有23个孩子。莫里斯是米德尔斯特与第二任太太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祖父简·德·奥德斯特(Jan de Oudste， 1536—1606)是拿骚家族的首领“沉默者威廉”的哥哥。约翰·莫里斯于1604年6月17日出生在迪林根风景如画的祖宅里面。

青年时代的约翰·莫里斯被送往黑博恩、巴塞尔以及日内瓦接受教育，他对于人文主义学问的兴趣明显地大于那些枯燥的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尽管他终其一生一直是信奉新教的。三十年战争打断了他的学习生活，他被送往叔叔弗里斯兰的执政官威廉·罗德威克(Willem Lodewyck)的军队中服役，两年以后，他志愿前往联省议会的军队中服役，参加过许多的战役。后来，他又前往执政官亨德里克设在海牙的政府工作。他在那里与许多艺术家、诗人和饱学之士都有交往，由此培养出浓厚的审美兴趣。

莫里斯的军旅生涯使得他的才干脱颖而出，由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升迁得很快。1629年，他在登博斯奇围城中战作战勇敢，有卓越的表现。在1632年的荷兰东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战役中也立了战功，当时他击退了帕蓬海姆军队的猛烈攻击，解除了要塞被包围的困局。1636年4月，在经过艰苦的围城战役之后，他指挥军队经过顽强的战斗重新攻占了申肯斯汉斯(Schenckenshans)，此举使得他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名声。此时他的生命似乎抵达了辉煌的顶点。他不久就定居海牙，并在当地建造了一座价值不菲的带有花园的宅邸，并且成为建筑师以及画家的赞助者。同年8月，他接受了西印度公司委任他为驻荷属巴西总督-将军的职务。同时，他还是新近建立的“高级与秘密议会”(Hooghen en Secreten Raad)的主席，该议会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3名成员，他们分担莫里斯到巴西以后的最高执行权力。莫里斯原本准备率领一支由32艘战舰和7000名至8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去往巴西，但由于费用实在过于高昂，后来削减为12艘战舰与2700名士兵。

1636年10月25日，约翰·莫里斯率领舰队从特塞尔启航，他没有等齐全部的舰队，只率领了4艘战舰去了巴西。1637年1月23日，他的舰队在累西腓登陆。当他第一眼看见巴西的时候，就立即爱上了这块在热带的新世界的土地。当时，他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解决欧洲雇佣军驻军的军需供应问题。当地有3000名白人士兵、1000名海员以及1000名与荷兰人友善的印第安人。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白人雇佣兵都是北欧人，他们所需的物资远远要高于那些贫穷的南欧国家如葡萄牙以及意大利。这些雇佣军没有金钱的供应就会闹哗变，莫里斯将军队开到海边，从海上的舰队中得到充裕的军需供应，然后他率领荷兰士兵前往哗变的地方镇压那些叛乱者。2月18日，他向叛乱的雇佣军发起攻击，杀死了叛军的头目。莫里斯还在佩内多(Penedo)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塞，这里距离河口有18公里。约翰·莫里斯迅速地恢复当地的秩序，一些最具破坏力的抵抗者被逮捕并押送回荷兰。他还指派地区法官以及法警处理当地的民事案件，改善当地的治安。这些清剿活动使得荷兰人消灭了伯南布哥境内的敌人，莫里斯也没有追击他们。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还指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科河流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巴西自然的边界。现在，整个伯南布哥境内的叛军都被清除了，后者撤退到了塞尔吉佩(Sergipe)，莫里斯也没有乘胜追击，他更没有进攻巴伊亚的计划，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军队、武器弹药以及物资补给，这是他办不到的。他在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于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满意。他认为宽阔的圣弗朗西斯河就是葡萄牙人与荷属巴西之间自然的边界。

约翰·莫里斯在巴西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这片土地。他在佩内多写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强调这是一片肥沃丰饶的地方：“我不认为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加温润和气温适宜。在一般情况之下，白天行军时感到的炎热不会比晚上感受到的阴凉更加强烈，尽管有时晚上也会有一点哆嗦。广大的平原被流动的小溪以及从容不迫绵延超过10公里的河流浇灌着，到处都可以看到500头、5000头或者7000头放牧的牛群。我非常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片土地除了需要有居民居住和呼唤殖民者来到这荒野以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我写信给‘19绅士’要求将那些从德意志被赶出他们的祖国并被剥夺财产以后来到荷兰避难的白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温和的统治之下的美好国度。我向阁下您提出同样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同情和理解，要是没有殖民者来到的话，这片土地对于公司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我希望阿姆斯特丹打开它的囚犯工厂并且释放大帆船上的奴隶，让他们能够用鹤嘴锄耕犁这里的土地，他们以前的恶行就能够得到体面的补赎，由此他们也能够证明自己是对联邦国家有用的而非有害的人。”

法朗兹·波斯特(Frans Post， 1612—1680)《伯南布哥风光》，作于1637—1664年间

在结束4月雨季的征战回到累西腓以后，莫里斯发现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很多。起初，当他不在累西腓去南方的时候，曾经安排三位文官处理行政管理事务。他回来以后，则继续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职权。当时的累西腓处于经济繁荣和萧条交互出现的时期，社会状况很不稳定。有大批冒险家与声名狼藉之徒混迹于此，也不乏令人尊敬的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来到此地；在西印度公司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人在放假的时候偷盗和抢劫；还有许多已经宣布服从入侵的荷兰人的葡萄牙人居民并非十分忠诚或者两头观望。那些从荷兰省和泽兰省来到巴西的严格的加尔文派教会的牧师则急于皈化当地的居民信仰新教。莫里斯的前任抱怨说，当时的累西腓简直就是荷兰各种社会渣滓聚集的垃圾桶。更有甚者，尽管从总体上来说西印度公司给雇员的工资要超过东印度公司，但是低级职员常常领不到工资。累西腓的房价从5000 至14000弗罗林不等，租金则是阿姆斯特丹的六倍，而每月低级雇员的薪水大约60弗罗林。贿赂和腐败的现象充斥各处，这种社会现象在许多殖民地城市如果阿、巴达维亚、哈瓦那以及孟买是如出一辙的。

约翰·莫里斯很快就明白，他必须竭尽全力，力挽狂澜。他必须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军队的纪律。那些最严重的违反纪律的人用大船装载运送回国，以免后患。他指定地方法官以及警吏来处理一些较小的案件。司法部门则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改进。当地的葡萄牙人必须服从罗马-荷兰式的大陆法，同时按照联省共和国的法律保护他们享有与共和国臣民同样平等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征收同样的赋税。所有的定居者都要向公司的法规宣誓效忠并允许配枪保护自己免受匪徒的袭击。莫里斯还允许定居者重新占领奥林达重建他们的家园。他还正式向定居者保证满足他们最主要的关切，那就是在议会里一星期拨出两天倾听他们的诉求。尽管有的时候在食物分配上有不公平的时候，他还是规定了公司文职人员以及雇员固定的食物份额。公司要放弃所有的废弃的甘蔗磨坊，拍卖给最高的竞标者，可以用蔗糖和现金支付长期的贷款。尽管如此，有些钱款直至1645年葡萄牙人叛乱时仍然没有付清。但是这项措施还是从商业上刺激了殖民地蔗糖业在1637年至1639年的发展，巩固了蔗糖业经济的基础。莫里斯还派出官员检查了所有的要塞，拆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工程，加固和改进了一些必要的军事工程。莫里斯总督在整个荷属印度的社会改革还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累西腓的城市建设。莫里斯总督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累西腓的新的城市的建设，他通过巨大的努力，将这个城市建设成为荷属巴西真正的首府。他扩大了累西腓原有的城市规模，兴建了街道、道路和桥梁。他还在旧城附近建立了一所新的著名的城镇莫里斯塔德(Maurisstade)，这片地方毗邻安东尼·瓦兹岛，后来此地发展成为现代累西腓城市的中心。莫里斯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宽敞的政府行政中心，还建设了储量丰富的鸟舍、动物园和植物园，他还发展了自己在收集域外果蔬以及植物的兴趣，沉迷于大量收集这些域外出产品以及大量移植热带植物。他还建立了欧洲人在新大陆的第一座天文台和气象站，记录风雨运行的规律。他还设想在巴西建立一所大学，使得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不过，关于大学的计划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施。从那时起，累西腓逐步发展成为荷属巴西的首府。

与荷兰人合作的天主教神父卡拉多(Fr. Manuel Calado do Salvador， 1600—1654)曾经作了如下的记载：“这位拿骚的亲王全神贯注地关注于建设他的新城市，他引导定居者建造房子，他本人亲自仔细地测量绘图，设计街道的位置，以便让城市看上去更加美丽。他还在城市的中间挖出排水沟并筑起堤坝使之穿越城市，让河水通过闸门的入口处流入。户主或者定居者们使用的独木舟、小船以及驳船可以行驶在这条沟渠里，在一些地方上面还架设了木桥可以让人跨越这条沟渠，就像在荷兰的城市一样，于是这个岛屿就慢慢地完全被水环绕了。他还花费了许多克鲁扎多建立了政府的行政中心。他还在一片沙地以及贫瘠的荒野上种植植物建造花园，里面有巴西生长的各种各样的果树，还有一些果树是从许多不同的地方被带到这里的，另外还有许多果树是用驳船从外面的其他丰饶的果实累累的地方运来的，一起被带来的还有大量的肥料，他让这里成为最能够结出果实的丰饶之地。他还在这块地方种植了2000多棵从别的地方运来的椰子树，他要求户主们把这些树带过来，他们就用大车将这些树装运带过来了。他还为户主或定居者们建造了一些长长的和美丽的林荫大道，在另一些地方则建立了网格状的葡萄藤架子和种植了蔬菜和鲜花的花园苗圃，女士们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夏天的假日，享受和欣赏欢乐的交际聚会、野餐和宴饮，按照荷兰的习俗，他们还要演奏乐器。这位亲王喜欢每一个人都来欣赏他的奇珍异宝，他也乐于将这些珍品展示给他们看并解释给他们听。为了更加方便和舒适地居住，他离开了原来的房子，将政府的行政中心和大部分的家眷搬移到这里。”这位神父继续写道：“他(莫里斯)还将他所能够找到的鸟类和动物都带到这里；既然当地的定居者都知道他的兴趣和爱好，每个人就把他们能够在内陆找到的珍奇的鸟类和野兽都带给他。他将金刚鹦鹉、涉禽、野雉、珍珠鸡、鸭子、天鹅、孔雀和火鸡带到这里，还有大量的仓院鸡，不可计数的鸽子等。他还饲养老虎、雪豹、猿、松鼠猴、佛得角山羊、安哥拉羊、貘、野猪和大量的兔子；巴西几乎没有什么珍品他没有拥有的。当地的定居者都愿意将好东西赠送给他，因为他也善待他们。他们还帮助莫里斯建立了两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在威利伯格(Vrijburg)，行政中心也在那个地方；另一个叫博·维斯塔(Boa Vista)，在卡皮瓦里博河的河岸上。莫里斯经常在后一个地方待上数日，到处走走，欣赏田园的风光。定居者们赠送给他木材、砖块、瓦片以及灰泥，尽量帮助他建造房子。他也对定居者表示感谢，宽厚地对待葡萄牙人，使得他们感到有一位父辈在他们中间一样。这些葡萄牙人生活在当地，不感觉他们自己是被征服者或是囚犯。”

二是维持葡萄牙与荷兰定居者之间的良好关系。约翰·莫里斯总督在巴西当地实行了比较开明的统治，他完全明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地的葡萄牙人(尤其是种植园主以及定居的葡萄牙户主)，对于维持荷兰人在巴西的统治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明白应当维持与荷兰定居者之间良好的沟通，要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时，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西，荷兰的定居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公务员”，他们是官员、士兵和加尔文派的牧师；第二种为“自由人”，是不同于上述类型的荷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来到巴西寻找新的生活的人，往往与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莫里斯维持葡萄牙人与荷兰定居者和平相处的策略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莫里斯在城市组成的代议制地方政府中的市政厅以及农村的乡村会议里吸收了荷兰人和巴西-葡萄牙人，尽管这两部分人总是存在分歧与争论，要他们全心全意地合作共事并非易事，但是这样的统治机构毕竟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在社会经济方面，他极力避免单一经济带来的恶果，要让殖民地在食品供应上自给自足，他特别强调要种植除了甘蔗以外的其他的如树薯等农作物；他减去赋税并且允许给予种植园主比较宽松期限的贷款，让他们重建已经毁坏了的小磨坊和购买从安哥拉来的黑人奴隶；他也试图建立一种代议制的地方政府形式，通过建立城市的和乡村的议会让葡萄牙人以及荷兰的定居者或住户能够参与地方的管理，使得两个族群的殖民者能够全心全意地合作以及和谐共处，尽管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长久的成功。

当莫里斯在1644年离开巴西的时候，他已经观察到伯南布哥当地的主要问题是荷兰的商人更加看重的是金钱和商品而非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葡萄牙人的定居者更加谦恭和有礼貌。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大部分种植园主“像乔布一样贫穷，但是像布拉干萨那样傲慢”。他认为对于那些支持荷兰人的葡萄牙人应当在暗中给予帮助和鼓励，以免他们的同伴怀疑和抱怨。他强调在酷刑之下获得的证词是不可靠的，甚至完全以合法手段获得的证词也可能不可信。他强调维持卫戍部队严格训练的重要性，同时也及时支付他们军饷以及给他们吃好的食物。他的这些措施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欢迎，当地的葡萄牙人称莫里斯为他们国家和人民最受欢迎的圣徒安东尼。

三是实践居民在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的政策。这是莫里斯社会改革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也具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前瞻性，开启了后来欧洲国家近代的政教分离的先河与模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当时荷属巴西殖民地的社会稳定。在荷兰西印度公司原先于1624年、1630年以及1635年公布的特许状里对欧洲各国定居者已经在巴西的定居者作出庄严承诺，要保证和实现他们的良心自由，并对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承诺允许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践行自己宗教信仰以及举行弥撒崇拜的自由。但是这种让步被许多激进的加尔文牧师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泽兰省的加尔文派牧师更是认为应该在荷兰人统治的巴西地区完全禁止或者至少严格限制所谓的“教宗主义者的迷信以及偶像崇拜”。但是莫里斯总督却在当时那种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信徒彼此都认为双方应该下地狱的时代，在巴西当地提倡宗教宽容的精神，让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以及其他宗派的新教徒能够和平共处，各自履行自己的宗教信条，不仅在信徒的良心上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且在外在的崇拜仪式上也允许他们按照各自宗派的礼仪践行。他个人对于伯南布哥的天主教神父以及修士表现出友好仁慈的态度。他甚至邀请愿意与荷兰人合作的天主教神父卡拉多居住在他的总督府里，当这位神父有礼貌地婉拒时，他坚持要卡拉多住得离他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经常见面。他还允许这位神父在他的总督府的大门里面的小房间里举行闭门的天主教弥撒。他虽然没有允许巴伊亚的葡萄牙天主教会主教派遣他的代表来到原先就居住在当地的葡萄牙人的定居者中间来主持宗教事务，但是他允许法国天主教会的卡普清会的会士来到荷兰人的殖民地中间，也允许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堂仍然举行宗教仪式以及组织宗教游行。他的这种开明的态度与本国的联省议会在1629年攻克登博斯以后执行的短视的宗教不宽容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使得当地的葡萄牙人居民的心中感到宽慰。那些法国的天主教卡普清会士来到当地以后，毫不留情地批评当地原先的天主教会中存在的无知与腐败现象，同时他们也承认欧洲白人居民中的天主教信仰并没有减弱。当时的天主教会人士给罗马的传信部学院写信说：“感谢天主，祂让这位统治这个国家的亲王(莫里斯)用心善良并且仁慈，他总是以好心鼓励我们，不仅不阻碍我们的计划，而去尽可能地帮助和推进我们的计划。他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崇敬所有自然美德的亲王，非常具有同情心，对所有的人都慷慨大方。他没有摧毁教堂，也没有以势不两立的态度威胁天主教徒。我们发现他仅仅缺乏的就是信仰的真光的照耀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在1638年，有一位加尔文教派的监督写信抱怨说莫里斯总督“给予天主教会以极大的自由，甚至在一些完全无条件地向我们投降的地方也是如此”。加尔文派的牧师还抱怨说他允许葡萄牙天主教的僧侣和修士继续“居住在他们的有着回廊的修道院里，毫无阻碍地征收他们的赋税，还主持尼德兰人的婚礼”。他们请求莫里斯总督停止这样做，因为在联省共和国本国，天主教徒没有享受这么大的自由。

莫里斯对于这些指责没有作出明确的反驳，他甚至在1644年的“政治证词”中对加尔文教派的牧师说了一些恭维的话，答应他们会适当地和及时地约束未经授权和批准的罗马天主教会教士的活动。但是事实上，他故意地不那么做，甚至或多或少地秘密支持卡拉多以及卡普清会士的活动。因此，在莫里斯治理荷属巴西期间，加尔文派牧师中对他的抱怨的声音就从来也没有终止过。他管辖下的荷属巴西殖民地政府表面上一直答应要对当地的天主教会的教士采取严厉措施，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有在164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莫里斯允许葡萄牙人定居者在奥林达重建一座已经毁弃的小教堂，尽管他们在当地已经有了一座教堂和两座修道院。在重建工作结束以后，加尔文派的牧师强迫把这座建筑物给新教徒使用，一些殖民地政府的官员对此加以默许。由此，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宗教冲突特别激烈的时代，在荷属巴西人口中占绝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居然能够自由地信奉天主教信仰，在以前非常活跃的葡萄牙天主教的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和本笃会依然可以维持各自修会的宗教活动。

莫里斯甚至还把宗教宽容的政策扩大到犹太人中间，尽管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以及加尔文派的牧师都极为讨厌、憎恨和鄙视犹太人。对于早先因为惧怕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而流亡到巴西的葡萄牙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采取了保护和宽容的政策——允许那些被迫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回归到自己原来信奉的犹太教信仰。他让犹太人在累西腓的两座犹太人会堂里举行公开的犹太教崇拜礼仪。加尔文派教会的监督还抱怨当地的犹太人甚至可以与基督徒结婚，把基督徒皈化成为犹太教徒，给基督徒施行割礼，雇用基督徒作为他们家庭的仆人，还让基督徒的妇女当他们的小妾。这些加尔文派教会的监督们认为既然莫里斯职权有限，那么他们的教会议会就应当担任起阻止犹太人活动的义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时出丑。他们说，只有在伯南布哥这个地方，犹太人才享有不加限制的自由，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办不到的。对于这些抗议，莫里斯置之不理。当然也有个别的犹太人不知自重，公开批评基督教的教义，那些人会受到严厉的对待。犹太人对莫里斯非常感激和欣赏，他们在1642年派出代表向西印度公司“19绅士”陈情说，他们“愿意购买世界上任何贵重的东西让莫里斯亲王殿下留下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贵到他们是无法支付的，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的血，只要能够让他留下来”。在莫里斯治理荷属巴西期间，甚至当地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干扰。博克塞指出，在莫里斯统治时期，荷属巴西当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所享受到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整个西方世界中绝无仅有的。他说：“不幸的是，他(莫里斯)走在时代的太前列，尽管他七年中在基督教会各交战派别之间维持了和平的局面，他也没有永久地弥合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破裂和缝隙。如果他在留在巴西的时间更加长久一点，或者他的继任者是像他一样能干的人，那就会取得伟大的成就，即便这可能也是令人怀疑的。”

四是鼓励奴隶贸易以及发展蔗糖业。尽管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殖民地政府都曾经立法保障美洲印第安人的自由，相比之下，荷兰人更加能够理性一点遵守此项法律。不过，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一致认为剥削和压迫黑人对于维持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必需的。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在1640年公开指出：“没有黑人和公牛，我们在伯南布哥就一事无成。”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维埃拉(Antonio Vieira)在8年以后也写到“没有黑人就没有伯南布哥，没有安哥拉就没有黑人”。最后的这句话并不一定准确，因为荷兰人也从几内亚获取黑人奴隶。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奴隶贩子对于非洲西海岸无数的黑人部落(他们是黑奴的来源)都不熟悉和了解。他们将这些黑人部落分为四组并以其各自海岸地区的名称来命名。他们是上几内亚的安德拉斯(Andras)、米纳、卡拉巴勒斯(Calabares)，从刚果到安哥拉成为安哥拉斯(Angolas)。当时班图族的黑人奴隶比较受到白人的重视，部分原因是他们人数众多，那些刚刚来到新大陆的白人定居者也比较容易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他们如何耕作和种植，与别的部族相比，他们也比较驯良，容易培养他们在家中劳作。更有甚者，从几内亚船上运来的奴隶死亡率要比从罗安达来的更高。安德拉斯人是起源于上几内亚内陆的苏丹民族的黑人，在欧洲人看来，他们的性格比较阴沉，也有反叛的性格，不易驾驭，不像班图族的黑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教他们。但是，安德拉斯黑人的确比较任劳任怨，也比别的黑人部落的奴隶更能干重活，而且聪明和有优良的体格。欧洲人认为从塞拉利昂到佛得角之间的黑人奴隶比较懒散，但是他们毕竟“干净和活泼，特别是他们中的妇女，因此葡萄牙人总是把他们买下来让他们充当家中的奴仆”。

黑奴贸易是西印度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一位荷兰人奎伦(A.van Quelen)向“19绅士”报告说，没有黑人奴隶的工作，殖民地就不可能维持繁荣，不进口奴隶，这片土地就无法耕种。他指出公司的一部分官员想要削减奴隶进口的数量，目的是保持奴隶价格的稳定，甚至希望上扬。他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从1636年至1645年，总共有23163名黑奴进口到累西腓，总共卖出6714423弗罗林。从纸面上看，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利润。在这段时间从几内亚和安哥拉每一个奴隶卖出12至75弗罗林，运到巴西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奴隶的年龄、性别和身体条件已经可以卖到200至800弗罗林不等。然而一些种植园主习惯于赊账购买，非要到下一年的收获季节才付钱，或者用甘蔗支付。还有一些人则不付钱或者付部分的钱。有人估计在1644年莫里斯离开巴西以后荷兰西印度公司每年从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中获得840000弗罗林，不过这个数字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为了避免坏账，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公布指令规定奴隶贸易只得用现金进行交易。由于种植园主没有现金，于是一些有钱的犹太人投机者就以低价购进一些黑奴。莫里斯抱怨这种局面造成公司利润会变得更少了，因为在累西腓出售的奴隶价格甚至比在非洲西部海岸的罗安达更低。莫里斯的估计一点也不夸张，累西腓的高级议会在1645年3月写信给“19绅士”说如果一定坚持要用现金购买黑奴的话，黑奴的价格就一定会下降到每一位黑奴只值30至50葡币(patacas)。犹太人的投机者会以高于这个价格三至四倍的价格再卖出去。另一方面，种植园主也不满意，他们抱怨说那些黑奴在通过大西洋的时候喝了太多的海水，以至于被买到农场以后不久就死去了，基本上没有被当作劳动力使用的价值。这种情况在从几内亚贩运过来的黑奴中经常发生，因为船上的淡水以及食物供应严重不足。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aut， fl.1637—1664)所作《塔普亚族人在跳舞》(www.daowen.com)

在巴西的黑人奴隶过着极为艰辛的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卖给了葡萄牙人种植园主，荷兰人也使用他们做工。有些人说荷兰人对待他们似乎比葡萄牙人更好一点，博克塞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在葡萄牙人种植园主手下工作的黑奴至少能享受比较多的宗教节日。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设有许多圣徒的节日，在星期天(主日)也是放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为犹太人工作的黑奴也可能更幸运，因为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也休息，也不敢让他们在加尔文教会规定的主日工作。与葡萄牙人相比，荷兰人没有过分地强迫黑奴皈依新教，尽管加尔文教会的监督们一直强调要这样做，甚至在欧洲的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也要求荷兰人种植园主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合格的懂得葡萄牙语的传教士。在1641年以前的一段动荡以及混乱的年代，许多黑奴想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那里寻找获得自由的机会，还有许多人逃到森林里面去了。许多逃命者开始过着一种原始公社般的定居生活，与他们在安哥拉过的生活特别相似，他们被称为“克劳博斯”(quilombos)，这个字的原意是“逃到森林里去的黑奴”或者是“逃到森林里的黑奴躲避的地方”。他们不时地外出掳掠新的人口、妇女以及食物，尽管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了许多庄稼。尽管荷兰人及其同盟者塔普亚人(生活在巴西中部的原始部落)已经消灭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生存了下来，并且在葡萄牙人击败荷兰人恢复对这片地方的统治以后继续存在。直到1694年葡萄牙人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以后，才最终将他们镇压下去。

蔗糖业也是这段时期荷属巴西的重要的经济产业，它与黑奴贸易共同成为伯南布哥的两大经济支柱。在莫里斯统治巴西期间，蔗糖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那些甘蔗种植园主一般都将他们的土地出租给一些小佃农，根据他们是否要依靠种植园主的帮忙决定他们缴纳的作物。甘蔗一旦种植下去，在许多年中就要一直勤除杂草，精心照料，尽管伯南布哥地区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天灾人祸不断。佃农让他们自己的奴隶去收割甘蔗，他们自己或者再雇人用牛车将甘蔗运到磨坊里加工。甘蔗成品由甘蔗种植园主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三分之一归佃农，三分之二归甘蔗种植园主，或者五分之二归佃农，五分之三归种植园主，这种分配比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些自己拥有土地的小佃农则将一半的甘蔗分给种植园主。在将土地租给佃农的时候，种植园主总是要估计一座磨坊在二十四小时内能够磨出多少甘蔗。这个数量，被称为“任务”(tarefa or task)，由牛拉动的磨坊一般可以磨25至35大车的甘蔗，由水力拉动的甘蔗则可以磨40至50大车的甘蔗。在此情形之下，佃农需要至少25位能干的黑奴以及4至8台大车。他们的租地之间是由比较宽的小道隔开的，以免发生火灾的时候延烧到旁边的租地。佃农要提供给黑奴工具和肥料，安排他们打包或者运输，收获的季节始于每年9月，结束于次年4月。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所作《带弓箭的巴西原住民》

甘蔗磨坊榨干机的滚筒是垂直而非平面运作的，被压榨出来的甘蔗汁通过管道流到毗邻的煮甘蔗汁的房子，甘蔗汁在几个铜制的大锅里被煮，还有几位黑奴负责将浮在表面的杂质捞干净，再将干净的汁水倒入一些比较小的铜锅里，冷却以后成为半透明的汁，然后再将汁水倒入圆锥形底部有洞的陶土模具里，这些圆锥形的陶土容器每个可以装1阿罗吧(arroba，相当于32磅)的蔗糖汁，在它们凝固成晶体以后在第二天被放到净化房里去，然后人们再以更加精致的陶器过滤糖汁，洗出里面的糖蜜，余下来的糖就变得白了。这个过程会重复两三次，这样糖的等级就会变得更高了。这种去除了糖蜜的糖会被放在日光下爆嗮，那些仍然混有糖蜜的糖是棕色的，它们会被堆放在另一边。种植园主和承包商会将糖进行分类，过秤和打包，然后运输到累西腓以及其他的港口中去，再装船运往欧洲，它们不是被卖掉就是继续被精加工成为白糖。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所作《图皮族的妇女与孩子》

甘蔗种植业以及蔗糖加工磨坊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种植园需要购买很重的机器设备，除了黑奴以外，也要有一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来装配它们。一般的种植园至少需要40至50名身强力壮的黑人奴隶、12头大车以及20头公牛，还有一些大种植园则有几百名奴隶以及其他的机器设备。庄园主居住在大房子里，黑奴们有自己居住的一个角落，在种植园建立的时候也会建立一个小教堂。在当时荷兰画家在巴西所画的风景画里也有这样的景象。荷兰人没有引进新的乡村建筑形式，也没有改变葡萄牙-巴西式样的原来的建筑形式。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甚至也没有改变蔗糖加工的程序。伯南布哥的蔗糖生产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他们的黑人奴隶。当然，当地也有一些荷兰的种植园主以及他们的小佃农。不过，在1637年至1638年当地经济繁荣时期荷兰人买下的一些种植园后来又被转卖给了葡萄牙人或者犹太人。由于这些种植园中都有奴隶劳动以及机器设备的运作，它们都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的，钱款都要用丰收时节收获的甘蔗支付。大多数的买家有时因为坏的收成、洪水、干旱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付不出钱或者只能支付一部分钱款，在1641年以前，这里还有一些游击队出没。于是，无论是西印度公司和荷兰的个人有时都不能收到回报。在此情形之下，乡村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仍然掌握在葡萄牙人种植园主及其小佃农的手中。而大城市如累西腓以及莫里斯塔德则是由荷兰的官员、商人以及市民所控制。尽管如此，西印度公司从荷属巴西进口到荷兰本国各港口的蔗糖数量仍然相当可观，从1638年至1650年期间的统计是：1638年2043箱，1639年3874箱，1640年1848箱，1641年3450箱，1642年3483箱，1644年797箱，1645年1086箱，1646年至1650年每年都达到2045箱；从1638年至1650年期间，在西印度公司以外的私商从巴西进口到荷兰本国各港口的蔗糖数量更是相当可观，在1646年以前大大超过了西印度公司，其统计是：1638年3644箱，1639年4414 箱，1640年7126箱，1641年11092箱，1642年7256箱，1643年9559箱，1644年7790箱，1645年6193箱，1646年695箱，1647年812箱，1648年714箱，1649年963箱，1650年538箱。^[3]

从一开始，莫里斯总督就敦促联省议会要从荷兰和德意志移民到巴西，他认为这是维持荷兰人占领巴西的成果的唯一方法。“19绅士”似乎不太重视这个意见。相反地，他们还立法加强本国荷兰人的社会福利，这些人在莫里斯看来都应该是潜在的移民。比如在1641年9月，西印度公司“19绅士”考虑要将出身为士兵的定居者移民到巴西。莫里斯总督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移民会对原来的荷兰移民以及葡萄牙人种植园主构成冲击和危险，后者已经在艰难时期通过辛苦的劳动开垦了这片土地。莫里斯主张将荷兰的农业人口移民到巴西，然后他们会与原先的葡萄牙人当地种植园主和居民混居并通婚，由此形成一个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的新民族，再由他们去主宰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并且效忠于荷兰统治当局。他曾经在1642年至1643年试图将荷兰的农业定居者安排到巴西东北部沿海的塞尔希培(Sergipe)和阿拉戈斯(Alagos)，但是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成功。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与莫里斯总督考虑的角度是大不相同的。“19绅士”希望莫里斯将源源不绝的蔗糖装船运输到荷兰本国由公司销售到欧洲各地，使得西印度公司获得最大的利润，公司由此也可以提供巴西殖民地缺乏的物资与金钱；莫里斯则认为，只有在荷属巴西殖民地获得彻底的安全保障不惧怕外来的干涉和内部的叛乱以后，蔗糖的供应才会稳定地不断上升，这需要维持大量的卫戍部队以便保卫殖民地的安全，也要有稳定的来自荷兰的农业移民，还要与在巴西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原住民处理好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关系。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不过在当时似乎莫里斯的态度更加强势一点。不过，“19绅士”和莫里斯都共同地认识到蔗糖是荷属巴西殖民地经济最重要的支柱。

对于莫里斯统治巴西期间到底有多少蔗糖从殖民地出口去荷兰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有历史学家德·拉特(De Laet)估计从1637年至1644年西印度公司出口的白糖总量为333425阿罗巴，私商的白糖出口量为1083048阿罗巴，醋糖即黑砂糖，前者为117887阿罗巴，后者为403287阿罗巴，红砂糖，前者为51961阿罗巴，后者为1557862阿罗巴，总计价值前者为7618498弗罗林，后者为1557862弗罗林。^[4]从大致上看，公司的蔗糖出口量大约占了1/3，私商的大约占了2/3。当然，公司在税收和运费上都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回扣。博克塞认为由于当时存在着普遍的走私、欺诈以及贪污腐败的现象，所以这些统计的数字都是值得怀疑的。西印度公司的一些船只在回航途中也通过英国的某些港口进行走私贸易，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公司的“19绅士”只得下令将一部分的蔗糖赠送给英国港口的官员，博克塞估计也有可能西印度公司的职员自己也从事走私贸易。从伯南布哥出口到欧洲的产品还包括巴西红木、建筑用的木材、烟草和兽皮。巴西红木的出口与黑奴贸易一样，是由公司垄断的。烟草和兽皮的出口在这个阶段还不十分重要。总而言之，在莫里斯统治巴西期间蔗糖业得到了恢复并且产值良好，总出产量为218220箱价值2800万弗罗林。在他治理巴西期间当地种植园主改进了甘蔗的种植方法，并且将伯南布哥的甘蔗种植新方法引进到了安德列斯群岛，由此促进了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贸易方面的差别反映在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市的股票上。在1645年的时候，西印度公司价值100弗罗林的股票报价为46弗罗林，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只给两三个股东派发股息，但是东印度公司的价值100弗罗林的股票则以正常的规则给许多股东派发股息，其报价为460弗罗林。这两个公司在它们所在地的运作方式也大不一样。东印度公司能够在食品的供应如肉类、大米和亚力酒等方面自给自足，其他的生活用品在当地也能够以很低的价格采购到。在荷属巴西，许多食品的供应是以很高昂的价格从荷兰本国进口的。在1630年至1640年间，由于当地的经济集中于甘蔗种植，树薯作物也不充足，牛群和家畜也被毁坏，导致肉类、面粉、黄油和酒类需要大量地从国外进口到巴西而不是东印度。“19绅士”曾经鼓励种植稻米以及其他可以食用的谷物。莫里斯总督也竭尽全力地缩小单一经济带来的弱点，他命令种植园主和定居者为每一个黑奴种植一定份额的树薯。“19绅士”还通过立法鼓励种植稻米以及其他谷类。这种努力产生的成果非常小，因为种植园主和定居者顽固地反对这样做，他们更喜欢种植甘蔗，因为这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当欧洲来到荷属巴西的船只出于种种原因延误的时候，累西腓的基本食品价格就上升到了天文数字，大家都抱怨说荷属巴西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地方。即便在1642年至1643年相对繁荣的年代，物价也高企不下。这种情况使得一些犹太人私商从中渔利，大发其财，但是西印度公司却无利可图。西印度公司在当地的代表也不得不以当时流行的价格从私商手里购买货物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尽管这些进口的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荷兰居民的消费，但有些还是被运往内陆卖给葡萄牙人，那些葡萄牙人需要大量的布匹和奶酪。累西腓成为当时世界上物价十分高昂的地方之一，这使得西印度公司对于莫里斯总督的奢华的花费心存抱怨。在公司的领导人看来，莫里斯作为总督、政治家和将军当然拥有无可争辩的德行，但是他绝对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自由自在地花费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从不关心钱花费的多少；他也是一个慷慨大方的艺术赞助者、一个业余的建筑师和风景园艺鉴赏家，完全放任自己的爱好，为自己建立舒适豪华的官邸与行政中心，在累西腓与莫里斯塔德之间建立桥梁，他在巴西还维持一帮如群星璀璨般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身边。当然，其中一部分花费是他自掏腰包的，还有一部分是要公司以各种形式支付的。

1642年4月18日，西印度公司的主管写信给莫里斯，通知他要将卫戍部队的数量减少到18个中队，同时也通知他在1643年的春天回国。这个决定很明显地让莫里斯感到吃惊与不愉快。他在9月24日写信给联省议会，询问联省议会的议员们与西印度公司“19绅士”的想法是否一致，同时也警告他们减少卫戍部队是有危险性的举动。1643年5月，“19绅士”为了阻止这个动议，向联省议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请求他们同意召回莫里斯。最高当局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5月9日，他们“小心谨慎地写信给拿骚的伯爵(莫里斯)，请求他回国继续为国家服务”。同年9月，莫里斯得到这个正式的通知，但是他推迟了离开自己所钟爱的巴西的时间，直到1644年5月才动身回国。在他交出权力的时候，他向“高级和秘密议会”(High and Secret Council)的三名成员强调要实现殖民地当地所有的民族以及居民在宗教信仰上的宽容政策的重要性，还要持续稳定地支付军队的工资以及提供必需的军需物资，要尊重和宽容地对待当地的葡萄牙人居民，要相对自由地允许他们履践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不要过度地干预他们，要适当地考虑如何处理种植园主所欠的债务，要改革当地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可以考虑取消法警这个职位，因为他们太不受当地的白人定居者欢迎了，还要维修和保养要塞、仓库以及弹药库，要与葡萄牙人在巴伊亚的当局维持友好甚至合作的关系。

当莫里斯总督即将离开巴西的消息的传开的时候，全殖民地的人民都感到十分遗憾，无论是尼德兰的加尔文派教会信徒、葡萄牙的天主教信徒以及塔普亚族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博克塞是这样描绘莫里斯离别巴西时的场景的：“他的离开使得当地的人们无不关注，也十分悲伤。人们都极力地颂扬他。当他骑着马离开累西腓去帕拉伊巴乘船的时候，有100名市民骑在马背上陪伴着他，他发现有一大群来自不同民族和阶级的人们在道路两旁为他送别，他们为莫里斯伯爵的离去感到悲哀。富裕的人与有权势的人都想与他握手，穷人和出身低微的人则想触碰他的长袍的衣褶。只要累西腓和莫里斯塔德还在他的视野之中，他就紧紧勒住马的缰绳不时回头深情地望着他所建立的这座城市。他的号手则精神百倍地吹响了一首老歌《威廉颂》。”

莫里斯在回到海牙以后，立即向“19绅士”报告了巴西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同时，他也在自己的宅邸里面招待多年不见的祖国的朋友们。他在屋子里面展示了从巴西带回来的动植物标本以及其他各种珍奇异宝，就像是一个展示域外风物的博物馆。他让赤身裸体的塔普亚族人表演了表现战争的舞蹈。一位看过表演的人士说，那是当时荷兰人完全没有见到过的真正的“原始”的风俗，但是另外一些目击者则感到无比惊异，他们以批评的态度说“那些带着太太来看这样的表演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

莫里斯伯爵晚年居住的宅邸

不久，莫里斯向联省议会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再次详细解释了他在巴西伯南布哥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特别是对葡萄牙白人居民)的缘由与重要性。他也详细说明了殖民地当地的情况，特别是种植园主负债累累以及黑人奴隶价格的不断下跌，还有经济上萎靡不振的征兆以及他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对策。他公开批评“19绅士”的短视政策，认为西印度公司的领导人不重视正式的官方的报告，更喜欢听取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后的流言蜚语以及小报告，尽管他也承认当时资金的短缺的确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能与心胸狭窄的小人走在一起。”同时，他也以乐观的精神展望未来，设想了一个宏伟的远景，那就是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合并起来，这样荷兰的海洋帝国就一定能够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夺取西班牙王室统治下的从秘鲁到菲律宾的全部的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在这份报告中，他再次宣示了自己的生命格言：“(我们的心胸要)像世界一样宽广。”

博克塞认为莫里斯总督的卓越超群的人格在他整个七年的统治巴西期间对于荷属巴西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西印度公司最大的资产，虽然公司“19绅士”并不珍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莫里斯亲王在巴西的事业结束以后，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利希·威廉姆(Friedrich Wilhelm， the Elector of Brandenburg， 1620—1688)的邀请，担任克里维斯(Cleves)城市的执政官，这个位于莱茵河流域的城市曾经是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之一。他在以后20年的时光大部分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其间，他也不时访问过海牙、柏林以及其他的地方。1652年，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 1637—1657年在位)封为帝国的亲王，还被授予布兰登堡辖区“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他出售了部分在巴西收集的藏品给威廉姆选帝侯，以所得的收入购买了一部分田产，致力于发展建筑业和风景园艺。同时，他对于创建新教的杜伊斯堡大学也很感兴趣。1658年，他作为布兰登堡的代表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Emperor Leopold I， 1658—1705年在位)的选举和登基加冕仪式。虽然人在莱茵兰，他还是保留了荷兰共和国陆军骑兵中将以及韦泽尔要塞司令的军衔。1665年，在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以及穷兵黩武的明斯特主教进攻荷兰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东线的首席指挥官。晚年，当荷兰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他还被任命为乌特勒支的总督，但此时他的健康已经不能支持这项工作。他于1676年回到莱茵兰，在一个富于田园风光的乡间建筑了自己的墓地。在最后的时日，他虽然年老体衰，但是心智清晰。1679年12月20日，他在平静中去世。

荷兰巴西殖民地统治的结束　莫里斯总督离开巴西以后，伯南布哥沿海一带的防务就松懈下来了。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与葡萄牙人维持友好的关系上，让后者不要进攻荷兰人在巴西的属地。但是葡萄牙人一直没有放弃收复失地的企图。“19绅士”的考虑在最初的时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时荷兰海军在大西洋上的优势似乎是不可挑战的，在大西洋的两岸，荷兰人也拥有坚固的堡垒——他们在佛得角修建了要塞，在几内亚湾和安哥拉也拥有一系列的要塞与商站，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内陆与圣多美岛拥有的据点岌岌可危。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取得了独立，荷兰人认为，刚刚即位的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João IV， 1640—1656年在位)似乎不大可能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发起挑战——如果葡萄牙向荷兰开战，它又如何能够同时应对西班牙人的镇压呢？

但是，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还是通过该国在海牙的使节要求荷兰人归还他们在1641年至1644年间夺去的原葡萄牙人在巴西、非洲西部以及锡兰的土地。联省议会中并非完全没有人考虑葡萄牙人的建议，但是荷兰与泽兰两个航海大省的议员是起决定作用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领导人也是绝对不愿意割让任何一块海外的属地给葡萄牙人的。1643年，荷兰西印度公司“19绅士”扬言如果葡萄牙人不收回他们索回罗安达、圣多美以及马拉尼昂的要求，公司将不惜从事推翻卢西塔尼亚王室的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虽然莫里斯在巴西的统治是成功的，但是他没有或者说无法解决荷兰人向巴西大规模移民的问题。在巴西当地人口主要是由葡萄牙人、在巴西出生的土生葡人、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组成的。而大部分的在西印度公司军队服役的荷兰军人都想在军旅生涯结束以后回到尼德兰，他们不想在巴西定居。巴西的蔗糖种植园主大部分都是富有的葡萄牙人，并且使用从美洲运来的黑人奴隶作为劳动力，维持蔗糖的生产是需要资本的，在许多荷兰人看来得不偿失。1644年，西印度公司将莫里斯召回荷兰以后不久，当地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1645年6月，伯南布哥周围地区的当地居民以及甘蔗种植园主就奋起反抗信奉“异端”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他们在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接受荷兰人的统治，那些种植园主对于荷兰的贷款人以高额的利息借款给他们一直心怀不满。8月，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就已经在累西腓周围的地区战胜了荷兰的军队，不久甚至攻下了莫里兹塔德要塞。1646年，荷兰军队只留下包括累西腓在内的四个据点。1646年，荷兰紧急派出一支包括20艘战舰的援军支援累西腓，该城市暂时免于陷落。在欧洲，荷兰人在巴西的失利使得荷兰决意要结束长期与西班牙的战争。1648年1月，荷兰与西班牙达成《明斯特协议》，结束了两国自1588年开始的“八十年战争”。几乎在同时，荷兰于1647年12月，派出41艘战舰与6000名士兵的强大舰队前往巴西企图收复挽回颓势，但是到了累西腓以后，许多士兵不是病倒就是因为缺军饷而开小差。

对于巴西殖民地脱离荷兰人统治的反抗斗争，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开始时有些犹豫，因为葡萄牙才刚刚复国，根基未稳，但是葡萄牙国王和政府后来还是决定为巴西人民持续地提供非官方的但是充裕的物资、人力以及船只上的帮助，让当地人摆脱荷兰人的统治，重新回到葡萄牙的怀抱。不久，葡萄牙政府的暗中支持就变得公开化了。1648年，葡萄牙国王选择由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 de Meneses， 1616—1688)担任葡萄牙军队的总指挥官，率领军队前往巴西伯南布哥地区攻击在那里的荷兰人，支持当地的葡萄牙-巴西人的战斗。巴雷托出生在秘鲁，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儿，他被若奥四世选中担任指挥官的时候，还是一名在阿连特茹骑兵军团中服役的司令官，他为何被选为葡萄牙巴西远征军总指挥官的原因不详，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王的选择是明智的。3月26日，巴雷托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离开里斯本跨越大西洋前往巴伊亚，舰队由5艘大战舰和两艘快艇组成，除了士兵以外，船上还有金钱、军械和弹药，士兵中有一个分遣队是由波尔图的新兵组成的。同年4月17日至18日，葡萄牙军队与荷兰军队打响了第一次瓜拉拉佩斯(Guararapes)战役，瓜拉拉佩斯位于累西腓附近的一座崎岖不平的山丘，双方的军队在山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葡萄牙军队二十四小时都顾不上吃饭，而荷兰的军队则在不习惯热带雨林的气候条件下苦撑。战斗的结果，荷兰人失利，死亡500名将士，其中有48名军官，荷兰的战旗以及联省议会的纹章也不知所终。葡萄牙方面只死亡了80名士兵，近400人受伤。不久，葡萄牙军队进攻奥林达，虽然荷兰士兵人数较多，但是士气低落，不战而逃，葡萄牙人收复了这座城市。1648年底，累西腓的荷兰当局急于打破葡萄牙人对于该城围攻的态势，集结了3000 余名白人士兵、250名海员以及200名印第安原住民士兵，于1649年2月17日抵达瓜拉拉佩斯山区与葡萄牙人展开在该地的第二次战役，巴雷托指挥的士兵只有2600人。19日，荷兰人先发制人，向葡萄牙军队开炮。但是巴雷托沉着应战，他将部队埋伏在山谷阴影笼罩之下的灌木丛中，而在山顶的荷兰士兵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饥渴难当，他们想撤退到累西腓附近的一个乳牛场去。就在荷兰军队进入狭窄的山道的时候，葡萄牙军队不失时机，发动进攻。开始时荷兰军队还能够抵挡，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在斜山坡上的四散逃跑，结果大败。荷兰士兵有957人死亡，被捕89人，伤亡者中包括100名军官；葡萄牙人方面只有伤亡250人，而且大部分人是负伤。早在1624年荷兰人入侵巴西的时候，他们基于一个判断就是与西班牙人相比，葡萄牙人的战斗力是非常弱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葡萄牙人在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荷兰人在巴西的处境日益恶化，但是他们还是与葡萄牙人对峙并重新占领了塞拉，不过这个地区经过多年的战争已经没有人烟了。

巴雷托在军事行动取得进展以后积极准备攻占荷属巴西殖民地首府累西腓，荷兰方面也策划反攻。1651年6月，荷兰与葡萄牙的《十年停战协定》到期了，在许多泽兰省的商人以及西印度公司的支持者的策动之下，联省议会就向葡萄牙人宣战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则不太愿意终止与葡萄牙的港口塞图巴尔之间有利可图的盐业贸易，许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以及船主也不太在意是在葡萄牙的或是荷兰的国旗之下与巴西保持贸易联系。泽兰对于葡萄牙人的敌意则比较明显，1652年11月，他们的私掠船只甚至阻止阿姆斯特丹的船只去巴西贸易。

尽管如此，1653年3月，还是有4艘荷兰的快船从圣阿格斯蒂纽出发运载蔗糖前往里斯本进行贸易。这使得累西腓的议员们倍感恼怒。在葡萄牙人方面，若奥四世的政府不断地暗中支持伯南布哥的葡萄牙人的地下反抗活动。1652年爆发的英国与荷兰的战争也使得荷兰的海军没有办法在海上封锁里斯本。同年7月1日，葡萄牙海外事务委员会向国王建议说现在已经是接受巴雷托的向累西腓发动总攻的时机了。从那时起，葡萄牙人在巴西的部队以及海军就开始拦截和切断荷兰的物资供应了。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没有终止与荷兰人的谈判，他们一直希望荷兰人能够自动放弃累西腓，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653年11月20日，葡萄牙人在巴西组织的一支庞大的有77艘战舰的舰队从海上切断了所有通向累西腓的海路，同时，在陆地上也有葡萄牙军队把守，拦截通往累西腓的交通线。此时荷兰的军事指挥官员已经意识到葡萄牙人的决心以及事态的严重性。那时，荷兰人在巴西各个据点和要塞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缺乏补给，葡萄牙人则不断地骚扰和攻击这些地方的守军，累西腓的状况也在日益恶化，据一名荷兰法官写的报告，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没有食物果腹，衣不遮体，就像蚯蚓一样，惨不忍睹，我相信就是割掉他们的耳朵，也不会有血渗出”。其间，荷兰人曾经派出使团前往里斯本求和，企图与葡萄牙谈判如何划分荷兰占领下的巴西，但是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葡萄牙海上的舰队一直不断地包围累西腓，切断荷兰人的补给线，虽然有一些荷兰的补给船只冲破包围进入城市，但是担任卫戍的荷兰军队的服役期过长，而他们的军饷也被长期拖欠，所以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再加上指挥官生病，终于不能够抵挡葡萄牙海军的包围以及陆军的不断进攻，1654年1月22日，累西腓的“高级和秘密议会”决定求和。1654年1月26日，巴雷托与荷兰人军事指挥官冯·索普(Von Schoppe)谈判达成了一个对于投降者来说是体面的协定：(1)协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累西腓以及所有荷兰人占领的巴西地区，如伊塔马拉卡岛、北格兰德河州、帕拉伊巴以及塞拉，在以上所有的这些地区，荷兰人都必须放下武器，葡萄牙人则提供足够的船只让所有愿意离开的荷兰人回国；(2)葡萄牙人允许荷兰人可以从容地不受干扰地卖掉或者处理好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后再离开；(3)允许愿意留在巴西的荷兰人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会受到与葡萄牙臣民一样的对待；(4)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在公共事务上必须遵守如同生活在葡萄牙本国的外国新教徒一样的限制；(5)即便是正统的犹太人也可以留下(尽管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选择留下)；(6)大赦所有的在战争期间与葡萄牙人作战的荷兰人，葡萄牙人答应不会对于这些人在言语或者行动上进行报复；(7)所有愿意离开巴西的荷兰臣民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在此期间荷兰人之间法律上的纠纷案件仍然由当地的荷兰法庭处理；(8)对于荷兰的船只以及要塞做出妥善的处理，绝大部分的武器和军械将交给葡萄牙人，但是荷兰的指挥官可以带20门不同类型的青铜大炮以及充足的铁炮弹，以便荷兰的船只回国途中在大海上遇到海盗时可以自卫。

1654年1月28日，巴雷托指挥的葡萄牙军队举行了凯旋入城仪式进入累西腓。他以十分宽容的态度对待葡萄牙人，在交出钥匙的仪式结束以后，他亲自陪同荷兰指挥官冯·索普回到自己的家中。巴雷托要求葡萄牙军队在进入城市以后维持严格的纪律，不要打扰当地的居民。他甚至没有苛待当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犹太人非常害怕葡萄牙人重新征服这块土地，他们知道一旦落入狂热的天主教士的手中，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也允许犹太人将他们的货物卖掉以后随同荷兰人一起离开，当时有600多名犹太人选择了离开，大部分犹太人回荷兰，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了荷兰，一些人去了法国的南特，一些人去了西印度，他们对加勒比地区的蔗糖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是在1654年，第一批伯南布哥犹太人离开巴西去了今天纽约的曼哈顿岛的新阿姆斯特丹，他们被允许在当地居住和进行贸易，并可以在家里举行自己的犹太教崇拜仪式。不过，当时荷兰西印度公司还没有允许他们开设属于自己的商店以及犹太教的会堂。他们就是今天美国犹太人的先祖。

巴雷托对于荷兰的指挥官冯·索普以及其他军官都表现出骑士风度，他允许他们免税带一些巴西的红木回国。当冯·索普等人回国以后，他们立即被当局逮捕并对他们实行了正式的审讯。当时荷兰国内流行的一些小册子都指责是荷兰本国当局而不是累西腓的殖民地当局要对巴西的丢失负责。法庭对于冯·索普的判决是没收他在投降以后的一切工资收入以及津贴，其他的一些军官似乎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处分，其中有一名军官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裕的市民。

荷兰人在巴西的统治始于1630年2月，终于1654年1月。从一开始，当地的葡萄牙-巴西起义者提出的口号是夺回“蔗糖”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还有罗马天主教徒与信奉新教的加尔文派之间的对立。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和葡萄牙人都拥有各自的当地同盟军，塔普亚族加入荷兰的军队中，而大部分图皮族保持了对于葡萄牙人的忠诚。在与荷兰人的持续的战争中，葡萄牙-巴西的军队是由穆拉托族、黑人以及不同民族的混血儿组成的，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黑人则成为杰出的军团指挥官。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若奥·费尔南德斯·维埃拉(João Fernandes Vieira)就是一位出生于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贵族与当妓女所生的孩子，他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在伯南布哥重新被葡萄牙人夺回以后，巴西的蔗糖生产和贸易又回到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下；但是在荷兰人占据伯南布哥时期，巴西的甘蔗种植以及蔗糖生产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传入了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很可能葡萄牙-巴西的犹太人是这种种植与生产技术外流的中介人。从荷兰人方面来看，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累西腓的丢失是一件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修筑有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之一。荷兰人的同盟者塔普亚族人特别地蔑视荷兰人的投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同盟者的不忠，弃自己的印第安盟友不顾，使后者沦于葡萄牙人的报复之中。在世界另一边，当一些被关押在果阿的葡萄牙人监狱中的荷兰囚犯听到累西腓陷落的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嘟囔着：“可能某一天葡萄牙人会攻占阿姆斯特丹，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攻占累西腓！”在后来的世代中，有些荷兰人认为累西腓的陷落是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由兴盛步向衰落的转折点，自1619年科恩在原爪哇人居住的雅加达城市上建立巴达维亚以来，荷兰的对外扩张事业一步步地迈向辉煌，现在则开始走向没落，他们说：“我们的胜利从雅加达开始，从累西腓我们则走向了失败。”

【注释】

[1]C.R. Boxer， The Dutch in Brazil， 1624—1654， p.28.

[2]Jonathan I.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329.

[3]Jonathan I.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169.

[4]De Laet-Naber， Jaerlik Verhael， iv， 298， C.R.Boxer， The Dutch in Brazil， 1624—1654， p.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