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荷兰人的封锁和拦截，自17世纪20年代后期，葡萄牙人统治下的中国澳门地区与日本长崎的贸易一直在下降，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澳门一直依赖于与长崎的贸易维持其繁荣地位，现在这种贸易越来越岌岌可危。其固然是因为日本幕府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在葡萄牙势力扶植下的天主教会势力的壮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日本的荷兰人利用这一形势来削弱和破坏葡萄牙人在日本残存的利益。

早在17世纪初年荷兰人已经致力于与日本人建立贸易关系。1598年，有22艘荷兰船只驶往远东，1600年4月19日，其中有一艘由雅各布·奎克内克(Jacob Quaeckerneck)舰长率领的“仁慈号”(de Liefde， or Charity)，由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引航，该船因为被风暴吹离航线，驶抵日本九州的丰后国，虽然当地的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极不情愿荷兰人的到来，但是荷兰人还是成功地在当地逗留了一段时间。由于船长病重，所以由亚当斯作为代表去大阪觐见了德川家康，这次觐见对于荷兰人以后在日本的立足有重要的影响。德川家康第一次知道欧洲除了“南蛮”(葡萄牙人)以外还有荷兰人与英国人，而且后者信奉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日本人允许荷兰人在当地定居下来，亚当斯也被授予大名的头衔，并且在靠近横须贺的一个地方被赐予一块小小的封地。1601年，当另一支荷兰舰队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把听到的关于荷兰人在日本的消息向鹿特丹当局做了报告。另外，有一艘荷兰的舰船在加里曼丹岛遇到了一艘日本的“朱印船”，后者的葡萄牙领航员也告诉他们在日本已经有荷兰人居住下来的消息。在日本的亚当斯一直希望德川家康让他离开日本回到欧洲，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准许。

当亚当斯和那些荷兰人居住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祖国的同伴正在积极地发展与东印度的贸易。林斯霍顿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特别提到中国澳门地区与长崎之间的葡萄牙-日本贸易是非常容易赚钱的，这使得许多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商人垂涎欲滴。如上文所述，在奥登巴恩维尔特的支持下，1605年，荷兰人占领了安汶岛、特尔纳特岛以及蒂多雷岛，这使得荷兰人获得了久已渴望进入的香料群岛，荷兰人还在爪哇的万丹岛建立了商站。1605年，奎克内克再度率领“仁慈号”来到日本的平户，他得到了德川家康颁发的“朱印状”，即获得允许与日本通商。1607年9月，荷兰海军上将维霍芬(Pieter Williamsz Verhoeven)率领一支由13艘舰船、1900名官兵以及377门大炮的庞大舰队前往远东。出发以前，他接到荷兰政府的指令，要求他至少必须派遣一艘船只前往日本通聘。舰队到达远东以后，他任命布罗克(Abraham van den Broeck)和普克(Nicolas Puyck)为商务使团团长，派遣他们于1609年7月率领两艘舰船“带箭的红狮号”(Roode Leeuw met Pijlen， or Red Lion with Arrow)以及“狮身鹰首兽号”(Griffoen， Griffin)前往平户，这两艘船带来的货物远远不及葡萄牙大帆船，但是他们得到德川幕府很客气的接待，幕府告诉他们日本的对外贸易是向所有的国家开放的。当时亚当斯担任使团的译员，在使团后来写的报告中说他得到日本幕府的高度信任。从伊比利亚方面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亚当斯已经取代了著名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z Tçuzzu)的地位，不久以后，后者就被驱逐前往澳门了(亚当斯是一位非常圆滑的英国人，他极力为荷兰人服务，也为自己的祖国英国提供情报；在一段时间里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也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据博克塞说，在他的晚年，其思想倾向中的反天主教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荷兰的使团还带了奥伦治莫里斯亲王致德川家康的一封信，请求获得允许在平户建立一个永久的商站。在当地大名的引见之下，他们觐见了德川家康，呈上了亲王的信件。他们向德川幕府的官员再度解释，荷兰是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幕府官员获得的印象是，荷兰似乎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至少不是一个像葡萄牙或西班牙那样的天主教国家。就这一年秋天，由雅克·斯佩科斯(Jacques Specx)担任馆长的平户荷兰商馆成立，荷兰得以与日本建立正式的通商贸易关系。不过，按照羽田正的说法，这个商站在一开始的功能与其说是贸易，反倒是更像军事基地。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正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争夺出产优质香料的摩鹿加群岛的权益，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平户把粮食、武器、木材、石材以及日本的雇佣兵运往东南亚。此外，平户也位于荷兰人攻击航行于澳门与长崎海上贸易航线上的葡萄牙船只的最佳位置。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在亚洲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购买白银，因为荷兰与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使得西班牙流入荷兰各港口的白银变得少了，在阿姆斯特丹，白银的价格提高了。而在这段时间，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军事以及贸易的力量有着显著的增长，于是，科恩等荷兰在远东的总督和将军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中国以及菲律宾等地，寻求白银和其他可以增值的商品，因为这些地方之间有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荷兰将日本作为一个除了西班牙以外可以获得白银的贸易国度，但是，在1609年荷兰虽然开辟了与日本的贸易联系，但直到17世纪20年代的早期，仍然没有掌握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主要货品即丝绸，在1622年的时候，从中国进入日本的丝绸仍然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中，荷兰人从日本运往巴达维亚的白银数量也很少。但是荷兰怀有很大的野心，要发展与日本的贸易，并在此过程中排斥英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等竞争对手，他们想方设法增加日本幕府当局对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恶感。渐渐地，荷兰在日本的外交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623年，英国人关闭了他们在日本的商站，次年，西班牙人也被驱逐出日本。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地区设立了商站，确立了以日本出产的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的中介贸易机制。到了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平户开出的商船，也前往巴达维亚、暹罗、交趾、柬埔寨以及东京(越南东北部)等地进行贸易，将各地的土产带往日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人在日本最大的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发现他们在日本的地位越发显得岌岌可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川幕府极度担忧葡萄牙人在日本传播天主教，而葡萄牙人则执意将天主教的传播与贸易联系起来，这就形成了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早在16世纪下半叶丰臣秀吉统治后期，日本幕府的反天主教会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显。1587年7月25日，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天主教为“邪法”，与作为“神国”的日本格格不入，该谕令宣布外国神父在20天以后必须回国，但是同时日本当局也没有禁止与葡萄牙人通商。虽然这个命令并没有强迫日本天主教徒改宗，也没有正式禁止与澳门的葡萄牙人通商，但是不久，对于天主教的查禁日趋严厉，丰臣秀吉下令收缴军队中的十字架、念珠和圣物盒，没收大阪、堺、京都的传教士住所，没收长崎、浦上的教会领地，捣毁基督徒大名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等奉教大名领地上的教堂，对于基督徒的镇压变得严酷起来。1596年发生了西班牙船只“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事件。该船在当年7月从马尼拉驶向阿卡普科，10月19日在遇到风暴以后进入土佐藩港口修理，丰臣秀吉接到报告以后派增田长盛前往处理，准备按例收缴船上价值150万佩索的货物。那位船长为避免厄运，竟然愚蠢地向日本官员炫耀西班牙广阔的领地，并声称西班牙人扩张总是先派传教士前去归化原住民，然后再派军队，里应外合，占领该地。这种说法引发了日本统治者心底的担忧。丰臣秀吉于同年12月8日再度发布禁教令，由于当时继耶稣会以后进入日本京都的方济各会非常活跃，引起日本反教人士的不满和反感。京都奉行下令逮捕以方济各会士巴蒂士塔(Pedro Bautista)为首的一批方济各会士及其信徒。1598年2月5日，日本幕府在长崎西坂的山丘之上杀害了26名天主教会的教士以及日本基督徒。据称，当时有数千名长崎群众目睹了他们被杀害的场面。1614年，德川幕府再度颁布禁教令，1616年9月，第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光再度重申1614年的禁令。这一年，又有一批传教士遇害。1名多明我会副省会长以及1名奥斯定会士自愿选择受死。在1622年的“长崎大殉教”事件中，有30名基督徒被砍头，另外有25人被烧死，其中有8名多明我会士、4名耶稣会士、3名方济各会士以及20名修士。据博克塞根据外国传教士的书信统计，1614年至1622年被害的日本天主教徒人数逐年依次为：1614年63名，1615年13名，1616年13名，1617年20名，1618年68名，1619年88名，1620年17名，1621年20名，1622年132名。他还认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人数。

早在1592年，德川幕府将长崎改为直辖的城市，派长崎奉行驻扎在长崎。第一任长崎奉行为寺泽志摩，他将官邸设在本博多町。同年制定“朱印船”制度，提倡海外贸易，当时持有“朱印状”的日本船只到达过中国台湾地区，还有吕宋、婆罗洲、马来半岛、安南、暹罗。他们输入的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还有鹿皮、鲛皮、苏木和砂糖；输出品则有铜、铁、硫磺、扇子和描金画等。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还抱有将传教与贸易尽量分开处理的想法。而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也利用了日本统治者的这种想法，十分低调地在日本展开传教和巩固信徒信仰的活动，到了1605年，日本境内天主教徒的人数竟然达到70万之众。这不能不再度引起幕府以及其他反天主教的社会人士的关注和警惕。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澳门葡萄牙人尽一切可能极力维持与日本断断续续的贸易联系。面对荷兰人的海上军事优势，葡萄牙人只得放弃了行动缓慢的大帆船，使用荷兰人不能完全拦截的小型快速的运输船。同时，荷兰人处心积虑地减损和危害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利益和影响。1619年，荷兰人交给日本当局一封由一名叫若热(Domingos Jorge)的葡萄牙基督徒所写的信，此人为侨居日本的葡萄牙人的首领，信中说要联合葡萄牙人共同颠覆日本帝国，还提到需要西班牙国王提供战舰和士兵，并列出了参与阴谋的日本藩主的姓名。荷兰人声称他们是在好望角附近俘获的葡船上找到这封信的。若热因此被斩首。事实上，关于此信的来历大可怀疑，但是它肯定促使了日本幕府下决定禁教。17世纪30年代，幕府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只与人员航行海外，在海外侨居超过五年的日本人，禁止回国；1635年，禁止一切日本船只与人员回国，违者处死。

最后，在1637年，终于爆发了由于德川幕府禁教政策以及九州大名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引发的日本天主教徒规模巨大的岛原之乱(Shimabara Rebellion， 1637.12.11—1638.4.12)，日本幕府和九州大名调动十余万军队，并要求荷兰人在海上用重炮轰击起义的中心原城，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引起日本德川幕府统治者的深深的疑虑，并最终导致长达95年葡萄牙-日本贸易终结的直接原因。日本的统治者认为岛原的信奉天主教居民理所当然是受到某种外国势力(特别是葡萄牙人)的支持的。实际上当时澳门葡萄牙人的议事会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严禁天主教的传教士搭乘葡萄牙的商船，以免给日本当局以口实，在岛原城中也没有任何外国传教士。但是在日本当局看来，与马尼拉的贸易在25年前已经被禁止，“朱印船”后来也被取缔，中国人与荷兰人是不可能与日本天主教徒合作的，那么剩下的只有长崎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所以，在1638年，日本的德川幕府统治者下决心最后关闭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并禁止日本人民出海，驱逐所有在日本的葡萄牙人。

1638年，还有葡萄牙船只来到日本，但是，当1639年舰长阿尔梅达(Vasco Palha de Almeida)率领两艘船只来到长崎的时候，日本政府已不再让他进行贸易，日本人交给他一份签署于同年7月5日谕令的抄本，指示立即永久地关闭澳门的葡萄牙人和长崎之间的贸易，如果葡萄牙人再来长崎，就要被处死。日本幕府列举的理由有三条：(1)葡萄牙船只用于偷运传教士，故意违反禁教令；(2)葡萄牙人的船只用来运输给传教士的给养；(3)葡萄牙船只为“岛原之乱”的信奉天主教的农民提供人员和金钱的帮助。日本幕府命令葡萄牙船只必须在顺风的情形之下离开，在其停泊港口期间不允许任何人登岸，以等待东北季风的来临。日本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通知葡萄牙，禁止任何葡萄牙人再来日本贸易，否则处以死刑，并将通知传达给果阿和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阿尔梅达舰长带回这个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是致命的消息以后，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极力挽回局面，因为与日本的贸易对于他们的生存实在是太重要了。1640年3月13日，澳门的葡萄牙人议事厅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前往日本，恳请日本当局重新开启贸易。使团于6月22日出发，7月6日驶进长崎港口。他们立即被日本人带去审问。8月2日，长崎奉行召集全体使团成员，宣读了日本的决定：由于葡萄牙人利用贸易资助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幕府已经禁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与日本的贸易，违者处死。此前已经将日本的禁令明确告知澳门的葡萄牙人，故此次使葡萄牙人的再访日本是违反了禁令，日本当局不能将来访的葡萄牙人视为使者，只能视为违反禁令的罪犯，日本当局将从这些葡萄牙人中选出13人，命他们将消息带回澳门，其他的人在8月3日早上被带到位于长崎港口的处死天主教徒的“致命山”，使团成员被分为三组，一组为使团领袖以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组为其他被判死刑的人，余下的13人为一组站在一边高处的山上，他们将会回到澳门，将此消息带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众多观众的注视下，63名葡萄牙人被杀害了。他们碇泊在长崎港口的大船也被焚毁了，剩下的13人被释放，乘小船于9月1日离开长崎，一路漂流，于当月20日回到澳门，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

随着德川家族出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禁止与葡萄牙人贸易并查禁天主教，整个欧洲与日本的贸易便逐渐被荷兰人垄断了。从根本上来说，德川幕府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的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荷兰的商船不会带来天主教的传教士，同时又能够与获得来自东南亚的商品。羽田正教授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荷兰人对于日本人的那种恭顺的态度。荷兰人严格遵守不向日本人输出武器的规定；1628年，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东印度公司商站企图向日本的“朱印船”征收关税，双方发生纠纷与冲突，荷兰人后来把驻中国台湾地区商站的站长带往平户交给日本当局处理。1633年以后，平户商站的站长总是定期前往江户拜谒幕府的将军，表达他们被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谢意。在“岛原之乱”时，荷兰人受德川幕府的邀请，把船驶往有明海，向叛乱军队的最后据点原城发射了一些炮弹。1637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总贸易额中，平户商站所占据的利润已经高达70%，所以，在日本的荷兰人必须忍耐和屈尊。1640年，日本当局命令荷兰人拆除刚刚在前一年建设完成的石头建造的仓库，荷兰人立即照办。1641年幕府命令荷兰人将商站从平户搬迁至长崎的“出岛”，荷兰人也毫无异议地立即执行。当时荷兰人在东亚的许多地区都不是这样卑微地行事的，他们在南中国海经常劫掠中国人的船只，充当海盗的角色，在东南亚也经常以暴烈的手段攫取香料贸易的权益，这与他们在日本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此，日本进入了所谓“锁国”时期。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指出：“有关锁国的利弊，历来议论纷纷，但它确实是加强和巩固了幕府封建统治的有效政策，长达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能在国内保持和平，幕府政权得以维持，锁国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在经济方面，国内产业得以发展，在文化方面，日本独特的文化得以昌盛等，可以说都是由于锁国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人民刚刚开始的、面向世界的眼光，扼杀了不断探索的精神，妨碍了欧洲近代合理精神(理性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成长。这对于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来说，不能算是值得庆幸的事。然而幕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难免要受到只是为了维护自己政权而愚弄人民，阻止文化发展等谴责。这毕竟是武家专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它是武力统治对于文化专制的胜利，是封建统治实现了对于自由思想的彻底压迫，进而也开辟了国粹主义压制国际主义的道路(有关认识还可以参见和计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1950年，筑摩书房出版。作者认为近代日本人民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根源在于锁国。见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和韩铁英等译：《日本史》，第288页)。

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

从1640年起，荷兰人接受日本幕府的安排，居住在长崎港口外面的扇形的人工岛——出岛(Dejima)上与日本人从事贸易活动。出岛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于1634年下令建造的，它原本是为了圈定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而建造的，1636年初步完工。这个人工岛范围北侧长达190米、南侧长达233米，东西宽约70米，面积13.698平方千米，有一座桥连接长崎市内。最初幕府是想将葡萄牙人的活动限制在此区域内部，其建筑费用是由有钱有势的25位商人(“町众”)出资的，这些富商分别来自长崎、博多、京都、大阪和堺等地，这些富裕的商人大多以长崎为基地从事“朱印船”的贸易。1637年“岛原之乱”以后，1639年幕府下令驱逐所有葡萄牙人，停止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贸易，原先出资建造出岛的町众，对于资金不能收回感到为难，1641年幕府便强令原先在平户贸易的荷兰人迁往出岛居住。荷兰人每年向町众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原则上日本人除商业事务或其他公事以外不能进入该岛，荷兰人也不可以随意走出该岛。从理论上来说，出岛是“天领”(德川将军家的领地)，所以居住在这里的荷兰人的身份不过只是“店子”(房客)而已，当时外国人是不允许在日本列岛取得不动产的，所以荷兰人居住在这里的建筑物由身份为“家主”(房东)的商人准备，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支付白银55贯目的房租。根据羽田正教授引述另一位日本学者片桐一男的研究，这笔钱如果换算成现代的日元，其金额近1亿日元。被称为“出岛町众”的房东，把“地子银”(地租)缴纳给德川家族以后，剩余的金额就根据出资额进行分配。如果屋子出于台风等原因损坏了，房东要负责维修。岛上的建筑物除了经过特别许可自行建造的2栋荷兰建筑风格的仓库以外，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日本风格的家屋，其中有商馆馆长的住宅(加比丹屋舍)、商馆员住宅、仓库、炊事场、浴室、家畜小屋、菜园和日本官员住屋。目前长崎市已经将出岛的建筑物进行复原，一共有十余栋，复原时尽可能地采用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以及建筑材料。这些屋子有着日本风格的建筑结构和外观，配上荷兰风格的室内装潢与家具，重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合璧的独具特色的建筑群。

常驻在荷兰商站的荷兰方面的人员主要有加比丹(Kapitan，商馆长)、次席、仓库长、书记官、医生、厨师、木匠、锻工和召使(黑人)等15人左右。在日本方面，德川幕府在长崎市镇的前段，设立了长崎奉行役所，由长崎的奉行负责管理出岛，监视荷兰人的一举一动。这座只靠着一座桥连接长崎市的小岛，最适合管制人员的进出。除了荷兰商站的站长前往江户拜谒幕府的将军、参加长崎山上访神社等特殊的宗教活动情况以外，严格禁止荷兰人离开出岛，进入长崎市镇。在平时，由名为“出岛乙名”的官吏直接与荷兰人交涉，他是日本方面在岛上的负责人，要监视荷兰人和海员的动向、商品的卸货、货款的支付、日本人的出入、荷兰人日用品的购买等事务。在“出岛乙名”之下则有通译(与荷兰人交往的通译被称为“阿兰陀通词”，与中国人交往的译员则被称为“唐通事”，日本人通过这些通译也可以了解荷兰人等外国人的影响)、组头、同行使、笔者、小使、船番、庭番等100余名工作人员。在桥边的告示牌上写着，除了被称为“倾城”或“游女”的公娼以及“高野僧”(传教的僧侣)以外，其余人等不可以随便进入出岛。日本的妓女是唯一能够获准进入出岛的日本妇女。她们来自丸山地区的妓院。她们无法与江户以及京都的妓女竞争。同时，长崎本地的妓女有时也被引入出岛里面与荷兰人交游。所有运送日常用品到商站的商人、维修商站以及家屋的工匠以及搬运货物的工人等，必须取得“出岛乙名”的官吏所发的通行证以后，才得以进出这座岛。由此可见，荷兰人与日本人的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最初的时候，就连在出岛或是在船上死亡的荷兰人的遗体也被禁止埋葬在日本的土地。日本对于荷兰船只运来的商品也加以严格的管制，规定所有的商品必须在船上原封不动地接受日本人的检查，然后再从出岛西侧的水门搬运到岛上，在确定买家之前，所有的商品都必须存放在仓库里面。长崎奉行的手下，会严格检查水门旁边所有商品的运进运出。由于幕府严禁外人使用武力，所以在荷兰的船只驶抵长崎以后，必须卸下船上的大炮并且把它们搬运上岸，然后封印。在长崎的荷兰商站里面没有任何士兵，这是荷兰在亚洲各地的商站有别于长崎商站的最大的地方。幕府严格禁止基督教，即便是荷兰人也严格禁止在出岛内举行任何基督教的宗教仪式。此外，由于日本人认为荷兰人是由于日本幕府网开一面的善意才得以在长崎进行贸易，所以为了表示感谢与敬意，幕府要求荷兰商站的站长每年都要前往江户拜谒将军。荷兰商站的站长原则上一年一任，如上所述，新任的站长每年会前往江户拜访幕府的将军(后来改为四年一次)，此时出岛上的其他荷兰人也可以一起同行，乘机呼吸外面的自由空气并接触日本的风光景物。新任馆长必须在此时向幕府呈交《荷兰风说书》，幕府借此了解海外的情况。

从1640年开始，荷兰成为欧洲唯一被允许与日本进行通商贸易的国家。在此之前的1635年，幕府当局已经禁止日本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参与与中国等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幕府除了掌握居住和来到日本贸易的外国人的动静以外，也建立了管理长崎贸易的一些特殊制度。最初制定的是“丝割符制度”，即让拥有特权的商人垄断和购买这项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接着通过实施“货物市法”与“御定高制度”，事先决定对外贸易的总额，并且只允许特权商人在已经限定的总额范围内进行交易。尽管在日本出岛的荷兰人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利用一切的机会，提供日本社会和市场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主要是中国的货物，特别是丝绸。荷兰船只通常在每年8至9月份的时候乘着季风从巴达维亚来到长崎，到这一年11月或者次年2月间离开返航。船只在入港口以后会接受检查，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书籍和武器不允许携带，岛上禁止举行任何宗教活动。船到以后，帆被没收，直到返航时才发还。从1641年至1847年间，总共有606艘荷兰船只抵达长崎港口。早期荷兰船只抵达的次数比较频密，每年约有2至5艘船只抵港，1715年幕府限制每年只能有2艘船进港，1719年更限制为1艘，1799年又恢复为2艘。荷兰方面主要输入的商品除了中国的丝以外，还有产自孟加拉和越南东京的丝，荷兰从日本输出的主要是它本国所需要的白银。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410000荷兰盾，1627年的价值为851000荷兰盾，1635年为1403100荷兰盾，1638年为4753800荷兰盾，1640年至1649年为1518870荷兰盾，1650年至1659年为1315120荷兰盾，1660年至1669年为1048000荷兰盾。^[6]在荷兰与日本通商的中期以后，荷兰还输入罗纱、天鹅绒、胡椒、砂糖、玻璃制品，日本输出的则有铜、樟脑、瓷器等物品。由荷兰人第一次带入日本的西洋物品有羽毛球、台球、啤酒、咖啡、钢琴、甘蓝、番茄和巧克力等。在17世纪荷兰人设在亚洲的各个商站之间，相距遥远的波斯以及日本商站之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能够取得购买印度的棉织品所需的黄金、白银、铜等贵金属的只有这两个商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把砂糖、胡椒、香料运往波斯，再把生丝、丝织品、鹿皮以及鲨鱼皮等货物运往日本，以获取黄金、白银与铜。(www.daowen.com)

在17世纪的后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先是从日本获得大量的白银，后又获得黄金。由于日本的“锁国”，荷兰人的竞争者不能进入日本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出口的这些贵金属也相对地减少了。到了18世纪的上半叶，这种优势已经渐渐地失去，因为日本银矿的出产量也在减少，银币也在贬值。德川幕府则严禁贵金属的出口。于是，荷兰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出口日本的铜，他们戏谑地说：“这是我们找到的新的舞伴。”从18世纪中叶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日本的铜出口到欧洲，这些铜的数量可以与瑞典出产的铜相媲美，尽管当时铜的主要市场还是在亚洲，主要在印度和波斯。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瑞典的铜以很高的竞争力进入亚洲市场。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一度繁荣的贸易在18世纪的下半叶慢慢地衰落下去。1697年以后，幕府采取通过长崎会所直接管理贸易的体制，如此一来，各地的商人与大名再也没有机会插手长崎的对外贸易了。1715年，新井白石制定了对外贸易的限制条例：规定每年驶往长崎的唐船(中国船)最多为30艘，贸易额最多为白银6000贯，荷兰船只最多为2艘，贸易额最高为白银3000贯，还规定中国的船只必须持有幕府颁发的信牌才可以进入长崎港口。1790年日本幕府限定每年只允许1艘荷兰的船只来到长崎。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彻底断绝贸易的意愿。荷兰人方面非常紧张，担心一旦被逐出出岛，英国人就紧接着取而代之。更有甚者，虽然荷兰人每年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是他们留在出岛的职员仍然能够通过私人贸易获利。从日本人方面来看，官吏以及商人也喜欢与有利可图的人保持贸易的联系，即便是在江户的幕府也是如此看待。所以，日本-荷兰的贸易以及文化联系一直持续到了幕末时代。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幕府来说，出岛是当时日本人唯一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幕府的官员可以定期地了解荷兰和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人与荷兰人在文化以及智识上的交流变得更加有趣和重要了，至少，对于后世的人来说，要比那种受到限制的荷兰-日本贸易更加有趣和重要。不幸的是，并非许多在出岛受到限制的荷兰人和外国人都有兴趣去利用这个开放给他们的机会，只有少数的例外。在日本方面，对于西方文化的兴趣似乎更加广泛和迫切，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官方的译员——尽管他们更加容易接触到外国的文化。早在1720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放宽禁书令，除基督教以外的欧洲其他学问的书籍可以入岛，从那时起，有一些欧洲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流入日本。在18世纪的下半叶，由此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兰学学者”(Holland scholars or Rangakusha)，他们有兴趣研究外国的和荷兰的学问。他们是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群体，其中有医生、天文学家、流浪的武士甚至是一些封建的领主。有一位荷兰学者、商人和外交家伊萨克(Issac Titsingh)注意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掌握荷兰的知识和学问，日本的幕府甚至允许一些“兰学学者”在他离开日本以后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在“兰学学者”中有一名最重要的人物名叫司马江汉(Shiba Kokan， 1747—1818)，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狩野派”画家的指导下作画，后来他的画风受到木刻画家铃木春信的影响。此后，他又尝试包括西洋蚀刻版画在内的各种不同的画风，他是第一位在日本学习西方风格的蚀刻画的先驱者和艺术家。他生活在江户，有机会接触到“兰学”。他也是一位致力于将哥白尼和开普勒天文学知识普及给大众的学者，曾经撰写并配图出版了一部介绍哥白尼天文学说的《天文图解》。1792年，他还按照哥白尼的学说手绘过一本世界地图，其中太阳、地球以及月亮的位置都是按照哥白尼的理论安排的。他基本上居住在江户，只有一次到过长崎。司马江汉完全意识到在当时江户幕府提倡“新儒学”的沉闷的社会文化气氛中他个人所拥有的那种创造性。他不加掩饰地宣传西方文明中技术以及艺术的优越性，同时也极力避免违反幕府“锁国”的种种严厉的规条。与日本后来另外一些提倡学习西方思想以及技术的先驱者不同，“兰学学者”是一个较小的知识群体，他们的受众主要在江户以及京都等大城市，他们的书籍，如司马江汉的作品，都要获准才得以出版。

当出岛的荷兰商站的站长以及随从获准前往江户觐见江户的将军的时候，在江户以及京都的“兰学学者”有时被允许与他们见面。在长崎，他们之间见面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出岛的“红毛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长崎港口的出现会给一些画家带来艺术的灵感，他们创作了许多所谓的“长崎绘”(Nagasaki-e)，它们出现在1750年左右，是以木刻板制作的彩色的图画，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艺术”，主要是出售给来访者与旅行者的。与更为著名的江户和京都的“浮世绘”相比，他们更加便宜，艺术的品质也更低一点。“长崎绘”的最主要的主题除了表现长崎港口中的荷兰的以及中国的船只以外，还有出双入对的荷兰人，有时有白人妇女以及日本的妓女，一些域外的动物如大象、骆驼以及火鸡，出岛的风景，还有中国的商人与海员等。

从1621年至164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在亚洲的战争以及贸易，其经济实力迅速地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贸易竞争对手，扩大了商业活动的范围。从1620年至1670年，仅白银一项货品，荷兰人从亚洲各通商口岸输出的数量就相当可观。1602年至1609年输出白银的价值为519.7万荷兰盾，1610年至1619年为965.8万荷兰盾，1620年至1629年为1247.9万荷兰盾，1630年至1639年为890万荷兰盾，1640年至1649年为880万荷兰盾，1650年至1659年为840万荷兰盾，1660年至1669年为1190万荷兰盾，1670年至1679年为1098万荷兰盾，1680年至1689年为1972万荷兰盾，1690年至1699年为2900.5万荷兰盾。^[7]

【注释】

[1]D.G.E. Hall，History of South Asia， London， 1955， pp.233—234.

[2]C.R. Boxer， “The Dutch East-Indiamen: Their Sailors， Their Navigators， and Life on Board， 1602—1759”， The Mariner’s Mirror， 49， London， 1963， p.83.

[3]C.R. Boxer， “The Dutch East-Indiamen: their Sailors， their Navigators， and Life on Board， 1602—1759”， The Mariner’s Mirror， 49， London， 1963， p.86.

[4]约瑟夫·法朗索瓦·杜布雷(Joseph François Dupleix， 1697—1763)，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他的父亲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1720年被父亲派往东印度，担任公司在本地治里的高级评议员和军事负责人。1731年成为金德纳格尔的商站的站长，他发挥政治、行政以及商业上的才能，成功地经营商站，并且重整公司的业务。1742年被任命为本地治里的总督。1744年以后，他受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影响，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交战。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天赋，在1747年和1748年击败了英国军队从陆地和海洋对于本地治里的进攻和包围。此外，他也给军事上疲弱不振的南部印度诸侯提供武力上的帮助，强化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并且也与英国支持的印度诸侯打仗。然而此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不愿意花钱在打仗的事情上，于是在1754年将杜布雷解职。杜布雷回到法国以后，对公司提起赔偿诉讼，企图取回自己代垫的款项，但是诉讼没有成功，他抑郁而终。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总指挥官。他在18岁的时候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前往马德拉斯。当时他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当时刚刚爆发了卡纳提克战争，他在1751年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才能。1753年结婚，婚后暂时回到英国。1755年再度回到南印度，抵达马德拉斯以后收到加尔各答沦陷的通知，于是紧急赶回孟加拉夺回加尔各答要塞。不久以后，他又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孟加拉的纳瓦布军队。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为止，他一直以孟加拉总督的身份致力于稳定纳瓦布的权力。他在暂时回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1765年以后，三度回到印度，直到1767年1月为止。他一直以孟加拉总督的身份维持当地的秩序，并且严格执行防止腐败的政策。回国以后受到政敌的严厉批评，他的作为被指责为是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财政恶化的根源。他在国会中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虽然维护了自己的名誉，但是政敌的激烈攻击仍然使得他罹患精神疾病，并在1774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p.939. p.942.

[6]Jonathan I.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173.

[7]Jonathan I.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