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0年代由拿骚的伯爵莫里斯、威廉·罗德韦克(Willem Lodewijk)等人倡导的军事改革受到联省议会的支持，是荷兰军事史以及军事组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革以及转折点。所谓荷兰16世纪至17世纪的军事改革是一个广泛的现象，涉及新的要塞建筑的构建，更大规模以及更好地训练军队，扩大资源，建立更加复杂的后勤管理系统。当时欧洲的军事改革不仅限于荷兰，这个改革过程起自15世纪的意大利，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进一步理论化，包括采用军队的制服。1590年代荷兰的军事改革则具有关键的意义，引进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后来被欧洲各国所广泛采用。

荷兰的军事改革是在低地国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的。荷兰在与西班牙进行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其社会也需要调整，它需要拥有大量的军队驻扎和保卫城镇以及人口密集的地方，还需要驻扎在靠近商路以及水路的地方，其中包括荷兰共和国的两个最重要的河口。大多数要塞的驻军都是在《十二年停战协定》前的20年时间里建立起来的，他们是荷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17世纪初年，军队的兵力只有3.5万人，一个世纪以后增长了三倍。1608年，在军队中服役的人数增加到5万，但是到1613年就下降了一半，到1688年与法国对峙的时候又大大地增加了。在17世纪，荷兰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这些军事上的发展都在军队组织、战备以及后勤方面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荷兰军事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严肃军纪以及正常地发放军饷使得军队能够有效地保护市民社会。联省议会一再重印在1590年第一次出版的军事规条。有关军纪的规条每年都要向士兵以及新入伍的军人宣读，特别的军事司法官员会在要塞和兵营的门口张贴这些军纪的规条。军纪规定粗暴的行为、偷窃、从事贸易活动的民兵以及士兵都要关禁闭，更大的违反军纪的行为如参与绑架和抢劫的士兵将被枪毙。莫里斯，以及韩德烈克都将参与抢劫的士兵吊死。长期驻守在一个固定兵营的士兵需要进行不断地操练，以免闲着无聊的士兵外出扰民。为了维持民事社会与军队之间的和谐，军纪规定军人不得侵犯妇女，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观念。1620年，威尼斯驻荷兰的大使非常惊讶地写道，荷兰的城镇与别的国家不同，它们为军队提供安置兵营的地方。他还看到荷兰的军人在城市当中与市民和平相处，市民的妻子和女儿们在与士兵相隔很近的地方站着谈话。这些军事规条也会向市民经常地宣读，让市民知道士兵的哪些行为是属于违反军纪的。在当时的荷兰，由士兵实施的骚乱、小偷小摸以及抢劫的行为明显地减少了。当1591年荷兰军队光复格罗宁根的时候，只有少量被允许进入城市，即便在入城以后，他们也被安置在一所已经被充公的天主教修道院里面，任何扰民以及抢劫都在严禁之列。甚至动用军队清除教堂里的圣像以及祭坛也要在执政官的监督之下进行。整齐划一以及遵守纪律是当时荷兰军队的一大明显的特征。莫里斯还非常重视定期给士兵发放军饷。在16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国家的军队中欠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班牙的军队因为多年欠饷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兵变，导致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塞。

军事技术以及装备的改革也是重要的方面。荷兰军队采用更加复杂和先进的技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它的步兵在1594年引进了“后退制”，即步兵配备了滑膛枪以及火绳枪，前面一排士兵在发射子弹完毕以后后退再填装子弹，后排已经填装完毕子弹的士兵调换至前面，这样轮换射击，以增加部队的火力。这是从古罗马军队的齐投标枪战法中学来的。与罗马人一样，荷兰人的这种战法非常成功，后来传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并且按照更加精确的标准加以不断的训练。采用“后退制”以及先进的步枪需要武器和弹药的标准化，由此进一步提高效率。标准化以及齐射的观念也要求军队必须在负荷以及进入准确的位置进行射击方面加强训练，因此装备以及武器技术方面会面临进一步的改进。根据新的训练法，军队被分割成更小的编队，低级军官可以通过训练不断地控制队形，高级军官则通过画出的指令进行指挥。1607年，最后的指令画版本在荷兰出版，很快就被翻译为欧洲各国文字。

16世纪90年代的荷兰军事改革是在当时荷兰特定的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它特别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想家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 1547—1606)等人的影响。利普修斯是文献学家、哲学家以及人文主义者，出生于布拉班特的上埃瑟尔，早年父母将他送到科隆的耶稣会学院学习，但是后来他们担心他成为一名耶稣会士，在他16岁的时候又送他去了鲁汶大学，1567年因发表拉丁文著述成为格兰维尔枢机主教的秘书，不久访问罗马，居留当地两年，学习拉丁文古籍，从罗马回来以后，于1570年访问勃艮第、日耳曼、奥地利以及波希米亚，又成为耶拿大学的教师。此时他的思想一度倾向于路德宗。157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莱顿大学请他做历史学的教授。1583年，他出版了名著《论忠诚》(De Constantia， or On Constancy)，宣扬古典时代的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以调和的。1590年，他离开莱顿前往美因茨，此时又回到了天主教的立场，最后他定居鲁汶成为一名拉丁语的教师。他还是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私人顾问以及王室历史编纂家。利普修斯等人文主义者认为紧张的军事训练对社会有益，也可以使得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有益于构建军队与民事社会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将纷争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文化界十分流行，并得到莫里斯亲王、罗德韦克和奥登巴恩维尔特的认同。莫里斯亲王曾经在1583年至1584年跟利普修斯学习，他们对于古罗马、古希腊以及人文主义思想中关于战争问题的看法深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普修斯的一本主要著作《论罗马军事》(De Militia Romana)是在1595年至1596年之间出版的，当时尼德兰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他当时已经回到鲁汶，并将此书献给未来的菲律普二世。利普修斯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他在尼德兰的南方以及北方都居住过。虽然军事改革首先发生于北方，但是在16世纪90年代后期，军事改革在南方的一些地区也广泛地展开，布鲁塞尔的一些军事单位采用了新的军队给养制度以及普通军用密码，并规范了军营的生活。1598年阿尔伯特大公(Duke Albert)受到上述关于建立和谐的军队与民事社会关系的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盖尔登(Geldern)、格罗尔(Grol)等地建立大型的兵营。

在受到新教影响的地区，人们热心地学习莫里斯的军事改革、荷兰的军事科学以及利普修斯的思想，并且广泛地采纳。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地方在仿效。1616年，莫里斯的侄子拿骚的伯爵约翰为绅士们在今德国中部的锡根专门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教授军事课程。黑森的莫里斯是日耳曼新教联盟主要领袖，他非常热忱地推崇学习和模仿荷兰的军事技术。在17 世纪的早期，还有许多日耳曼的亲王出版了自己编撰的军事训练手册，它们都受到了荷兰的样板的影响。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40—1688)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真正创立者，他毕生都与荷兰的执政官阶层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以及文化的联系，他曾经亲自到荷兰的军营学习该国的军事技术。

在工业技术方面，在荷兰“反叛”以前，安特卫普是欧洲商业活动与金融活动的中心，是尼德兰技术以及工业最成熟的地方，从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直到波罗的海沿岸都有大量的商人、工程师、技术工居住在这个城市。这座城市还居住有尼德兰各类熟练技工和专家，对于欧洲特别是中欧地区、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以及普鲁士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16世纪90年代，尼德兰经历了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北方各省的“反叛”，安特卫普以及其他尼德兰各地的商人按照不同的宗教信仰分开居住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科隆、布拉格、维也纳这些具有明显天主教特征的地区的商人主要来到并居住在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尼德兰南方，那些居住在如法兰克福以及汉堡的具有路德宗背景的商人则选择去了荷兰共和国。

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在工程技术上是相对落后的。从查理五世统治时代开始，伊比利亚国家就引进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工程人员，他们在西班牙受到欢迎，他们对于里斯本以及塞维利亚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在印刷、城市排水系统以及矿业方面。荷兰的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来到了西班牙统治下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即新西班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工程师阿德里安·博特(Adrian Boot)，他是由马德里印度事务会议派遣到美洲协助墨西哥的城市改造，特别是要帮助解决该城市的下水道严重阻塞的问题，这是当时新西班牙最大的下水道改建工程。他在1615年至1616年，他还协助西班牙王室建造在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尔科的圣地亚哥炮台的建筑，这座屹立在太平洋沿岸的雄伟的炮台后来专门用于抵抗荷兰人海上的威胁。

在17世纪，尼德兰的积排水以及土地围垦工程技术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是很需要的。在1624年至1626年，荷兰的建筑师、磨坊建造家以及水利学家杨·阿德里安兹·利瓦特(Jan Adriaensz Leeghwarter， 1575—1650)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地区规划抽干沼泽地的工程。在托斯卡尼以及教宗国，荷兰的专家也被雇佣从事几个积排水系统的工程。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科纳利乌斯·瓦姆登(Cornelius Vermuyden，约1595—1683)，他出生于托伦(Tholen)，在泽兰学习工程技术，他征募了许多工头以及工程师前往英国，对英国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21年，他受雇参与弥补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沿岸堤坝的裂缝的工程。他后来又参与建设许多重大的围垦工程，特别是围垦英格兰东部的沼泽地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628年，英国国王授予他骑士的称号。

阿姆斯特丹运河画，1662年(www.daowen.com)

荷兰工程技术对于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要塞建筑与港口建筑。荷兰人以建筑要塞闻名遐迩，自16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当时正值荷兰反抗西班牙人的高潮，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要尽快加固荷兰各个城镇的城墙，当时荷兰最著名的要塞设计师为阿德里安·安东尼茨(Adrian Anthonisz， 1541—1620)，他是数学家、测绘家、制图学家以及军事工程学家。他曾经设计了著名的阿尔克马尔要塞建筑群，在1572年以前，他专门负责设计水坝以及策划围垦土地。以后，他又为许多城市的城墙设计加固工程，如在1578年以后阿姆斯特丹的重建工作中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579年至1586年间，他又设计建造了赫斯登(Heusden)巨大的军事要塞，他是“沉默者”威廉以及莫里斯亲王最为信任的要塞建筑顾问专家。同时，他在建筑水坝以及经营灌溉工程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590年，他主持恩克赫伊曾城市的扩建工程，1591年，他还监督特塞尔岛的新水坝以及灌溉渠道的建设。

1590年以后，荷兰的要塞建筑工程有了扩大。荷兰人已经在欧洲各国领导人中间建立起了城墙、要塞以及港口建设方面的声誉。1590年，有13个省议会拥有训练有素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到1598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25个。此时，荷兰共和国的工程师队伍已经成为该国增加其国际影响的有力工具。1599年，巴拉丁的选帝侯写信给莫里斯亲王以及威廉·罗德维克，要求他们派遣熟练的军事工程专家在其领地设计一个新的主要的要塞，他说全欧洲最熟练和富于专业精神的军事工程学家只能在荷兰找到。在16世纪90年代，西蒙·斯泰芬(Simon Stevin)对于要塞建筑也非常有研究，并著书立说，1594年，他出版的著作将荷兰在此方面的技术介绍到国外，他还将工程技术与要塞建筑技术结合起来。1591年，在但泽市长的邀请之下，他访问了这座城市，并向对方提出了加深港口的具体方案。另一位著名的军事工程师约翰·凡·里什维克(Johan van Rijswijck， 1550—1612)受“沉默者”威廉指派从事加固城墙的工作；他还在荷兰省和泽兰省的其他地方工作，在1597年至1605年之间为林根设计建造了新的棱堡。后来，他还去德国北方的城市不来梅等地，接受地方政府的委托修建和改进当地的城墙。还有一位荷兰工程师尼古拉斯·凡·坎普(Nicolas van Kemp)曾经为在东普鲁士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工作，1607年，他受邀请到瑞典，在那里逗留了三年，为哥德堡设计港口和要塞，这座城市是当时的瑞典王室急于要扩大建设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荷兰在港口工程建筑方面发明了“泥磨机”(mud mill)，目的是用机械进行水下的土方开挖，疏浚河道以及海底，使得港口以及河道更加有利于船只的航行。它有一个以杆子固定的搅拌袋并以马拉为动力，大约于1590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使用，当时使用的是人力，到17世纪20年代改为使用马力。到1677年的时候，已经有4台这样的机械可以连续不断地操作使用，每台有2至3匹马拉拽。当时欧洲的许多港口被泥沙淤积所困，所以许多国家和人民对于这类机械很感兴趣。比如，威尼斯元老院曾经不顾宗教信仰上的差别，想邀请荷兰的一位信奉路德宗的工程师去该市，安装这种机器疏浚航道，但是该计划没有实施。

当时荷兰的工程技术传播到了欧洲各地，影响最大的地方是瑞典。当时的瑞典缺乏商业组织以及资本，却需要挖掘国内的铁和铜等矿产资源，荷兰的资本以及技术在这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16世纪的早期，许多荷兰人来到了瑞典，他们移居到新建成的城市哥德堡，这座城市在早期，可以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在低地国家的移民中有一位名叫威廉·乌斯林克斯(Willem Usselinx)的荷兰人，在瑞典王室的鼓励之下建立了以瑞典人为基础的“非洲、亚洲以及美洲总公司”(General Company of Commerce with Africa， Asia and America)，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不过在瑞典的荷兰人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 1587—1652)，他生活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列日的信奉加尔文派的家庭，后来像许多列日的加尔文派难民一样，移居到多德雷赫特建立自己的事业。他们家族从事驳船运输，运送的货物主要有盐、谷物和铁，其中铁是从列日进口的。1627年，路易斯·德·吉尔已经是一名富有的商人以及生产铁的专家，他移居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包括铁矿以及工厂、黄铜锻造厂、造船厂、缆绳制造厂等。他还建立了当时不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而且在欧洲也是最大规模的大炮以及炮弹制造厂。这里的专家大部分都是信奉新教的瓦隆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威廉·德·贝什(Willem de Besche)的专家在工厂中负责金属工艺，他引进的锻造以及冶炼技术是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最进步的。

【注释】

[1]松德海峡，即厄勒海峡(Öresund)，在瑞典和丹麦西兰岛之间。

[2]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and Fall， 1477—1806， p.533.

[3]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pp.768—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