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6月，荷兰各地发生暴动以后，军事上节节失利。7月，法国军队攻占了布拉班特北部的奈梅亨。另外，德伦特以及格罗宁根的大部分地区都沦陷了。格罗宁根成为战区，城市也被法军包围起来了。海尔德兰、上埃瑟尔、乌特勒支、德伦特的乡村都被敌军劫掠。在荷兰内陆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活动差不多都停止了，在城镇以及乡村的地方官吏也都纷纷逃亡。在占领区的法国军事长官要求逃亡的地方官吏回到原来的岗位上视事，部分地方官吏回到原来的驻地与法军合作，还有许多贵族以及地方官吏则纷纷逃到荷兰省避难。

8月27日，荷兰省议会授权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有权“劝告、解散甚至强迫”组建各城镇的议会并以强硬的手段恢复地方的秩序。此时已经身兼荷兰省以及泽兰省执政官的年轻的威廉三世加紧肃清政治上的敌人。在1672年的荷兰的460个摄政团中，他替换了130个他认为政治不可靠的人。一些政治上不再可能发生影响的人士，如阿姆斯特丹的德·格拉夫家族，也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许多德·维特的亲信与朋友，都选择流亡到安特卫普。这些家族的大量财富，都留在了荷兰国内。肃清活动使得当时的暴动与政治上的动荡逐渐地平息了下来。由于反对的声浪被消除了，人们把精力集中到抵抗和战争中来了。荷兰军队掘开堤坝，让洪水淹没了所有的通往荷兰的道路。从1672年秋天开始，法军发现前进的道路都被堵住了。从1672年底至1673年的冬天，荷兰军队的防卫能力大大增加。路易十四已经离开尼德兰，卢森堡元帅统领的法军没有快速进军，失去了战机。1673年，英国和法国还想摧毁荷兰共和国的海上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办到。荷兰海军奋起反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海军上将德·鲁特(De Ruyter)的领导之下，在6月初，荷兰海军在泽兰的浅海海域挫败和摧毁了占绝对优势的英法联合舰队——这支舰队有76艘战舰和4812门大炮，却被击败，一个星期以后，在泽兰的外海，英法联合舰队再一次被击败，第三次，英国与法国孤注一掷，想从海上入侵荷兰。英国的远征军在大雅茅斯聚集，并与法国舰队会合，共有86艘战舰、5386门大炮。德·鲁特的荷兰舰队在规模上要小一点，拥有3667门大炮，从特塞尔出发迎战。从海面上两支舰队雷鸣般的开炮声在荷兰北方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听到，战事持续了11个小时之久，荷兰全国教堂同时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人民希望国家赢得胜利。最终，荷兰的海军胜利了。英法海军被迫放弃了从海上入侵荷兰的计划。1673年荷兰海军的三次胜利是影响深远的。在这段时期，英国在海上处于弱势，不仅在本国的海域，而且在北美、西班牙以及加勒比海域都是如此，这种影响甚至比以前两次英荷战争更大。英国的海上航运业遭受严重的打击，在一些地方甚至瘫痪了。查理二世除了撤退以外别无选择。1674年，英国与荷兰达成和平协议，英国什么也没有得到。

1673年8月，西班牙加入荷兰并肩与法国作战，迫使法国在尼德兰地区采取守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则采取了攻势。荷兰军队占领了由3000名法军驻守的纳尔敦要塞。这一年的秋天，西班牙军队与荷兰军队进攻科隆选帝侯国，最后迫使法国军队决堤放水，撤出埃瑟尔河一线。在乌特勒支的主教座堂，天主教徒举行了最后一次弥撒，几个小时以后，市民就冲进主教座堂，捣毁了圣像、油画以及天主教神父的祭披，把它们扔到街上烧掉了。这一年的秋天，英国与明斯特正式撤出了对荷兰的战争。1674年秋天，法军再次掘开埃瑟尔河的堤坝，河水淹没了上埃瑟尔以及海尔德兰的部分地区，他们想阻止荷兰军队，但是徒劳。当法军撤出阿纳姆的时候，信仰加尔文派的市民冲进教堂，捣毁圣像和油画，在教堂的尖顶上竖立起象征奥伦治家族和胜利的橘黄色旗帜，并举行感恩祈祷仪式。荷兰军队重新攻克了曾经被法军占领的许多要塞，最后攻克了林根要塞。荷兰军队克复了上埃瑟尔、海尔德兰的广大地区。1674年6月，法军只保留了赫拉夫以及马斯特利赫特两座要塞。

威廉三世此时的威望急剧上升。1674年1月，哈勒姆市议会提议，荷兰执政官的职位将来一直由奥伦治家族的男性成员世袭继承和担任，荷兰联省议会也表示赞成。在这两年中，荷兰军队急剧扩充，军队行动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威廉三世在国家财政收入以及国防开支上与维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威廉三世以及联省议会采取积极的巩固和扩大陆地以及海上军备的措施，加固要塞，扩充武器弹药，以海牙为中心征召新的部队人员，荷兰的军队扩大到10万人。1673年，仅仅在“公地”就花费了100万荷兰盾，是荷兰每年岁入的五倍——当时荷兰的近一半的领土还在法军的占领之下。1675年，在“公地”的开支又支出50万荷兰盾。因此，奥伦治亲王和联省议会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当时荷兰省的年岁入为1800万荷兰盾，联省共和国七个省份加起来不到3000万荷兰盾，公众的负担以及公共的债务是一直迅速增加的。在此国难当头，荷兰各阶层的人民同仇敌忾，为国家缴纳了大量的税金，才得以支撑危局。正因为如此，直到1676年，威廉三世一直能让国家和军队处于战争的状态中，到1676年，荷兰军队的人员仍然维持在9万之众。

荷兰海上贸易制度的维持也要依赖于经济的状况。在1672年的“灾难之年”中，荷兰海上的贸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从1672年至1674年，由于英法舰队在海上的封锁，荷兰的商船大部分停泊在港口里不敢出海。从1674年开始，奥伦治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图挽救。特别在与英国以及明斯特缔结和平协定以后，荷兰的海上运输业以及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活动都有所恢复。但是由法国政府鼓励的从敦刻尔克出发的海盗船只还在劫掠海上航行的荷兰商船。因此，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西印度公司股票交易仍然不很活跃，直到1676年，才有所恢复和活跃，股票的面值才有上升。

1678年8月2日，奥伦治亲王统领35000名士兵(其中有部分西班牙人和勃兰登堡人)抵达今比利时境内的蒙斯。路易十四意识到不可能再取得优势，故撤出了荷兰城镇中的法国军队，法国还取消了1667年制定的对尼德兰地区的高关税的政策。不久以后，双方签订了《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荷兰与法国的战事终于停止了。荷兰取得了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法国取消对尼德兰的高关税政策对于荷兰在1680年代以后的经济复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荷兰由于单独与法国谈判签订和约，西班牙国王以及勃兰登堡选帝侯都对奥伦治亲王不满，他们视他为不可信赖的同盟者，由此也损害了荷兰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利益。

从1688年至1691年，荷兰以及英国两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那就是发生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它对于荷兰、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85年2月6日，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去世，这位国王没有正式的子嗣，由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 1685—1688年在位)即位。他原为约克的公爵以及海军大臣，在任海军大臣期间，英国的海军与荷兰作战时经常失利。他的第二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是一位天主教徒，英国的新教徒对他们夫妇很不信任。约克公爵詹姆士曾经表示不否认天主教会举行的弥撒中的圣体是耶稣真实的临在，这种宗教信仰上的看法与新教大相径庭。他在同年4月23日即位成为英国国王以后，被称为詹姆士二世。当时，英国国会曾经要求他宣誓效忠新教的信仰，但是他拒绝这样做。一开始，他与国会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查理二世的一位私生子企图夺取王位而被他处死以后，他致力于扩大君权，想要效法路易十四建立一支忠于王权以及他本人的常备军和海军，他将英格兰的陆军从查理二世时代的7000人扩充至2万人，以此震慑国会中的反对势力、新教贵族以及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以及民众中的清教徒。他还任命了一些具有天主教信仰倾向的人士担任高级官吏以及军队中的军官。他还在伦敦接见了罗马教宗的代表，这是自玛丽一世以来第一个来到伦敦的教廷代表团。早在詹姆士二世还是约克公爵的时候，他就十分关注英国海外殖民地利益的发展，并致力于推广英国经济的成长。他在成为英国国王以后，鼓励海外有技术经验的人才移居英国，并不论及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荷兰共和国在商业贸易上的成就是基于宗教宽容和良心自由的缘故。同时，在处理和国会的关系方面，他比较强调君主的权力。因此，他与国会中以托利党为主的议员以及当时英国国内的大部分坚定的新教徒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1686年至1687年两年之中，他使国会处于休会的状态。1687年，他取消了原来的镇压天主教徒的法令。

从1688年初开始，英国国内的托利党人以及绝大部分的信奉新教的臣民就企图废除这位信奉天主教信仰的国王。他们想到让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从荷兰渡海来英格兰充当英国的国王。他们的理由是：威廉三世既是查理二世也是詹姆士二世的侄子，他还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 1662—1694)的丈夫——原来威廉三世在1677年即与玛丽公主结婚，所以威廉三世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反对詹姆士二世的人士认为由这位新教徒的荷兰执政官同时兼任英国国王可以保住国会的以及英国新教教会的地位和利益。这种要求正好满足了威廉三世想要统治英伦三岛的野心。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大肆迫害胡格诺派的教徒，每天都有不幸的受害者在英格兰沿海地区登陆，英格兰举国上下都加深了对于天主教会在英格兰复辟的恐惧与仇恨。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知道，詹姆士的宫廷与法国的宫廷互相合作，对于他们的今生来世都是威胁。威廉三世对于英国人民的这种普遍的心理是非常了解的。

1688年4月底，詹姆士二世签发了第二个《免罪令》，这是有利于天主教徒的法令。他要求在全国各地的教堂里宣读这个法令。5月18日，英国国教会的7名主教在德高望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的带领之下，抗议国王的命令。普通教士服从教会上司的命令，没有在教堂宣读《免罪令》。詹姆士二世看到教会的领袖们居然抗命，愤怒异常。他要求以煽动叛乱罪审判闹事的主教。他的大臣们对国王的决定感到震惊，但是詹姆士二世一意孤行，下令进行审判。各位主教也决不让步，拒绝保释，他们被关进了伦敦塔。当他们登上驳船沿着泰晤士河被送往伦敦塔的时候，人民群众向他们欢呼致意。人民的欢呼包含着政治上的支持。主教们在6月15日被带回到威斯敏斯特宫，6月29日，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此时又出现了动人的场面，审判持续到晚上，审判员们整夜聚集在一起。次日，法庭宣布主教们“无罪”，人们欢声雷动。当主教们离开法庭的时候，连一些毕生反对英国国教会的人都跪下请求主教们降福。当天晚上，在人民的欢呼声中，7名主教向威廉三世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形势的发展使您认为能够在今年及时赶到这里给予援助，……我们必将迎接阁下登陆。”这封信由一名乔装成普通水手的英国海军舰队舰长赫尔伯特交给在海牙的联省议会以及威廉三世的执政官。

在大海的彼岸，威廉三世密切地注视着英格兰事态的发展。他从政治、外交、财政、军事(海军和陆军)、人员以及国内事务各个方面积极入手，准备入侵英国。荷兰举国的海陆军以及来自德意志和瑞典的雇佣军都投入了战斗准备，无数的商船都被投入使用运输军队、弹药和装备。9月下旬，威廉三世的一支拥有500艘战舰以及60艘护航船只的巨大的舰队聚集在荷兰西南部的沿海的港口城市海勒夫特斯勒斯(Hellevoetsluis)，准备远征英国，这支伟大的舰队的规模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四倍，远征军中有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有刚刚遭受迫害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总共有1.4万人。由于当时风向不合，所以一直在港口等待。直到11月初，庞大的舰队终于出发了，它沿着多佛以及加莱一线前进，并向多佛和加莱两边的要塞同时鸣炮致敬，并且吹号和敲鼓。目睹这场浩大的海上入侵的人们都声称这是他们毕生见到的最为壮观的景象。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新教之风”(Protestant wind)。最后，舰队在多佛登陆，没有多久就攻占了埃克塞特。在最初的三个星期中，荷兰的军队就展现出比英国军队更强大的优势，而且赢得英国各界明显的欢迎。威廉三世在向埃克塞特的绅士界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他不需要英国民众在“军事上的协助”，只需要他们在“道义的支持与参与”。有些英国民众向威廉三世的军队欢呼“上帝庇佑你们”，有些农民还送苹果给他们吃。詹姆士二世迫于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在10月3日取消了宗教法庭，关闭的天主教会的神学院，恢复同情新教的官员的职务以及一些城市的自治特权，敦促主教们捐弃前嫌，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到12月的时候，詹姆士二世军队的败象已经毫无疑义了。12月11日，詹姆士二世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他逃到了一只船上，可是没有赶上海潮，被渔民抓住，押回伦敦。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度逃跑，这一次他成功逃离英格兰，最后到逃到了法国。(www.daowen.com)

威廉三世在英国登陆

12月18日，“光荣革命”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这一天，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和他的军队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伦敦。奥伦治亲王下令首都所有的官员，包括王宫的卫兵在内，都要撤退到伦敦城市以外20英里的地方。白厅、圣詹姆士王宫以及伦敦的其他地方都由荷兰的士兵把守，他们已经在数月之内陆续来到英国。奥伦治亲王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的主人，早在与国会的议员们见面以前，他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和财政。1689年2月，威廉三世与妻子玛丽正式登基成为英国的共主。

早在入主英国之前，威廉三世就策划了一个复杂而缜密的计划，起草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根据上帝的旨意，威廉·亨利殿下即奥伦治亲王的宣言，他带领军队出现在英格兰的原因》。威廉三世的探子以空前的规模暗中散布数万份副本，印刷的地点包括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约克等几座城市，接着运输到全英格兰等地，按照预定的时间大量地发放。在这份宣言中，威廉三世刻意模仿他的祖父“沉默者”威廉的模式，向英格兰人民宣示：“如果合法权威所建立的法律、自由与惯例公然遭到违反与废除，那么任何国家或者王国大众和平与幸福均无法获得维护，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确定且明显的事实。”它列举了詹姆士滥权的一些事实，特别提到天主教会接管国家权力可能会导致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遭到侵犯。因此，他作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外国领袖接管英格兰的君主政府具有绝对的合理性。这份宣言后来在英格兰城镇的广场上以及乡间公开宣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三世的入侵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英国人民担心詹姆士会走上独裁之路以及天主教会恢复以后可能发生的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往几十年中来英格兰一直受到荷兰文化的侵蚀与影响，从落地钟、廉价绘画、资本主义精神、世俗主义、务实的地方自治以及宗教宽容思想等太多的荷兰元素注入英格兰。罗素·修托(Russll Shorto)在《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义之都》中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丽萨·加丁(Lisa Jardine)的看法指出：“到了1688年，英格兰与荷兰的文化、知识、宫廷以及政治上的交流已经十分密切，因此那场入侵更像是一次合并。”

威廉三世与玛丽在英国加冕，是为“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在进入伦敦以后，召集各地区的代表来到伦敦开会，共商国策。此次会议后来成为真正的国会。会议宣布詹姆士二世擅离职守，自动退位。威廉和玛丽共同执政。在此之前，国会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其中肯定了“英格兰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的权利，比如只有国会才能征税，臣民可以自由地请愿，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国会应该定期开会，等等。这些权利属于英格兰长期以来的传统，但是以书面的形式加以肯定，而且作为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契约”出现，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光荣革命”还附带有几项法律文献。它们是：(1)1689年的《兵变法》，规定国王如果征召一支常备军，只可以维持半年左右，否则国会就不拨款；国会由此控制了军队，国王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军权；(2)1689年颁布了《宽容法》，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但仍然维持非国教在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地位；(3)1694年颁布了《三年法》，规定一届国会的时间最多为三年，每三年要改选一次；(4)1696年颁布的《叛国法》，其目的是不让国王以“叛国罪”为借口清除反对派，为被指控犯“叛国罪”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5)1701年的《继承法》，规定了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保证王位不会再回到詹姆士二世的男系后代的手上。^[1]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这场跨海政权转移的“光荣革命”对于英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英国金融的现代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扩张等。其中最大的影响还是终结了英国的君主制，开启了君主立宪制，一个强大的和稳定的国会逐渐形成——这是威廉三世在宣言上多多少少做出的承诺。

威廉三世在登基以后，就要求英国参与对法国的战争。1689年5月，他让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分别向法国宣战。但是，他从荷兰带到英国的大量军队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没有办法开回荷兰与法国作战，因为英国国内的亲詹姆士的势力在苏格兰、爱尔兰甚至英格兰仍然存在；没有荷兰军队驻扎在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就有可能会失去。开始时，英国国会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威廉三世对法国宣战的目的是维护荷兰的利益，一时间心怀疑虑。但是最后因为担心法国的势力过于强大，还是同意和支持英国加入西班牙和勃兰登堡的结盟，共同反对法国，即英国还是加入了反法的“奥格斯堡同盟”(The League of Augusburg)。这是威廉三世为了防止路易十四及其王族参与西班牙王位争夺的举动。当时，西班牙国王菲律普四世的继承者查理二世身体虚弱，法国想乘此机会以姻亲之名夺取西班牙的王位。威廉三世认为法国的野心和称霸将破坏全欧洲的势力平衡，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和好战的天主教国家，危及英国、荷兰以及新教的整体利益。所以，他决心与法国展开长达15年的战争。

威廉三世入侵英国以后他对于法国的战争，给荷兰本国带来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在入侵以后的三年，荷兰大量的精锐部队必须留在英国维持新秩序；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本身还必须集中国内的军队与法国作战。联省议会、荷兰省与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各省都必须分出力量支持威廉三世，以防止詹姆士二世卷土重来，并将英国转变为一个由反天主教会的国会主导的立宪政体。荷兰除了维护“光荣革命”的成果以外别无选择。在威廉三世的安排下，在英国的1.7万名荷兰精锐部队的经费是由英国的纳税人支付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荷兰的摄政团的议员们心存疑虑。他们知道，一旦英国的新政权安定了，矛盾的焦点就会转到欧洲大陆的低地国家，荷兰本身的形势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荷兰的军队在英国和低地地区一分为二，势必对荷兰国家的防务造成弱化的态势，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力量比较薄弱，荷兰在北方以及德意志地区与法国的抗衡就会起主导的作用。威廉三世还要面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反抗，这决定了他很难站在荷兰执政官的地位上多多为欧陆的本国再作考虑。英国也要维持在海上的军事力量，这也会对荷兰海军以及航运业的发展造成制约。总之，威廉三世的主要目标是要遏制法国的扩张，击败路易十四，维持欧洲的势力平衡。荷兰摄政团的主要的考虑是联省共和国的利益不要在欧洲各国的争斗中卷入太深，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省的各城镇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极力保护各自的航运业以及贸易活动。联省议会还担心威廉三世作为英国的国王、英国以及荷兰两国军队的实际统帅，其权力将比1688年以前更为强大(而不是摄政团所希望的更加弱小)。法国的一些抱有敌意的宣传小册子不怀好意地宣扬威廉三世实际上已经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联省共和国“四个王国”的元首。

在威廉三世成为英国的国王以后，英国与荷兰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两国协议，由荷兰的商人提供资金为英国制造船只与军舰，这就使得英国的海军后来居上，两国还规定了造船数的比例为3∶2，这使得英国后来在海上力量上超过了荷兰的海军。两国还对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利益做了分配，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东方的香料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事印度的纺织品贸易，后者还因获得大量的荷兰资本而重组。到了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纺织品的贸易额逐渐地超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香料贸易额，到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强大的贸易垄断公司。

【注释】

[1]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