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是尼德兰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就在这一年荷兰人民举起了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旗帜，标志着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开始。这一年的4月5日，有200多名来自低地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贵族，在韩德里克·凡·布雷德罗(Hendrik van Brederrode， 1531—1568)的率领之下，骑着马来到布鲁塞尔宫殿面见玛格丽特公爵夫人，向这位女摄政总督提交了“妥协请愿”(Petition of Compromise)，该请愿书有400名贵族签名，它强烈地谴责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且要求解散这个机构，这份请愿书有荷兰文、法文以及德文的版本。他们请愿的重点在于废止宗教裁判所这个被所有低地国家人民厌恶的机构，既没有反对国王和哈布斯堡王室，也没有反对天主教会。在请愿者看来，宗教裁判所这个机构不仅是邪恶的，而且对于尼德兰社会和法律具有颠覆性，也与这个地区人民的权力与福祉有冲突。他们声称宗教裁判所“消除了所有自古以来的特权、选举权以及豁免权，使得这个国家的市民以及居民困苦不堪、永世为奴”。他们请愿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挑选的日子是圣枝主日前的星期五，似乎象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既是和平的宣示，也可能含有殉道的意义；同时，耶稣是上帝之子，是否也预示荷兰人自视为上帝之子？他们表现出非常的谦逊，似乎符合西班牙国王“良善与忠诚的仆人”的身份，但是在宣读完请愿书以后又全体奇怪地做了一个优雅的半转身的动作，似乎又是一种强烈的警告，“预示可能爆发一场群众运动”。

玛格丽特的幕僚讥讽这些荷兰贵族的逢迎与献媚，称呼他们为一群“乞丐”。但是玛格丽特本人面对这批人站在她面前的壮观场面则感到困惑、犹疑以及惧怕。她以国王菲律普二世的名义答应了暂时停止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和宗教裁判官的宣判活动，直到联省议会的代表团到马德里向国王正式请愿得到答复以后为止。当天晚上，这些贵族举行了宴会，他们套上了教会的修道士们穿的无袖罩袍，背着乞丐们使用的麻布袋，捧着质地粗糙的木碗，打扮成乞丐的模样，同与会者饮酒庆祝宗教裁判所停止活动，还向“乞丐”这个名称致以最高的敬意。根据历史学家凡·尼洛普(Van Nierop)的解释，这是一种以类似嘉年华的形式表达出的反抗讯息，因为颠倒与反转正是嘉年华的本质。后来，果然西班牙的统治者称尼德兰的“反叛者”为“乞丐”，尼德兰的革命者也顺势接纳了这个名称，并以托钵僧的麻布旅行口袋作为自己的象征。

“乞丐”这个名称与他们穿戴的标记，迅速地传播到尼德兰各地，甚至有时连妇女们也佩戴小木碗图案作为装饰。一些具有反抗思想的贵族们也舍弃了象征高贵身份的华丽的金、银、红、紫等色彩，选择穿上乞丐和修士们穿的灰色和棕色的衣服。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就有相当强烈的颠覆意味。参加请愿的“乞丐们”还以一种凯旋的方式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征集布拉班特以及佛兰德斯贵族们的签名，许多贵族都愿意签名，荷兰省的贵族表现得特别积极。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一些城镇还出现了支持“乞丐们”的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

就在“乞丐们”去布鲁塞尔请愿的时候，在佛兰德斯西部，加尔文派的群众举行了大型露天布道活动。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十分迅速，6月，在安特卫普、布雷达以及斯海尔托亨博斯都出现了加尔文派的露天布道活动，有时几百人，有时上千人。到了7月和8月，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恩克赫伊曾都出现了这类活动。

就在这一年的8月10日，南部尼德兰地区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性的破坏圣像运动。那一天，许多长期被压迫的激进的新教徒，在聆听完一天的布道以后，情绪亢奋而狂热，他们从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镇史汀福尔德(Seenvoorde)开始，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他们闯进当地的圣劳伦斯修道院，捣毁圣徒的雕像、毁坏并焚烧祭坛、绘画和壁画。此次“圣像破坏运动”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继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后的第二次相同类型的运动。在尼德兰地区的此次运动又被历史学家称为“圣像破坏的怒吼”(iconoclastic fury)。它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但在它的背后也自然有深刻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原因。这一年4月，荷兰的贵族向玛格丽特请愿以后西班牙当局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决以及惧怕的心理，无疑给社会上聚集起来的反天主教以及西班牙的政治力量(其中大部分为具有新教思想的各界人士)以某种鼓舞；同时，16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尼德兰北方在波罗的海的战事以及推迟从英国进口布匹造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失业以及食品价格上涨，造成底层人民的不满。因此，在后来日益发展的“圣像破坏运动”中有人攻击政府机构特别是市政厅，还有人抢劫商店或者食品店。当然，在此次运动中群众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还是天主教会的教堂。

《1566年圣像破坏运动》，Dirk van Delen绘制于1630年

这个狂热的运动从今天的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城一直蔓延至大城市安特卫普，在8月20日至21日，安特卫普有42座教堂遭到洗劫，无数的圣像、绘画等宗教艺术品和法器都被扔到街上砸碎，到了晚上，人们点燃火把继续打砸抢，整个城市一片狼藉。包括主教座堂在内的内部装饰如画有圣像的彩色玻璃、十字架、基督受难像、管风琴等被破坏殆尽。在这些新教徒的心中，所有这些外在的物品都象征着罗马教宗的权力。两天以后，暴乱从安特卫普蔓延至西南部的米德尔堡、法拉盛，人们抢劫了米尔德堡当地的修道院教堂以及许多乡村教堂。同一天，暴乱还蔓延到南部城市布雷达，又过一天，一群年轻人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些重要的教堂。北方各地在破坏圣像运动开始的时候与南方一样混乱与无序，但是到了8月下旬，运动就变得更系统和组织化了，一些具有新教思想的贵族以及城市的主要市民参加了进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人们在破坏了圣像以后围在城市主教座堂的周围唱起了赞美诗。在乌特勒支，人们在当地新教的贵族率领下将教堂里的大量的法器、艺术品以及祭披堆在街道上焚烧，还有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整座图书馆的书籍都被付之一炬。9月，起自南方的暴动继续向北方蔓延。9月25日，在莱顿以及海牙，市民在武装的贵族的保护之下焚毁圣像。在布里尔及其周围的乡间，民众在一些贵族的鼓动之下系统地洗劫了许多教堂。同月，在另一北方城市吕瓦登，市政厅在民兵组织的压力之下将教区教堂里的圣像撤出，让新教徒进去进行自己的崇拜。在城市里的大部分天主教神父不是选择逃亡就是留下与新教徒一起进行崇拜。又过了一个月，弗里斯兰整个地区都建立了新教的团体组织。在这场圣像破坏运动中约有400多座教堂遭到劫掠，无数圣像和圣物以及宗教艺术品遭到破坏，许多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遭到虐待，导致整个尼德兰社会的严重不安。

然而，当时尼德兰全境中主要的人口仍然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只是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少数人团体，北方各省中新教徒的人口更少。在天主教势力较大的地方，城镇的政府动员军队以及民兵的力量保卫教堂或者镇压暴动的民众。在一些地方如瓦隆的城镇里尔、列日、那慕尔以及杜埃(Douai)，天主教徒激烈地抵抗新教徒。在里尔，天主教徒表现得比新教徒更加暴烈。在一些地方，新教徒根本无法建立自己的团体，天主教徒更是冲进新教徒的家里洗劫他们的财产，强迫新教徒重新为他们的孩子受洗。在安特卫普，天主教徒的反应比较软弱；但是在布拉班特其他的城镇，天主教徒的反应就比较激烈，有一些天主教贵族武装起来保卫教堂。8月下旬，在荷兰与德意志交界处马斯河畔的奈梅亨，新教徒一度占领了城市，但是天主教的民兵不久就夺回了城市。在阿姆斯特丹，当时起来的民众分为两派，比较底层的民众是激烈的圣像破坏者，但是新教的主体市民后来是在一个由加尔文派的监督会议领导之下的，他们不赞成使用暴力的手段。另外，阿姆斯特丹的地方秩序是由民兵或民团组织维持的，他们不愿意使用武力对付圣像破坏者。在代尔夫特，市政厅试图阻止新教徒举行崇拜，地方民兵不但不服从市政厅的命令，而且将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小修道院交给了加尔文派管理。在哈勒姆，地方民兵告诉市政厅的议员他们既不会反对圣像破坏者也不会镇压他们的聚会崇拜。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许多地方的市政厅在民兵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允许新教徒在城墙内举行他们的崇拜活动。

1567年8月，菲律普二世派遣阿尔巴公爵(Don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the third duke of Alva， 1507—1582)率领10000名由西班牙以及那不勒斯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部分日耳曼的雇佣军来到尼德兰镇压当地的骚乱。许多地方的反抗活动一时停止下来，或者转入地下。但是阿尔巴公爵以及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绝不满足于此。当时菲律普二世觉得，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已经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帝国的财源枯竭，前景堪忧，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陆地以及海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在低地国家维持一支强大的部队也是非常必要的，王室需要当地的秩序稳定下来，才能保证这片肥沃之地的财政税收不出问题。从天主教信仰的角度考虑，保持这一地区天主教会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唯其如此，西班牙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柱石，这也与帝国的经济利益相符合。

由于阿尔巴公爵冷酷的名声，他的军队还没有抵达尼德兰的时候，当地的抵抗活动已经沉寂下来。阿尔巴的10000名精锐部队开进尼德兰的时候，他很会营造恐怖的气氛。西班牙的大军如长蛇一样地移动，分成三支小队，先头的部队先抵达一处营地，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继续前进；中间的小队隔天出现在同一地点，提高吓人的气势；最后的大部队则带着大批的旗帜以及作战的武器弹药和粮草，再隔天抵达，给人以源源不绝的印象。他的部队配备有滑膛枪，这是新式的军事发明，曾经使得法国人胆战心惊。

按照菲律普二世的意愿，玛格丽特应该继续担任摄政，而阿尔巴公爵则全面执掌低地国家的军事事务。但是阿尔巴在抵达布鲁塞尔以后，以不可一世的气势扩大他的权威，这就使得玛格丽特只能选择退位。9月，她就离开尼德兰去了意大利。从那时起，阿尔巴公爵就成为西班牙驻扎在尼德兰的总督。(www.daowen.com)

1568年1月，西班牙军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奥伦治威廉亲王最初仓促组织起来抵抗西班牙人的临时部队。阿尔巴率领的军队在挺进中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从1572年至1573年，西班牙人向哈勒姆、聚特芬、梅赫伦以及莱顿等大城市发起攻击。当一座城市被攻陷或者投降以后，他就指挥士兵任意劫掠，以惩罚市民。他在聚特芬心满意足地给国王写信：“我的士兵割开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喉咙。”不久，他的部队沿着布满风车的围垦的沿海地区向荷兰省前进，这里几乎都是由信奉新教的市民占领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是在亲西班牙的人士以及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在进抵阿姆斯特丹之前，西班牙军队在阿尔巴公爵的儿子堂·法德里克(Don Fadrique)指挥下攻击东南方14英里处的小城纳尔登(Naarden)，那时已经是12月的冬天，市政厅成员看到声势浩大的敌军展出攻城的武器时，决定投降。西班牙军队进城以后，杀死全体市民并放火焚烧全城。几天以后，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姆斯特丹，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欢迎。军队进入各大修道院，这些宗教建筑成为士兵的庇护所和马匹的收容所，由于大批军队的到达，城市中的食物短缺。西班牙的军人在屠杀了信奉新教的平民以后虔诚地跪在教堂里举行弥撒。西班牙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哈勒姆，阿尔巴在攻击该市的时候组织了3万重兵，围城的行动持续了整个寒冬。城内饥馑流行，城外西班牙士兵也死伤惨重。堂·法德里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够撤军。阿尔巴回信说：“如果你拔营撤退或者没有让他们投降，我就与你断绝父子的关系。如果你在围攻行动中丧命，我会亲自取代你的位置，尽管目前我仍然卧病在床。如果我们两人均失败了，那么你的母亲就会从西班牙过来，打赢这场他儿子缺少勇气或者耐心打赢的战争。”最后，哈勒姆市弹尽粮绝，在重围之下投降。西班牙人则杀光了仍然存活着的2000名荷兰士兵。除了北方以外，荷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在战争中流失了财富以及影响力。

阿尔巴公爵主持“血腥议会”镇压尼德兰人民，由Simon Frisins作于1621年

在重建西班牙人的统治秩序方面，阿尔巴公爵在其军队抵达以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纷争调解委员会”(Conseil des Troubles)，由9名委员组成，虽然其中尼德兰人有7名，但是投票权的行使只限于西班牙人。这个机构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调查过去的两年中所发生的反对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会的事件以及参加的人士，并且惩罚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也就是“秋后算账”。1569年，这个机构设有负责检控的职员170人，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算严厉与高效。它还设立秘密搜捕组织，侦查新教徒，鼓励社会各界告密与相互揭发，大批新教徒遭到逮捕，在严格的审判之下被处以极刑。据估计，在阿尔巴统治时期，有895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遭到调查并被判处叛国罪或者异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记录在案的大约有1000人被处死，1.2万人的财产被充公。另有统计说有1.8万名尼德兰人被处死。这个“纷争调解委员会”后来被人们称为“血腥的委员会”。

被西班牙人杀害的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的伯爵菲律普

在“纷争调解委员会”迫害下遇难的，还有埃格蒙特伯爵(Egmond Lamoraal， Count of， 1523—1568)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Philippe de Montmoreny， Count of Hoorn， 1524—1568)。 1567年9月9日，阿尔巴公爵在布鲁塞尔宫殿宴请他们两位，宴会结束以后就将他们逮捕。他们两人是尼德兰地区的主要贵族。埃格蒙特家族为尼德兰地区很富有的和很有声望的家族之一，埃格蒙特伯爵的父亲埃格蒙特·约翰五世是“金羊毛骑士团”成员之一，母亲出身于卢森堡的名门望族，他本人是佛兰德斯以及阿图瓦的省议会的主要议员。他与霍伦伯爵菲律普虽然对西班牙王室在低地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十分不满，同情圣像破坏运动，但是他们效忠于国王的立场从未改变，而且人所共知。玛格丽特摄政与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阿尔巴逮捕他们两位贵族也是导致玛格丽特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伯爵遭到逮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根特的一座城堡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布鲁塞尔。埃格蒙特伯爵是一位具有中世纪骑士风度的贵族，在阿尔巴大军压境的情形之下，反叛者希望他离开，转移到敌后。但是埃格蒙特伯爵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心志，他认为逃离是不对的，根据骑士的传统，此举等于是羞辱国王。从一开始，埃格蒙特对于他所持的政治见解与对国王的态度就区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政治见解的不同不等于不忠诚国王。前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埃格蒙特理解叛乱者的立场，同时也表示当阿尔巴公爵来到时，他会对他表示敬意，他也相信后者会与他礼尚往来。尼德兰诸省的各界人民都知道他们都是忠诚王室的，除了感到阿尔巴是暴君以外，他们还感到困惑不解，更难以想象两位伯爵最后是何以被处决的。次年6月5日上午10点钟，在布鲁塞尔城市的中央的大广场，埃格蒙特伯爵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被西班牙士兵公开斩首，据称两位伯爵临刑时从容镇定，毫无怨言，表现出旧时代贵族应有的尊严。当时有许多同情他们的民众驻足观看，还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公开地流下了眼泪。4天以后，另有18名贵族也在同一地点被处死。1810年，贝多芬所创作的《埃格蒙特序曲》也是以此历史事件为主题谱写的名曲。阿尔巴公爵事后在给菲律普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由于他们得到报应，我心满意足……”“应该立即杀一儆百，我以为以冷酷的手法执行，效果会更佳。”“无人敢问我，我是否有权执行现在的任务。我拒绝表明我的权力的来源，只说我必须为陛下效命。”

在埃格蒙特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以后，许多著名的贵族因为害怕而逃离了这个国家。由于南方与北方情况的不同，北方有许多贵族在过去的两年中都参加了反抗西班牙王室以及天主教会的斗争，特别在荷兰有更多的贵族，大约有50%以上的人，包括荷兰省议会的11名议员中的6名在1565年的《妥协请愿》上签字，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省份。在乌特勒支、弗里斯兰以及奥默兰都有大量的贵族同情叛乱。在荷兰省，大约四分之一的贵族都倾向于新教而反对天主教。即便在大部分是乡村的上埃瑟尔省(1565年当地没有破坏圣像运动的发生)大部分的贵族也反对讨伐新教徒。这些人面临阿尔巴的反攻倒算，许多人只得选择逃亡。其中一些人在以后的抵抗运动中又回到尼德兰。还有许多贵族的宅邸遭到搜查，他们的信件和文件都被充公。阿尔巴将卫戍部队的指挥部设在处于交通要道布雷达的奥伦治亲王的宅邸，然后将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用船运到这里，再运送到根特。当时低地国家人民的外逃运动分为两拨：第一拨发生在1567年的春天，倒不是因为当时南方与北方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而是因为许多南方人要逃到北方会聚到北方抵抗运动领导人的麾下，拿起武器抵抗西班牙人的压迫；第二拨则在1567年下半年至1568年的冬天，有许多人越过冰雪封冻的斯德尔河逃亡北方。单在恩克赫伊曾一个地方，就有350名逃亡者越过冰雪地带逃往弗里斯兰。当时主要有三条逃亡的路线，第一条是从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的西部城镇、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逃往西北部日耳曼地区，特别是北方的港口埃姆登；第二条是布拉班特、荷兰省南部和乌特勒支逃往克里夫斯和莱茵兰；第三条则是从佛兰德斯以及泽兰从海上移民英国。

阿尔巴还代表西班牙王室向尼德兰当地人民征税。1569年3月，阿尔巴召集联省议会开会，这是1559年以来以西班牙王室名义第一次召集联省议会开会，主题就是要向各省征收巨额的税款。征税的方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向财产的拥有者征收1%的财产税；第二，征收5%的土地税；第三，征收什一税，这是仿效卡斯蒂尔的税制征收的一种税收。这三种税收都激起了尼德兰社会各阶层的极为不满，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巨额的税款不是用来改善本地的行政以及社会管理，而是用来维持西班牙驻扎在当地的军队的军费。如果省议会或者联省议会默许这样的做法，就等于放弃了各自本来拥有的在政府税收上的杠杆作用，向国王的权威投降。如果菲律普二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就等于说他可以免除宪法上的限制，因为在勃艮第时代以及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时代，征税是必须经过省议会讨论和联省议会同意的。

联省议会迫于压力在字面上勉强同意阿尔巴的征税，但是省议会以及市政厅则坚决反对。阿尔巴只得接受省议会提出的一种权宜的征税办法。1571年月31日，阿尔巴下令重新征收什一税，但是引发人民广泛的不满，遭到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抵制。阿尔巴威胁以惩罚手段迫使市政厅的官员以及法官执行他的命令，否则主要官员要处以罚款——如在豪达，市长被罚款1000荷兰盾，每一个法官被罚款500荷兰盾。这种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的愤怒，在佛兰德斯、布拉班特、荷兰诸省尤其如此。在豪达，当地的民兵组织表示，如果开征什一税，他们就会罢工，不再维持社会秩序。1572年3月，许多地方的民兵单位已经公开与地方政府闹对立。虽然阿尔巴的征税没有直接引发暴乱，但是此举极大地损害了西班牙王室在尼德兰人民心中的威望。

恢复天主教会的秩序是阿尔巴公爵所作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西班牙军队的到来，当地的抵制新的天主教主教任职以及取消对于特兰托大公会议决议宣传的活动就立即停止了。格罗宁根立即任命了新的天主教主教。1569年3月，新的天主教主教也在位于南部林堡的鲁尔蒙德(Roermond)任职。1570年2月，教廷委派了第一任弗里斯兰的主教。1570年10月，最后一位天主教新的主教在代芬特尔任职。从那时起，低地国家开始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又称天主教改革运动，每一个新的主教区都开始印刷出版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议和文件，分发到教区的各个阶层，同时各教堂也召开了参事会，贯彻反宗教改革的各项决议。但是教会的各级组织、地方政府以及教育机构对于反宗教改革运动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市政厅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就对于其他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学校也是如此。新的主教们的目标之一是整肃各级学校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可靠的校长，特别是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代之以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控制民办的学校首先就让市政厅的议员们感到不快。即便在阿尔巴公爵直接控制的地区，新主教们要替换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