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西欧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是1470年代至1480年在尼德兰地区产生的，其具体的地点就在相对遥远的东北部省份上埃瑟尔以及格罗宁根。这样一个对整个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居然起源于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相对封闭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加以仔细地考察，自中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中一直有虔敬的和灵修的传统，当地教育的发展也为这一思想运动的发生作了准备。

14世纪晚期在尼德兰地区出现的一种名为“现代虔敬运动”(Devio Moderna or Modern Devotion)的宗教思想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出现作了准备。当时，有一位名叫格罗特(Geet de Groote， 1340—1385)的人，他创立了一个名叫“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团体，倡导一种虔敬的宗教生活。他原本是代芬特尔的普通市民，早年在巴黎接受教育，学习医学、法律以及神学，后来也有了成功的职业。在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去了科隆以及别的地方教书，并过着一种奢华的和自我沉沦的生活。从1374年开始，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想开始过一种虔敬的和简单的生活。以后的三年，他是在一所修道院里度过的，他听从卢斯布鲁克(Jan van Ruysbroeck)的教导，在1379年成为乌特勒支教区的一名传教员，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拿圣俸的教士。他用荷兰语布道，赢得了许多民众的敬仰。不过，他也坦率地批评当时教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后来并不见容于教区。在离开教区以后，他在各地旅行并批评当时教会中的一些神职人员的腐败生活，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他特地写了《公共抗辩》(Publica Protestatio)坚持自己的立场。格罗特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他们成为“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核心成员，他并不要求这些人发终身圣愿，而要他们在内心听从天主的召唤。他们在代芬特尔过着一种半修道式的生活——奉献个人的财产、居住在共同的房舍里面、有纪律之维持、按时祈祷并从事劳动。他还在同一座城市为妇女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他们的虔敬的宗教生活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在格罗特去世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仍然发展，其中一部分人居住在温德斯海姆(Windesheim)，遵循着奥斯定会的会规。他们非常强调教育，在尼德兰全境广设学校，以后还到日耳曼开设学校。他们还为学校提供书籍，许多成员抄写经书并付诸印刷。这个运动赢得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敬仰和参与，在市民阶层以及修道院两个方面发展，对于15世纪中叶的尼德兰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文提及的查理五世的私人教师，后来成为罗马教宗的哈德良六世早年也是代芬特尔和兹沃勒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之一。

卢道尔夫·阿杰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 1443—1485)也是“现代虔敬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今天荷兰的巴夫洛(Baflo)，是当地的一名座堂神父的私生子，该教堂是奥默兰的六个主要地区教堂之一。他在格罗宁根的提倡虔敬运动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后来又去意大利学习，当他于1479年回到尼德兰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在尼德兰以及德意志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并进入了勃艮第在布鲁塞尔的宫廷。他在安特卫普担任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但是，他不久就认为当时的学术文化相当粗鄙和简陋，决意离开安特卫普。他通过家庭和别的联系去往尼德兰的东北部地区，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余生。他被称为北欧人文主义之父。他在那里不仅向人们传播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注释法，而且鼓励人们学习古典的拉丁语、新的批判哲学以及进行有关古希腊的学问研究。在当时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他是为数极少的同时懂得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也是教育家和音乐家，提倡教堂的管风琴演奏以及圣乐。同时，他也反对长期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在他去世以后，人们出版了一些关于他的生平传记，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名望。他受到下一代的荷兰以及日耳曼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尊敬，伊拉斯谟等人都承认他的思想是北方人文主义的源头，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现代虔敬运动”以及“共同生活兄弟会”并不与社会隔离，却希望过简单纯净的宗教生活。他们一定程度受到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影响，强调内心的体悟，不提倡经院哲学。但是，与狂热的神秘主义相比，他们的取向仍然很不相同。关于肯皮斯的神秘主义，赫伊津哈将它称之为“冷静的神秘主义”(nuchtere mysticisme)，这位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认为，尼德兰的基督徒们，在中世纪的晚期已经舍弃了狂热浓烈的神秘主义，他们制止了灵修生活中的偏激，将宗教的热忱转化为对天主的谦恭柔顺以及平实温良，并且崇尚日常生活中的虔敬、道德、简朴以及慈善。但是，他们对于弥撒特别是圣体圣事中的“奥秘”仍然充满着温和和静谧的热情，对于圣灵的指引感到含蓄细致的恩宠。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提到：“在温德斯海姆的修道院，见到的是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宗教情怀与微妙细致的神秘。它并非是雷霆式的浓烈的神秘，它是一种小小的火花，持续地在静谧、不张狂的小圈子内产生的一种私密与融洽的灵修。肯皮斯最优美且有力的作品是《效法基督》，作者一心探求万物静谧的本质。”他形容《效法基督》是散文诗，其韵律是“在黄昏的海洋，下着温和如丝的细雨，是某个秋天微风的叹息”。这个运动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就是回归早期教会的那种质朴以及虔诚、从个人的内心而非外表的形式(如华丽的辞藻以及繁文缛节的礼仪)深度体验基督的信仰，从内心去追求真理，跟随基督的脚踵。因此，它又带有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色彩。肯皮斯已经提到只有内心的对于基督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人们知道如何去走内在生活的道路，将小事置于自己的身外，人们不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或者固定的时间去表现自己的虔敬。”

在15世纪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从尼德兰流行到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国家，他们对于教育的推动规模很大而且意义深远，其学校的课程除了宗教课以外，也注重希腊文的教育，以便培养学生研究古典作品的能力。他们还继承了自中世纪以来抄写经典手稿的能力。印刷术出现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中小学的课本、包括宗教、语文以及古典的作品。在16世纪以前，他们印刷了9000多本书籍，很多尼德兰地区的人文主义学者都受教于“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在思想上也受到“现代虔敬运动”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鹿特丹的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

伊拉斯谟肖像，由艺术家小汉斯·荷尔拜因绘制于1523年

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是一位神职人员的私生子。他早年最初是在豪达上学的，后来他又去了代芬特尔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读书，在后一所学校里，日耳曼的人文主义学者亚历山大·赫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 1439—1498)是他的老师。1486年，他在豪达附近的格里高利奥斯定会成为一名执事。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古典的以及早期教父的著作。1492年，他成为一名神父。1495年，他离开了修道院前往巴黎大学深造，在法国期间，他对于宗教改革以前的社会气氛非常敏感和了解。1499年，他在其学生威廉·布罗恩特(William Blount)的陪同之下初次访问了英国，在牛津大学，深受英国学者科勒特(J. Colet)的影响，开始放弃经院哲学而直接研究《圣经新约》。1500年，他回到欧洲大陆，其间他拒绝了巴黎大学和鲁汶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席位，潜心学习希腊文。他于1506年至1509年之间三次访问意大利，但是并没有从意大利找到自己在学术上的灵感。在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以后，他再度访问了英国，一度居住在托马斯·莫尔的家中，他们由此成为终身的好朋友。他又被枢机主教和神学家费舍尔(John Fisher， 1469—1535)邀请到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第一位希腊文教授。1516年，他接受未来的查理五世的邀请前往设在布鲁塞尔的朝廷，成为查理五世的咨询顾问。1516年，教宗发布简谕，解除伊拉斯谟在修道院的义务，他又恢复了旅行。但是在1521年，他选择在巴塞尔永久地居住下来了。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婉拒了许多国家君主授予的高官厚禄。1529年，宗教改革波及巴塞尔，他逃离了那里，在弗赖堡定居下来，一直居住到1535年，继续推进宗教信仰之间的和平相处。他是在巴塞尔去世的。

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世界在他所处的时代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学者有责任去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会的统一。这三大威胁：一是教会中人过度地沉湎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学问有可能会导致当代的“异端”的产生，古典的异教观念有可能会渗入和败坏基督教的信仰。二是“犹太主义”的观念，即过度地强调礼仪、仪式和律法，反而忽略了真正的基督的爱的真义。伊拉斯谟的原意不是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人，他只是认为从犹太教来的这种过分地依赖于外在的律法和礼仪比古典的异教主义更加危险。三是他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大分裂，它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的解体以及欧洲各国的残酷而频繁的内战。伊拉斯谟向往的是一种较为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和去教条化的基督教信仰。他提倡每一个个人应当效法基督，追随基督的榜样，与基督直接地融为一体，要去除那些虚假的虔敬——如敬拜图像、膜拜圣徒、朝圣、禁食与斋戒、空洞地背诵拉丁文的经文(其实大部分人民群众并不理解拉丁文)以及过度沉迷于仪式和礼仪。尽管他并不积极地批评修道主义，但实际上他认为修道的观念并无太大的意义。他在“真正的基督教”与虚假的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他告诉读者说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充斥着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假的基督教。伊拉斯谟哲学中的基督是理想的个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保守的天主教会人士视其为洪水猛兽，滥施打压。伊拉斯谟同意路德对于教会弊端的抨击，尽管他不同意路德其他的神学见解，主张以和平与宽容的方式解决教会内部的争端。伊拉斯谟认为，路德的思想过于极端，而且有着易怒的性格，他不喜欢路德否定意志自由，也认为马丁·路德缺少人文主义者的文雅品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充满着宗教宽容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神学与哲学、理智与信仰、热忱与谦逊、宽容与持守、激情与和平、科学与艺术都能够达致一种和谐的状态。伊拉斯谟的时代，“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异常尖锐的地步，这使得他感到不安与痛苦，他以坚定的立场表达应当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从而使得教会再度复兴。尽管他被认为是在为宗教改革铺路，但是他的学者的性格使得他厌恶暴力、追求心智的和平，没有偏向宗教改革派，而是选择回归教会的传统以及稳定。他的著作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遍及教育学、宗教、伦理道德、古典文学以及译著。其文风文雅质朴、时而滔滔雄辩、兼具冷嘲热讽；时而诙谐有趣，不乏机智幽默。(www.daowen.com)

《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是伊拉斯谟最经典的代表作。此书的构思是他从意大利去往英国的途中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萌发的，他到了伦敦以后在托马斯·莫尔家中迅速地写成，并把它题献给莫尔。他以“愚人”的口吻讽刺当时的世态与世像，特别是那些被他称为“贤人”的高级教士们的伪善与无知。他称那些教士“计算每个灵魂在炼狱里逗留的时间”的赎罪券，称修道院的僧侣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他们的行为举止拘泥于小节，“缚凉鞋带要准确到打多少个结；各式的衣服分别取什么特异的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有多宽多长”等。教宗应当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们唯一的武器应该是神圣武器，在这种武器的使用上，他们慷慨之至，例如他们的禁止圣事、停权、谴责、重诫、大绝罚与小绝罚，以及他们的令人一见即使人的灵魂堕入地狱最底层的怒声咆哮的敕令”。^[1]他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来表达他的思想，不带教条意味的说教，被视为人文主义的经典巨作。

由于伊拉斯谟主张从《圣经》的原文理解教义的本质，他曾经在鲁汶大学设立三语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提倡以拉丁文、希伯来文以及希腊文来解读和注释《圣经》，由此也推进了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兴趣。伊拉斯谟摒弃中世纪长期以来统治神学界的以继承亚里士多德思辨为特征的经院哲学，认为此种哲学过于烦琐，“是从荆棘丛生的书籍中演绎出来的”，他主张回到基督教的源头及《圣经》中耶稣原来的思想以及早期教会的历史以及教父的思想，“这样去求真遇到的麻烦少，成果多”，他致力于研究古典的语言，翻译《圣经》的目的就在于此。“我希望，所有的贤妻良母都能够读《福音书》以及保罗的《使徒书》；我希望福音书和《使徒书》能够翻译成为一切的语言；我希望所有的农夫都能一边耕地一边唱圣歌，所有的织工能够一边织布一边唱圣歌；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帮助出门在外的人减轻旅途劳顿之苦……这样的哲学是神的倾向问题而不是三段论的问题，是生活问题而不是争论的问题，是神启的问题而不是深奥的学问，是人的转变而不是逻辑问题。”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充满着宗教宽容思想，荷兰有不少杰出的人物受到了他那种宽松的和非教条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赫伊津哈认为这是17世纪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杰出的政治家所特别提倡的“宗教宽容”理想的原型。不过，在当时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加尔文教会中都有许多人不喜欢他，1549年，有人在鹿特丹竖立了一尊他的木质的雕像，后来西班牙人在国王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将它砸碎扔进了运河里。1616年，当阿明尼乌派势力强大以后，人们又制作了他的石刻的雕像竖立在一个地方；到严格的加尔文派掌权之后，市政厅又把雕像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到1622年，人们再把它竖立到了集市广场上。

“现代虔敬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伊拉斯谟等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属于天主教思想的范畴，但是他们的一些思想特点对于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改革者是有所启发的。这些特点是：(一)注重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的体验与上帝的直接的对于个人的神启，他们视宗教的信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出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在静默中的对于耶稣教诲的体验的结果。(二)对于教会的体制的僵化、神职人员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的低下和腐败持批判的态度。他们倾向于认为所谓教会的组织以及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相比于内心对于上帝的信仰，很可能只是次要的。人们向上帝的祈祷应当是有思考的内容的。(三)注重对于《圣经》中上帝的话语的原意的理解，因此他们提倡学习古典的语言，尤其是希腊的语言，其目的是更加贴近《圣经》原意。他们还提倡研究初期教会的历史以及阅读早期教父著作，因为早期教会的历史包含了以后教会发展中的一切的问题，早期教父的著作中更是充满着真义。他们对中世纪繁琐的经院哲学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认为此种过于繁琐的经文解释很可能是出于对学问的炫耀而非对本意的接近。(四)他们都主张宗教宽容，特别是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宽容的精神是无所不在的。所有这一切，对于后来荷兰共和国的许多非主流的(即非加尔文派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门诺主义以及阿明尼乌主义者都有启发，一些开明的荷兰共和国政治家也视伊拉斯谟为精神的导师。不仅如此，许多现代的政治以及哲学思想也可能追溯到他们的身上。

【注释】

[1]禁止施行圣事，天主教会中给个人、团体或者某一个地区不许参加或举行某些教会仪式的处分；停权，教会对教士的处分，全部或部分禁止他行驶宗教事务上的职权；谴责，教会中的一种处分，用书面的形式列举所犯的过错；重诫，教会中经过三次训诫以后进一步作破门警告的一种处分；小绝罚是禁止领圣体，大绝罚就是开除教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