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尼德兰社会经济　在尼德兰地区的社会历史中，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与城镇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各地的城镇就其形成与演变来看，并没有所谓的一致性。以尼德兰地区的历史来看，城镇的逐渐形成大致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些城镇，大多是在须德海以及马斯河的河谷当中逐渐形成的。这些地区是河流流入大海的必经之地，由于河道纵横，商旅密集，逐渐形成集市，人口也比较稠密。在集市周围的乡村，农业技术也比较发达。教会团体特别是修道院在发展农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开拓森林以及荒野的土地方面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因而也造就了不少的良田。此外，教会团体还在沼泽地以及沿海地区修筑海坝，填出海边的新生地加以利用，修道院也就成为主要的地主。同时，教会也接受皇帝封赐的大片地产，其封地的面积常常超过一般的贵族。教会对租用土地的农民征收“什一税”。靠着税收以及信徒的捐赠，教会团体因而拥有庞大的财力，往往能够在农作物歉收的时候，给予穷人以贷款。

中世纪尼德兰农民种植葡萄

新的农业技术“三耕制”(Three field system)，也带来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在中世纪的晚期，尼德兰地区在农业上发展出所谓的“佛兰德斯式耕作法”——农民不再休耕，或者将休耕减少到每7至8年一次，并在原来休耕的荒地上种植芜菁(大头菜)与荞麦，还大量地使用犁耙，以牛马代替人力，大镰刀的发明，也可以使得收割的速度加快。农耕方式的变化，促使了农作物的收成与增长。除了自给以外，还可以拥有更多的利润。原来替地主做工的农奴，也能够以其他的方式(如支付金钱)来替代自己的劳役。多出来的人力，可以去从事其他各种工作。在此情形之下，尼德兰封建奴役的现象逐渐消失，比欧洲其他地区要早。

14世纪在欧洲各地猖獗流行的黑死病，也波及了尼德兰地区。虽然各地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没有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由于农民大量种植芜菁，这种作物主要用于牲口的饲料，在牛群甚多的荷兰以及弗里斯兰地区，乳酪以及奶制品就成为该地区的特产。其他肉类动物的大规模饲养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尼德兰地区的农业形态有助于农民可以拥有较为自由的生活，比如他们有可能去从事其他一些非农业的劳动。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使得各地区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特产，由此推进了不同地区的农产品交易，让市场的买卖也变得更为活跃。如此一来，农业的发达便连带影响到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城市的逐渐形成。特别在修道院的附近，农民在宗教活动之余，多聚集在那里从事农产品的交易，由此形成了集市。另一方面，封建的贵族领主也需要囤积更多的农产品以及日用品以供消费。一些大的领主为了防止维京人的抢劫，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在城墙的周围也形成了集市。人们聚集在这些地方，出售各项产品，在人潮涌动之处，商人们也来到此地，建立商铺，开张营业，职业的工匠也随之出现，城镇的雏形也就逐渐形成。

在此期间，手工业以及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在尼德兰中世纪的历史上，须德海周围地区可能是出现近代意义的工商业的地方。在低地地区，有些城市在制造金属器方面有特长，比如列日出产铁器，迪南(Dinant)则出产铜器，法语“制铜业”(dinanderie)这个词汇就是从迪南城的名字得来的。不过，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的早期，佛兰德斯地区的纺织业尤其发达。那里的纺织业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布匹、布料、桌布和花边，都已经具有专业的形态。根特地区是专门出产呢绒的。伊帕尔是亚麻布生产的中心。尼德兰的许多城市都有一种特殊的纺织品，有自己特殊的式样以及染色。许多中世纪纺织品的名称，有些是与特定的地方的名称有关：“康布里”白葛布则与康布雷城有关，“瓦伦西”织布则与瓦朗谢纳有关，还有一种叫作“琅”的细麻布则与琅城有关。琅城虽然在法国，但是靠近佛兰德斯。在诸多的纺织业中，呢绒制造业是最重要的，是佛兰德斯城市手工业的基础。佛兰德斯的毛织品以其质地优良和色泽美丽而闻名遐迩。这种呢绒对于贵族以及富有的中产阶级的衣着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宫廷在菲律普四世的时候一度禁止尼德兰的其他手工业品进口，但是呢绒不在此列。佛兰德斯的呢绒种类繁多，有黑色以及灰色的普通呢绒，有褐色以及黑色透亮的呢绒，有毛麻混纺织品，有变色条纹呢绒。每一个城市的产品都可以从每匹呢绒的长度以及附在呢绒上的铅印加以识别。在伊普雷，每年使用的这种铅印的标记多达80万个。当时，佛兰德斯的呢绒是销售到世界各地的。

另外，在填海出来的新生地，人们从事的牧羊业，可以提供羊毛作为纺织的原料。但是本地出产的羊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整个佛兰德斯地区的城镇都以呢绒制造业为主，羊毛也就成为头等重要的进口商品。当时一部分羊毛来自阿图瓦，一部分由佛兰德斯的商人从香槟市场采购。但是这些羊毛数量不足，质量也欠佳。佛兰德斯商人必须从英格兰进口他们最需要的高质量的羊毛。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看到有利可图，便以损害农业的方式扩大养羊业，一些修道院，特别是约克郡的西多派修道院拥有数目众多的羊群，国王也在王室的领地养羊，国王的羊毛征集人就是王室重要的收税官员。佛兰德斯的城市很早就有商人去多佛以及伦敦采购羊毛，他们多为布鲁日的商业行会的代理人，这个组织规模最大的时候，有15个从事英格兰羊毛贸易的佛兰德斯城市的行会。

商业组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张淑勤教授指出，尼德兰地区在中世纪晚期的商业运作模式与近代的所谓“资本家”有相似之处。一个拥有资本的商人，先从尼德兰的牧区或者英格兰买入羊毛的原料，再将羊毛运输到城镇给纺织工人，并支付给工人工资，被称为“布商”(lakenkopers)的纺织业者，委托纺织工人制造成品，再将制造好的成品运送到市场。在市场里，来自各地的商人互相交易，贸易也因此推动而且发展起来了。这样的商业活动，已经具有两种近代资本家的特性：一是类似由企业家所经营领导的形式，二是整个过程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货物的制造，不再局限于自给自足，而是成为一种买卖交易，提供市场所需要的商品。从那时起，尼德兰地区的纺织业逐渐走向专业之路。纺织业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仅处理作为原料的羊毛，从养羊、剪羊毛、编织、染色到制成各种不同的产品，就需要经过25种不同的工序，每一种劳动力都要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著名的经济史家比伦(Henri Pirenne)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因为交通工具的发展有限，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者是价值较高、货物重量中等的商品而非低廉笨重的货物。换而言之，尼德兰地区的毛纺织品与香料具有相同的性质，均为价格高而且运输方便的商品。

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起初的从事贸易的商人团体、农业生产者、手工艺匠人和当地领主往往各自为政，分散居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牵扯的利益复杂，他们逐渐地融合在使他们能够彼此合作定居下来的地方。加上城墙以及城门的修筑，区隔了城内与城外，使得城市的面貌日益清晰，一个个“真实的”城市出现了。当时留下的老城墙，至今在尼德兰地区随处可见。阿纳姆(Arnhem)是中世纪尼德兰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它位于莱茵河的支流上，在它的附近就是奥斯特贝克(Osterbeek)和洛比特(Lobith)，这两个地方在商路上设立了收税站，可以想见过往的人流是很多的，外国的商人经常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贸易。1190年的一份历史文献特别谈到了聚特芬，说此地人来人往，是商业以及贸易的中心之一。1200年，当地的伯爵与乌特勒支的主教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在聚特芬铸造的货币，不得与乌特勒支相同。乌特勒支位于费希特河(Vechte)的河畔，是莱茵河北部支流中最靠近东面的一条河流，这里很早就设立过一个收税站，它位于沿海的鱼类以及食盐，内地的葡萄酒以及谷物转运道路上。乌特勒支以及科隆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联系，特别是从莱茵兰运来的葡萄酒通过乌特勒支运往英格兰以及北方地区。谷物是河流航运中最重要的交易物资，因为尼德兰北方的三角洲地带以养牲畜闻名，因地势低洼不能出产谷物，当地人消费的谷物必须从南方运来，由此乌特勒支成为谷物交易和转运的中心。在弗里斯兰的商人经常从事食盐的交易，他们从须德海运来大量的食盐。当时最大的城市是位于须德海上最狭的陆地尖端上的斯塔福伦(Stavoren)，这是弗里斯兰在中世纪时最大的城市，很可能它与乌特勒支之间是有贸易联系的，该城市的商人经常去莱茵河的上游从事经商贸易活动。在12世纪最初的25年中，德意志的国王对这些来到当地贸易的尼德兰商人已经提供保护。

在此情形之下，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有了明显的增加，1300年，荷兰地区只有8000人居住在超过2500人规模的城镇里，只有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有超过2500人的城镇；1400年以后，荷兰省有42000 人居住在超过2500人的城镇里；到1514年，已经有120000人居住在这类城镇了，有44%的荷兰人口是居住在城镇里的。乌特勒支在16世纪的早期是北方最大的城市，但是更大的和更重要的城市都集中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在1500年的时候，根特和安特卫普都超过了40000人，布鲁日和布鲁塞尔都超过了30000人。相比之下，北方荷兰省的4个主要城市——莱顿、阿姆斯特丹、哈勒姆和代尔夫特都在10000至15000人之间。在尼德兰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南方比北方更早，对于北方有启发和刺激作用。

荷兰地区的城镇制度以及自治的特征在历史上是非常特别并值得关注的。从中世纪开始，荷兰各地的城镇就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它们为各自的利益以及防卫的需要而组成，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统治，并拥有不同的法院，自己管理各自的财政，荷兰伯爵国在立法上承认各个城市的主权。市政府的管理机构是市政厅(Wethouderschap or Senate)，它由2位、3位或者4位市长(burgomaster)组成，另外还设有一些治安官(Schepenen)，一般情况下共由7个人组成。有些城镇如多德雷赫特，只有1名市长。市政厅官员的职责是保护城镇的安全，维修城墙以及要塞，在发生外敌入侵以及内部骚乱的时候召集民兵维持秩序，管理城镇的财政，通过对各种消费商品收税来征集城镇的管理费用，规定对每一个个人收税的份额。对于市长来说，他们还有责任要负责城镇的警察以及火药与兵器的储藏，维持城镇的卫生，储存一定的食物和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市政厅通常要指定两名司库收取以及分发城镇的各类资金，检查它们的用途是否合理。每个城镇还设有1名“法议长”(pensionary)，其职责是保护各市政机构的记录以及颁布的章程，要监督市政机构按照法律执行这些规定。每一个城镇的法院还设立一名由“肖特”(schout)指定的代表，有时则由市政厅指定3个代表。“肖特”是一种官员的名称，在英语中找不到适当的词汇作为对应，其职责是监督法庭履行其职责，要将所有的疑犯带上法庭受审。法庭由治安官组成，他们对于所有的民事案件以及小型的刑事案件都拥有执法的功能。在某些城镇如莱顿以及多德雷赫特，由于以前已经有相关章程颁布的规定，他们对大的案件也有执法的职责。“肖特”还有监督法庭最后执行判决的责任。这种官吏从中世纪起已经在荷兰等地的城镇中设立，维持的时间很长，一直到近代拿破仑统治荷兰时期才被废除。

除了市政厅以外，每个城镇都拥有“市民大会”或“大议会”(Vroedschap or Great Council)。该机构很早就已经设立，它最初由许多市民参加，决定某些特别重要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功能改变了。在许多城镇，它只限于任命市政厅的市长以及治安官。在霍伦，市政府建立在比荷兰各城镇都更广泛的基础之上，所有拥有200至250荷兰金币的居民都有权决定他们自己城镇的领导人。他们每年聚会，选举城镇的市长以及治安官。当时，该城市的市长以及治安官每年都要换届选举一次，选票是投给9个人的，然后再从中挑选3个新市长。市民们还要选举其他21个人，他们中有“肖特”、法官以及7名治安官。在多德雷赫特，市政厅的官员则多由贵族组成，这是当时荷兰城镇中最具有贵族气息的市政厅机构。该城镇的“大议会”则由40人组成，任期是终身的。如果有人外出，则由这些人再选举出人来补充。该城镇的市长只有1名，任期一年，治安官则有9名，议员5名，第一年有4名治安官以及5名议员执行公务，第二年则有另外5名治安官以及2名议员执行公务，这样轮流交替任职。一般人民在政府中有8名代表，被称为“八个好人”(geode luyden van achte or eight good men)，他们的职能仅限于在市政厅的市长缺任的时候选举市长，如果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话，其选票可以被当作十二票，不过市长必须从前市政厅的议员中选出。市长、治安官以及大议会的人数，每一个城镇都不一样。鹿特丹的大议会有24名议员，有7名治安官以及3名市长，治安官以及市长每年都要换届。在选举的那一天，大议会的成员要投票，要准备24颗的骰子，其中5颗是黑色的。被黑色骰子投中的人无法在市政厅中任职，但是他们提名的票数可以算作两倍，从这些人中再选出市长以及治安官。

城镇的特权还被延伸到城墙以外的一些地方，比如一些贵族的领地以及修道院以及附属的庄园。贵族以及修道院的院长也对属下拥有一些低级的司法权，有时还拥有较高的司法权。特别是一些贵族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收税，甚至对于下属的私人事务也有管辖权。贵族免于朝廷的税收，在战争期间有责任保护自己封地上的臣民；在战争期间如果他们不想服兵役，就要寻找一个能够替代他们服役的人或者向政府支付一笔免服兵役的税收(盾牌钱)。贵族的首领被选出来参加三级会议，协助朝廷处理国家的事务，参与签订和约或者与外国结盟。一些贵族经常主持乡间法庭的审判，在国家的低级法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www.daowen.com)

从1200年起，尼德兰沿海地区主要的从事对外贸易城市就是布鲁日。当时，外国的商人经常来到此地，当地的羊毛织业相当活跃，与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建立了贸易的联系，从那里进口羊毛，供本地的羊毛织工使用，并转手向佛兰德斯其他从事毛纺织业的城市出口。布鲁日还与英国在法国拥有的领地进行贸易，如获取诺曼底的小麦以及波尔多的葡萄酒。布鲁日还接待来自汉萨同盟的商船。布鲁日的第一个外港设在达默(Damme)，这是一个港口小镇，它既面向大海，也连接着内河的航运，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港口斯勒伊斯(Sluis)。这个地方建有一个船闸，主要是为了清除流经布鲁日的几条河流淤积的泥沙，并为来自汉萨同盟的单桅高舷船只准备必要的深水泊位。该港口距离佛兰德斯伯爵管理水利的官员的住所也不远，它在1290年正式成为一个城镇。从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上半叶，从意大利到布鲁日的海上贸易航线建立了。布鲁日从那时起，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尼德兰沿海地区与海外贸易的中心。当时，欧洲各地的船只都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停泊。1277年，热那亚的一些商船来到布鲁日，地中海与北海之间的贸易联系第一次建立起来了。1314年，威尼斯人的帆桨船也大批来到这里。对布鲁日来说，它具有双重的意义。本来，布鲁日可以发展自己的贸易，但是威尼斯的商人夺走了他们的一些机会；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海员、商人和船只的来到也带来了诸多的物资、资金、商业以及金融技术。一些意大利的富有的商人在布鲁日的市区内居住下来。他们带来了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运输来的香料和胡椒，用这些当时最珍贵的货物换取佛兰德斯的手工艺品。有17家外国的商行在当地驻有代理人。布鲁日在15世纪以前，有一处名叫“瓦塞哈勒”(Wasserhalle)的大市场，这个词的意思是“位于水上的大厅”，这是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跨河而建的建筑，货物可以直接由货船的底部进入市场。当时欧洲各国的商人非常喜欢居住在这个城市，因为布鲁日给外国的商人提供各种优惠的关税，他们享有与该城市居民一样的便利。起初，外国商人的房东成为他们与本地商人之间的中介人，替他们办事和联络。不久，就有一些“代理商”的专业机构的形成，还有仓库储存大宗货物。当时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日耳曼的商人来此地贸易。他们的到来，也促成了当时多元的文化与不同的习俗的并存。久而久之，外国人的居留地的名称也就成了城市中的街区以及街道的名称。布鲁日还是当时欧洲各种不同货物的集散地，日耳曼汉萨同盟的货物，莱茵地区的葡萄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鱼货、大麻、木材、皮革、蜡、沥青，英国羊毛，法国的酒和盐，意大利的糖、水果，东方的丝绸、香料以及药品，葡萄牙的干果以及软木，非洲的象牙以及各种热带产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从1277年开始，每年4月或者5月在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举行一次最大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吸引成千上万人来赶集。

中世纪晚期尼德兰各地的教堂也是十分密集，这是社会繁荣的象征。外国商人出资可以在教堂内设立属于自己的小教堂。医院也为外国人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方便，12世纪的布鲁日有一座圣约翰医院，内有150个床位，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座医院的遗迹。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接受了奥斯定会的修道士的培训，医术颇佳。13世纪各城镇还出现了一些药房，多取名为“磨药棒”“小天堂”之类的店名。尼德兰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南方比北方更加繁荣，同时对北方造成了刺激与启发。在此情形之下，布鲁日的居民人口一直在增加，1340年为 3.5万 人，1500年可能达到10万人。同时，它也是尼德兰地区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纺织业不仅在该市稳步发展，而且渗入佛兰德斯的其他城市，带动了根特和伊帕尔的发展。1309年布鲁日出现了著名的交易所，它很早就已经是先进的货币交易中心。1399年4月，有一位意大利人接到发自布鲁日的客户的来信：“看来热那亚目前现金充足，因此不要把我们的钱汇到那里，还是付不大的代价，把钱汇往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或者汇到这里(布鲁日)、巴黎或者是蒙彼利埃，或者把钱存放在您认为最合适的地方。”不过，布鲁日本地商人的势力一直不是很大，出入港口的多数船只是属于外国船主的，本地居民在商业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它是一个尼德兰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还不是一个“国际级的港口”。1562年有一幅布鲁日的地志图，图的上方绘有圣雅克教堂，附近还有一个大市场，其广场上有商场以及警钟；在圣雅克街的前方可达驴街，驴街通往设防的驴门，还可以看到交易所的广场。图中显示了街道、修道院、教堂、贵族宅邸、壕沟、城墙、风车、运河与运输船。按照16世纪欧洲城市惯常的做法，朝北的地方在城墙内留下大片的没有建筑的空地，以便城市在日后的发展。

14世纪在城市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后来也迁往乡村地区，因为乡村的劳工工资比城镇更加低廉。原本小规模的家庭手工艺逐渐发展为重要的经济形态，一直维持到工业革命的前夕。在佛兰德斯的一些城镇中，继毛纺织业以后，亚麻布的制造业以及生产昂贵的挂毯开始盛行起来了。“阿拉斯”一词成为挂毯的代名词，说明阿拉斯为勃艮第宫廷提供了大部分的挂毯，据说“良善者”菲律普建造了拱形的石头建筑物以便妥善收藏这些挂毯，以免遭受火灾或者受潮。布鲁塞尔在阿拉斯以后，成为另一个生产挂毯的地方。15世纪，图尔内制造了许多挂毯，勃艮第家族保存了一套名为《基甸的历史》的精美的挂毯，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也生产数量可观的挂毯。据说根特有15名织工，每个织工雇用11至12名工人。1420年至1500年，有一些阿拉斯、里尔、布鲁日、图尔内、布鲁塞尔的制作挂毯的工人流向意大利威尼斯、托斯卡纳以及翁布里亚等地。这些织工移民到意大利的目的是去那里获取意大利艺术家为挂毯画的底图，后者所绘制的底图构图匀称和谐，线条刚劲有力，画面的色彩明亮，包含了丰富的想象力。比如达·芬奇也为挂毯画过底图。还有许多佛兰德斯的挂毯被运往英国的宫廷，被当成礼物赠送给国王或者贵族。在世俗的或者宗教的节日，人们往往把挂毯展示出来以增加节日的气氛。13世纪挂毯的主题以宗教题材为多，到了14世纪的时候，世俗的题材开始流行了。

在14世纪，尼德兰南部的地区比北方在经济上更为发达。尼德兰的南部加上意大利的北部，是当时欧洲的城镇化最高的地区。在14世纪的晚期，在今天比利时的领土上，至少有10座城市超过了10万人口，最多的是根特(6万)，还有布鲁日(3.5万)、布鲁塞尔(1.7万)和鲁汶(1.5万)——而在众多河流以北的地区，只有3座城市达到了1万人口，超过1万的则一个也没有。更有甚者，唯有一座城市即多德雷赫特坐落在航海业发展的地区。在那个时代，低地国家中从航海业以及远洋贸易中分得较大份额利润的是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而不是荷兰。尽管南部地区在许多领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不能说尼德兰北部地区对于南部就在政治以及经济上依附于南部，或者说是南部的附庸。

填海与筑堤围垦　13世纪是促成后来的近代荷兰国家形成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尼德兰的北方，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地奠定了后来荷兰近代国家的基础，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使得欧洲以及海外更加辽阔的世界各地的人民感到震惊。

由于尼德兰地区地势低洼，濒临大海，内陆的河流众多，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已经有人初步地建筑海堤以及水坝以控制海水以及河流的运动，同时在内陆开凿运河以及灌溉的水渠。但是，直到1200年左右，此种工程的规模仍然很小，也不足以让西北部地区按照时节有规律地种植庄稼。尽管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区域并不位于会遭致洪水灾害的水平面之下，但是在12世纪的时候，荷兰、泽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乌特勒支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佛兰德斯的靠近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的地区仍然是一大片汪洋沼泽，那里充满着危险，人烟稀少，与低地国家大部分地方人民的生活迥然而异。编年史里有许多关于洪水造成灾难的记载，如1135年、1156年、1164年、1170年、1173年都有洪灾发生。在整个13世纪，共发生31次大洪水的泛滥。水灾造成了许多佛兰德斯人以及荷兰人离乡背井，外出移民。当时，农业以及商业的活动集中在地势较高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那里免于水灾的侵害。在诸多河流以北的地方，也形成了乌特勒支、坎彭(Kampen)、代芬特尔(Deventer)、兹沃勒(Zwolle)、奈梅亨(Nijmegen)以及聚特芬(Zutphen)等主要的城镇。只是在1200年以后，西北部的人们才有系统地从斯凯尔特河口至埃尔姆斯(Ems)河口的低洼地区建筑堤坝与开垦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更多的地方在建筑堤坝、深挖沟渠、种植庄稼并移民。由此导致了尼德兰北方的内在的变化，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也有了生机。

描绘1421年11月的伊丽莎白洪水泛滥的祭坛版画

尼德兰北方的人民是在13世纪开始以泥土和碎石建立巨大的海堤防止泛滥的海水，虽然这些堤坝在设计上还不够成熟，但是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影响。从那个时代开始，这片广袤的土地就得到了开垦，生长出作物。人们也视这片土地是安全的和可以居住的，于是就逐渐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当然，所谓的安全性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的自然状况而定的。在这个转折的世纪里，人们不仅建筑和维护堤坝、围海造田、挖掘运河、寻找必需的生活资源，而且还发展出一种社会的机制与合作的精神，由此将这种活动维持继续下去。在当时的尼德兰，在乡村和城镇中有一种委员会(heemraadschappe)，地方贵族有他们的代表，城镇和乡村的社会各阶层也有代表出席此种会议，他们通过协商讨论决定上述的这些工程。虽然在最初的13世纪早期的时候，这些组织都是地方上的和民间自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方的贵族和亲王们则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建立更大规模的组织来规划地区性的管理并监督这些城镇和乡村的代表，由此形成了更高级别的委员会(hoogheemraadschappen)，并由一名“河伯”(diskgraaf， dike count)领头管理。在荷兰与泽兰，这名官员常常是由地方上的长官来担任，他身兼维持堤坝、控制洪水以及负责相关财政、治安和司法的职能。

约在1300年的时候，荷兰、泽兰以及乌特勒支、佛兰德斯、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国家了。它们被堤岸、水坝、开垦地以及沿着河流围筑起的高地所包围和保护，其中有许多居留地、农业区，航运以及贸易也十分便利，人口也向这些地方集中，政治的和文化的平衡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除了大海以外，尼德兰地区的内河在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荷兰伟大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认为，在早期的历史上其作用可能还胜过了海洋。内河航道仿佛是由动脉和静脉组成的完备的循环网络，在大大小小的天然水道和运河上，靠无数互联的支流，人们可以在东西南北纵横的国土上扬帆航行，也可以靠船桨和纤帆行船，安全、舒适而且相当快捷；在马的牵引力有限，路况不佳或是无路的情况之下，水路的行船就比较快捷。在1200年的时候，尼德兰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还是荒无人烟的边远之地，到1290年的时候，荷兰已经从北方的蜿蜒流淌的诸多大河中脱颖而出，与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等地相媲美。赫伊津哈还指出这种地理环境对于后来尼德兰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水文地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我国人民的民主结构中。在水道纵横切割的国土上，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势在必行。市政官和司法官等古老的官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或者消失。但是负责管理堤坝的官员却一直不换。最贫穷的农夫或者渔夫驾着自己的小船通达全国，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比地位最高的绅士吃亏；当然，他们常常不得不绕道以避免过路费或者其他的障碍。虽然沼泽地里响起了狩猎者的马蹄声，但是堂皇的马车在日常的交通中并没有很大的作用。因此，这里贵族的地位远远不如国外的贵族。因为尼德兰濒临三大水系即瓦登海、须德海和北海，又是莱茵河、马斯河与斯凯尔特河汇聚成的三角洲，所以它就必然成为并始终是水手、渔夫、贸易商人和农夫的国度。”

荷兰人建筑的水坝以及开凿的沟渠是需要经常不断地维持和改进的，否则就会引发巨大的自然灾害，所以他们经常需要改进自己的技术、提高建筑的水平，既要加快围垦土地的面积的速度，也要加深排水系统的容量。这些技术的发展到了荷兰黄金时代(1590—1648)终于达到了顶峰。接着其发展的速度就缓慢了，到1672年以后渐渐趋于停滞，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1850年以后又有所恢复。

伦勃朗所描绘的传统的荷兰风车，蚀刻画，作于1641年

历史上，大海与河流对于荷兰民族与国家有着特殊的和深刻的意义。在世界各地“人们印象中的荷兰风光，常是如画般的景致，经常与水景运河、风车鲜花联结在一起。对荷兰人而言，海水与潮汐、无止境的海沙与风雨、冷冽的空气与海埔新生地，使得荷兰人拥有了特别的勇气、毅力、机警与精明。”历史学家西蒙·夏玛(Simon Schama)认为，荷兰最早的民族主义，是与他们必须共同协力抵抗海上的洪水而产生的。惊涛骇浪会将荷兰的许多地方顷刻之间化为废墟。当然，风平浪静的海洋，也带给荷兰丰饶与繁荣。潮水的回荡之声，成为每一个荷兰人生活的一部分。蛮横的洪水、无数的海滩，以及无止境的筑堤、修坝与填海，需要荷兰人发挥互助团结的精神，以及养成彼此沟通的宽容心态。张淑勤教授在《荷兰史》中指出海水也成为荷兰人宗教想象中的隐喻。在早期，许多荷兰人曾经认为洪水的泛滥是上帝惩罚人类罪恶生活的一种方式。毕竟在《圣经》里，海水对于人类不怎么友善。传说中，海底栖居着令人畏惧的怪物。后来，荷兰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曾经将诺亚方舟的故事与荷兰的历史相联系。他们认为不论是起伏跌宕的汹涌海浪，或是横行无忌的滚滚洪水如何粗暴地肆虐他们，最后，荷兰依然如同诺亚方舟一般，安然无恙，固若金汤。荷兰的大地历经无数次大洪水的劫难之后，成为被洗涤过的新生之地，看见了雨过天晴之后的美丽彩虹，成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在荷兰人的心目中，“海水”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辩论”。在16世纪的时候，大海被荷兰人用来比喻该国与西班牙的政治关系。他们将汹涌横暴的大海隐喻为西班牙对于荷兰施行的暴政。西班牙人的暴虐与压迫，正如同历史上无数的冲溃了堤防的海洪，卷走了男女老幼、牲口家畜、树木良田，粉碎了温暖的家园，带给荷兰人民巨大的物质与精神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