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希腊化时期:野蛮人变希腊人,对特殊主义的高度评价

希腊化时期:野蛮人变希腊人,对特殊主义的高度评价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三种局限性在被称为希腊化的时期内都被克服了。野蛮人可以变成希腊人,这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所熟悉的一种事实。因此,希腊化时代的普世历史,乃是奠基于对希腊化时代那些特殊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

希腊化时期:野蛮人变希腊人,对特殊主义的高度评价

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历史学家的眼界及时得到了一次扩大。希腊思想在获得了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价值的意识之后,就着手征服世界。它从事一桩冒险行动,那种发展庞大得不能容纳在单纯一代人的观点之内,然而它对自身使命的意识又给了它以一种关于那种发展在本质上的统一性的信念。这帮助希腊人克服了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时期浸透了他们所有的历史编纂学的那种特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历史在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

1)他们意识到这种恃殊社会单位只不过是很多社会单位之中的一个;而且在一个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只要它和其他人,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有了交往,这些其他人就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尽管由于这种理由希罗多德就不得不谈到波斯人的某些事情,他对他们之感兴趣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而仅只是作为希腊人的敌人,——是有价值和可敬的敌人,但毕竟是敌人而不是别的什么。2)在公元前5世纪,甚至于更早一些,他们就意识到存在着有像人类世界,即所有特殊社会单位的整体,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把它叫做〔普世〕,它与〔宇宙〕即自然世界不同。但是这种人类世界的统一性,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3)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感兴趣的特殊社会的历史已经继续了很长的时期了。但他们不想追溯得很远。这一点的理由我已经解说过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唯一真正的史学方法,乃是靠追问目击者;因而任何历史学家的领域的上限都是由人类记忆的界限所规定的。

这三种局限性在被称为希腊化的时期内都被克服了。

1)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的象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语言区别。公元前4世纪并没有消灭这个区别,但却消除了它那种僵硬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野蛮人可以变成希腊人,这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所熟悉的一种事实。这种野蛮人的希腊化在希腊就称为希腊主义(hellenism,〔希腊化〕一词指说希腊话,而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指采用希腊的风俗习惯);而希腊化时期就是野蛮人采用希腊风俗习惯的时期。于是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主要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敌对(波斯战争)意识的那种希腊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这场合作中希腊人带头,而野蛮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变成了希腊人,即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因而也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

2)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普世〕或至少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以及包括希腊人曾对之特别感兴趣的所有非希腊民族的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任何一个普通有见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希腊历史是一部单一的历史,它适用于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从多璃河到撒哈拉沙漠。一个思考到这一事实的哲学家,就有可能把这同一个观念扩展到整个的“普世”:“诗人说:塞克洛普斯①的可爱的城市;难道你就不能说宙斯的可爱的城市了吗?”当然这话是从公元二世纪玛·奥勒留②那里③摘录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的观念乃是典型的斯多噶派的观念,而斯多噶主义则是希腊化时期的典型产物。它是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

①塞克洛普斯(cecrops),希腊传说中雅典的第一个国王。——译者(www.daowen.com)

②玛·奥勒留(maurelius),公元二世纪的罗马皇帝、斯多噶派哲学家。——译者

③《沉思录》第四卷,第23页。

3)但是一部世界史是不能仅凭活着的目击者的证词写出来的,所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即编纂。于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拼补的历史,它的材料得自“权威”,也就是得自以前的历史学家在各个特殊时期写出来的各个特殊社会的历史著作。这就是我所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方法。它包括从那些己不能根据希罗多德的原则而加以核实的作家们的著作里摘录出来所需要的材料,因为在这种著作中参与合作的目击者已不再在世了。作为一种方法,这远远不如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的方法。它并不全部都是非批判的方法,因为对于这位或那位权威所作的这种或那种陈述究竟是否真实,它仍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判断。但是若不肯定这位或那位权威基本上是一位好历史学家,就完全不可能采用这一方法了。因此,希腊化时代(它包括罗马时代)的普世历史,乃是奠基于对希腊化时代那些特殊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

特别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写的著作的生动性和卓越性,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再创造出了对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活生生的观念,并且扩大了历史思想的上限的范围。正如伟大艺术家的过去成就给了人们一种感觉,即与他们自己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是有价值的,从而就出现了一代文学和艺术的学者以及艺术爱好者,对他们来说古典艺术的保存和欣赏其本身就是目的;同样地也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能够以想象感觉到自己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然而同时却始终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而且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时代和过去相比较。这种过去,希腊化的历史学家们能够作为他们自己的过去而加以感受;这样就有可能以任何规模的戏剧统一性来写出一种新历史,只要历史学家能搜集到它的材料并且能把它们熔为一个单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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