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的日本海军之途

明治维新与大清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期展开，清朝只是用钱买回了一批先进的舰船，而日本不仅着力于硬件建设，还建立起了近现代海军体系。

特约撰稿员／章骞

1891年7月14日上午，日本的横滨港停泊着十余艘挂着满旗的军舰，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两艘黑色侧舷、白色建筑、蜡黄色的桅杆与烟囱的所谓维多利亚式涂装，艉旗杆上则飘扬着黄龙旗的巨舰。这两艘巨舰便是来访的北洋水师“定远”与“镇远”号铁甲舰。随同来访的还有4艘巡洋舰。来访舰侧旁有6艘接待的日本舰只，其中最大的是依然挂着帆缆，显得老态龙钟的装甲舰“扶桑”号，其他5艘虽为较新的巡洋舰，但与威风凛凛的清舰相比，却显得单薄多了。

在多艘飘扬着黄龙旗的小汽艇载着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首相松方正义等大约500多显贵和新闻记者驶向“定远”号，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驻日钦差大臣李经方与各舰管带在舷门口迎候。甲板上军乐队高奏礼乐，还准备了柠檬水、冰块、各式各样的卷烟等，人们在舰上的军官引导下遍访全舰，舰上还举办了盛大的西餐立食宴会对来宾进行款待。

当时北洋舰队正值巅峰时期，这次访问后，日本国内有人感到震撼“卷舌而不安”者，更多的人则异口同声地呼吁要奋起扩展自己的海军。巨大的“定远”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却化作了强大的动力……

明治海军基础的奠定

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国家之路的，便是一股来自海上的力量。

1853年美国佩里海军准将率4艘战舰闯入日本东京湾的浦贺，日本漫长的锁国政策终于被打破。由于与列强的军队发生冲突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交交涉之后，幕府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侵略存有危机感，另一方面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冲击下开始觉醒。从1854年起，日本在荷兰的指导下，开始采购军舰并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加紧建设海洋防务、发展近代化海军。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虽继承了幕府的海上发展方针，然而因政局的变化造成了国内局势不稳，并发生了戊辰战争、宫古湾之战等战乱。到了1869年，明治政府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海军发展也得以继续进行。

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很早就开始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应对近代化的潮流。在清廷内还在进行“体用”之争时，日本却以“百事一新”为口号，直接看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体系，走上文明开化之路。在戊辰战争刚刚结束的1869年7月8日，明治政府就改定官制，新设了兵部省，首任兵部卿为嘉彰亲王，兵部大辅（副大臣）则是在军事上具有非凡卓识的大村益次郎。他认识到了仅依靠武士阶层是无法建成近代化军队的，于是积极推行废刀令和征兵制度，建立新式军队。然而此举触怒了武士阶层，大村也在9月遭袭击而亡。不过这个方针还是得到了大村实质上的继任者山县有朋的贯彻，并确立了海军师法英国，陆军首先师从法国，普法战争法军惨败后，则转从德国的改革方针。终于在1873年1月10日成功地推行了征兵制，确立了日本建立近代军队的基础。当然，海军由于技术性要高得多，因此采用的是以征兵制为基础、以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这样既保障了具有充足的兵员供应，又能确保获得优秀的骨干力量，为日本海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期间，海军教育也开始在日本兴办起来，首先，明治政府将位于东京筑地的军舰教授所改为海军操练所，开始根据英国模式从1873年11月起进行海军军官的培育。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最早的海军教育。第二年还派遣了两名海军教练所的学生乘坐英国军舰进行实习，又招聘英国海军军官在横滨港的“龙骧”舰上对各舰的官兵进行炮术操练指导。为了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在横须贺造船厂之中，技术学校也被设置了起来。

1871年7月14日废藩设县令的颁布，使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完成了转型。于是，过去隶属于各藩的，自造或者购自外国的舰船全部收归政府，并以此为核心，成了日本近代海军发展基础。

相比之下，海军发展的基础却始终没有在清朝建立起来。清朝搞洋务不过是幻想存中学之体而取西学之用，因此到头来还是舍本求末，裱糊门庭而已。清朝是在一个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基础上从事海军建设，形成的不过是一个个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的海军。北洋水师在御敌之际，国内其他力量则在袖手旁观、品头论足、吹毛求疵、幸灾乐祸。“广丙”管带程璧光在战败后向日方提出索取“广丙”的请求，理由是该舰隶属于广东水师而不是北洋水师。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也许可以算是一个缩影。

早期造舰计划及其财源

由于日本从各藩收取的舰艇大多陈旧不堪，接替大村担任兵部大辅的前原一诚曾在1870年5月提出了最早的海军军备计划，这个计划设想在20年内建造200艘军舰、20艘运输船，预计耗资4500万日元，在1872年日本施行金银双重本位制下，1日元相当于黄金1.5克，而1877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也不过4800万日元，可见这个计划是无法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所允许的。

而下一个海军计划的制定则要等到日本海军省成立以后。在1872年1月13日兵部省曾向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当时相当于首相的官位）提出了：“海军和陆军的情况迥然不同，其官员不可兼任，须将两种军职分开。故奏请批准废除兵部省，分别设置海军省和陆军省”的报告。这个提案很快获准，在2月28日，兵部省便被分成了陆军省和海军省，只是当时陆、海军卿都暂缺了一年多，直到1873年6月8日才任命山县有朋为陆军卿，12月25日任命胜海舟为海军卿。

海军省成立之后，日本拥有小型铁甲舰2艘、铁骨木质舰1艘，加上其他木质小舰，仅仅只有17艘军舰，共计143832吨。这些船中大多早已陈旧，几乎不堪使用。由于这一年日本借机牡丹社事件发动了侵台战役，于是感到了军舰的不足，因此便向英国订购了几艘当时较为先进的舰艇，有3777吨的中央炮郭铁甲舰“扶桑”号和2艘2284吨的铁骨木质轻巡航舰“金刚”号和“比睿”号。这三艘舰在1878年到达日本，成了当时日本的主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873年到1876年自行建造了一艘897吨的三桅蒸汽炮舰“清辉”号，此后在1875年到1878年又建成一艘“天城”号，1877年到1880年再完成一艘“磐城”号，此后接连不断地建造，这意味着日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造舰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不惜工本地加以扶植，这和鼠目寸光地因成本过高而放弃怠于自制舰船，一味地依赖于外购的清政府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并不落后的清朝造船业与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比，显得那么的萧条，造成日后巨大差距的原因正在于此。

由于拥有了一定的造船能力，日本海军省在海军卿胜海舟的主导下又一次重新审定新的造舰计划，准备建造铁甲舰26艘、大型舰只14艘、中型舰只32艘、小型舰只16艘、运输船16艘，共计104艘，计划在18年完成，但是这项计划还是没有得到内阁会议的首肯。

毕竟日本当时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为了确保陆海军的整备财源，日本政府在1873年12月设定了家禄税，并规定陆海军武官以及驻外人员等敕任官员必须将自己的俸禄的10%，奏任官员则必须将5%奉献出来。而从1874年起，明治天皇则在每年在宫中费用中，提交3.3万日元充当陆海军军费。

“定远”带来的冲击

然而，到了此时，遥远的德国伏尔铿船厂中建造的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两艘舰便是清朝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和“镇远”舰。

18世纪90年代初，日本长崎军港。(www.daowen.com)

早在1876年，日本就借口军舰“云扬”号遭到炮击而派遣5艘军舰逼迫朝鲜签署《江华岛条约》，开始对朝鲜进行渗透和掠夺，不过由于朝鲜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因此日本的渗透不但引起了朝鲜的抵触，还在朝鲜半岛埋下了中日两国冲突的种子。1882年7月在朝鲜京城的壬午兵变以及1884年12月的甲申事变，便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就在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感到了“东洋形势已非昔比”，便于1882年11月重新提出建造军舰的计划。

如上文所述，“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东亚最大的铁甲舰恰好在此时出现了，日本当时最大的舰艇便是“扶桑”号，而大多数舰船还是铁骨木质，还不存在可以打破定远级装甲的火炮。因此川村的提案立即得到了右大臣岩仓具视的赞同，他立即向天皇呈送奏疏，主张“应断然增税，以扩大海军经费”。明治天皇也立即下诏执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更是对大藏卿松方正义进行指示，提出了从1883年起，连续8年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的税收用作陆海军军费，经费总额达2400万日元。同时，为了筹划新舰建造费，日本海军省从1883年开始，在通常用于舰艇建造的专项预算以外，每年支出333万日元，投入军舰的建造。

1885年12月，日本再次改革政体，废太政官制而改内阁官制，任命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海军省的主官相应也改为海军大臣，由西乡从道首任之。西乡基本继承了川村的既定方针，他下令从1886年6月起又开始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新造舰艇54艘共66300吨，这就是所谓第一期军备扩充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所谓的“三景舰”，这三艘4278吨的海防舰是法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大师白易劳所设计，以日本三大景点而命名。舰上装备一门单装的320毫米的巨炮，目的就是专门为打破“定远”和“镇远”两舰装甲。

不过，这三艘舰上主炮事实上极难运用，而且舰体没有装甲防护，因此其效用还存在非常巨大的疑问。当时日本的舰政局长佐双左仲提出了以问世不久的速射炮作为舰艇武装的设想，并在造舰方针上也倒向英国式的设计风格，采用以快制胜的思想来对抗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这一思想的典型产物便是著名的“吉野”号巡洋舰。这艘巡洋舰是日本在1893年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排水量为4150吨，装备152毫米速射炮4门、120毫米速射炮8门、47毫米速射炮22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5具，航速达22.5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军舰。以“吉野”号为首，加上“浪速”、“高千穗”以及“秋津洲”这四艘大于3000吨的新式巡洋舰，日军建立了在日后黄海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一游击舰队。

第一期扩军计划充实了第一线舰艇的同时，日本海军省也发现了军港等海军设施依然极为落后，于是，明治天皇在1887年3月14日再次从内库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使用，并下诏表达自己扩展海防的信念。于是为海防捐款的风潮竞相展开，到9月底，捐款总额竟然达到了103.8万日元，这些捐款和天皇的赐金全部用于扩充海军军备。

庞大的造舰计划带来巨大财政压力，因此引发诸多政治问题，此后的内阁会议压缩或者否决了多次的造舰计划。于是，明治天皇在1893年2月10日，将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顾问官以及两院议长召到宫中，提出了6年内自己将每年从内库中拨出相当于皇室经费的1/10（约30万日元）全部用于造舰，并要求文武官员也减薪一成纳为造舰经费。此举引起了巨大震动，甚至有些议员们提出献出薪俸的1/4用作造舰经费，众议院立即再次审议并修订了预算案，决定从1893年到1899年度共拨出1808.2520万日元的造舰经费，并得到了贵族院的同意。据此，决定建造“富士”、“八岛”、“明石”和“宫古”4舰。其中“富士”与“八岛”为新型的12000吨级战列舰，如果这两艘舰一旦完成，将全面压倒“定远”和“镇远”号，不过这两舰直到甲午后的1897年才服役。

1886年，随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的镇远舰。

当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雷击舰24艘，总排水量为61373吨，正在建造的军舰6艘、雷击舰2艘，计333495吨。虽然可压倒“定远”号的战列舰尚未完工，但是“吉野”等各种新型舰艇已经陆续入列，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了海军的组织建设，镇守府和军令部等机构也相继设立，常备舰队已经编成，日本海军已经孕育成了一支近代化的力量。

海军各种制度的完善

海军是一个近代化的组织，而舰船不过是构成这一组织的一部分肌体，而真正的骨骼则是海军制度。日本海军自从草创以来，便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卓有成效的制度才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因此日本海军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在完善海军的制度。为给舰队提供一个管理与后勤中心，日本海军在1876年将原有的提督府加以改善，成立了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分别管辖东西两方面的舰队。

到了1886年4月，随着内阁官制在前一年的实施，海军条例也被通过，根据这个条例，首先，军队的管理与指挥需要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战时部队的指挥和平时的各种战备、训练等均由军令机关负责，实行一元化领导是不合适的。而日本海军草创以来军令军政体系始终处于一元状态，这个条例明确了将军令部门独立而出的规定。由于就海军军令部门的归属问题与参谋本部发生了不少冲突，因此到了1893年5月19日海军军令部条例颁布后，海军军令部门不用比较敏感的“海军参谋部”，而以“海军军令部”的形式独立了。

这项条例中，还规定了五个海军区的划分，并颁布了镇守府官制，初步建成了横须贺、吴以及佐世保这三个镇守府。这个制度的完善使得日本海军可以在对付外敌的行动时没有后顾之忧，并对稳定当时编成的常备舰队的后方起了重大作用。

所谓常备舰队，便是指能够独立达成预定战略任务的部队，与用于保护港口的小规模舰队是有区别的。这种带有攻击风格的舰队1889年7月29日宣告成立，由海军少将井上良馨任舰队司令长官。常备舰队成立以后，不断吸收新造舰队进行训练，使得战术水平日益提高，而且也为1894年7月19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最终编成具有日本海军象征意义的联合舰队打下了基础。

与此相比，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主要针对的是武器装备，对于教育训练方式也有触及，而军事制度变革基本未实行。北洋水师的编制还是完全套用绿营体系，比如同型舰编在被分在左右翼，这样便无法进行统一指挥，影响战斗力的正常发挥。

任何事业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人才培养，尤其是骨干力量的培养。前面已经提及，从幕府时代开始到明治时代起，日本就在东京筑地开办了海军操练所，而后又将其改名海军兵学寮，并根据新规定选拔了15名15到19岁的少年生、29名20到25岁的成年学生入学。1873年7月，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曾率领一个由军官6名、士官12名、水兵16名组成的34人教官团来到日本，重新制定了海军兵学寮的规章制度，使全部教育纳入正轨。1875年完成学业的学生还乘坐“筑波”号舰远航到旧金山，这样开创了远洋航海训练的先河并形成了沿袭至今的传统。1876年起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又在1888年8月1日将校址从筑地迁到广岛县著名的江田岛。

在同一年，为了对海军军官进行深造，还创设了海军大学。而且对于炮术、鱼雷术等这些原来只是在训练舰上实施的课程，从1893年起，也可能在新建的海军炮术练习所以及海军水雷术练习所进行彻底训练。这一系列的教育，到了1882年以后，已经不需要借助外国人教师，日本自己的海军教育已经完全得以自立。

从1870年起日本开始有计划地派遣学员前往海外留学，截至1887年，派出留学生和舰上实习人数大致如下：英国25名，美国21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他们之中，在德舰上实习过的山本权兵卫、留学英国泰晤士河畔的商船学校的东乡平八郎、在美国亚洲舰队旗舰上学习航海技术的坪井航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世纪70年代，清朝和日本同时在欧洲进行考察之时，清朝官员主要咨询船炮机器，而日本则着眼于军事学校教育，德国首相俾斯麦便发出了“日本将兴、清朝将衰”的预言。清朝当时也有船政学堂，也曾派遣留学生和聘请洋员，然而，这些重金培养的学员却未曾得到重用，北洋水师的管带中还有十余年不变的奇怪现象，若无因死亡或者辞职者而发生职位空缺便几乎没有人事变动，这必然会导致士气的低落以及规则的靡乱。

自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爆发，可谓是日本海军发展最为生机勃勃的时期。虽然这期间日本海军的实力并不强大，然而一个近代化海军的体系，却在这三十年不到的短时期内已经基本上建设完毕，而后日本海军的腾飞，享受的便是其丰硕的成果。而对此，上至明治天皇，下至由维新的风暴中涌现出来的诸多贤达之士的努力固然是根本因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定远”舰那巨大的身影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存在感。

编辑 段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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