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影展期间，几位大连老年影友对宽甸风光产生了兴趣，希望我带他们去宽甸拍摄创作。当时我正忙于三十年大庆返乡活动，没顾上他们，今年国庆期间相对轻松，于是与他们联系好，一起到天桥沟拍红叶山水。五位老者都是大连文化艺术界的前辈，他们之中有画家，有官员，还有一位是大连最老、最大的国营照相馆——新新照相馆的经理庄老师，与他们同行，是我学习的好机会。

远山（1999年10月摄）

红叶（1999年10月摄）

我们住在天桥沟一户农家，早上不到4点就起来看天，万里无云。1995年和1997年，我两次来到天桥沟，早上都是大雾，还没遇到过这么晴的天，所以这次必须得上山去。我回屋打个招呼就要走，这时庄老师也醒了，二话不说要跟我上去，我只得等他。庄老师已年近花甲，心脏还不好，我怕他吃不消，可老先生毫无惧色，说上就上。我以最慢的速度在前边走，不断地停下来等他，他走走歇歇，大口喘气，半路吃了一次药，但最终在日出前爬上了莲花峰。

与1995年和1997年的前两次真是大不一样，薄雾沉在沟塘里，远山看得很清楚，河水闪着银光，景色特别美。庄老师像没啥病一样，在崖顶爬上跳下，不停地拍摄。我看了他的取景器，构图和我不一样，很值得学习。拍摄中间我们也切磋了一番，老先生的谦虚勤奋使我难忘。

这是我第三次来天桥沟，1995年、1997年、1999年，正好两年一次。每次来我都上莲花峰拍日出和拍山门外那小瀑布，这简直不是创作，而成了记录。把一次次的记录罗列起来，就能看出天桥沟的变化。

老摄影家们留在天桥沟尽情拍摄，而我想再去拍人参。告别他们后，我一人返回宽甸，踏上去石柱子的旅程。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多次了，翻过那个大岭，一下岭就能看见山上的参园，一片接着一片，这预示着石柱子就要到了。客车顺盘山路一溜烟滑到底，我下车直奔那碑而去。到了那里，我掏出本子仔细地把碑文抄下，再把碑和那根石柱一起拍摄下来。在我做这些时，一位老汉前来观望，跟我谈了许多石柱子的事，使我知道了王奎荣。王奎荣原是石柱子小学的老师，20世纪70年代，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他开始接触人参。由于有文化、有头脑，他很快成了专家，现在是石柱子人参种植的代表人物。

再拍那小瀑布（1999年10月摄）

规模宏大的参园（1999年10月摄）

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这位人参专家，他一直在参园忙碌，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他的夫人给我看了许多奖章、证书等，还递给我一本精装大厚书《中国人参专家》，在那里赫然有王奎荣的一页。

拍人参还得找姜锦志。秋收大忙季节，他正在地里刨地瓜，夫人、孩子全都在干，我放下摄影包，立即加入秋收行列，直到天黑。晚上我向他提出要拍摄他在人参园干活的镜头，他说目前没有参园的活，秋收还得进行好多天，我说那我帮你干活吧。早饭后，他让我参观他的成品人参，有装盒的，有新鲜的，他教我怎样识别，怎样看参的年龄，怎样判断参的形体优劣，什么是芦，什么是莛，让我大长了见识。然后我为他的成品参拍照，拍了盒装的，又拍了在青苔上的，我知道这些片子都将成为姜锦志的广告。他显然很高兴，决定今天上午专门为我上参园干点儿活，表演一下。我喜出望外，万分感谢，说一定帮他干活，挽回误工的损失。

姜锦志带上工具领我上山，来到他的参园。时值秋天，人参的枝叶已不茂盛，但仍可分辨出四匹叶和五匹叶，那是年龄的象征。姜锦志在旁边刚开出的荒地上用镢头、耙子平整出一小块，然后从三年参的畦里起出几棵人参，告诉我这些参哪个能栽，哪个将被淘汰，主要是根据形体，然后栽下几棵。令我意外的是，人参不是直着栽，而是头朝下、根须向上，平铺在山坡上。我逐渐明白，这里有深奥的学问，像我这样拍摄是不可能表现“柱参”这个题材的。想要拍一个纪实专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长期的生活体验才行。尤金·史密斯是怎么拍《水俣》的？

成品柱参
（1999年10月摄）

柱参（1999年10月摄）

四匹叶植株（1999年10月摄）

五匹叶植株（1999年10月摄）

栽下人参苗（1999年10月摄）

但我终归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解了一些人参栽植的常识。参籽种下三年后起出来，经过挑选重新栽上，要再等上至少十年，这些参才可起出卖钱。当然，年头越长，价值越高。我感叹人参的生产几乎就是父种子收，参农是用生命来培育、用世代传承换回来收获。我问姜锦志，参生长过程中是否需要施肥、打药等。他说那些是丝毫没有的，完全是自然生长。我明白了，柱参之所以成为柱参，靠的是石柱子这一方神奇的水土以及参农们虔诚的企盼。“柱参”是一本长篇巨著，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表达的，我的拍摄应该结束了。

结束参园的拍摄，姜锦志把我领进园边的窝棚，让我看人参的种子，并给了我一点儿。我用胶卷筒装上，仔细问好如何种植，打算回家发展花盆参。他又挖了两棵约十年的参送给我，“回家泡酒喝”。我带着丰硕的收获和全心的满足离开这山顶的参园。姜锦志不无感慨地说，这片山场够他这一辈子发展人参用了。(www.daowen.com)

回到家，我刚和老太太聊上几句，姜锦志就不见了，原来是上栗园捡栗子去了。秋收大忙，人家一刻都不闲，我拿上镰刀也去了。捡栗子真是个功夫活，外面的壳满是刺，扎手很疼，要用镰刀等家什把壳破开，才能取出里面的果。我们一直干到中午，才扛着袋子、㧟着大筐回家。树上还有，要不断去捡，不捡就没了，山上有许多小动物呢。

午饭后，我要赶去李桂香家。从姜锦志家出来上岭，我又回望那参园，心中默默祝福，愿石柱子人参兴旺发达，走向世界。

过了岭就是胜利村了，远远望见供销社，我走进去一看，焕然一新。屋里屋外都修葺一新，墙粉刷了，门窗栏柜刷油漆了，看来李桂香这个店老板下了本钱。

李桂香的三女儿和小儿子从广州回来了，大女儿一家三口也在，只缺在大连的二女儿，但这已是很难得的机会了。晚上我给他们拍了全家福。

李桂香的两个孩子都在广州打工，今早就要离家返回，我也要走，李桂香在村里雇了个“三马子”，送我们三人去数里以外的班车点。

祝福柱参走向世界（1999年10月摄）

上次来这里没有拍李桂香，一直后悔，昨天来时天快黑了，也没拍好。心里构思着今早拍个亲人离别的镜头吧，可是事与愿违，也没拍成——本想拍个孩子上车后与父母依依惜别的场景，可是那农用车怎么也摇不着了，结果乘客和送行的一起推车，推得上气不接下气。车终于发动着了，我们跳上去，依依惜别变成了远远的挥手。

到了上嵩沟岔道口，我决定去看看张传民。我1997年来过，1998年没来，三十年大庆许多同学回来看他，我听说他得了脑血栓，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我去看他，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下车到他家要走十多里路，快到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养路的工人，便试探着问道：张传民家是在前面吗？看到没有异常的反应，我才敢接着问：他现在怎么样了？“还那样！”我明白了，他还在，病没好，那病是容易好的吗？

到了张传民家，我看到他身体大不如前，不能干活，也上不了班，但日常生活尚能自理。他得了脑血栓，行动不灵，说话也不行，我与他就是干坐着，再没有以前那么多话了。儿子下班回来了，好像很憔悴，张传民一病，家庭的重担就压在了他身上。我和张传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喝酒聊天了，饭很快就吃完了，我为他再次拍了一家三口全家福。

李桂香一家（1999年10月摄）

张传民一家（1999年10月摄）

季金兰的小孙女（1999年10月摄）

回到宽甸城里，我直接去南市场买人参。这儿有一个摊位卖人参，是石湖沟乡杨木村的参场。从1995年起，我多次在这儿买人参带回大连赠送友人。每年秋天是起参的季节，新鲜且便宜。这里的参有大有小，有粗有细，当然粗大的价高，但年龄都是七年。我想，同样的年龄，粗大的并不一定就好，还是细长的好，还便宜。于是我挑了一些形体好的，又包圆了一些小的，更便宜。这些参都是白色，纹浅，须根上也没有根瘤。我把姜锦志给我的柱参给他们看，他们说不值钱。我说你们真的不认识柱参吗？不知道姜锦志，也不知道王奎荣吗？我又拿出参籽给他们看，他们才对我刮目相看了。

回大连的途中我又去看了季金兰，她家院里到处堆着苞米，今年收成好，13亩地打了12000多斤，季金兰她得出了多少力啊！

这次来宽甸我背了一本书，转一大圈最后将它送给了季金兰。这是一本“旷世奇书”——《大连知青在宽甸》，宽甸县委宣传部编，是1998年9月刘副书记和赵部长来大连邀请老知青返乡时宣布的三十年大庆纪念活动之一的成果。这本书征稿编纂近一年，有老知青的回忆文章，有三十年大庆期间宽甸各乡活动的报道，也有老知青的通讯录，我的几篇文章和不少照片也收录其中。说它是“奇书”是因为全国接纳知青的县成千上万，可是为本县的插队知青出一本书，恐怕绝无仅有，这是为我们大连知青树碑立传之举。不久前赵部长专程驱车把六百本书送到我家，让我在老知青中发售，还送给我二十本，让我自由支配，这次回宽甸，我就背了这一本。

早上季金兰天不亮就起来做饭，我也起来了，就在灶旁与她谈这本书。书中有战凤梅的一篇文章《我要回家》，文中说到宽甸工业一局的老知青孙华军，身患绝症，在弥留之际对妻子说“我要回家”，妻子以为他是要回大连父母身边，其实他是要回宽甸自己的家，他已把自己融入了宽甸。扎根宽甸的大连知青，在宽甸埋忠骨的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长甸、古楼子都有。借着灶口的火光，我看到季金兰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而我在谈起这些时又何尝不是几乎哽咽！一代老知青的心是相通的，但人们都能理解吗？昨晚季金兰的大儿子问我：“你搞这个不赚钱图什么？”我说：“如果没人搞这个知青题材，像你妈妈这样的老知青就被永远遗忘了。”“忘就忘了呗，宣传了又有什么用……”我一时语塞，人家说得不无道理。

早饭只有季金兰陪我吃，刘大哥早就上班走了。我向季金兰道了珍重，自己一人上公路堵车到丹东，坐上大客回大连。

“旷世奇书”——《大连知青在宽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