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甸回来后，我开始制作影展。像边设计边施工似的，我一边放片，一边撰文，一边装裱，一边联系展址，一边还在努力搜集老照片。影展的大框架已构思好，制作的同时也不断充实，我自己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也不断升华。

周末休息时我去朋友处放大彩片，朋友以极低的价格为我手工精放。晚上我熬夜自己放黑白片，上班空闲时撰写文稿。片子放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装裱，我买了5毫米厚的密度板，裁成边长为600毫米的正方形，共50张。彩片最大放至24英寸，黑白片是我自己放的，就用简陋的放大机，朋友借给我专业的放大头。我从哈尔滨邮购了100张16英寸×12英寸俄产斯拉维奇相纸，配了高反差显影液，从桌上往地下放大片子，最大放至16英寸。为了粘在密度板上，我买了300毫米宽的双面胶带，粘得结实无比。我将撰写的文字请人用电脑打印，然后往板上贴。板上的空白处全用灰色不干胶贴上，这才算完工。我请一位擅长文字的记者朋友为我的撰文审稿，他认真地看完全部展板后问：“这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我相信别人是写不出来的。”

自己付出时间、精力、体力是责无旁贷的，没有救世主。可是费用来源呢？老婆去年下岗，四处打工，儿子上高中，我还有多病且无工作的老娘，我一个月仅千元左右工薪，花钱搞这个是否合适？有时候我也犹豫，但想到那些扎根的知青，想到我前期拍摄付出的努力和一百多个胶卷的收获，想起王大哥等老知青的鼓励支持，我硬着头皮也要做下去。我参加单位献血，得到一点儿营养费，还有许多老知青慷慨解囊相助，使我渡过难关。在制作装裱枯燥反复的过程中，我曾想打退堂鼓，志同道合的影友小孙鼓励我：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就像当年周总理说的把五星红旗插到赫尔辛基的奥运赛场上就是胜利一样，把影展拿出来面世就是胜利！

在我紧张忙碌之时，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说知青下乡是“文革”产物，不该宣传；有人提醒我不要费了劲、费了钱到时被人“枪毙”没收……不能不做悲观的估计。我的影展会不会遭厄运？此时王大哥坚定地支持了我：“不仅要搞，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搞，要组织返乡，要为第二故乡捐款，建希望小学……”

为选展址我伤了不少脑筋，要使看的人越多越好，又要够档次，不花钱，真的是很难。在影友的参谋下，我选中了大连商场中央大堂的三楼大厅，可是那里的展位每天是8000元，我想白用是否是痴心妄想？在市商委一位处长、下乡高坎的校友大姐的鼎力帮助下，我居然成功了！

但我的展板如何往大厅摆放？大理石墙壁和玻璃幕墙不能钉钉子，粘又粘不住。后来，曾任园林管理处处长的校友大哥、夹皮沟挂钟岭的老知青鼎力相助，从劳动公园借给我23块大看板，每块可挂4张我的展板。

万事俱备了，10月1日、2日两天布展。我率领老婆儿子上阵，自己率先当装卸工、搬运工，把大看板从公园“请”到大连商场中央大堂三楼大厅。老知青同学闻讯来帮我，几个年近半百的“力工”在商场里楼上楼下忙碌着。擅长美术的五中青山沟老知青帮我写大字，我从单位借来大红绸布，粘上大字“走遍宽甸——追溯大连知青”，作为影展标题。有四句话、四个数字概括了我这些年的甘苦：“插队五载，重返十趟，拍卷百余，写真六十。”

布好的影展（1998年10月摄）

红石砬子中蒿四队青年点合影（辽师附中），当时墙上的字还是红色的（老照片翻摄）

虎山红石三队青年点合影——“中华女儿志在四方”（三十一中）（老照片翻摄）

我的影展内容有四部分：一是风光风情，反映宽甸三十年巨变成就、人民生活、精神面貌，以20幅24英寸彩片为主，还有几组彩片分别介绍宽甸的旅游景点——天桥沟、青山沟、鸭绿江、白石砬子；二是扎根宽甸的大连知青的影像资料，共60多位，其中6人分别以一组片子来讲述他（她）们的故事，他（她）们是：张传民、赵淑润、张果、季金兰、刘玉华、李文忠；三是反映大连知青与宽甸人民三十年深情不变的图片故事，这其中有1996年大汤石集体重返、1997年王大哥情系第二故乡、1998年黄未雨越洋圆梦等摄影报道，也有以文说图的故事，如王振福珍藏知青照片的故事；四是那些时代感极强的历史照片，它们都与那些艳丽的彩片搭配着。50张展板共贴着彩色、黑白大小照片共200多幅，前面介绍过的不再重复，这里是几幅后期搜集的老照片。（更多老照片见《光盘寄深情》。）

永甸牛皮闸七队青年点合影（二十二中）（老照片翻摄）

青山沟钟家堡的女知青（五中）（老照片翻摄）

1998年10月3日，历时三年创作的影展开幕了。此前的几天里我打了一百多个电话，通知关心我影展的人们。这天一大早，儿子为我选了一套衣服穿上，一家三口走去大连商场。还不到开门时间，门口已聚满了人，我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校友。商场开门，人们蜂拥而入，直奔大堂三楼，先睹为快。在我上三楼之前，影友老叶拦住我，用我的相机给我拍了个纪念照。影友们来了，单位的领导、工友们来了，报社摄影记者来了，宽甸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专程来贺。然而来的最多的是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在宽甸抛洒过青春汗水的老知青，各校都有。许多人我素不相识，都是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而来，黄未雨的哥哥黄后乐从美国回来办事，也赶来了。偌大的三楼大堂挤满了人，许多老知青还领着孩子——与我们当年下乡时年龄相仿的孩子。像是久违的聚会，像是热烈的庆典，这是我们的三十年，这是我们青春的祭奠。

由我们大汤石一位知青校友主持，举行了一个“田间地头”式的开幕式，县委刘副书记讲了话。大茧一队青年点、十三中的一位大哥代表大连知青讲了话。我当然也要说话，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的人……（我至今后悔事先没有准备一个手持喇叭，没有想到大厅里人多时的嗡嗡声能盖过一个人的讲话声，很对不住所有的嘉宾。）

接下来的几天，影展现场成了老知青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邂逅，在这里叙旧，在这里合影，在这里共商返乡大计，二十二中的同学甚至在这里设了返乡联络站。有的老知青上午看了一遍，下午又来看；有一位知青看过后，泣不成声；有一位观众不仅看而且记录；也有小观众用傻瓜相机拍摄我的大彩片。一般来说，如果仔细阅读文字，看完一遍得两个小时。一位影友说，看时完全不在意片子的艺术水准，而是被它的内容吸引住了。来自北京广播电台的赵颖在留言簿上写道：“您拍摄的不仅是摄影作品，更是一段历史和这段历史衍生出的一片真情。”

影展开幕式现场（1998年10月摄）(www.daowen.com)

参加开幕式的老知青
（1998年10月摄）

参加开幕式的宽甸县领导（1998年10月摄）

田间地头式的开幕式
（1998年10月摄）

看影展的老知青
（1998年10月摄）

看影展的老知青
（1998年10月摄）

带着孩子来看影展
（1998年10月摄）

从8月开始，还在我的影展筹备期间，老知青们就在酝酿三十年大庆的活动。活动由王大哥发起，串联了五中、十三中、二十二中、三十一中共5所学校的老知青在一起商议，定下四项活动：捐款、征文、影展、返乡。宽甸方面闻风而动，刘副书记和赵部长来大连与老知青们共商大计：在《大连日报》上登公开信，邀请老知青在10月5日至20日返乡；县里设接待站；公布热线电话；还计划出书。当然，为我的影展也做了安排。知道老知青要捐款，刘副书记深情地说，县里研究了，如果捐款能建希望小学，将命名为“大连知青希望小学”，将为大连知青立碑，哪怕是捐出1元钱，也要把名字刻上去……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1998年10月摄）

这期间，我除了忙乎影展，还“上蹿下跳”，四处联络，奔走于各校老知青之间，用电话与宽甸保持着联系，还带着影展小样去敲《半岛晨报》的门，希望在他们的报上开辟征文栏目。报社的副主编——一位1968年下乡岫岩的老知青不仅同意、支持，还对我们宽甸知青的活动深表羡慕：“我们岫岩怎么没人张罗？”征文从10月中旬开始，每周一版，一直持续到年底，我的许多照片、文章都被采用了。

我的影展在大商展到10月12日，此间老知青们的活动达到了高潮。10月9日星期五，大连二十二中的老知青们的返乡团在市政府门前集结。大家各显神通，组织了近10辆车，打着旗，贴着大字，浩浩荡荡奔赴宽甸第二故乡。《半岛晨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也跟着去体验感受了。我一大早就赶去送他们，深为他们的热情所鼓舞，心中更盘算着一周后我们辽师附中和大连十三中等各校老知青更大规模的返乡活动。

大连二十二中老知青的车队（1998年10月摄）

影展期间，我见到了许多老知青、校友，大家不约而同地希望在10月16日重返宽甸——那是1968年我们到达宽甸下火车的日子。一位当年在小汤石六队的同学表示她能联系大客车，我当即表示负责组织一车人，“咱们夹皮沟公社的老知青一起返乡”。我也只能联系本公社的，更大范围的我张罗不了，只能他们自己想办法了。有人问坐火车怎么走，我尽我所知告诉这些同学，请他们一到宽甸就去县政府报到，就到家了。

10月15日晚上，我把从未去过宽甸的老婆送上直达丹东的火车，让她跟几位校友、红石砬子的知青大姐结伴去宽甸，因我们的大客已满员，我必须先满足同学们。我以宽甸驻大连办事处的名义写了一个广播稿，请人在本次列车广播，大意是欢迎老知青返乡，到宽甸后请到县政府报到领纪念品等等。我估计坐这趟车返乡的老知青一定不少。

晚上，我熬夜做出第51张展板——我把回大连的老知青目前的情况向宽甸人民汇报。我装裱了8个人的照片，文字用仿宋体手写。他们中有干部、工程师、经理，也有作家、职员和普通工人，不管干什么，大连知青从宽甸回来都干得不错。我的影展——这51张展板将挂上宽甸街头。

我还准备了送给大汤石村委会的礼物——一组11幅风光照片《可爱的故乡大汤石》，都是我近些年来拍摄的大汤石的美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