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节后，我已拍摄了近三十位老知青。寻访扎根乡下的老知青，全县已有一多半的乡“过了筛子”。影展需要的素材已积累了不少，但还需要加深加厚。空白处要去拍，拍过的有些要重拍。随着拍摄的深入、对题材理解的深入，影展的框架在脑子里逐渐成形。我明白，1997年是关键的一年，大面上的拍摄要完成，影展小样要做出来。1998年的时间要补遗和撰文，要制作，要布展……

1997年3月，张献根的报道文章配我的照片在《丹东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他的这篇文章也在该报获奖。这是我“走遍宽甸”之举的首次见报。

4月，我的《渡口之秋》和《长城东尽》两幅照片在省赛获奖，给了我不小的鼓舞。

6月，宽甸县报也刊发了张献根的这篇报道，我开始名噪一方。

1997年还有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摄影人不能无所作为，我也要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然而宽甸题材的准备一刻也没停止。

4月，我骑车去金州拜访了我的校友王大哥。时任金州区委书记的他，在宽甸度过了令他终身受益的五年。离开后，他力所能及地为宽甸办了许多实事，被称为“反哺”。他对我正在进行的拍摄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且解囊相助，使我感觉到我所做的事不是我一个人的。王大哥回报第二故乡宽甸的拳拳之心使我非常感动，我突然触摸到了这个影展主题的真谛——人间真情。

也是4月，我去金州的大连陆军学院看望了季金兰的二儿子。

我拜访了一位大连二十二中的老知青，人家提供了两个线索，使我首次了解到大连二十二中的老知青，了解到宽甸西北部几个乡镇当年插队的情况。

我制订了拍摄计划，拟了一个行程，穿起多个拍摄点，准备逐个解决，同时随机应变。

我与宽甸县一级的领导也取得了联系。早在1995年9月，宽甸驻大连办事处就举办过联谊会，1996年9月又举行一次，在那里我见过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宣传部的赵部长。这次为重返，我给赵部长写了信。

我把这一次重返选在9月中下旬，为的是拍到金秋景象并连上国庆长假。这一次要把想到的都拍到，没“过筛子”的都过一遍。

单位领导理解支持，批准我的假，但是我这一步却难以迈出。计划中要拍的那些能拍到吗？要寻访的那些人能找到吗？怎样拍才能有冲击力、才能打动人心？天公能作美吗？仿佛又面临着一个高深莫测的未知世界，这是最后的冲刺，如果不成功怎么办？那些日子感觉压力很大，经常半夜里突然醒来……

恰在这时，大连电视台《每周一歌》节目播出了《快乐老家》。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陈明的歌简直唱到我心里去了：“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

这是我离家最久的一次旅行，是拍片最多的一次摄影活动，是一次浩瀚的行走，是对“走遍宽甸”的真正诠释。

《丹东日报》的报道

第一天。一夜火车至丹东，立马往宽甸赶。昨天还在上班，今天上午就到了季金兰家。我这次来没有拍摄计划，而是给她捎来一点儿家乡的海物——我亲手打晒的海带，我知道宽甸有缺碘所致的地方病，海带在这里很受欢迎。季金兰说：“你这是千里送鹅毛啊……”

我把4月在大连陆军学院拍的她儿子的照片给她，得知她儿子已回部队当了正排级干部，很忙，但很好。我要去太平湾，她抱着孙女送我一程，我用“小傻瓜”为她拍了一张，然后分别。走了一段公路再进入小道，路过蒲石河大桥，我掏出相机“开张大吉”。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太平湾的繁华大街上。

要寻访的人的线索是赵秀署提供的，在一家商场工作。我走到一家较大的商场，想碰碰运气，结果一下就找到了他。于永全原是大连三十一中初一学生，曾与赵秀署同点，后来被水电六局招工，多年后在这个商场当了经理。我去时他正在柜台里忙着，我们就隔着柜台断断续续地聊。他说他知道我，我很惊讶，原来他看了报上张献根的报道。我初次有了名声在外的感觉。水电六局当年招了不少大连知青，现在仅剩下几个，有一个在宽甸城里的六局医院工作，有一个现在在小浪底施工，还有一个就在附近。

我们聊得高兴，于永全说带我去看另一个同学，这时我提出要拍照，他就站在柜台里，让我拍了本次重返的第一张老知青片子。

于永全带我来到附近的六局一中，找到了教物理的大连知青王德玉。王德玉原是大连十三中的，下乡在长甸东洋河，也是招工进入的水电六局，经过多年辗转，现在在学校电教室工作，也爱好摄影。我的知青影集成了介绍信、说明书，成了话匣子的钥匙，我们三人谈得很投缘，决定要找地方吃点儿饭。离开学校时，王德玉挂着相机站在校门口，我为他拍下了一张，然后三人合影留念。

与两位老同学共进午餐后，我背着全副装备要去拍那大坝，这是我拍摄计划中的一个。

季金兰（1997年9月摄）

蒲石河风光（1997年9月摄）

老知青于永全（1997年9月摄）

老知青王德玉（1997年9月摄）

先到坝下的江堤上看鸭绿江，水不是太大，于是下到江滩远拍了大坝。想上坝顶是不可能的，于永全也帮不上。和1991年拍拉古哨大坝一样，我必须爬上坝头的一座山，才能拍到坝上的水面。山在那里，可是树丛茂密，找不到上山的路，只好顺小沟往上走，根本就没有路，干脆拱树棵子吧。山势很陡，我根本不是走而是爬，好容易上到山顶，已满身大汗。山顶有条小道，我很快找到了拍摄点，天气很好，天空湛蓝，水面也湛蓝，对面的朝鲜及水库上游的远山都非常清晰，我在这里拍了个够。

拍完大坝，我回到商场向于永全告别，奔向下一个目标永甸，我要去拍赵淑润。

原想在永甸住一宿，第二天起大早走去幸福村，可一下车就有摩的上前招揽生意，于是在天黑时赶到了赵淑润家。正赶上这儿停电，她一家人都在老父亲家忙秋收，我也就跟着一块儿在那儿吃饭。一大家人围坐一桌，席间，一位大嫂和我说到一块儿，她是从牛毛坞嫁过来的。她念叨出许多名字，都是我的校友，快三十年了，她竟记得如此清晰！

第二天。去年五一期间来这里时，正是春耕大忙，我只拍到了赵淑润种地时的一些生活照，而没有反映她工作的镜头。赵淑润是教师，她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她的班总是人数最多。我一心想要拍她上课的镜头，所以必须是在正常的工作日而不能是节假日。

早上和侯大哥一起吃饭，7点过了出门，而赵淑润已骑车赶去学校了，早饭也没吃。从她家到学校要走半小时，我闻着沁有花草芳香的空气，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清澈的河水泛到路面上，一片白雾飘荡在山谷间，我边走边拍，几乎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中。

太平湾水电站大坝（1997年9月摄）

水电站衍生出的城市——太平湾（1997年9月摄）

人家8点上课，我必须7点40分左右到学校。路上一个小学生也没遇到，远远看见树梢上露出飘扬的国旗，就知道学校到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我进大门走过操场，上了高台阶，循着办公室往里看。一间简陋的教师办公室，几张桌子围成一圈，桌面上很干净，插着国旗和党旗，赵淑润坐在里面写东西。

太平湾水电站坐落在鸭绿江上（1997年9月摄）

幸福村的早晨（1997年9月摄）

上课了，我与赵淑润一起走进教室，我占据了后面顺光的一个角落，开始拍摄。我用柯达T-Max黑白卷、用100毫米镜头拍了特写，用彩色负片、用标头和广角拍了课堂。有学生做前景，有国徽和“天天向上”标语做背景，我抓取她讲课最生动、最神采飞扬的瞬间。光线不是很好，光圈开到最大。赵淑润讲的是数学，小数乘法的结合律，讲得生动清楚，甚至连我都放下相机倾听。提问时，学生们踊跃举手，课堂十分活跃，我记录下这个场面。二十一年了，她就是这样站在这个讲台上，她的学生不会错的。

活跃的课堂（1997年9月摄）

赵淑润与她的学生们（1997年9月摄）

下课后，她过来和我说话。孩子们都围上来，我说为你和你的学生拍个合影吧，她同意了。这个学校只有九十多名学生，却是六个年级都有，她的班是五年级，二十一人，是人数最多的班。孩子们对照相充满了渴望与好奇，一下子就涌出教室，在门口簇拥着赵淑润站成一排，我的20毫米广角近距离就拍下了这张合影。

我要告辞了，赵淑润送我到大门口，叫我再住一天，明天坐班车走。但我“重任在身”，今天中午要赶到永甸。明天是星期六，是休息日，很可能对我不利。

顺来时的路返回，到小岭高处，回望了一眼幸福村，心中默默告别。赵淑润很平凡，但她的故事有深度，可惜我不能继续挖掘了。走了四十多分钟，继续前行到了湾沟小学，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小学生不分男女在一起踢足球，吸引我又拍了几张。此地人告诉我，这儿离永甸十五里，我甩开大步紧走一阵，来到一条大河边。已看到永甸镇上的烟囱和白烟了，此时12点，我决定休息一下。在河边的树荫下，我放下摄影包、三脚架，脱了T恤，脱了鞋，找出毛巾下到河里，洗去身上的汗污和疲惫，然后坐下吃午饭。那是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已经有点儿变味了。

在这里，我拍了一张《群鸭戏水》，远处背景就是永甸工厂的白烟。

我赶到永甸时已经过中午了，便直奔徐忠汉家。我把影集给他看，又提出要拍摄永甸其他几位老知青。徐忠汉下午有事，他打电话叫来孙成国，让孙成国帮我完成这件事。然后二位骑自行车去厂里，我坐在后座上，听他俩议论“十五大”召开的事。我出门在外，已好多天没看报纸、电视了。

孙成国不愧是当领导的，办事果断利落，一到厂里马上就找来供销科长郭义，我立即就拍了。然后孙成国又领着我风风火火地到车间找到刘振友、薛树清，我分别拍下了他们工作的镜头。孙成国又派人去找来了休班的藏红海。在厂门口，以他们的工厂为背景，我为他们一一拍照。然后，为永甸硼砂厂的这五位创业者——五位扎根宽甸的大连知青拍下了这难忘的合影，遗憾的是缺少徐忠汉。

孙成国他们都在班上，下午还要开会，不能陪我，他委托厂里一位同志带我去旁边的水泥厂，那里有两位大连知青。水泥厂的会计是大连知青，上丹东办事了，没拍到。财务科的一位女士带我去找另一位大连知青，好容易找着了，名叫李君。李君是大连三十一中的，下乡在杨木川，现在在这里干着很粗重的活，远看他很年轻，近看却很苍老。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为他拍了一张，背景是他们水泥厂的腾腾烟雾以及蓝天白云。

群鸭戏水（1997年9月摄）

五位老知青，永甸硼砂厂的创业者（1997年9月摄）

老知青李君（1997年9月摄）

李君送我到厂门口一小卖店等车，店主正是刚才那位女士，她热情招呼我坐下。这里有许多人在等车，可能是我的到来触动了有关话题，一位水泥厂职工抢过话茬：“我知道有一个人，走遍宽甸，专拍老知青！他叫……”店主说：“你知道那个人吗？这位就是！”想不到我还有如此知名度，这都是缘于张献根的报道。

第三天。昨天在永甸上车，直奔中蒿张传民家。今早我要去红石砬子，张传民也不硬留了，我已经是常客了。临别时我又为他拍了一张，拍的是他卷烟的动作。这么多年了，他从不抽香烟，总是卷旱烟，这一张拍了，下次不知何时能再来。

离开张传民家，我拍了许多小学生上学的镜头，很有意思。

我又到了四队青年点，那墙上留有字迹的青年点房子这次是看不到了，拆掉了。不一会儿有车过来，我招手上去，很快就到了红石镇——原来的红石砬子乡，这辆车在这里停留四十分钟后返回宽甸。我来到镇上，拍了点儿街景，这里的楼比六年前多了很多，马路也又宽又平。这儿的乡办企业丹东油泵厂，产品多次获奖，行销各大油田，是宽甸的明星企业。

我在红石坐上车，没有回宽甸，而是在半道的一个路口——台子沟下来了，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大汤石拍升旗。台子沟所属的硼海镇，就是我当年插队的夹皮沟公社，这里九个大队中的七个有青年点，台子沟也有。

老知青张传民（1997年9月摄）

上学的小学生（1997年9月摄）

一时没有车，我就顺公路溜达。遇一牵牛的老者，我与他搭话，问当年这里青年点的情况。老者说话不很利索，但他念叨出了许多名字，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校友，当年在台子沟二队青年点，离开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可知道在这大山沟里，一位老农仍记着他们？

再往前走是上甸子。上甸子四队青年点在1971年有三人并点到了我们大汤石五队，我今天走到了这里，应该去看一看，替他们看看老乡。打听着就到了四队，看到小学校挺漂亮，就进去拍了一张。然后进一小院，向女主人打听青年点，回答说已经拆了，但她认得这些大连知青。也算有缘，我为她和她家的几个小孩子拍了纪念照，准备回去给同学们看。

从这里再上大道，很快就有班车过来了，我挤上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夹皮沟——现在已改称硼海镇了。由宽甸到这里的班车每小时一趟，但到大汤石的车还是不多。下了车我想在夹皮沟的街上逛逛，还没拍上一张，忽听得有人喊我，原来是杜庆丰。他在镇上办完事，没有班车返回，就找了镇政府的吉普车，我正好坐上一起回大汤石，省了时间，省了体力，可是没了拍摄的机会。

红石镇（1997年9月摄）

上甸子小学（1997年9月摄）

大汤石小学的阅览室（1997年9月摄）

一路上我俩兴高采烈地交谈。我已提前写信谈了自己的拍摄计划，这次回来还得请这个村主任帮忙。宽甸近些年教育战线捷报频传，今年高考成绩喜人，有多名学生考入了清华、北大、复旦、南开，这都离不开乡村小学基础教育的发展。我想拍一幅照片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就构思了山村小学升国旗的题材，这需要大汤石小学来配合。在宽甸的大山里走着，只要看到高高飘扬的国旗，就知道那里是一所学校。在很多地方，最好的房子一定是学校，大汤石也是这样。

放学（1997年9月摄）

路上我看见三队大漫子那儿有小水电站，想拍根本不可能，吉普车一路狂奔把我们送到大汤石村委会。下午我去了学校，找到校长许老师，落实好星期一——后天拍升旗。我又去操场上演练了一下，爬上一个篮球架，20毫米广角正好。我在学校各处看了看，晚些时候，在大门口拍了一个学生们放学的镜头。学校位于村委会所在的四队，我在这里看望了几位老乡，就赶着回我的五队了，归心似箭哪！

我又来到老秦老婶家，老叔老婶都在，非常高兴。晚上杜庆丰也来了，大家聊到很晚。

第四天。今天是安排比较奢侈、比较轻松的一天——在大汤石走马观花。

早上天蒙蒙亮我就起来了，跟老婶打个招呼又向河边走去。大汤石河，千年流万年淌，涨涨消消，消消涨涨，一年都要换几次容貌，我现在看到的景色与六年前完全不同，还能拍出那样的照片吗？景色虽变了，但我对故乡的情感没变，这条河的风韵依旧，我要好好拍。虽然是秋天，但晨雾仍有，透视还是给人以空间感。我拍了激流汹涌和水平如镜的景象，黑白彩色都拍了不少，然后就返回了。这次没有过河上前山，有雾，俯瞰拍不了，去年拍得不错，那样的好天气是很难得的。

大汤石河激流汹涌（1997年9月摄）

大汤石河水平如镜（1997年9月摄）

晨雾散了，我向沟里七队走去。1991年就听老叔说那里的二人沟矿建设得像小城市一样，我这次也计划要拍它。想当年下乡时曾去那个沟给林场干过活，当时人称“扒皮沟”，因为那山又大又高，山顶上夕阳尚照时，山下就已经点灯了。那时的大汤石林场还是一片原始荒蛮景象，现在是什么样呢？

进入七队地界，就逐渐进入矿区了。记得1972年我们队曾在这里给矿上盖房子，就是当时很普遍的那种里外一把泥的房子，我还砌过墙呢。现在这里已发展了近三十年，已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大道是沥青铺就，所有的过河处全建了“洋桥”，矿区的房子、烟囱一色使用红砖，与当地民居区别明显。我在大道上走着，将进入视野的新鲜感受拍下来。正值金秋，山里红树上果实累累，令人喜爱，蓝天白云，正是拍风光的好天气。

来到七队寻找当年的青年点——当年这个点有我的十八名校友，可惜七队青年点已拆了。我在这儿信步游走，当看到大树底下的碾子时，我掏出相机用柯达T-Max拍了一张黑白片。然后去六队看望高书记，半路上遇到了一个人，短暂的交谈却使我感慨良多。

矿区的厂房（1997年9月摄）

矿区宿舍（1997年9月摄）

此人是我们五队老副队长许大叔的独生子许义全。当年许大叔家境十分困难，老伴残疾不能干活，孩子还小，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可是他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一心扑在生产队，起早贪黑带领我们干活，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在我即将离开青年点，接到调令到县城办手续那天，许大叔突然去世了。我从城里回来，他已经入土。他是我五年知青生涯中唯一故去的乡亲，撇下孤儿寡母和一个穷家。在我将要返城回大连的那段日子，我做了许多“临别纪念”，编了许多筐送人，但我不记得为眼前这个人做了什么，那时他才十多岁，还在小学念书。可是他却记得真切：“临走前，你为俺家捡了半天柴禾……”“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

也许有这回事吧，我上山半天捡的柴禾，他们家半月二十天也就烧完了，可这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他却一直记着！和他分别后，我努力回忆1973年临走前的那段日子，那时不曾写日记，他说的事无据可查。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为别人做了哪怕是一丁点儿好事，尽管你不经意，人家却会在意、记住！

到六队看望高书记，他刚从外面回来，我又抓拍他一张。离开六队，我又去看了时老大的母亲，这位老太已八十多岁，是我们五队最年长的寿星，同时还见到了时老大的姐姐和弟弟。过河回来，我又一次去看了老蒋三叔，他正在地里割苞米，身体硬朗。瘫痪多年的老秦大爷今年春上过世了，我去看了他的老伴和小儿子，又去看了老王大爷，然后如约前往杜庆丰家。

高书记（1997年9月摄）

老蒋三叔（1997年9月摄）

晨雾中（1997年9月摄）

第五天。昨晚在杜庆丰家喝酒聊天直到半夜，今早天蒙蒙亮就起来赶往四队小学校。我在大道边小井洗脸时，沟里的小学生一个个骑自行车从我身后匆匆掠过。和城里学生一样，他们也穿着统一的校服，在晨雾中由隐渐显，甚是好看。

今天是星期一，所有的学校都举行升国旗仪式，大汤石这所山村小学也不例外。我来拍摄的事早已联系好了。我赶到学校时，校长许老师领着升旗手正在演练，我忽然想到，今早看到的小学生校服如此整齐，一定是学校做了布置，全力配合我的拍摄。

可是老天爷不配合，一早上的雾迟迟不散，不要说蓝天白云了，就连近处的大山都看不见。许老师说，先预演一下，等雾散了间操时再来一遍。尽管是预演，我还是拍了几张。奏国歌时，小学生有点儿拘谨，但很严肃。人数有点儿少，队形有空缺，另外国旗有些陈旧，总之不理想。我问许老师，这是我们老知青去年赠的那面国旗吗？回答说那面旗保存着，一般不舍得用，今天保管国旗的老师家中有事没来，所以取不出。我心中有点儿遗憾，只得等间操时再拍了。

9点半以后，雾开始散去，露出了蓝天。下了第二节课，小学生们到操场上列队，做第八套广播体操。这时传来好消息，学校已经派人把在家休息的保管老师找来了，一会儿将升我们老知青去年赠的新国旗。我爬上预先选好的篮球架，用20毫米广角构图、测光、调焦，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那神圣时刻的到来。

升旗手和护旗手出来了，她们穿过队列，走向升旗台，挂好国旗。许老师一声令下，全体小学生举起右手，国歌奏响，国旗徐徐上升……我紧盯着取景器，刚升时就拍了几张，升到一半时不能拍，我要等升到顶时再拍。国旗就要升到顶了，可是低垂着，多么遗憾，我在盼望来风，好让这面国旗展开……国旗升到顶了，没有来风，没有展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在万分期盼的时候，风似乎如约而至，国旗缓缓地飘扬起来。然而，风又是姗姗来迟，国歌已奏完，小学生们已经礼毕，眼见着国旗迎风飘扬，我示意举手行礼，只听得许老师一声：“全体，敬礼！”小学生们再一次将右手高举过头，我不失时机地连拍数张。取景器里，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面硕大的国旗是展开的、飘扬着的，飘得非常好；是崭新的，鲜艳极了；国旗后面映衬着蔚蓝的天空，蓝天上有几朵白云；远景是大山，两帮夹一沟的绿色的大山；中景是崭新的校舍，一排红瓦房；前景是操场上小学生统一的服装，整齐的队列，学生举手敬礼，老师肃立注目；空缺的地方，也由学前班的小孩子补齐了。一切都是理想的、完美的，大汤石学校的师生在我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幅宣传画。

然而，画面给我的感觉是学生人数太少，操场上稀稀拉拉的，场面不够壮观、热烈。我问许老师学生为何这么少，他的回答使我大感欣慰：“计划生育搞得好！”

大山的希望（1997年9月摄）

拍完升旗，我如释重负，想去拍另外两个地方，村治保主任老张二哥陪着我。

我先去拍了三队的电站。这个地方叫老彭大漫子，大概缘于三队这儿姓彭的多。此处是南股河的开阔处，水量丰富。当年下乡时，我们夏天中午步行十多里路来这里游泳，以解海滨人对水的渴望。1991年我带着儿子也曾在这儿嬉水，现在这里建起了小水电站，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拍完这个，我又去一队拍吊桥。大汤石一队在南股河的右岸，处于孤岛位置，村民出门要绕道蹚过南股河。这座桥是村委会近年为村民办的实事、好事，在桥上的感觉非常好，风光旖旎。

拍完吊桥返回五队，老张二哥一直陪着我并一再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再三致谢推辞了，没给人家面子。我计划今天下午到小汤石拜访刘老师，明天从小汤石翻山去牛毛坞。

老婶也挽留，但我确实没有时间，前面还有许多拍摄任务呢。去小汤石的班车已错过，于是堵了个货车，捎我到小汤石四队——村委会所在地，下了车我就赶去学校找刘老师。

刘老师不在学校，而在沟里的教学点。由于小汤石沟太长，居住分散，为了让小学生不走太远的路，学校在沟里办了一个点，一、二年级学生可就近上学，三年级以后再到总校，这个教学点叫作“下伸点”。我从小汤石四队开始走，经过四队、三队、二队，大约十来里地一个队，总之走了很远。在过了一条小河套、走出一片杨树林之后，我看见路边一处高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不像是人家，于是向那儿走去。快到门口时，门开了，孩子们涌出来，刘老师随后出来，我们热烈握手。

这个教学点只刘老师一个人，十几个孩子，一、二年级都有，他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我看到简陋的教室里一切井井有条，黑板、桌椅、讲台，还有一个铃铛。门外小空地权作操场，一根木杆躺在地上，那是前两天下雨刮风弄倒的，是升国旗的旗杆。我在教室里拍了几张，又在那操场上为他们拍了合影。小学生们迎着夕阳，如有国旗就更漂亮了。

第六天。昨晚与刘老师畅谈到半夜，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都是缘于为李文忠扫墓。刘老师的两个孩子都在念师范，看得出乡村教师在这里极受尊敬。为了供孩子念书，他把每月微薄的工资全部搭上，家里的生活就靠大嫂种地，十分清苦。然而刘老师家里存了许多书，他吟诗作画，手不释卷，生活充实，使我非常敬佩。刘老师的家在小汤石沟的尽头，三面都是大山，出门就是河，简直是仙境。我与刘老师在门前合影留念，这是我们的第三张合影。

南股河上的小水电站（1997年9月摄）

南股河风光（1997年9月摄）

刘老师和他的学生们（1997年9月摄）

与刘老师第三次合影（1997年9月摄）

我要翻山去牛毛坞，刘老师执意要送我到冈顶，我们边走边聊。路就从他家房后开始，走过山脚下的庄稼地，开始进入阳坡的林子。略休息片刻，一鼓作气登上冈顶，我们将要在这儿分手。翻过去就是太平哨的保安村，背坡沟长，林子大，刘老师怕我害怕，要在冈顶等着我下去再离开。我快步跑下冈梁，很快下到沟底，我大声喊，叫他回去。他大声回应着，吆喝着回去了。

与刘老师分手后，我在大背坡的林子里穿行，不时听到啄木鸟——当地人称“叨木冠子”——啄击树木的“嗒嗒”声。林子里的路很好走，就顺着沟边，大概摩托车都能通行。

这是条老路了。当年下乡时，1970年和1971年，我和我们点另一个同学利用挂锄的农闲工夫，两次去牛毛坞公社“串点”，走的就是这条路。记得是1970年，7月挂锄，正是连阴天没有活的时候，我俩向老郑请了假，向老秦老叔借了把雨伞，第二天起大早，揣了几个熟土豆，带把镰刀，把鞋挂在腰里，光脚冒雨就上路了。先翻一座山到小汤石，走到二队进一个大沟，大沟走到尽头过冈，下来出沟就是太平哨的保安大队，地名叫“北吊幌子”。这是一个不太宽的大甸子，斜穿过去，再进一个大沟，走到尽头，过冈就是牛毛坞的高坎大队。我们俩走到高坎六队青年点，正好赶上吃午饭。下午从高坎六队过北股河，就从铁丝笼子坝上蹚过去，走一下午到泉山吴德义的青年点，天还不黑。然后在泉山玩一天，第三天返回时北股河涨水漫坝，铁丝笼子坝已不能走，我俩就在坝上的漫子游泳过河，引得当地乡邻在大道上驻足围观，成为“惊世骇俗”之举。

知青生活有苦难也有欢乐，那是如诗如梦的青春岁月啊！令人永生难忘。我这次重走这个线路，就是要重温旧梦，“返老还童”。然而，高坎六队却不是歇脚的驿站，而是我拍摄的重要目标，那里是我崇敬的校友王大哥当年插队的地方，那里埋藏着许多的故事。

保安二队青年点（1997年9月摄）

出了大沟是太平哨的保安二队，我向遇见的路人打听去高坎的道，同时打听这里当年知青的情况。一位姓李的老队长告诉我，这里当年有大连十三中的同学。他念叨出一串名字，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那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点的房子还在，李队长带我去看，这儿正忙着往家里拉苞米，我注意到院里有一棵山里红树。

打听好去高坎的路，我从保安二队再进一沟。此沟口挺宽，有车道，可能以前沟里也盛产木材，但现在显然久不走车了。我顺车道向沟里走，越走沟越窄，两侧山越来越高，林越来越大，不时也看见溪边有红叶似火，非常喜人。森林、大山、溪流、红叶，这也是宽甸典型的景致，我在这景致中行走，觉得无比惬意，忍不住支上架子又自拍一张《走遍宽甸》。

《走遍宽甸》之三（1997年9月摄）

眼前出现一个回车场，车道终于到了尽头，沟也到了尽头。三面是山，我看准一条小道开始爬山。这可能是捡核桃、捡蘑菇的小道，走了一段就越来越不明显，最终没有了。看看四周，除了大树没有任何活物，怎么办？退到回车场重新找路？那刚才的山就白爬了！往上看，大林子似乎透亮，快到冈梁了！我当时一咬牙，上！于是把包和架子都斜挎上，手执镰刀，脚踩深厚的腐叶，奋力攀爬。耳边只有风吹树梢的飒飒声，一阵恐惧袭来，如果遇到不测，遇到野兽，我呼救也没有用，只能听天由命。

我一阵狂爬，上到冈梁，眼前一片开阔，山的这面坡“片伐”得溜光，与那面坡的原始状态完全是两个世界。我相信这已到了牛毛坞的地界，可以看到山下的田地人家，那一定就是高坎子了。

高坎六队青年点是个“袖珍”青年点，只有六人，三男三女。三男是我校高二的老大哥，三女是初三我的邻班同学。别看人少，可是人才济济。三男中王大哥是我们校友中最早入党的，现在是局级干部，另两人现在一个是老总，一个是教授。三女中现在一人在上海，一人在美国，只有一人在大连。多年来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们与高坎六队的乡亲们之间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知道这里肯定有值得拍摄的东西。

从大冈顶下来，我又走错了路，打听了两次，又钻了树棵子，又走了横垄地，最后总算走上正道——就是当年冒雨串点时走的下山路。一路打听，还真找到了当年的青年点房子，现在住着人。

我走近先拍下一张，再进院拜访人家。这一家五口是后搬来的，与王大哥他们不熟悉，但女主人娘家在牛毛坞六队，她知道那个青年点的校友。在这里我为他家拍了全家福，拍了姐妹俩，我自己也留影一张。在这座房子里，在当年曾坐过的炕上，我和这家老乡一起吃午饭，吃的正与当年一样——苞米粥。

这家人虽是后搬来的，但也知道这里六位知青的事。我了解到，王大哥他们近几年每年都回来看望乡亲，每次回来都住在老房东老马大爷家。他们为乡亲们办了不少事，乡亲们也时有去大连看望他们的。我更惊奇地得知，在一位叫王振福的老乡家里，还保存着现在上海、美国两位知青当年的照片！

这太有意思了，两位同学、校友我已有快三十年没见过了，脑子里只有她们小姑娘时的印象，我非常想看看她们当年的模样。

这家的小儿子主动带我去王振福家。路过老马大爷家时，我们先去了那儿。马开成老汉已七十七岁了，家中只有老两口，是五保户。他家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1968年王大哥他们刚来时，老马大爷是队长，他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两间，六位知青在这里住了一冬一春。他成了知青永远的房东，知青成了他永远的孩子，直到新房盖好知青们搬出去，直到知青们招工分配一个个离开高坎子，直到现在。

老马大爷向我讲述了当年六位知青的趣闻轶事，讲述了去年、前年王大哥他们回来看望乡亲们的事，我听了非常感动，心想，如果能与他们一同重返、追随拍摄该有多好。在这里坐了约一小时，我为二老拍了一张合影后，老马大爷要陪我去王振福家看照片。

高坎六队的村民王振福也曾经当过队长，其实年纪比我大不了十岁，但我去了也称他大叔，已成了习惯了。我总以当年知青的身份自居，见了年轻点儿的称大哥，见了年长的称大叔，似乎自己年方二十。

高坎六队青年点（1997年9月摄）

知青的老房东（1997年9月摄）

王振福与老伴在家，听说我要看那照片，脸上露出不悦，但碍于老马大爷的面子，还是答应了。我原以为照片会挂在墙上镜框里，但是看遍几个镜框都没有。这时大婶打开箱子，取出一个盒子，盒子里又取出一个包，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纸包，取出几张小照片。

啊！我看到了老同学、老校友当年的容颜，我似乎回到了三十年前的中学时代，似乎回到了十七八岁的青春花季，似乎回到了青年点。两位老同学已远离宽甸，远离大连，甚至远离中国，旅居大洋彼岸，她们自己手中都未必还有这1英寸照片，她们可曾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的高坎村，她们的照片被珍藏了近三十年！

我望着老同学的照片，久久不能释手。说实在的，我真想把它们要来据为己有，因为她俩是我的同学、校友啊！可是我不能，人家保存了这么多年，这是一份多么深厚的情谊啊！让这照片继续保存吧，让这深情厚谊地久天长吧！

我甚至连借用都说不出口。就在王振福家的炕上，就在那昏暗的农舍里，我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把这两张照片翻摄下来。在我看照片和翻摄的过程中，王振福夫妇一言不发，十分警惕地盯着，生怕我弄坏了照片。

忙乎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翻摄基本成功，就告辞离开了。临走时，我为王振福夫妇拍了一张照片，感谢这对可敬的大叔大婶。

高坎六队的两位知青（老照片翻摄）

珍藏知青照片的王振福夫妇（1997年9月摄）

高坎六队全景（1997年9月摄）

从王振福家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这两个女同学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她们的父母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和迫害。然而，在高坎子这里，她们却得到家的温暖、父母的爱。王振福、老马大爷就和老秦老婶、老蒋三叔一样。宽甸人民在那个特殊的贫困年月里，给了大连知青博大而深沉的爱，在哪个青年点都一样。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走出高坎六队，来到北股河边。

当年的铁丝笼子坝已没有了，现在是秋天，水不是很大，河上架着独木桥，我从桥上轻快地走过。过河就是大道，道边是傍山陡砬，我绕道寻找缓坡爬上了山。在一片栗树林中，我从树之间的空当望去，高坎六队这个小山村尽收眼底。我理解王大哥他们对这里的眷恋之情，我要把这个小山村收入镜头，要把这山、这北股河、这独木桥都收入镜头，回去做出照片，送给他们点的同学们，让他们常看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快乐老家。

我要去的下一个目标，是高坎一队。当年高坎一队青年点有一位关系不错的校友孙大姐，1971年我和我们点的那位同学串点来看她，曾在这儿住过。这次临来前，孙大姐嘱我到高坎一队“小青沟”看看，我要替她，也是为自己故地重游一把。

逆着北股河大约走了一小时，只见大道边有许多人家，一打听知道一队到了。河上有桥，过桥到右岸就进入小青沟。进沟好容易看见一座房子，院里一对母子正在扒苞米，年轻的母亲告诉我，这里原来是学校，青年点已扒掉了，又让孩子带我去看那房身。

北股河（1997年9月摄）

过河就是小青沟（1997年9月摄）(www.daowen.com)

我与年轻母亲攀谈，她打开话匣，说起许多往事：她老爹当年是队长，也姓孙，与孙大姐名字只差一字，因此她管孙大姐叫姑。他们当年相处得非常好，感情特别深，现在还常念叨。原来这沟里人家多，后来陆续搬到河“那沿”了，她爹也搬过去了，就在河边上。接着又问我孙大姐现在怎么样，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她会回来的。

孙景波大叔——可敬的乡亲（1997年9月摄）

过桥回到北股河左岸，我向人打听孙景波——刚才那女子的父亲、与孙大姐亲如一家的老队长。找到他的院，我看到一位老汉正在喂猪，就上前问候，并说“我替孙大姐来看您”。老人家眼里闪出慈祥的目光：“到屋里吧……”我说不了，我还要赶到牛毛坞街上找旅店。孙大叔说：“去那儿干吗，在咱家住吧，有的是地方……”

孙景波大叔七十二岁了，当年与大连知青交情深厚，前两年还去大连看望过大家。我与他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一句“我替孙大姐来看您”，他就把我当成贵客款待，使我非常感动。农时正忙，我给人家添麻烦，很过意不去。我又一次体会到宽甸人民对大连知青的厚爱，又一次感觉到“宽甸处处有亲人”！心想回去一定要动员孙大姐回来一趟，以回报老人家对我们的思念之情。

第七天。早上我离开高坎，很快走到牛毛坞，在这里简单拍了点儿街景就堵车向南——向宽甸方向进发。路过牛毛坞的最后一个村——五道岭时没有下车，而是坐车直上大岭。这座岭很大，名叫“错草岭”，是牛毛坞与大川头的交界。1991年我曾在五道岭村下车，顺小道上了这个大岭，在岭顶拍了《牛毛坞沉浸在雾霭中》。当时感觉挺好，这次想重温一下，于是坐车直奔岭顶。时隔六年，面貌大不一样，这里是宽甸至桓仁的干线公路，是重点工程201国道。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没有沿用老路基，完全是新开的，坡不再陡，弯不再急，又宽阔又平坦，行驶十分惬意。我注意到上岭时山窝里路边有一处花坛小景非常漂亮，决定一会儿过来拍它。

到岭顶上，我下车。大雾弥漫，拍不了，我就坐下等，掏出小本写日记。过了一会儿，雾散了，我爬上一个高点，没用架子，手端着相机拍了几张。天阴能见度不好，全然没有六年前的感觉，于是我顺公路返回，去找那路边小景。

真是奇思妙想，是筑路工人还是养路工人的杰作？这里种植了花草，堆砌了雕塑，还利用高处的泉眼搞了个喷泉！这一路边小景极富情调，它使崇山峻岭中的盘山公路不再艰险，使长途跋涉的长时间驾驶不再枯燥，它饱含了公路修建养护者对行车人的默默关怀。我在这里着意地创作了一番，以花坛雕塑为前景，拍摄这一段环形的盘山公路。远景是大山森林和蓝天白云，那喷泉是点睛之处，为了突出它，我特意选了暗背景。拍了两张之后，感觉没有车不行，又等到两面来车，拍完了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心里想着这幅片子就叫《路边小景》，可是觉得太直白、太肤浅了，都对不住人家修建者的一片心意，于是搜肠刮肚想出个配得上的题目，来反映宽甸近年来公路事业的发展。

我的下一目标是八河川，要到大川头坐车，时间还来得及，我决心去拍一下白石砬子，就是1991年经过这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座隽秀的山峰。

甘泉迎远客（1997年9月摄）

下了错草岭，就是大川头的地界，岭下的村子叫新丰，去八河川方向的公路就在这里分叉。我为了拍白石砬子，没在这里下车，继续向前走，两眼死盯着车前方，等待那心中“圣山”的出现。不久，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沟，很宽很长，沟里远处横亘着的大山就是我想拍的山，但这里离得太远，不是我想要的位置。于是继续前行，又上一个小岭，快到岭顶时，我想看的山峰露出了峥嵘。此岭名为“松树岭”，岭顶上一段几十米的公路是拍摄白石砬子的好位置。记得我当年下乡时，我们曾为砍房木到过大汤石人迹罕至的大冈顶，极目远眺望见过这山峰。那时几位“见多识广”的老农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四方顶”，有的说是“八面威”，也有的说是“白石砬子”。虽然没弄明白，但我记住了这些山名。直到在张铭孝那儿弄到宽甸地图，我才对宽甸的大山了如指掌。

眼前这山峰的石砬子是白色的，几乎没有植被。我用各种焦距反复拍了不少，天气不好，空气不透，没有拍出我心目中的形象。

拍完白石砬子的山峰，我下岭向刚才经过的那大沟方向走去。顺着公路，两边是秋收的田野，点缀着红叶如火的山岭，我没心思欣赏，生怕误了去八河川的车。结果还是误了，有两趟车过去了，为了赶去拍白石砬子的另一种风姿，我耽搁了挺长时间。

我心中的圣山（1997年9月摄）

在头道沟拍的白石砬子（1997年9月摄）

八河川风光（1997年9月摄）

这地方叫头道沟，公路在沟口经过。向着沟里望去，巨大的白色砬子横亘着，延绵着，更加伟岸。我不敢离开公路太远，就在苞米地里支架子拍了几张，算是如了愿。又有车过来了，我上车走了好远一程，然后在一个岔口下来，此地已是八河川乡的地界，离乡上已不太远。我又顺公路开步走，公路沿着河，我看到好的景色就拍下来。走了挺长时间，后面又有车来，我上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八河川乡。

到八河川是为了追寻王大哥的足迹，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王大哥在高坎六队当了三年农民，是我们校友中最早入党的，1971年招工没能回大连，留在宽甸的教育战线，就分配在最穷、最偏僻的八河川中学任教。这里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他永远难忘的地方。调回大连后，他曾多次回到这里，他促成了八河川中学与金州一一七中学结成姊妹学校；他力促县、乡两级财政为这所学校更新了校舍。当新的教学楼竣工时，他高兴地来剪彩，并赠送给30多位老师每人一个保温杯，那寓意是“人走了茶不凉”。他还带来了自己的1万元积蓄，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和贡献突出的老师，并承诺每年都会追加1000元。他真诚地对老师们说：“你们放心地花吧，我这钱绝对干净……”我最初是在宽甸驻大连办事处听到这些事情的，后来到金州区委拜访王大哥得到证实，我非常感动，非常敬佩，到八河川就有一种钦慕的心情。

下了车我就看见了八河川中学崭新的大楼，就直奔那儿而去。学校大门紧锁，校门口不远有一个人在地里忙活，我去打听，正巧他是这校的隋老师，是王大哥当年的学生。隋老师告诉我学校今天开始放秋收假，直到国庆节后。知道了我的来由，他要带我去见校长，我想也只能这样，先见校长，谈谈再说吧。

找到校长家，人不在，上地里干活去了，于是又跟另一小伙去地里找，在半路上就遇见了。校长姓闫，也是王大哥当年的学生。闫校长很客气地让我先到家里坐，他刚借来犁杖请来人帮忙，活一会儿就完。这时天就快黑了，我说：“我帮你干，我曾当农民五年，别把我当外人。”

我们一起来到一块地里，用犁杖翻地，起出与苞米套种的土豆。地块不大，人拉犁杖，很快就翻完了，然后又捡土豆，再装上板车。几个人连拉带推上坡下坎过河套，弄回家天就全黑了。我去河套擦洗，闫校长也一起去。我帮他干这一会儿活，无形中拉近了距离，晚上我们对饮，说了很多心里话。

远远望见八河川中学（1997年9月摄）

第八天。八河川每天只有一趟车，早上出发进城，下午从城里返回乡上。我昨天坐这车天黑前才来，什么都还没做，显然今天不能走。早上我要自己上街遛遛，但是闫校长不让，非要陪着不可。昨晚干那点儿活，我没觉得怎样，但闫校长着实累了，早上很晚才起来，上午就陪我到学校各处参观。阴天有雨点飘落，拍不了风光，只能听主人安排。

新建的校舍很漂亮，过节放假各屋都锁门，闫校长领我扒窗户看，我隔着玻璃拍下了实验室和学生寝室。闫校长又带我去看了旧校舍，还特意去看了王大哥当年住过的宿舍。我们边看边聊，我欣喜地得知，自从去年设立了奖学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在今年的中考成绩排行中，除去县城几所中学，在全县的农村中学中，八河川中学名列第一。48名考生有39名考上各类学校。其中考上重点高中一中的5名，二中的2名，令人刮目相看。我想，王大哥知道这些也一定会高兴的，他的善举促使学校取得了各方面成绩，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在校长办公室，我看到了墙上的各种图表、学校组织机构、责任区划、人事名单等公示板。其中我看到了“滨川基金委员会”，那是学校专为王大哥的捐款设立的管理机构。看得出，他们重视的不仅仅是那一笔钱，更重视的是大连知青对第二故乡的眷恋深情，那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闫校长拨通了大连金州王大哥的电话，我也借机说了几句，简单汇报了对高坎和八河川的印象。在两位校长与王大哥通话时，我拍下了这个瞬间，他们的办公桌上，就摆放着王大哥赠送的“人走了茶不凉”的保温杯。

八河川中学的校舍
（1997年9月摄）

八河川中学的实验室（1997年9月摄）

当年王大哥住过的宿舍
（1997年9月摄）

两位校长与王大哥通电话，桌上的保温杯就是王大哥所赠，“人走了茶不凉”传为佳话
（1997年9月摄）

从学校出来，我要求自由活动一会儿，便信步走上附近一座小山。这里刚片伐过，视野非常开阔，雨停天阴，但能见度很好，能看见另一方向的白石砬子，八河川的整个乡街都尽收眼底。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新建的八河川中学。

八河川景象（1997年9月摄）

八河川的云雾（1997年9月摄）

第九天。今天告别闫校长，早上到乡上坐车，来宽甸已近十天，还没进城呢。车从八河川开出，一路穿云过雾，云在山谷，峰在云上，天空乌云密布，太阳隐曜，河边红叶似火，河水都冒着热气，真是好看。我与车主聊起知青的话题，他说他们单位运输公司有两个大连知青，其中一个叫秦有财，就在大院里，一找就找着。看来这最新的信息比我原先了解到的线索更清晰明确。

宽甸城的面貌又有改观，在城边上我拍了新建的汽车检测中心，非常现代化。进城就奔县委大院，找到县报社，一位姜同志接待了我。一听是从大连来的，立刻说出了我的名字。赵部长去参加201国道的剪彩庆典，不一会儿就赶了回来，听了我的汇报，深表支持，并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

我去了客运二站，一下子就找到了秦有财。他从1970年招工进运输公司就留在这里，担任保管员。单位不太景气，他挣得也不多，老婆得了大病花去很多钱，使他沦为特困户。我跟他到家里看了看，确实很困难，政府定期救济他家，使他的生活还过得去。

下午我去了宽甸猎枪厂，这里有我的校友李志成。这个厂原叫鸟枪厂，原来建在灌水的龙爪沟里，曾经有过军工生产。当年曾有四十多名大连知青分配在这里，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校友。我们点第一个招工的老点长也分在这里，我还从青年点跑过来看望过。20世纪70年代末，龙爪沟发大水，冲毁了鸟枪厂，后来就重建在县城南边。快三十年了，这个厂的大连知青只剩下四人。李志成由当年的小男孩成长为虎背熊腰的大汉，由一个热处理工成为副厂长，我们在1995年、1996年的聚会中见过，这次就想认真为他拍一张。

厂子管理挺严，进门登记需填写会客票。我进去找到了李志成，同时还见到了书记王少云——大连五中的老知青，当年下乡在青山沟绿豆营，在鸟枪厂曾是锻工。我给他俩看了我拍的老知青影集，就在他们看的时候，我拍下了他俩。厂里另两位大连知青不在班上，没有见到。李志成打电话通知城里几位老同学，晚上聚会，我又见到了吴德义、张立江他们，大家相见都很高兴。平时他们各忙各的，也难得一见，就为这，他们也希望我常回来。聚会中，我向吴德义打听了和平化工厂，张立江为我写了录江的便条，我明天的行程就安排好了。

第十天。昨晚李志成把我安排在宽甸大旅社，目的是能看电视直播的世界杯外围赛，大连人到哪儿都关心这个。今早坐上去振江的车，我要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大西岔的和平化工厂，吴德义说那里有一个大连女知青。

从东面出城，上七盘岭，到台子沟再进入红石砬子地界，再进入太平哨地界，这些路我多次坐车经过。9点左右我到了和平化工厂，下车先向门卫打听，有没有大连知青，人家说没有。又去厂部大楼找厂长打听，厂长也说没有，又领我去问了几位老同志，都说没有，并且说整个大西岔乡都没有大连知青。至此我也死心了，反倒觉得一阵轻松，剩下的就是去录江拍风光了，去年就听李桂香说录江风景好，这次就是特意去看看。

老知青秦有财（1997年9月摄）

老知青李志成和王少云
（1997年9月摄）

下趟车要四个小时后才有，我决定不在这儿傻等，顺公路开步走。此时太阳不算太高，蓝天白云，天气出奇地好，我遇到感兴趣的砬子、溪水、红叶就拍。大约走到明安村的地界，我看见大道边河水沿着山根的石砬流淌，砬上并排长着红、黄、绿的树丛。我走过去，脱鞋下到水里，在水中支起架子，逆着光，拍下了这三种颜色，又感觉红色被挡住了，于是将红叶的树向下压，结果河水都被映红了。

宽甸之秋（1997年9月摄）

继续前行，我又拍了一个农家院“办事情”。走了四个半小时，经过了四个村，到了杨林村，班车才来。这还是今年正月我坐过的那车，司机、售票员都认识了。他们知道了我是照相的，感觉挺新奇。女售票员说：“这儿常来一个照相的，人家牵一头骆驼，你怎么不牵骆驼？”我说：“他照相是赚钱的吧，我这个不赚钱，倒花钱。”她听了大惑不解。

过了万宝，前面就是我没到过的地方。公路就沿着鸭绿江延伸，就在江边的大山上蜿蜒盘旋，山下是鸭绿江宽阔的水面，是拉古哨水库的上游。风光确实如画，但是现在枯水，水面低于淹没线二十米不止，使此行大为遗憾。下午4点多我才到录江，这里是宽甸的东北角，是个陌生的地方。司机帮着打听张立江写便条的人，于是很快就找到了她家，但家里没有人。我到江边看日落，拍了点儿晚霞、村子等，再回来时才见到王延英大嫂。她立刻把我让到家里，开始忙乎做饭。

第十一天。大嫂的丈夫赵大哥是万宝矿上的大工匠，与张立江多年交厚，我这次没见到，他去宽甸办事了。男主人不在家，我一个陌生人突然造访，感觉很不好意思。但这里如世外桃源，哪儿有饭店旅馆？我只能硬着头皮住下。有张立江的关系，就是朋友，就是亲人，人家也没把我当外人。

大嫂要我多住几天，可是我考虑这里枯水，风光不再，多住几天也难拍到好片，决意要走。但好容易来一趟，天不亮就坐车回城里太不值了。我打听到上午10点多此处还有发往下露河的车，于是决定坐那趟车，到下露河再说。这里的大山守着一条江，进出只有那一条道，我顺着公路走，边走边看边拍，来车就上去，也可以有一上午的观光游览。

家有喜事（1997年9月摄）

录江村的姑娘们（1997年9月摄）

早饭后我要给大家拍照，闺女们很高兴，要到江边去拍，其实就是水库干涸的库底。我为录江村的一群小姑娘拍了合影，背景是大雾中的村子。

拍完合影，大女儿送我上了公路，大雾中我告别了录江村。

沿江的公路（1997年9月摄）

鸭绿江风光（1997年9月摄）

江边陡砬（1997年9月摄）

秋的旗帜（1997年9月摄）

昨天我乘车来时，天气晴朗，能望见对岸的“高丽沿”——朝鲜。虽然枯水，但鸭绿江仍是烟波浩渺，碧水万顷，江边临水陡砬，奇松怪石，风光确实不同凡响，难怪李桂香力劝我来看一看。今早顺公路往回走，由于大雾，全然看不到昨天的景象，只在道边拍些小景。走了两个多小时，雾逐渐散去，大江的雄阔显现出来，我有幸在雾散之后、车来之前看见这些景色，果然使我心动。班车过来，上车仅五分钟，公路就离开江边进入大山，也就是说录江一带的沿江公路我基本都走过了，好景都没有错失。班车很快到了万宝，然后是振江、石柱子，再转入另一条道奔下露河。车进到下露河街，就见另一辆车等在那里，我上了车奔宽甸而去。

我这是第一次到下露河，这里离步达远很近。过了步达远街，满眼就都是粳池——稻田，金灿灿的，一块块形状各异，配上其他颜色的苞米地、豆地，漂亮极了，上了小岭更让人赏心悦目。但是我不能在此下车，我知道前面还有这样的景色。从小岭下来，又是大甸子，又是金灿灿的稻田和一片丰收的景象。我看了路牌，得知这里是步达远乡的新兴村，再过岭就是太平哨的大茧，我可以去大茧一队找卢茂功，于是决定在岭顶上下车。

不知此岭叫什么，我在这岭顶上寻找角度拍新兴那大甸子，怎么拍也不满意。于是想离开公路另寻拍摄点，但最终放弃了。已经3点多了，我从早上出来到现在水米未进，体力已消耗不少，走到大茧还有很远的路，前面可能还会碰到更好的景象。

我向岭下走去，直奔大茧一队，找到卢茂功家，晚上与卢大叔畅叙，距上次我来此访问已六年了。

当年的老队长卢茂功已经七十三岁了，现在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仍在经营那无所不包的商店。在大茧一队青年点成为全省先进典型的辉煌时代，他是驻点贫农代表，也是政治队长，那年代他当然难忘。然而他更难忘的是当年大茧一队的知青——大连十三中的同学们。“那帮青年……”老人家沧桑的脸上布满了思念，“来年要是宽甸的青年聚会，告诉我一声，我要去看看刘秀琴……”他仍然牵挂着他曾管辖的知青，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步达远乡新兴村（1997年9月摄）

与卢茂功合影（1997年9月摄）

第十二天。早上我给卢大叔一家拍了合影，我和他也合影一张，然后告辞上路。离开村子不远，眼前又是大片的粳池，一片金黄。道边有一座小山，我登上去，放眼一望，正是我想要的景色。于是我标头广角、横幅竖幅拍了个够，然后下山上大道堵车回宽甸。

宽甸城里住着许多老知青，他们大都是因招工留下，成为宽甸人，如吴德义、毕建勇。我重返宽甸这么多次，却没有认真地拍他们，尽管有的人已多次见面，有的人还是我的校友、同学。在深入寻访乡下山沟里的老知青已有一定成果后，我感觉应该抽空拍摄城里这些同学，最好拍他们的工作照，起码也应将工作环境和本人身份表达出来。

下午我先去安全局拍张立江，他不在单位，晚上回来，明天正常上班。于是又去冶金局找薛进先，也不在，联系黄金局的吕其成，也不在，感觉还真有难度了。原先以为拍城里同学很容易，现在仅剩今明两天，后天就国庆放假，我还真得抓紧了。

我又去检察院拜访我的校友高世民，她正好在。我们曾在1991年的聚会中见过，时隔六年她还没变样，现在是县里的优秀检察官。我在大门口为她拍了一张，她又领我去旁边的中心小学，我要去拍另一位——张淑清，她也是我的校友，1991年聚会时她是南门外小学校长，现在调到这里当校长。我敬佩校友们扎根异乡，工作出色，也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教育，使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晚上在吴德义家，几位白天没找到的老同学都来了，我告诉他们，明天去拍他们。

第十三天。早上上班时间我出了门，先上安全局找张立江。他已在办公室等候，非常忙，一会儿还要开会学习。我略坐片刻，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为他拍了一张。他在电话中告诉薛进先，我马上就到。

稻香飘满川（1997年9月摄）

到了薛进先的单位，他已在办公室坐定，正在接待一个个来访者，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不用排队，直接就进去坐在他旁边。我取出相机想拍，但环境太乱，氛围不好，快门难摁。不一会儿，他起身要离开，要去见一位领导。我想，机会来了，在大门口我只需几秒钟即可。我抢先下楼，到大门口等着。在与来访者交谈中，他走出大门，我瞅准机会拍下两张。身后大门两旁挂满了牌子，他就是这些个单位的“老板”。

从薛进先那儿离开，我又上了开往丹东的车。我要去古楼子望江一带拍点儿小景致，这景致我过往多次，印象十分深刻，不拍实在遗憾。

在鸭绿江边，也就是太平湾水库之畔，几座宅院非常漂亮，红砖瓦房套着院墙，院子里花草树木间，家家都支着“大锅”——卫星接收天线，江边水畔停泊着钢壳渔船……这一切，都是当今农民美好生活的缩影。我从这几户宅院前走过，登上对面的山坡，对着这些景致构图。

在这里拍得心满意足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顺公路又转到这江汊子的对面，手端相机拍了两张。再向前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太平湾的大坝和坝上的人工湖了。这地方1991年我曾拍过，这回是重温，我又一次拍了大坝、人工湖和那个“旅顺口”。

第十四天。昨天下午我从古楼子望江返回城里，换乘环城小客来到灌水，今早起大早顶着雾行走在宽甸西部的大山里。

老知青高世民（1997年9月摄）

老知青张淑清（1997年9月摄）

老知青张立江（1997年9月摄）

老知青薛进先（1997年9月摄）

鸭绿江畔的农家（1997年9月摄）

太平湾人工湖（1997年9月摄）

这里真像旅顺口（1997年9月摄）

来灌水是奔着两个目标：一个是苏金荣，在镇南方向的团结村；一个是刘玉华，在镇北方向的寺院村。两处不顺道，先去哪里？我再三权衡，最终决定先去找苏金荣。这个线索是儿子同学的妈妈提供的，信息陈旧，能否找到还不知道。如果找到了，或许可以打听到新的线索。我问好了路就开始急行军，穿过灌水镇，经过火车站，顺着铁道线进隧道，出了隧道上铁路桥。一路上雾漫漫，景色极有情调，我顾不上拍摄，匆匆赶路。迎面不断遇到骑车的人，我估计都是去灌水上班的，我向他们打听此去团结二队还多远、是否有苏金荣其人……得到的回答出乎意料，确有其人，但在几年前已搬到丹东了。回答我的人正是她的乡邻，还挂着亲戚，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此时我又感到一阵轻松，是为苏金荣，也是为我自己，同时想到应该关注一下风景。我从铁路桥上下来，到河边洗洗脸，我拍下这座桥的时候，正巧有一列火车经过。

我原路返回灌水镇，再穿过镇子走上西北方向的另一条路，这条路去往双山子、天桥沟，也可绕达八河川，寺院村是出灌水后的第一个村。刘玉华这个线索比较清晰，我听多人说起过。她丈夫去世了，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道班工作。我甚至知道她丈夫的名字……走了大约一小时，很顺利就找到了她家，她却不在，上邻队女儿家捡栗子去了。女儿家的栗园就在附近的山上，喊话都能听见。不一会儿她扛着袋子下来了，我用200毫米长焦远远地拍了一张。见面后她把我让到女儿家里，我本想简单谈谈就可结束，谁知她打开话匣，让我吃惊不小——就在灌水镇上，还生活着七八个大连老知青！

刘玉华要陪我去找他们，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和她一起回家。路上她就开始滔滔不绝，似要把三十年的甘苦都倾诉给我。到家打开门，只见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院里长着两棵树，一棵是宽甸随处可见的山里红，现正果实累累，另一棵却是宽甸不宜生长的香椿树。正如我猜想的那样，这香椿树是刘玉华从大连带来栽下的。我敬佩她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猛然感悟：从大连带来一棵树栽下，这意味着什么？扎根！扎根！！

不一会儿，刘玉华换好衣服，简单梳妆后，就要带我去镇上。出门之前，我为她在小院里拍了一张，背景中就有那两棵树。

灌水附近的五线岭隧道
（1997年10月摄）

晨雾中的铁路桥梁（1997年10月摄）

重压下的刘玉华（1997年10月摄）

刘玉华在小院里（1997年10月摄）

灌水是宽甸仅次于县城的大镇，比长甸和永甸要繁华得多，当年灌水公社是大连二十二中的同学插队的地方。宽甸向西去往凤城、沈阳的公路经过这里，凤城至长甸河口的铁路在这里设站，此外这里还有许多企业。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大连知青招工到了灌水，其中灌水洗煤厂的大连知青较多。洗煤厂曾经辉煌过，有很好的效益，但现在这个厂已经停产，职工处于没人管的窘境，几位大连知青也不能幸免。

老知青邓广新（1997年10月摄）

老知青崔丕学（1997年10月摄）

刘玉华带我进入厂区，一片荒芜破败。我们遇到了邓广新，他正在用小车往家推“刮地皮”刮来的煤粉，我们跟他一起到家。这是洗煤厂的家属宿舍，一排排的瓦房。邓广新原是大连三十一中的，下乡在虎山，招工到洗煤厂，现在另谋生计。

洗煤厂这里的其他几位都不在家，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打算以后再来找。刘玉华又带我走街串巷去访问粮库的小崔。我们来到一个小院，这里是崔丕学的家，他正好在家。我们略谈几句，知道他原是大连十三中的，下乡在大西岔。

已经中午了，我决定暂停对灌水知青的访问，进入另一状态——去天桥沟旅游。我和刘玉华一起又回到去她家的那个道口等车，一路上她不断地提起开三轮的“老丛头”，那也是一位大连知青，平时在街上经常遇到，可今天到处找也找不见。从刘玉华口中，我知道了这里还有两位“埋忠骨”的大连知青，一个叫傅长发，另一个女的不知姓名，但我相信一定会打听到。

从宽甸去往天桥沟的车来了，车上人很多，我俩挤上去，她抢着买了票。不一会儿她就到了，叮嘱我“回来到家”，然后就下车了。车往前走了一会儿，又下去一些人，多少松快了一些。我挪到车的后部，惊奇地看到，后面坐着大连的影友小孙和老赵。

人生一大快事就是“他乡遇故知”，这次我真正体会到了。出门十多天，一直在奔波辗转，颇多甘苦，颇多感受，此时终于可以向关注我行踪的影友宣泄了，并且我可以暂时抛开知青题材的沉重，与影友一起享受旅游的轻松。

第十五天。时隔两年，拍摄天桥沟还是老套路。半夜我起来看天，万里无云。4点起来，独自一人打手电上山，不到一小时就登上了莲花峰，在这里拍了云雾中的日出。继续向上登山，顺着石阶小道，先进了“黑熊洞”。1995年这里没修好，现在修好了，我顺铁梯攀登到顶，从另一洞口钻出，一丝不苟地按照人家铺设的路线行走，又到了“一线天”，又到了玉泉顶，又拍了大白砬。继续向上，按照导游图的指示，观光了情侣树、双树功、抗联密营遗址……不断地钻石缝、石洞，爬砬子，再向前就是终点晓月峰了。到了接近山顶的平缓地带时，我遇见了一群西装革履的人，我认出了县委的梁书记，就上前打招呼。

我与梁书记在1996年就见过面，那是在宽甸驻大连办事处举办的“月是故乡明”联谊会上；今年正月初六秧歌赛时也见面打过招呼，此次一下就认出了。梁书记是陪客人到此观光的，他把我介绍给周围的人。我认识了县委宣传部的刘部长；丹东市委宣传部长刘女士，她曾在八河川中学与王大哥共事过；还有天桥沟接待处的张女士，她是夹皮沟人，嫁到这里，与我的校友们认识。他们都从《丹东日报》上张献根的文章中知道了我，而张献根现已到大连陆军学院学习了。

天桥沟风光（1997年10月摄）

天桥沟的溪水红叶（1997年10月摄）

与各位领导谈了约二十分钟，然后继续我的行程。上到晓月峰，从砬子中的新月形洞中钻出，就到了停车场，然后顺盘山道下山。下山的路很长，我又进山涧溪水中拍了一阵，到山下住地已下午了。但我不甘心就此收兵，于是又溜达到山门附近，又上了阳坡的山坡，拍了红叶、树林、溪水、石砬，在山门遇见了两位影友，我们各有收获。

第十六天。早上坐车出山，大约7点到了双山子，我告别两位影友下车，要在这里打听一下老知青。我先找到乡政府，一个人也没有，可能因为国庆放假，可能没到上班时间。我出来溜达一圈再回去，遇到了一位女士，便问她这里是否有大连知青，回答说不知道，来得晚，才二十来年。她陪我到街上，正好遇到一位在乡党委工作多年的退休老同志，女士替我问，老同志沉吟半晌，摇头说没有了，都走了。我不甘心，又找到派出所打听，几位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一位年长的经过长时间回忆说，自己那时记事了，还记得几个知青的名字，现在应该是没有了……我还能要求人家查找花名册吗？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到寺院村刘玉华家下车，她不在，又上山去了。二女儿在家，我说我自己去找那些人，就匆匆离开了。到了那个岔路口，向等客的三轮打听老丛头，没有，又打听开歌厅的大连女知青，更没有头绪，这是听张立江偶然说起的一个非常模糊的线索。

秋染层林（1997年10月摄）

红叶撩人（1997年10月摄）

红叶特写（1997年10月摄）

我决定先去找洗煤厂的刘宝龙，打听好了小边沟的方向，就开始急走。顺着去凤城、沈阳的公路大约走了一小时，再上一岔路进入一条不宽的山沟，沟里有企业，向放牛的打听找到了镁碳砖厂，进门又一顿打听，最终找到了刘宝龙。

大连二十二中的刘宝龙头发花白，面容憔悴，前两年大病一场，家里十分困难。洗煤厂黄了，他到处打工，在这里一个月仅挣200元且几个月没开工资，可是他还供着两个孩子念书，大的在北京读研究生。说起儿子，刘宝龙脸上透着自豪，我也被他感染了，佩服老知青的孩子们都有出息，那是老知青的希望、寄托啊！

告别刘宝龙，我从小边沟出来，顺着公路向灌水紧走。已是中午了，我边走边啃了三块“死面头”饼子，那是从天桥沟农家饭店带出来的。很快我又回到那岔路口，沿着铁道线去洗煤厂宿舍，上次刘玉华领着我来过。我到这里是找两个人——钳工唐志胜和电工吕其顺，他们两家离得不远，而且都在家。后来两人凑到一起，就在吕家，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俩现在在洗煤厂留守，拿着微薄的工资，但尽职尽责。他们非常怀念洗煤厂过去的时光，非常盼望厂子能再开工，再创辉煌。他们的孩子都在念书，孩子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他们自己又吃了多少苦啊！吕其顺与路桂荣、赵秀署同班，看了我拍的照片，他掉下泪来。至2点，我告辞，在经过他们厂区时，我为他俩拍了合影，背景就是他们深爱的洗煤厂。

我顺铁道线又回到岔路口，这次按唐、吕二位的指引很顺利地找到双云阁歌舞厅，拜访据说是大连知青的老板娘何玉玲。何玉玲是大连三十一中的，当年下乡在虎山，后招工进了鸟枪厂的分厂——长甸阀门厂。20世纪80年代全家回了大连，在大连工作至1994年退休。孩子们都在大连工作，她退休后没什么事，又回到宽甸，替婆婆经营这份生意。这算扎根吗？按吕其顺的说法这是“半扎根”。不管怎样，这也是大连知青在宽甸，我理所当然应该拍她，何况我寻找她也很不容易。

在歌厅稍坐片刻，我又踏上寻访之路。灌水这里有确切姓名的老知青还有好几个，但多在外地打工，有的还在大连，现在可以访到的还有一个开三轮的丛党滋。我到岔路口和街上打听“老丛头”，见了岁数大的三轮车主就问，生怕错过，因为我并不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在镇东板厂一带等客，我就赶过去。天冷了，有雨点下来，我顺着回宽甸的公路急走。已3点多了，这是今天最后一个采访对象，也是最后的机会，若见不到他还能再等再来吗？自早上从天桥沟出来，我只在往返小边沟的路上吃了三块“死面头”饼子，没有时间进饭店，我要尽全力寻找他们，不要一个“漏网”。

快到板厂门口时，我见有一辆三轮停在那儿，忽地从对面又开来一辆，拐进岔道不见了。我走到那儿问停着的车主，刚才那人是不是老丛头，他说是，我的心稍安定，取出相机调焦，准备迎面抓拍。雨下起来了，很冷。等了好半天，他开车从岔道里出来了，我先抓拍，然后拉住他，开始攀谈。

丛党滋和刘玉华是一个青年点，当初招工在灌水煤炭运输公司。单位黄了以后，他什么都干过，他对自己的现状挺知足。“一把一搂，不带赊账的。”我深为他的乐观、宽厚感到高兴。他的女儿正准备考大学，我祝福他好运。天阴下雨，光线很差，我换上大光圈的标头，用柯达T-Max400黑白卷为他正式拍了一张。然后一边聊一边等，他等客，我等车。不一会儿他拉上客要走，我们握别。我继续等车，雨正式下起来了，我感到冷，身上穿少了。从家出来时大连还是夏季，而现在宽甸已近深秋。我坐上回宽甸的最后一趟车，天黑回到城里。

老知青刘宝龙
（1997年10月摄）

老知青唐志胜和吕其顺
（1997年10月摄）

返回宽甸的老知青　何玉玲（1997年10月摄）

老知青丛党滋
（1997年10月摄）

老知青吕其成
（1997年10月摄）

老知青王丽敏（1997年10月摄）

第十七天。今天我就将踏上归途，路过杨木川时还要去访问一个王丽敏，然后从那里去丹东，再回大连。临走前我要向城里的同学告别一下，今天他们还在国庆假期中，于是上午我找到了我的校友、黄金局的吕其成。几乎每次来宽甸我们都聚会见面，这次他又打电话招呼来几位老同学聚会，我也盛情难却，与几位老知青坐到一起。我听着他们谈工作，谈生活，就像亲兄弟一样，看到他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我心里备感宽慰。

山川孕丰年（1997年10月摄）

下午2点多了，我告别各位老同学，到汽车站坐上去往丹东的车。这次走的是一条新路，就是前不久竣工剪彩的201国道。车离开宽甸城，爬上一个高坡，我站在车后部，从后风挡望去，整个宽甸城区尽收眼底：远处是城北的群山，娘娘顶上的电视塔高耸入云，刚出城的路口还有一座雕塑，不锈钢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好漂亮的一幅图画，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没有人告诉我。我暗下决心，下次来一定要拍它。

车到杨木川就4点多了，我下车直奔医院，这位老知青线索明确并且事先打过电话，所以很顺利就找到了。王丽敏原是大连七中的，跟五中的姐姐来到宽甸，她丈夫杨大哥是“文革”前大连卫校大专班毕业的，曾在杨木川卫生院任院长多年。落实知青政策时，王丽敏进入卫生系统成为一名护士，她的三个孩子都学医并有一个已在医院工作。我与她交谈，把知青影集给她看，并告诉她我这次拍到了多名老知青，她是此行最后一个。我为她在医院门口拍了一张，天已黑了，我用了闪光灯。

今夜他们都值班，我也被安排在一间诊室。在值班医生的床上，我倒头便睡。我知道，此次宽甸之旅将要结束，该拍的、想拍的差不多都拍了，我自己也是强弩之末了。

第十八天。早上3点我就醒了，把近几天的日记写写，然后撕下一页纸，给王丽敏夫妇留个条，表示感谢，后会有期，然后在晨曦微露时不辞而别。昨天来时感觉经过的一些地方挺美，今天就想去拍。太阳初升，我爬上路边的陡坡，靠着一棵小柞树稳住身体，拍了一张秋天的大甸子。从陡坡下来，顺公路往岭下慢走，过了一个弯道，我与太阳正好相对。只见逆光下，群山叠嶂，层次分明。我支上架子，用200毫米长镜头截取最打动人心的一块画面，这也是宽甸典型的景致。

坐车到了丹东，回大连的火车晚上发车，这一天我在丹东将如何度过？我先去了车站附近的丹东日报社。今春编发张献根文章的编辑尹老师给我来过一封信，说如果到丹东，可到报社一坐。我想既然走到了，就去看看吧。到了传达室，门卫打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说：“您能不能认出我，我是《走遍宽甸》……”“啊！”然后我们热烈握手。

他让我谈谈这次宽甸之旅，我就说起那些令我感受强烈的事，说起王振福收藏的知青照片，说起王大哥和八河川中学，说起刘玉华的两棵树，说起洗煤厂，说起一个个老知青……他不停地记着。中午饭也是边吃边谈，一直到下午他有事才不得不结束。我离开之前，他让他们的摄影记者用我的两部相机给我拍了黑白、彩色各一张。我想，此时我的形象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流浪汉”。

离开报社，我去了趟边防支队，找到了去年春节为我讨回器材的处长，只为当面道一声谢。路过江边，我还游览了鸭绿江公园。我的丹东一日圆满结束，为最长的这次宽甸之旅画上了句号。

群山叠嶂（1997年10月摄）

“流浪汉”（1997年10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