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学们还沉浸在对集体重返的回味中时，1997年春节悄然而至。单位放假至初十，我又得以重返宽甸，继续寻访老知青。这年冬天雪下得不少，我在大连到处采购棉胶鞋——俗称棉水袜子，但是哪里也买不到，只能寄希望于宽甸了。

第一天。由于去年的厄运，所以避开初二这倒霉日，选择了初四出行。早上5点我就到了长客站，第一趟发往丹东的车正在揽客，票价仅29元，结果图了便宜遭了罪。该车没有暖风，而我又穿着单鞋，不仅挨冻，该车还奇慢无比，5点多发车，11点还没到庄河，下午3点才到丹东。下了车立即去买票，我的第一站是古楼子。

在丹东汽车站等候时，一位挂着尼康FM2相机的青年军人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拍片，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这位是长甸驻军的宣传干事张献根同志，爱好摄影并有极强的新闻敏感，在宽甸当兵七年，新近提干。他对我一次次重返宽甸寻访拍摄老知青的事很感兴趣，我们从车站聊到车上，一直聊到古楼子我下车。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名片，背面贴着2英寸小照片《走遍宽甸》，他很欣赏，邀我返回时到他们部队详谈。

在古楼子下车，我先奔供销社买棉水袜子，没有，于是买了两瓶酒就直奔沟里季金兰家。去季金兰家是为了拍一张照片，上次在蚕场我知道了她的二儿子在大连陆军学院学习，也知道了他春节放假一定回来探家，这次就想拍一张全家福。因为家庭、儿子是季金兰的骄傲，是季金兰生活的动力。但是赶到她家，二儿子却不在，上宽甸看同学去了。季金兰找出一些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了许多小学同学，看到了她的青春岁月，同时她家墙上的一幅老照片也引起我的关注。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了，我看到天边火红的晨曦、地上的积雪、季金兰家冒着晨炊的老屋、门前古老的碾盘和新购的砖瓦，感觉有一种万象更新的预示。

昨夜我听了小儿子对太平湾的一番描述，决定去那里看看。于是早饭后，迎着初升的太阳和清新的空气，小儿子骑自行车驮着我奔向太平湾。

太平湾水电站是鸭绿江最下游的一座水电站，1985年建成发电，由水电部第六工程局施工。在我下乡的20世纪70年代，水电六局就从四川来宽甸安营扎寨。先建起了浑江上的太平哨水电站，又在这里建设并经管太平湾水电站，宽甸和太平湾就成了水电六局的基地，太平湾已被建设得和城市一样繁华。这里成了四川人的移民区，同时在这里也工作着扎根宽甸的大连知青，赵秀署的同学于永全就在这里。

季金兰的全家福（老照片翻摄）

季金兰的青春岁月（老照片翻摄）

太平湾水电站大坝（1997年2月摄）

太平湾的生活区（1997年2月摄）

下午我赶到宽甸，游览了黄椅山。黄椅山位于宽甸城西，海拔不高，也没什么险峻之处，但山上的人工林长得很好。现在山顶正在修葺一座庙，这里将开辟为宽甸城区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园。大概火山口的形状都像一把圈椅，所以“青椅山”“黄椅山”“椅圈”等地名顾名思义就可知是火山。黄椅山周围地势平坦，山突兀地盘踞在平原上，在娘娘顶上看它颇为雄伟。

晚上我去拜访吴德义，得知城里的老知青们初二又聚会了。这一“习俗”自李文忠去世起始，至今已有十年。他们收到了我寄来的二十几位扎根乡下的老知青的影像资料，决定要展开帮扶活动，决定要在明年10月16日——当年第一拨大连知青在宽甸下火车的日子举行全县扎根知青的大聚会……我闻听后心情振奋，明年是下乡三十周年，到时我一定来拍！

吴德义与夫人赵丽华是同班同点，也是宽甸唯一的知青伉俪，两个孩子一个在丹东工作，一个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在这阖家团聚的正月里，我为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

第三天。我昨晚得知，今天城里将有秧歌大赛。这项赛事每年正月都举行，参加者全是来自下面各乡镇的，热闹非凡。我摩拳擦掌准备好好拍一下，这绝对是反映今天宽甸新面貌的好题材。秧歌赛大约9点开始，在这之前的时间我可以去拜访一位老知青。

我的一位工友曾对我讲述过，他的内弟在宽甸下乡，分配工作时在宽甸，与当地姑娘结婚等等。同事讲述的那位知青的曲折而又美丽的姻缘着实让我感动，而当我知道其名字后却发现并不陌生——张铭孝给我的名单上赫然有他。

老知青吴德义一家（1997年2月摄）

老知青毕建勇一家（1997年2月摄）

我来到宽甸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宿舍，找到毕建勇的家，见到了他的一家人。他和夫人、女儿热情地欢迎了我。毕建勇是大连三十一中学生，当年下乡在杨木川，后来招工分配在铁路宽甸站。初二的聚会他也去了，与吴德义早就熟悉。我心里惦记着秧歌赛，为他一家拍了合影，就告别离开了。

沿中心路往北，循着锣鼓声匆匆走向县政府大院，那里已经扭上了，我才匆匆赶到。啊！是高跷！是我从未见过的乡土民俗！我心情激动，掏出相机就想拍，却突然不会拍了！该用广角还是中长焦？该高角度还是低角度？是拍黑白还是彩色？是拍场面还是拍人物？我一时手足无措，干脆全来吧。

在县政府大院拍了一阵，只听得街上锣鼓喧天，我跑出去一看，只见中心路上五彩缤纷的人流正在向大旅社那十字路口缓缓移动。在表演的队伍里，还穿插着几位摄影人，我也立即加入其中，前后左右，看好哪儿拍哪儿。忽听有人喊我，扭头一看，是杜庆丰！大汤石村的高跷队来了！我太高兴了，一步跳上载着锣鼓的卡车，居高临下拍起来。敲锣打鼓的都认得，说话听不见，只用手势和眼神打招呼……在车上拍了一阵，又跳下去跟着拍，别的秧歌我不看，全部心思都在家乡人身上了。

大汤石的高跷队（1997年2月摄）

秧歌拜年（1997年2月摄）

五彩缤纷的秧歌赛（1997年2月摄）

拍完秧歌，我到汽车站找车去往步达远。路上没忘了采购棉水袜子，但哪儿也没有。难道我就得穿着单鞋、穿着这双崭新的龙牌马拉松跑鞋闯雪窝吗？

我的目的地是胜利村的李桂香家，但班车只到新安村，也是较大的居民点，我下车就找供销社买棉水袜子。店主看我的打扮不是当地人，又听了我要买的东西，似乎愣了一会儿，没说话而是到货架深处去找，找出一双布满灰尘的棉胶鞋，正是当年我们穿过的那种。我又问有没有“高胶”的，店主摇摇头仍没说话，满腹狐疑地看着我试穿。大小正合适，虽不是“高胶”我也心满意足了，又要了一副毡垫就正式穿上了。我把原先的龙牌跑鞋拴在摄影包上，取出绑腿开始捆扎。店主一直看着，终于开口问道：“你这绑腿是哪儿来的？”我自豪地告诉他，这是当年下乡时用的，一直保存着——我是大连知青！店主这时眉开眼笑：“这年头打绑腿的可是不大多了，我们这儿好多年没卖过了，就连那鞋都是以前的存货！”我问那冬天上山穿什么？店主说现在冬天没人上山了……

终于有了可以蹚雪的“装备”了，我从供销社出来，高高兴兴地踏雪而行。又见当年那样的大雪了，专拣雪厚的地方走，专拱雪窝，真过瘾！

第四天。这次来李桂香家，一是想拍拍雪景，因为宽甸的雪是那一代知青永远的记忆；二是想由此翻山去万宝，去年5月就是听张立江说有人从万宝到石柱子翻山过来“探亲”，才知道李桂香的。我不指望寻访老知青的过程一帆风顺，而是想经过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去寻找，这个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

大河套雪景（1997年2月摄）

与羊群同行（1997年2月摄）

昨天下午到达李桂香家，还是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今天早上，我在一片洁白的雪原上拍了全家福，也为李桂香拍了一张雪景纪念照。然后我告辞上路，向着胜利村的沟里走去，翻过山就是振江乡石柱子村，中午有车经过那里，可以到万宝矿。这条路挺宽，翻过的岭也不太大，似乎摩托车都能过去。一路上全是雪景，我不断地停下拍摄，黑白彩色都拍了不少，心里非常高兴，还自拍了一张，不到中午就快走出石柱子这条沟了。

石柱子这个地方非同小可，这里盛产人参，种植人参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独特的环境气候，这里人工种植的人参外形和药效都堪比野山参，在国际市场上久负盛名，被称为“柱参”。在有幸光临此圣地之时，我也很想见识一下这神奇之物，于是在上大道之前我向一位劈柴的老汉打听。他带我去了一户参农家里，最终在老汉的“斡旋”下，花40元买了三棵，用青苔包裹，小心翼翼地装入摄影包。

买了人参，我心满意足地走出石柱子沟，上了公路。一打听，班车得下午2点才来。此刻刚11点多，我决定不在这儿傻等，顺公路向前，走多远算多远，只有走才能拍到东西。

老知青李桂香（1997年2月摄）

《走遍宽甸》之二（1997年2月摄）

拾“鞋”不昧的孩子（1997年2月摄）(www.daowen.com)

走出石柱子村围子，快要上岭了，我忽然发现摄影包上拴的龙牌跑鞋不见了，当时急出一身汗，心想一定是买人参时落在参农家了。我一边心里在埋怨参农贪小便宜，一边急匆匆地往回赶。当走回到围子里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在说：“是不是这人的鞋……”我马上回头，只见我的那双新鞋在道边放着，几个小孩围在那里。问是谁捡到的，一个小孩说：“是他捡的。”我感激万分，拉住这个孩子一再感谢，然后掏出相机，以石柱子小学的大门洞为背景，为这个拾“鞋”不昧的孩子拍了一张。又掏出本子记下来：石柱子小学一年级，曲绍华，照片一定寄来。

重新踏上征途，心中除了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有对淳朴山民的崇敬以及对错怪人家参农的歉疚。这段小小的插曲虽然让我多跑了二三里路，可是却获得了一下午的极好心情。

公路就沿着石柱子沟这条河延伸，走了一段，便看见前方有高楼，有烟囱，有密集的房屋，我断定振江乡所在地到了。在快要进街时，我发现围子外面的河套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欢快地喧闹着。看看时间还早，我就下了公路，向这群孩子走过去，想看看他们玩什么玩得这么高兴。

参乡的孩子（1997年2月摄）

啊，是在玩冰车！这是河套边上的一处河汊，冰冻得结实。大约十来个男孩子，都穿得簇新，几乎每人一挂冰车，正划得起劲。我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掏出相机，选取有利位置，背景是厚雪覆盖的河岸，在一片洁白的画面里，我抓取五颜六色的孩子们的精彩瞬间。有趣的是，我发现这其中有一对双胞胎，穿着同样的衣裤和鞋子，长着同样的脸蛋和个头，在这群孩子中绝对成了焦点。我的镜头始终锁定这两个孩子，真是太有意思了，能拍到这群孩子在游戏，本身就挺难得，再有这对双胞胎，锦上添花了！

在这里拍了差不多一个胶卷，感觉挺好，就收了家伙。又把两个孩子叫来问，他们是振江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贾文、贾武。我在小本上记了下来，离开他们向围子里走去，心想还是走路好，要是等车哪能拍到这个！

哥俩好（1997年2月摄）

鸭绿江汊（1997年2月摄）

江边雪景（1997年2月摄）

到了振江街上，车还没来，我决定继续往前走。出了围子，公路开始向山上延伸，山下面的河很宽，被称为江汊子。这里的河直接流入鸭绿江，而这里的鸭绿江正是水丰湖，是拉古哨大坝堵起的水库，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公路越走越高，俯瞰下面的河川雪原，真是美不胜收，我不断掏出相机拍摄。公路盘来盘去，走得枯燥无味，忽见旁边有一小道，似能直达山顶。听听后面没有汽车声，决定闯一下。于是把摄影包、三脚架都斜挎上，离开公路走小道。刚开始还好走，走一阵路没了，雪地上了无踪迹。还能退回去吗？不！我是谁？没有走不了的路！向着前面的路基抬脚就踏进了雪窝里，雪深到腿裆，我艰难地跋涉，越向上越陡。雪是疏松的，下面是冻土，走一步滑下来大半步。快到公路的路面了，路基陡得几近直角，我手脚并用往上爬，好几次滑下来，就像电影里一样，越爬越向下滑。偏偏这时山下传来汽车声，我心急如焚，喉咙里都冒烟了。离路面也就几步之遥，可就是上不去，最后双手抓着刺棘连滚带爬好歹爬上了公路，浑身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气还没等喘匀班车就来了，见我招手，车慢慢停下。人多得几乎开不开门，但我总算挤上去了。开车就下岭——我实际已经爬到了岭顶。想想真是后怕，刚才连滚带爬时包里东西也不知掉出没有，特别是胶卷，都在摄影包外侧的小兜里，兜盖上的尼龙搭扣早就不粘了，若是丢失，那这几天就白拍了……车下到岭底下，万宝到了。我下车首先清点物品，谢天谢地，什么也没丢。

万宝这个地方原名叫“王八炕”，绝对是个风水宝地，早在日本侵占之前就发现有矿藏，并且是好多种！我们当年下乡时这里是国营铜矿，最多时有大连知青五十一人，于怀乐、张立江都从这里走出。现在这里称万宝金矿，大连知青仅剩下一人。我按照县里黄金局的老同学给的名字打听矿上的几位朋友。由于过年放假，人家外出不在家，我最后来到矿长家。我到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矿长热情地邀我入席。我当时打着绑腿，满身疲惫，从早晨开始已行走了九个小时，水米未进，也顾不上面子了。

我向矿长打听唯一的大连知青刘秀琴，然后自己向她家找去。刘秀琴当年是大连十三中初二学生，在大茧一队青年点——全省先进点第一批招工到万宝矿的。在矿上她又是第一个入党并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由于患病半身不遂，已经十六年了，近几年吃药锻炼，病情大有好转，已能生活自理。我到她家时已经点灯了，她的女儿做好饭出门去，家里只她一人。我向她说明来意，表示问候，又把我拍摄的老知青的影集给她看。我看到她陷入回忆，往事记得很清晰。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在大连工作，一个在沈阳读书，还有一个在矿上干活，对此她很满足。她患病最重的时候，三年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丈夫不上班照顾她。

晚上，我住在她公公开的旅店里，回想着这一天丰富厚重的经历，回想着刘秀琴不幸的命运，夜不能寐。

老知青刘秀琴（1997年2月摄）

第五天。万宝这里进城的车只有两班，都在早上，我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事，只得一早上就离开。到江汊边看看日出就回来了，本想向矿长和刘秀琴告个别，却见班车已经开过来，不能做任何事了，急跑一阵总算赶上了。还是昨天那辆车，还是那么挤，车窗上全是白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随车颠簸摇摆，上岭下岭，前拥后挤。车内空气浑浊，还有人抽烟，我这个坐船都不晕的人竟要晕车了。过了石柱子进入大西岔乡的地界，路过大西岔的几个村，进入了太平哨。这趟车从振江乡最北的录江村往返宽甸，全程一百四十多公里，要走五个多小时，是我从没走过的路。

出了太平哨就到上蒿沟了，这里离张传民家不远，时间还不到中午，我想再去看看他。下了车还有十来里路，我吸着干净的空气，看着洁白的山川雪野，走路成了十分惬意的事。看到破冰击雪的河水、傲寒嬉水的鸭群，又忍不住掏出相机来拍。

张传民家又有新的建设，修了个浴池，安装了热水器，这在乡下绝对是新鲜事。他还计划着要添置电脑呢。

第六天。张传民非留我住了一宿，早上送我到公路上堵车。上午回到宽甸，我向吴德义等同学告别，向他们汇报了这三天的经历。他们都不相信我能以40元买三棵柱参，认为一定是买了假的，但看到东西他们都认定确是柱参，我从此也逐渐成了人参方面的“内行”。另外，他们都一致认为我应该去长甸与张献根会面，我决定下一步就办这件事。

万宝的冬晨（1997年2月摄）

春江水暖鸭先知（1997年2月摄）

与张献根合影（1997年2月摄）

中午开始飘起了雪花，我离开宽甸城踏上返回的路。第一站是长甸，去找张献根。部队驻地在镇外，冒雪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门岗打电话找不着张献根，里面的一位军官接我进去。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我急于赶路，就告辞返回长甸镇。

快要到镇里时，我听见后面有人喊我，只见张献根没穿棉衣，骑了辆自行车追来了。然后他推着车陪我走，边走边对我进行采访，他按他的套路询问，后来嘱我回去写信来。到了车站，我们合影一张，我就匆匆上车离去。

到季金兰家已经是晚上了，二儿子仍没有回来，她的全家福是拍不成了。我对着墙上镜框将一张前两年的全家福翻拍了下来，仍盼着今后能再拍一张与它对比。

晚上我听季金兰讲她的故事，感慨万千：不久以前，季金兰在公路边卖西红柿，过来一辆面包车在她摊前停住。她看到车门上有“大连市沙河口区×××”的字样，就问：“你们是大连的？”“是沙河口区的？”“那咱们是一家人，这西红柿你们管够吃！”人家奇怪，在这穷乡僻壤哪里来的一家人？“我就是大连沙河口区的，我是大连十三中的，1968年下乡在这里……”“哎呀呀大姐，你一点儿不像大连人，说话一点儿海蛎子味也没有了……”季金兰屈指算算，下乡至今已快三十年，早已超过在大连的岁月，“我真的不是大连人了？可是大连怎么还那么牵肠挂肚呢？”

我相信，在宽甸扎根的大连知青，没有一个人不想回大连！近三十年间，他们每个人都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可是，他们却留在了宽甸。

是“好男儿志在四方”？

是“宽甸值得一生去爱”？

季金兰的毕业照（老照片翻摄）

季金兰的老屋和新瓦（1997年2月摄）

第七天。早上，季金兰天不亮就起来烀饼子，昨晚发的面，就是当年下乡时总也吃不够、总也吃不饱的那种苞米面饼子。雪下了一夜，地上挺厚一层，今早天晴了。真是天助我也，可以拍个雪落长城了。早饭后，我揣了两个饼子，也带着全家福没拍成的遗憾，离开古楼子前往虎山。

先去拜访李大叔一家，然后再上山。我去年已经把这里踩遍了，这次又走一遍，拍一遍。去年我掰的树枝还在呢，景物依旧，但光线、季节不同。过了一会儿，小弟玉强上来了，他的观点和我的一致：这里的环境氛围不好，长城缺少一种远古留存的荒凉悲怆之感；周围太繁荣了，民房、大棚、公厕……全都挤进镜头，没有树叶阴影时，这些杂景暴露无遗。午后上公路堵车，又见到了吴大叔。

在丹东候车时，有人问：“摄影师从哪儿来？”原来这人是沈阳的摄影家。聊起宽甸，我向他们解释，我是业余的……人家一句话让我好生领悟：“业余的更厉害！”

雪落虎山头（1997年2月摄）

雪后“长城东尽”（1997年2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