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我的讲述，了解宽甸，现将宽甸二十二个乡镇（当年叫公社）及大连知青分布情况简介如下：

大连十三中的知青分布于五个公社：太平哨、步达远、大西岔、长甸、古楼子；

大连二十二中的知青分布于四个公社：灌水、双山子、八河川、永甸；

大连五中的知青分布于四个公社：青山沟、大川头、青椅山、石湖沟；

大连三十一中的知青分布于三个公社：杨木川、毛甸子、虎山；

辽师附中的知青分布于三个公社：牛毛坞、夹皮沟（后改称硼海镇）、红石砬子（后改称红石镇）；

另有马栏中学、工矿子弟学校人数很少，也分布于以上各公社。

没有接纳大连知青的三个公社：下露河、振江、宽甸城厢。

第一天。早上不到4点我就出门奔向集结地解放广场，因拿的东西太多了，故儿子来送我。离出发时间还差十分钟，十几个老同学几乎一下子到齐了，有一个还带了女儿。老同学相聚的热烈气氛绝对会感染任何一个青少年。在大家的怂恿下，儿子立马上了车，他也要来个“故地重游”。6点出发，我们弄了一辆十九座中巴、一辆小面包，一个同学还借了轿车。车上基本坐满，大家情绪也十分饱满，平时很少见面，现在能凑到一起重返青春故地，多难得啊！

这些老同学中，有政府官员，有大学教授，有企业老总，也有我这样的普通工人。不管是何头衔、职务，现在都是同学，都被我这个第四任点长召集来了。有的人放弃了与家人团聚，有的人放弃了出国的机会，更有的人从山东跨海赶回来参加。大家的心情都是一致的：看看第二故乡，看看父老乡亲，寻找自己的青春足迹……

为此行我们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可是那盼归的心啊，却已等待了二十多年！我们开了三次小会、一次大会，向每一位同学寄发了邀请信。大汤石四、五、六、七队四个点共有知青六十多人，最终十八人结伴而行。我们按AA制出资，商定要向村小学赠送礼物，要为同窗李文忠扫墓，这一切的准备都由我来做。

集体重返第二故乡的老知青（1996年9月摄）

大家一路欢歌笑语，毫无倦意。中午过后，车队穿过丹东市区来到叆河边，大桥上的横幅显示即将进入宽甸的地界。一位老同学提议，大家在这里合影留念。

车队进入宽甸地界，走的是铁长线。要到虎山了，我开始充当导游，向同学们介绍虎山长城——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再向前就是古楼子，这里的鸭绿江上有太平湾水电站。经过长甸、永甸，我又说了这里老知青的情况。下午进入宽甸县城，我联系城里的两位大汤石的同学，张铭孝女儿明天“出门子”，他脱不开，另一位招之即来，并且也带了儿子。

东面出城，上七盘岭，进入夹皮沟的地界，有的老知青拿出了望远镜。路过夹皮沟没有停车，天快黑了，大家归心似箭，直奔大汤石。

一下小岭就到大汤石村委会所在的四队了，只见大道上许多人在张望。我挂上相机准备好，车门一开就跳下去，奋力抓拍老知青与乡亲们热烈相见的情景。始料不及的是天色太暗，曝光困难，但那情景实在激动人心。

我们本想在这里解散，各回各队，可村委会已安排好了，只得客随主便。到会客室落座，满墙的奖状、锦旗让老知青们目不暇接。故乡的经济发展了，乡亲们富足了，老知青们无比欣慰。许多四队的老乡过来“探亲”，院里人来人往，过节一般。杜庆丰已张罗了一天，杀鸡宰羊，摆酒接风，可是大家吃不踏实，不断有人来看。忽听得老秦老婶从沟里下来了，我们一个个都跑出去相认，热泪直流。七队也有老乡下来“抢人”，并且开了面包车来。杜庆丰安排住宿刚安排了一半，老知青们就已各自走散。最后定下明天早上6点半在此集合，我们几个五队的同学都跟着回了老婶家。

第二天。昨晚分开前决定了今天先去小汤石为李文忠扫墓。早上第一件事是扎花圈，这东西显然不能从大连带，也不可能在当地买，所以在大连我就做好了准备。昨晚将彩纸、铁丝、胶带等交给五位女同学，请她们连夜做好纸花。今早老乡们砍来松枝，大伙七手八脚就扎起一个大花圈。我翻拍的李文忠遗像安放在花圈正中，挽联也是由我撰写的：

青山绿水融入文忠同学丹心碧血；

蓝天白云昭示大连知青淡彩浓情。

二十多年后见老乡，喜泪沾襟（1996年9月摄）

同学们争见老婶（1996年9月摄）

小伙子长大了（1996年9月摄）

思念多年，一朝重逢，说不尽，道不完
（1996年9月摄）

跨过小汤石河（1996年9月摄）

车队向小汤石进发，路过五队时遇见许多乡亲，我们在车上挥手：“下午来看你们！”然后一直开到小汤石学校停驻。学校放秋收假，只一位老师值班，就请他带路。过河上山，进入那片落叶松林子，比起五年前，这里林密草疏，坟冢高大了许多。同学们摆好花圈和各种祭品，然后站成两排肃立。第一任老点长代表大家致悼词并亲手捧土添在坟上。祭奠开始了，每个同学都上前讲话挥锹添土，按照山东人的习俗画圈烧纸。所有祭品都投入火中，同窗的思念之情也随同这袅袅青烟升空弥漫。那情景令人感动，我的两部相机一刻也没停止，取景器一直模糊着，一会儿工夫“吃”掉了四个胶卷。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李文忠墓前。

老点长致悼词（1996年9月摄）

同窗情，兄弟泪（1996年9月摄）

献上小花，寄上哀思（1996年9月摄）

扫墓后老知青们又回到大汤石村委会，会见老领导高书记和几位老队长，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村小学校。哪知学校做了准备，一场欢迎仪式使我们有了贵宾的体验。来到电教室，先进的设备令我吃惊，都是村民们集资赞助的。我们这次来前征询了杜庆丰，买了一套录放设备并选购了一批教学录像带，还买了一面硕大的国旗赠送学校。老点长代表大家讲了话并赠送礼物。当国旗展开时，大家都鼓起掌来，在激动的心情中我拍下了这一切。接下来，小学生们表演节目并和我们联欢，而我这时被老乡叫出来叙旧。我想，这些小学生也演不出什么，不拍也罢，谁知过了一会儿儿子出来叫我进去拍，说有意思极了。我进去后立刻被感染，拍起来就抑制不住。小学生们的演出服装很专业，音响设备也够档次，表演的水平更是足够高。几位老师和村民吹拉弹唱，又要我们老知青出节目，我们即兴唱了《沙家浜》《纪念白求恩》，一位女老师唱了《想家的时候》，一位老知青唱了《看见你们格外亲》……大家情绪高涨，仿佛回到了当年……

据说昨晚这儿组织了舞会，大汤石农民的文化生活真使我吃惊。我们的返乡更使这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们也始终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着。

高书记来看望老知青（1996年9月摄）

欢迎老知青光临（1996年9月摄）

老知青向村小学赠旗（1996年9月摄）

唱起当年的歌（1996年9月摄）

与村小学联欢我们事前没想到，一定是杜庆丰安排的，下一个活动肯定也是——老知青们来到会议室，等在这里的是当年的大队领导和各小队的老队长，我们五队的老郑也来了。这不是一般的见面会，而是为故乡发展献计献策的座谈会。现任的村支部班子为大汤石的经济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将来：“硼矿挖完了怎么办……”

老知青们都愿为故乡出力，农学院的教授介绍了香菇种植项目，检察官谈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保障，外经贸委的官员表示随时可为故乡提供信息和帮助……而我，对第二故乡，只有一腔热情和手中的相机。

中午饭是一场大会餐，老知青和当年的老队长、老领导同坐一桌，其乐融融。饭菜很简单——羊汤和大饼子（发面的）。吃着这样的饭，老知青们似乎回到了当年，那永远难忘的当年。

然后我为大家拍合影，老知青和所有的新老领导——故乡的亲人们合影，一共40多人，这是我拍过的人数最多的合影。

接下来是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真正的省亲开始了，同学们各回各队。我们五队人最多，回来了七名老知青，三个孩子也属于五队。我们在老秦老婶家下车，然后就挨家逐户地拜访，每到一家都要合影，就像1969年在场院拍的那照片一样，我们与五队的乡亲是一家人。

老知青与大汤石乡亲（1996年9月摄）

去看青年点那房子的时候，我抓拍到老知青回到故居百感交集的瞬间。天快黑时，我们拜访到老秦大爷家。老人瘫在炕上，眼睛也不行了。老点长俯下身子，把自己的花镜给老人戴上，同学们也逐个俯身到他面前，让他逐个看看我们。老秦大爷说：“你们回来看我，我觉得眼睛亮堂了，心里也亮堂了……”晚上，老蒋三叔来到老秦老婶家看我们，周围的许多乡亲也来了，热闹非凡。

第三天。我们定于中午到村委会辞行。一上午的时间，我想拍点儿风景。早上5点出门，老叔送我到河边。我过河蹚着露水爬上前山，这里能看到大汤石五、六、七队的全貌，能看到六道沟的一大半。1991年我在这儿遇上大雾没拍好，那时器材也不行，今天要认真拍好这个内容。太阳逐渐升起了，天气很好，大汤石秋天的原野，丰收的景象，六道沟五颜六色的山林，沟里六、七队山上的矿区，还有我们五队的民居村落，我们昔日的故居青年点，我们从大连开过来的中巴……都尽收眼底。我忘情地拍，希望把眼前的一切都记录下来，铭记心中。景色太美了，天气和光线太好了，简直舍不得离开。

大嫂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1996年9月摄）

回到故居百感交集（1996年9月摄）

“带上花镜看看我”（1996年9月摄）

老蒋三叔来看我们（1996年9月摄）

大汤石——我的故乡（1996年10月摄）

大汤石五队——我的故乡（1996年10月摄）

太阳已很高了，我才慢慢下山，又顺河走到东沟口，去看了我们青年点的菜地，再过河又一次来到我们的故居。这五间瓦房现在分住着两户年轻人，我来到当年男同学住的东边这院。大概是缘分，我在这儿遇到了梦寐以求的景象——猪不吃苞米，于是一顿狂拍，心满意足。

到老郑大嫂家吃早饭——实际上已快中午了。在这里拍到了一张《山里红》，在我构思的影展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映宽甸三十年的巨变，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就需要这样的片子。

猪不吃苞米（1996年10月摄）

老婶送别我们（1996年10月摄）

山里红（1996年10月摄）

近午，到离别的时间了。中巴停在老秦老婶家门口，许多人站在那里，依依惜别。车上装了许多老乡送的土特产，老婶抹着眼泪，把我们一一送上车。我最后一个上车，想抓拍这个，但取景器模糊了，没有拍好。车子慢慢启动，同学们在车窗挥手，直到看不见送别的人群，才坐回座位擦眼泪。

第二次与刘老师合影（1996年10月摄）

分别二十多年的校友重逢（1996年10月摄）

到村委会下车，四队的同学告诉我，小汤石学校的刘老师来了。我闻听后才猛然想起前些日子我写过的一封信。在筹备此次重返活动时，为使扫墓一事顺利进行，我写信给刘老师，希望他能为我们带路。当初信上定的是到达后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扫墓，哪知刘老师向领导做了汇报，小汤石学校组织了学生要欢迎我们。他自己早上6点就赶到学校，得知我们提前一天进行了扫墓，就骑自行车追到大汤石。见面后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山里人的忠厚质朴、对大连知青的深情厚谊真是无法形容。我只能深表歉意、深表谢意、深表敬意，然后让儿子给我们合影一张，以后定当回报。(www.daowen.com)

村委会又准备了送行的饭，我们仍是吃不踏实，不断有老乡从沟里追来，赠送那些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的山货土产。最后是大汤石村委会的赠品——每人一袋蘑菇、一袋板栗。我们与高书记握别，与杜庆丰握别，与新老领导和学校的老师们握别，向大汤石的乡亲们告别。大家都含着泪，互道珍重，依依不舍：“欢迎你们来大连！”

下午我们赶到宽甸，入住宽甸大旅社。张铭孝和吴德义来看大家，二十多年未见面了，有许多话要说。晚上，吴德义、张立江，还有另几位宽甸的校友尽地主之谊，宴请我们这些远来的探亲者。在拍了合影之后，同学们唱歌抒情，而我却悄悄隐遁。

国庆之夜，宽甸城一片灯火辉煌。拍一幅夜景，最能体现宽甸的繁荣和发展。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爬上一处工地，居高临下从两个方向拍了宽甸城里的中心路。

宽甸之夜（1996年10月摄）

宽甸中心路夜景（1996年10月摄）

第四天。早上送走回大连的同学们，我独自一人再踏上寻访老知青的行程。上次来宽甸得知万宝矿那里仅剩下一个大连知青，疾病缠身，我很想去看望她，这次就想从这儿开始。到车站一看，去万宝的车已没有了，于是转向另一个线索，去访问青椅山大水沟道班的韩武军。这线索是公路段党办主任张铭孝提供的。

出城向南没多远，在大水沟道班下车，一位老大爷带我来到韩武军的家。韩武军在家休息，还有夫人、女儿、外孙，正享天伦。我说明来意，与他交谈。一问一答间，得知他当年是大连五中的，下乡并不在这里，住的这房子是原来的青年点，他花500元买下，又花2000元修缮，可以见得日子的艰辛不易。我要为他拍照，他同意了，就在他的房前，又为他们夫妇拍了合影，小外孙就在窗台上望着。

韩武军告诉我，青椅山镇上还有两个大连知青。我问他姓名，他不知道，只知道叫“老嘎婆子”“老方婆子”。发现了新的线索，我要去寻访，于是告辞。他送我到公路上，我走出好远，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

大水沟至青椅山镇上，一时没有班车，十多里路就靠两条腿，走出一身汗。在一条河边洗了洗脸，略作休整后来到青椅山镇上打听两位老知青。首先找到了一位，乃是大连五中的葛秀琴，当初落实知青政策时分配在供销社，现已做了姥姥，在家赋闲。我向她打听这里的另一个人并希望她带我去，她把家里安顿了，带上两个外孙出门。在她锁好门时，我拍下了一张。

穿过整个镇子，葛秀琴带我来到房玉英家。房玉英是马栏中学初二的学生，当年下乡在六道河，丈夫是中学教师，她落实政策时分配在中学做后勤工作。除了公职，她家还搞肉鸡养殖，日子过得殷实却也辛劳。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有了工作，但她仍有操不完的心。家长里短地聊了一下午，她一时也不停地忙碌着，我为她拍的片子也是忙碌的身影。告别时天色已晚，我记下了她家的电话。从她家院里就可以看见新建公路的路基，将来开通了，这里是交通要道。她的小儿子送我上了班车，我在雨中回到宽甸城里。给回大连的同学打了个电话，得知大家一路平安，正点到达。

第五天。我乘早班车于9点多钟赶到步达远乡，这里的胜利村有个李桂香。上次来宽甸时得知线索，这次就是奔她而来。路过大茧停车时，我看见卢茂功站在道边向他打招呼，他认出我来说：“回来到家啊！”

步达远是宽北的大乡，这里山高沟长，当年是大连十三中学生在此下乡。既然到了乡上，不妨先问问再说，于是来到乡政府。国庆期间只有几人值班。我打听这里有没有大连知青，几个年轻人说没有。这显然不对，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怎能断言没有？我可是千里迢迢赶来的……几乎要发生不愉快时，正巧有位岁数大的人进来，想了想说复光村有个李德基，并说他女儿就在这街上的饭店干活。真是歪打正着，随便问问便获得了李德基的线索，而确凿无误的李桂香他们却全然不知。

老知青韩武军（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葛秀琴（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房玉英（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李德基（1996年10月摄）

按照人家的指引，我果然找到李德基的女儿，简单问了她家的情况就决定去。他家离这儿十多里路，眼下没有车，于是又开步走。半道上遇着同行的一位大嫂，一路走一路聊，就把李德基了解得差不多了。李德基在落实知青政策时分配在食品站，当时挺风光，后来食品站黄了，没活干，又没有地，因为他“农转非”了嘛，于是全家回了大连，在大连干个小买卖。后来大连整顿市容扒小房，他没了住处，只得回来。一个多小时后，我到了复光六队，找到他的家——草房破败不堪，是原来的青年点。见面后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大连人，不是宽甸农民。他们小队今天有人家“办事情”，他家本来不做饭，但为了我这“不速之客”，现做饭做菜。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刚从大连回来不久，打算修修房子，来年租点儿地种，又想找点儿活干。看得出他现在的生活仍不安定，孩子都大了，没有营生做，他的负担还很重，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帮到他。下午2点告辞，返回步达远乡再奔向另一方向——胜利三队。

疾行一个多小时回到步达远街，去另一方向的胜利村有三十多里路，根本就不通班车。走路我并不打怵，可是眼下3点多了，天黑前走不到，再说人地两生，我还要打听……不管怎样，先走起来再说。刚出步达远街就遇见一个骑摩托的人，苦苦央求人家送我一趟。人家不是干这个的，并且也不是本地人，但还是答应了。一路打听着，过了好多次河，走的全是颠簸土路，穿过好几个村落，走了大约一小时，人家不干了。我不能勉强，于是付了钱，剩下的路自己走。又走了一个半小时，天已黑了，终于赶到胜利三队，这里是村委会所在地。我知道李桂香在供销社工作，就先打听供销社，从那里又打听找到她家。

李德基的房子是原来的青年点（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李桂香（1996年10月摄）

这是两间与邻居连在一起的泥土房，是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李桂香原是大连十三中初三学生，丈夫王大哥当年是队长，念过书，有文化。他们有四个儿女，大女儿出嫁，就在邻队，女婿是乡村医生，二女儿在大连打工，三女儿在广州工作，小儿子在宽甸念书。李桂香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还照顾着一位智障的大伯。她全心厮守着自己的家庭，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她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尊敬。落实政策时她被安排在供销社工作，这个胜利村分销店至今仍维持着原体制，没被承包，但李桂香每月工资仅100多元。“生活是艰辛的，一切为了孩子，孩子好，我们就有奔头。”正值秋收大忙，二女儿和小儿子都在家，他们把许多心里话说给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大连舅舅”听，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为有大连知青妈妈而自豪。

第六天。早上天不亮就起了，不顾王大哥一再挽留，我执意要走。其实我也很留恋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一家，但我的时间已排定，这里以后再来吧。李桂香送我到大道，晨曦微露，我打闪光灯为她拍了一张。王大哥派小儿子骑自行车送我，大约十多里路，到胜利六队与新安村交界的班车点等车。

快到地方时过一条河，我回头看了看秋霜下的河套山野、炊烟飘荡的村落，朝霞里的树梢都是火红的，好一派秋晨风光。我立即支上脚架拍了一张。

秋晨（1996年10月摄）

二龙渡江边风光（1996年10月摄）

江边风光（1996年10月摄）

二龙渡（1996年10月摄）

我的方向是宽甸，路过挂房子我下了车，想再去看看那“二龙对峙”。我走了一段公路，又离开公路走小道，沿着河边又进了苞米地，看得见二龙渡那小山梁时，已走得浑身出汗。最后跨横垄地来到河左岸的龙头上，已快到中午了。在龙头上拍了几张就跑下山梁，在河滩、河岸上又拍了几张黑白片，顺河滩再上去年那个位置，再拍那个《二龙对峙》。去年感觉拍得不理想，此次拍摄就能有提高吗？不过是满足一个心愿罢了。

拍完已是中午，我踏上归途。在路边一个小店买了一根“春都”肠，又讨了一瓢凉水喝了，就在中午的烈日下开始了急行军。公路盘旋上一处高坡，我居高临下，视野宽阔。但见晴空下群山层叠，一条大河蜿蜒奔流，河谷、原野上庄稼已经收割立垛，公路伴随在河畔，这是宽甸极典型的景致。我在这公路上行走，在这景致中行走，忽然想到应该留个纪念照。此时正值中午，路上车少，我就支上架子，用广角镜头取好景，自己全副披挂，打开自拍延时，迅速跑出去一段距离，然后往镜头里走。在这里我耗费了近半个胶卷，本来就是想拍着玩玩，结果却得到了一幅“足以传世”的纪念照、工作照。

《走遍宽甸》——我的自拍照（1996年10月摄）
（这张自拍照后来见诸许多报刊，它成了我的名片，是我那些年摄影活动的真实写照。影友们开始戏称我是“身背尼康独行侠，走遍宽甸第一人”。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除了身背相机、怀揣信念之外，自己无异于一个流浪汉。）

第七天。踏上返回之路，这一路将穿起一个个采访活动。我坐上第一班车，很快到了第一站永甸，我下车直奔徐忠汉家。张果现已回大连养病，我把在大连看望张果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又交给他张果的照片，徐忠汉终于可以放下这一份牵挂了。

离开永甸又在长甸下车，再次拜访了这里的三位老知青，打听了古楼子知青的情况，那里有李翠兰的同学——李爱华和季金兰。车到古楼子，就停在供销社门口，我进去打听李爱华，结果却问到了另一位老知青王玉英。她也是大连十三中学生，比李爱华低两届，所以李翠兰不熟悉。供销社的各个柜台都被承包了，李爱华和王玉英的柜台面对面，我在这里不用动地方，相机朝两个方向就拍到了两位老知青，背景就是她们经营的商品货架。

从王玉英这里我又得知虎山乡的红石村还有一位女知青，分配在道班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工作由丈夫顶替。由于不是一个学校，王玉英不知她的名字。我又问季金兰的家，王玉英送我到公路上指给我方向，我便告辞奔向下一个采访地点。

季金兰的家在古楼子八队，从一条小沟进去，一直走到尽头，就能看见一栋十分古老、十分破旧的房子。我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只有小儿子在家，季金兰和丈夫正在很远的蚕场山上摘茧。小儿子一听是妈妈的同学从大连来了，非常兴奋，立刻要上山去把妈妈喊回来。我连忙说不用，我跟你一起上山去看她。小儿子马上把饭菜装好——他是回来取午饭的，带着我从房后栗树园的山坡走小道，一路上向我介绍他们家、他的妈妈。大约走了二十分钟到了他家的蚕场，上到山腰窝棚处。不一会儿，从山顶下来两个扛大筐的人，小儿子就热情地替我做了介绍。

季金兰原是大连十三中初三学生，说起来是我小学的邻班同学，落实知青政策时分配的工作她让丈夫去顶替，自己则春种地，秋放蚕，冬天侍弄大棚，成了地道的农民。她侍奉公婆，现在自己也已做了奶奶。她和丈夫刘大哥成年累月地苦干，供三个儿子念书。老大中专毕业在太平湾电站工作，老三初中毕业在家和她一起务农。而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老二，老二在城里念高中时就很出息，参军后也一直优秀，被保送进了军校，现在在大连陆军学院深造。为了孩子们，季金兰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季金兰和刘大哥在山上吃饭休息，我就和他们聊，同时拍下了这情景。和这一家人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融洽和亲切。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摘茧了，我就在季金兰前后左右黑白彩色好一顿拍，感觉好极了。

秋收大忙季节，我造访了这个蚕场，造访了这对勤劳的夫妻。天色不早了，我告辞下山。来到公路上，紧走一阵到古楼子供销社，向李爱华她俩告别。

公路上又堵车到了虎山头，我下车在路边小店买了酒，直奔李洪发大叔家。稍谈一会儿，我又上了那山，去拍那长城。为寻一个好的画面，我把那个山头几乎走遍了。实际上我就是想拍一张长城与鸭绿江在一起的片子，但这一带民居大棚太多，繁荣的景象淹没了长城的沧桑感，拍得不理想。天黑了，李大叔在山下叫，我回到家时，天已全黑并下起雨来。

老知青李爱华（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王玉英（1996年10月摄）

季金兰在摘茧（1996年10月摄）

蚕场午餐（1996年10月摄）

晚上只有老两口在，玉强去锦州看姐姐了，我就睡在他那小炕上。明天我要去拜访王玉英说的那个虎山乡红石村的老知青，巧的是李大叔认识她的丈夫。大叔详细地告诉了我去她家的走法，又说山很大，路很远，坐不上班车就打个摩托去吧，不然时间不够——我只有明天一天时间，后天就应该上班了。

第八天。一夜风雨，原以为早上不会有什么可拍的，可是天将亮时一看外头，雨住天晴，天际一片粉红。我立即上山，又来到昨天反复走遍的山头，拍了日出和朝阳照耀下的长城。从山顶顺城下来，回头一看，蓝天白云十分诱人，就在一处敌楼上，以垛口为前景，拍下一张长城蜿蜒上山的片子。画面上有鸭绿江水面，却没有大棚和民居。（这幅片子我给它起名《长城东尽》，后来在省赛中获奖，它记录了1996年虎山长城一期工程的面貌，与现在大不一样。）

虎山长城与繁荣的村庄
（1996年10月摄）

顺城墙下来到出口，大门却锁着，景区管理人员还没上班呢。我哪里有时间等，便又返回山上。走了不远，见右侧一棵栗树的粗壮枝条伸过来，似乎伸手可以够着。看看城下空无一人，足有四五米高，有点儿危险，但我想试试。于是我把摄影包和三脚架都斜挎上，攀上垛口，脚踩在墙头外沿上，一只手拉过枝条，另一只手够不着，但重心已经移出，想回到城墙内已不可能，只好心一横，使劲一蹬，身体荡出去，在间不容发的关头另一只手够到了枝条。顺树下来，双脚落地时，我已是浑身瘫软，实在后怕。在身体荡出后，另一只手若够不到枝条，我必摔无疑，必定机毁人伤，因为单手引体向上即使在中学读书时我也没练成过。

告别李大叔，我踏上继续寻访的征途。我顺着去往丹东的公路疾行，到叆河大桥时，已快一小时了。此地名为栗子园，离红石村还老远呢。正巧此时一辆摩托车驶过，我喊住请求帮助。花钱打的，对于我这个长期跑步锻炼、每年参加一次马拉松赛的人来说，确实不情愿，但现在是花钱买时间，不然明天上不了班——我只能这样说服自己了。

摩的司机认识我要找的人家，一路过河过岭，把我送到红石村，还告诉我一条小道。循着这条小道进沟，我直走到沟中最里面的一家。泥房，草顶，迎面是山坡。仗着知道她丈夫的名字，才找到这位大连三十一中的老知青——路桂荣。从屋里屋外的状况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挺困难。路桂荣身体不好，不能干活，丈夫也有病，在道班干活是顶替她的工作，将来按她的年龄退休。两个儿子一个念书，一个毕业没正式工作。我忽然想到1991年听到的于怀乐掏腰包为孩子交学费的事，一定就是她！

长城东尽（1996年10月摄）

外面阳光很好，我在窗外向屋里为她拍了一张，又为他们夫妇拍了合影。原以为本次宽甸之旅就此结束，可是路桂荣告诉我，在本乡的长岗村，还有一位老知青。

长岗村的老知青是赵秀署，从1968年下乡就在那里，至今没挪地方。从路桂荣口中我还得知，在虎山乡大桦树村还有去世的老知青任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文忠之外“埋忠骨”的老知青。我又打了一辆摩托，又是翻山越岭，奔向长岗村。由于线索清晰，人家把我一直送到家门口。

赵秀署的丈夫尹大哥是远近闻名的能人，家里养着汽车，日子过得很殷实。赵秀署戴着眼镜，保持着城市人的风韵。她一家人对我这“不速之客”给予了极热情的款待。在赵秀署家的感觉与在路桂荣家颇有反差，但我心里对她们的敬意却是一样的。以前，在没有深入接触这些老知青的时候，我也曾对李文忠、张传民他们有过不屑，认为扎根乡下没有远见。可现在我认为：没有资格去评价哪种生活好，哪种生活不好。人生就是一种选择，只要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那么这种人生就是完美的。

已经六返宽甸，已经拍摄到了二十几位老知青。李桂香、季金兰、徐忠汉、李德基、赵淑润、张传民、吴德义、张立江……他们的影子在我脑中一一浮现。快三十年了，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他们没回大连，他们选择了宽甸，有的人选择了农村。他们恪守当初的诺言，忠实于自己的家庭，与宽甸的配偶长相厮守，他们的人格力量使我肃然起敬。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宽甸人民心中为大连知青立起一座丰碑！

下午，我告别赵秀署一家，从这里坐班车到丹东，赶晚上的火车经沈阳回大连。一路上，这样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

老知青路桂荣（1996年10月摄）

老知青赵秀署（1996年10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