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对宽甸友人的感恩之心，带着好不容易得到的几个老知青的线索，我趁五一再次踏上宽甸之旅。

中午到达宽甸，下午去看望了老同学张铭孝。张铭孝是从我们大汤石招工出来的，多年间换了许多工作，现任宽甸公路段党办主任。以前只在聚会时见过面，这次到他家收获极大——他家墙上贴了一张我研究多次、梦寐以求的宽甸县地图，与大旅社二楼大厅和县长办公室挂的一样，十五万分之一的比例，1983年县地名办编制。我毫不客气地把它要来了，张铭孝又给我提供了几个老知青的线索。

晚上我去拜访吴德义，感谢“救命”之恩。而张立江和十多个四面八方回来的老知青去了万宝矿，那里是国营老矿，1970年以后数次招工，最多时有大连知青51人。

第二天。今天开始直奔知青主题。一大早坐上去红石砬子的班车，在中蒿沟下车，又来到四队青年点。那房子还在，马上要拆了，墙上的字迹仍清晰可见。我庆幸自己来得及时，用黑白彩色、各种焦距把它拍了个够。四年前是走马观花，如今想法明确，就是要刻意表现那历经二十八年风雨仍存在的字迹。

老知青张铭孝（1996年5月摄）

我又去五队找张传民。邻居告诉我他正在种地，我就去地里寻找。远远望见一老汉在赶着犁杖，他夫人在捻种，而张传民却在地头抽烟。相见甚欢，他夫人说：“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大包过来，心想不是卖药的，就是拔牙的，谁知是你！”我问张传民为何老坐着不干活，她说他身体不好，就叫他歇着。

又是不让我走，又是杀鸡喝酒，又是促膝长谈。我告诉他影展的打算和对他的一组片子的构思，就是用几幅一家三口的合影来反映三十年的坎坷：1979年的一幅，儿子高不及他的腰；1985年的一幅，儿子已和他齐胸高；这次我将拍他的一家三口，儿子已高出他一头，而他和夫人则由年轻变老。这不就是人生吗？对扎根山乡老知青的寻访拍摄就这样开始了。

第三天。早上辞别张传民，就在他家附近堵班车前往永甸。这次是去寻访素昧平生的几个老知青。他们的名字记在小本子上，他们的名字早已烂熟于心，但，他们长什么样？对我将会是什么态度？似乎神秘莫测。

中蒿四队青年点墙上的字迹仍清晰可见（1996年5月摄）

张传民在1979年（老照片翻摄）

张传民在1985年（老照片翻摄）

张传民在1996年（1996年5月摄）

其中一个知青叫张果，招工分在永甸航运站，后来得病半身不遂，经多年医治已有好转，他就坚持锻炼。刚开始架双拐，后来拄手杖，现在不用手杖天天行走，步履蹒跚却风雨不误，经年累月，永甸镇上无人不知。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当时就心生敬意，这次来永甸就希望在街上遇见他。可是走了几条街都不曾见到，就打听着找到他家。原来这两天他感冒发烧没出去，夫人找来大夫给他挂吊瓶。我说明来意——自己也是知青，回来就想看看扎根的老同学，为他们拍照。我又问起永甸的另外两个人徐忠汉和孙成国。谈话就在我和他夫人之间进行，张果一直听着不说话，可能是说话困难吧。吊瓶打完了，他表示要送我去徐忠汉家。我心中暗喜，这样可以拍到他走路的样子，却又于心不忍，但张果执意要去，非常坚决。夫人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鞋。他家门口是个偏坡，他扶着夫人的肩头走上去。我看到他家家徒四壁，不用问，肯定生活困难，在出门前塞给他夫人两张钞票，这样我心里略感宽慰一点儿。

他们两家离得很远，差不多穿过整个永甸镇。张果一跛一跛艰难地走着，额上渗出汗珠，可以想象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很难受，但还是硬着心肠在他前面、侧面拍了一路。他也不说话，仿佛我就是一个熟人、知己。

永甸是一个大镇，有好几个企业在这儿。当年吴德义分配到的宽甸钢厂就在这儿，现已改为宽甸硼砂厂，曾经有大连知青几十人，现仍有六人在岗，正是我要找的。

孙成国是厂长助理，徐忠汉是劳服经理。徐忠汉和张果都是大连五中的同学，虽然现在不在一个单位，但老徐总是处处照顾张果。我眼见张果告辞时徐忠汉蹲下高大的身躯为他穿鞋，深为这同学间的手足情谊所感动。

老知青张果，每天都在路上（1996年5月摄）

这里是徐忠汉新盖的房子，我就在这新房前为他拍了全家福。老徐向我介绍了永甸镇上老知青的情况，然后带我去孙成国家。两家离得很近，我又为孙成国拍了全家照，又向他们打听下一个寻访对象。孙成国这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在去往毛甸子的半道上有个幸福村，属于永甸镇，那里有一位大连女知青当教师；她丈夫姓侯，曾在硼砂厂干过；她家的房子是原来的青年点，就在道边不远，可是孙成国不知道她的名字。孙成国是大连三十一中的，当年下乡在毛甸子，而永甸的青年点则是大连二十二中的学生。孙成国说：“那个女的和农村人一样，一点儿大连人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老知青徐忠汉一家（1996年5月摄）

老知青孙成国一家（1996年5月摄）

徐忠汉在街上为我找了个车，一路颠簸，翻过一个小岭，司机说这就是幸福村了。我向一位牵牛的人打听老侯家，恰巧此人就是侯大哥，于是我下车来到他家。这位知青大姐名叫赵淑润，下乡前是大连二十二中初三的学生，现已做了奶奶。

采访不是很顺利，气氛有些尴尬。我说：“我来看望老同学，为老同学拍照。”她说：“谁派你来的？”我说：“没受谁委托或派遣，完全是自费的，我想拍一组片子办影展，纪念咱们下乡三十周年。”她问：“办影展能赚多少钱？”我说：“我办这个影展不赚钱。”她又问：“不赚钱办它干什么？”……显然几句话讲不清楚，显然不可能速战速决，显然此时就是拍了片子也很勉强。人家正忙着种地，侯大哥的牛是借来的，请来帮忙的人已经都到了，我决定今天不走了，在这里帮她家种地，并把这个人拍好。

现在种地比当年精细得多，犁杖摆好垄后，第一个人先在垄台上用锄头刨坑，后面一个人往坑里点几粒化肥，再后面一个人捻种，最后一个人用脚把土培上。这支四人纵队中，数刨坑最累，我就要干这个。毕竟当过农民，干活并不“立巴”，忙到日头偏西，这块地种完了。赵淑润在锅台旁忙着做饭，我就倚在门口与她攀谈。话说得多了，心窝子掏得多了，她逐渐理解了我，也逐渐敞开心扉。谈到国家对老知青的安排，她的话既有不满又有自豪：“我的教师职位是自己考的，没用国家安排！”

第四天。赵淑润家墙上镜框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是这个四口之家在这座房前的合影。两个男孩还很小，赵淑润和侯大哥也还年轻，真是那个岁月、那个年代的生动印记。昨晚和今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鼓起勇气讨要，说回去翻拍以后再寄回来。二人商量，赵淑润有些不舍，侯大哥却非常爽快，剪掉镜框上的挂坠，打开镜框取出给了我，这是一份多么真挚的情谊和信任啊！我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又问了赵淑润的通信地址。她就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两行隽秀的字，成了永久的纪念。

为她一家拍了照，我踏上去毛甸子乡向荣村的征途。本想去寻访一位大连三十一中的老知青，结果到地方才知道她家已全家搬迁回了大连，这个采访就取消了。我面临的任务就是走到毛甸子，再从那里坐车回城里。于是甩开大步，一直走了七个小时，脚上磨起了一个大泡。

赵淑润和小孙女（1996年5月摄）(www.daowen.com)

赵淑润在劳作（1996年5月摄）

赵淑润的老照片（老照片翻摄）

赵淑润一家（1996年5月摄）

这一路的行走，也没忘了搂草打兔子——拍片。我拍了羊群，拍了映山红，拍了歇在地头的犁杖，扶犁的庄稼人正是由于我的造访谈论起当年这儿的知青——大连三十一中的知青。路过的几所小学我也都拍了，可有一个镜头，就像“猪不吃苞米”那样，没拍下来却铭刻在心——那是走在一片大地间，地里是一队队播种的人和犁杖，不时可见地头放有化肥袋、种子袋及衣服等东西，这是很寻常的。可是在一处地头上，我却看见一个箱子，装的是啤酒和汽水，地上还放着开了盖没喝完的。我从这景物旁边走过，觉得非常新鲜，现在农民生活真是好多了！我又沉浸到当年的岁月中，沉浸到对苦难的回忆中，一路走一路想，走了好远才醒悟，应该拍呀！

羊群出圈（1996年5月摄）

映山红（1996年5月摄）

晚上我与吴德义一起去拜访张立江，表示感谢。张立江谈起前几天回万宝的事，引起我的关注，无意间又获得一个山沟里老知青的线索。

第五天。今天我将踏上返程，我还要到虎山“遇难地”再看一看，后天上班。我先去公路段再访张铭孝，又新获两个老知青的线索，并且得到一份数年前在宽甸的大连老知青的名单。

张铭孝送我到电大，我又去拜访战凤梅。战凤梅正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悄悄取出相机，就着门缝把她拍了下来，被她发现后我们才相认。五年前我们见过一次，她想起来了。等她工作完毕，我们坐下谈，她又提供了一个在长甸扎根的知青的线索，并且马上打电话联系上了——这位知青家里安了电话。

下午，我坐上返回的车，这条路将经过永甸、长甸、古楼子、虎山到丹东。我到长甸下了车，去找战凤梅说的那个老知青唐玉丽。

长甸和永甸一样，是较大的集镇，有几家企业，还驻有军营。我打听着找到唐玉丽家。由于事先打过电话，见面不感唐突，看她的样子像大连人。唐玉丽是大连十三中的，她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大连工作，丈夫原是生产队长，现在经营苗圃。她在落实政策时被安排在供销社的旅店工作，后来旅店被私人承包，她就回家赋闲。家里安了电话，还订了《辽宁日报》，看得出日子过得挺滋润。看到老知青日子过得好，我心里也感到轻松，聊着聊着她说起这儿还有两个知青，都是大连十三中的。

唐玉丽首先带我到长甸加油站，这里有老知青张柏茹，正在班上。他是被安排工作到这里，后在这里安家的。加油站不远就是第三位老知青李翠兰的饭店，我们见面觉得面熟，原来是小学同班同学，当年就坐在我后面，毕业分别至今三十三年了。

一下子寻访到三位老知青，我很高兴。李翠兰又告诉我古楼子还有，也是大连十三中的，这与张铭孝说的一致。我要为他们拍照，拍了单人的又拍合影。和三位老知青合影后又和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合影，然后在这里堵班车奔虎山。

远远看见那山和那城墙了，我就下了车，在公路下边以水面为前景拍那长城。然后再次来到吴大叔家投宿，循着上次的路线再上那山，从城墙下穿过，来到临江一侧的山坡。几个月前过境的那处“一步跨”就在眼前，只不过现在水多了一点儿。我用200毫米长头俯拍了两张，然后下山来到江边，找到当时为我焦急、为我叫喊的大学生小姑娘家。

战凤梅在工作（1996年5月摄）

老知青唐玉丽（1996年5月摄）

长甸镇上的三位老知青（1996年5月摄）

“一步跨”（1996年5月摄）

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我被一家人迎进屋，几乎有满满一屋子人。小姑娘张玉红是锦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大三学生，弟弟张玉强是凤城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姐姐、母亲和继父李洪发，都热烈地欢迎我。还有玉红的四位同学从宽甸来这里聚会，明天一早去丹东坐火车返校。李大叔非要我上炕喝酒，谈起正月初二的事，我衷心感谢宽甸友人，感谢鸭绿江边淳朴的这一家人。谈到我目前的拍摄，谈到知青，引起所有人的共鸣，有的大学生还认得我们老知青。我在这家人热情的氛围里度过了这个晚上，我用闪光灯、自拍机拍下了这个热情洋溢的聚会。9点多钟，玉强送我回到吴大叔家，大叔还没睡，以为我“又过去了”呢。聊了一会儿，我出去买了几瓶酒，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些好人们。

第六天。天不亮就起来了，又去昨天那地方，在水边支上架子，拍了一张《月下虎山》。拍完返回吴大叔家，向他告别，并与他合影留念。之后到李大叔门前的江边，又一次拍了“一步跨”——这段特殊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国境。

小弟玉强也上山来看，然后陪我下到江边，又划过一条船让我上去坐。上游电站放水，这时的“一步跨”才是条河。我为这鸭绿江畔长城脚下的好人们拍了合影，我要永远记住他们，真是“宽甸处处有亲人”！

鸭绿江边的一家人（1996年5月摄）

与吴大叔合影（1996年5月摄）

月下虎山（1996年5月摄）

带着一周来丰厚的收获——拍到的十位老知青的影像资料和六个下次寻访的线索，带着新结识的友人们的深情厚谊，我跟着大学生们挤上班车去丹东。他们坐火车回锦州，我坐长客回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