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在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慈善活动”逐步演化为“国家为保障个人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发展过程后，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法治国家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最主要且最直接的体现方式便是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

毫不夸张地说，充足的经费投入是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基石。首先，一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如果法律援助经费匮乏，国家往往控制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范围，降低可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适格受援主体数量，这也与大多国家的法律援助范围均是从先刑事，后民事，先重刑，后轻刑，先基础民生案件，后其他案件的扩大逻辑相一致。[2]当然，如果一国法律援助经费充裕，其也可以为全部案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务，成为法律援助的福利国家。其次，经费保障的水平会间接影响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其影响因素包括援助律师水平、援助补贴高低、司法机关的配合等，但长期以来，制约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影响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重要原因就是援助律师的补贴较低，也就是国家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根据全国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开展法律援助经费的案均经费为883.34元。[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5月14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日平均工资为315.94元。同时，据统计，2018年内中国律师平均小时费率为2792元人民币，其中初级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平均小时费率为1576元，高级律师为人民币2198元，高级合伙为每小时3481元，管理合伙人则达到4054元。[4]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和律师私人业务收入之间的悬殊直接导致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案件不积极、不热情，对案件敷衍了事，更有甚者自掏腰包，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单方强调律师义务、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却不从根本上解决经费补贴的问题，那我国法律援助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和提高。最后，由于缺乏资金所带来的法律援助范围过窄、质量不高的现象，最终会导致“公平正义”这一法律援助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落空。196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吉迪恩案中作出了“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是公平审判必需的基本权利”“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等深刻影响了近现代辩护权的重要话语，昭示了如果一个被告人是否获得律师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那么审判从根本上是不公平的。[5]故由于经费缺乏导致法律援助范围过窄，那么一国内的司法体系也就仍逃脱不了这种不公正司法的宿命。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较差，导致获得私人律师的案件涉诉人获得更好的案件结果，也就无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