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以就业为目的进入城市，与城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不具有城市常住户口的劳动者。其特征表现为：持有农村户口，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在城镇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手段，主要依靠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或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人群，并且其工作生活居所往往具有流动性。^[3]而养老保险权，作为社会保险权的一种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对老年公民所提供的一种生存权保障，在性质上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

除了社会保险权本身具有的社会性、普遍性、互济性、基础性以外，农民工养老保险权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1.权利主体特定，具有典型的身份性

梅因爵士曾概括近代社会运动的趋势为“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然而契约及其所代表的形式正义存在着局限性，由契约构建出的社会蕴含着深层的道德危机。因此在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步而来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即“从契约到人权”，其代表是从效率到公平、私法公法化、从契约自由到国家干预、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等。^[5]出于对实质正义的维护，必须要对具有一定“身份关系”的社会主体进行特殊保护，从而达到社会公平。农民工代表的是由于社会发展资源缺失导致的弱者身份，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权规定由公权力予以特殊保护，正明确体现了典型的“身份性”。

2.义务主体特殊，归属为积极权利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和社会经济风险的增加，使得脆弱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会制约人权的整体发展更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与安宁。因此占有优势资源的国家是当然义务主体，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切实充分的条件保证基本人权的实现。对于国家义务的共识，深刻而鲜明地反映在诸多国际公约中，我国宪法亦规定国家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公民的养老保险权。农民工养老保险权需要国家采取积极行动，不仅规定其为法定权利，并将其在社会生活中转化成实有权利。(www.daowen.com)

3.权利享有附条件，义务履行有限度

虽然养老保险权作为社会保险权的一种形式，应具有普遍性，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公民都可以直接向国家和社会主张该权利。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的享有亦附有条件，养老保险待遇只在一定条件发生后才能运行，我国出于自身国情划定了以下条件：劳动者达到法定老年年龄（年龄条件），并从事某种劳动达到法定年限（工龄条件）、缴费达到最低年限（缴费条件），同时还需要劳动者被依法解除法定劳动义务（事实前提）。同时，虽然农民工养老保险权利的获得对应于国家的义务承担，但国家资源的稀缺性致使国家对该义务的履行只能较为基础——只能提供基本的必要生活水平，体现出国家义务履行的有限性。

4.权利实现具有渐进性、过程性，指向目标意义

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的实现受到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社会结构、养老保险建制历史长短、人口结构等因素制约，权利的实现具有“过程性”。作为动态权利，农民工养老保险权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制度成熟而“渐进”并不断完善。同时，养老保险权作为社会权的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指向国家发展的蓝图方向和逐渐实现的目标，不合适用既有恒定的普遍标准判定，更不适宜用他国既有事实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