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从萌芽、成形到最后完全定型，走了将近一千年的时光，而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为西方主流社会所知，却是迟至20世纪初。一个名叫冈仓天心的日本美术教育家用英语写了一本《茶之书》，让日本茶道走向世界。这本《茶之书》被誉为与荣西法师《吃茶养生记》相比肩的日本茶道的不朽文献。

一个半世纪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国家道路，短短几十年的变革图强，国力迅速强势崛起，不但打败了曾经虔诚师事两千多年的中国，使争夺东亚海上霸权的政治格局发生逆转；不出10年又击溃了称雄欧亚的老牌沙俄帝国，令欧美列强刮目相看。伴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崛起，往往会出现文化上的自觉、自信、自恋乃至文化观念输出的冲动。具体到日本，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已经初露端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日本基督教牧师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以及其后美术教育家冈仓天心的《茶之书》（1906），一文一武，都从各自角度，都是用地道、流畅、优美的英语向欧美世界讲述所谓“玄之又玄”的日本文化精髓。

如今从东京搭乘京滨东北线，不到一个钟头即可抵达横滨。旅居日本期间，节假日没事，我经常和同学往那里跑。作为日本历史上最早开埠的城市，横滨是个异国情调浓郁的地方，欧美风格建筑鳞次栉比，对中国客子来说，横滨是慰藉乡愁之地，这里有日本最大的中华街，有名动日本食坛的中餐老铺可以大快朵颐。在市中心本町一丁目有个“横滨开港纪念馆”，展示19世纪中叶日本在面临来自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被迫开国奋发图强的激荡百年史。听介绍，这座建筑物的前身是幕末时期福井藩设在横滨的商贸馆“石川屋”。1863年旧历新年前夕，冈仓天心就诞生在这样一块绚烂多彩、多种文化碰撞的国际城市一角。

天心的父亲冈仓勘右卫门五郎原是北陆福井藩下级武士，日本开国后，受命前来横滨经营福井藩对外生丝贸易商馆“石川屋”。横滨原是一个仅有几十户数的小渔村，冈仓天心出生时已经开港。得风气之先，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的父亲思想开通，除了让他在家宅附近的寺庙跟主持学习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四书五经和汉诗外，还将他送入美国人开办的英语塾学习，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1872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石川屋”被废弃，冈仓勘右卫门五郎到东京开旅馆另谋生计，天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明治十二年（1879），东京帝国大学创立，年仅16岁的冈仓天心成为东京帝国大学首届学生。在学期间，天心还和当时著名的茶道师匠修习茶禅之道。因出类拔萃的语言能力，获得该校美国教师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青睐。费氏教的是政治经济学，却衷情东方文化，尤其对日本古典美术和日本文化兴趣浓厚，于是，熟悉东方文化又精熟英语的冈仓天心进入其视野，被拔擢为助教，当他的翻译。后来在文部省支持下，师徒两人前往日本古典文化中心关西京都、奈良等地调查古寺及佛教美术文化。这次经历使天心慧眼大开，同时意识到保护、弘扬东洋古典文化的使命。

次年他创办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今天的东京美术大学），自任校长，并开坛讲授日本美术史。这所学校，不仅为近现代日本培养诸多美术才俊，如福田眉仙、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西乡孤月等人，甚至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美术潮流。据说20世纪初，在所有到日本学美术的300名学子中，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多达134位，其中成大器者除了何香凝之外，其他像陈师曾、李叔同、李梅树、高剑父、傅抱石等画坛巨擘无不从这里走出。1893年，为了寻访东洋美术的故乡，他只身前往中国，游历北京、洛阳、龙门、西安，寻访中国古代艺术的踪迹；为了探求东方佛教源头，1901年他一人访问了印度，与印度文豪泰戈尔及众多印度名刹古寺的高僧大德结下善缘。中、印之行对他的文化观影响深远，目睹曾经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在西方列强支配奴役下奄奄一息的苦难，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东洋人（亚洲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感。1903年他用英文写了《东洋的理想》并在伦敦出版。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却是数年后在美国撰写出版的《茶之书》。

1904年，费诺罗萨推荐他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协助收购、收藏和整理中、日美术品，经过多年对东方古典美术文化的研究积淀，他对东方神秘文化的把握与表述已经炉火纯青，犹如策马平川。1906年5月，天心的《茶之书》后在纽约付梓出版。有资料显示，此书是天心在波士顿研究美术期间为上流社会沙龙里的贵妇人传授茶道课程的基础上敷陈展开写成的，出版之际也得到沙龙豪门贵妇的资助。这是日本人用纯正而优美的英文讲述自己母国文化的故事。天心自幼浸润英美文化，又有在欧美游历的历练，他深谙西方人的阅读口味，知道如何抛噱头，吊胃口，甫一出版，好评如潮，席卷全美，一些精彩章节不仅被选入中学教科书，还飞跃大洋流行到欧陆，被翻译成德文、法文、瑞典文，大畅其销，冈仓天心俨然日本传统文化在欧美的代言人，声名远扬。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译成中文也不过薄薄的百来页而已，全书依次从茶碗、茶道流派、道与禅、茶室、艺术鉴赏、花、茶人风范七个方面对神秘的东方艺术——茶道加以阐述，由此升华为对东洋伦理美学之理念的探求。

深蕴日本文化的周作人一再说：吃茶是个好题目。天心以最具东方文化气息的茶道为媒介，试图向强势的西方世界说什么呢？

茶道是日本国粹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虽来自中国茶文化的启蒙点化，却推陈出新自成格局。7世纪奈良时代，日本留学僧遣唐使前赴后继带回的大唐饮茶风习，茶事东传日本；平安时期天台宗高僧最澄法师将中国带回的茶种播撒在京都；12世纪南宋时期荣西法师前来中国江南修习禅宗，归国后积极倡导发扬光大，奠定了今天日本茶道的物质基础。此后经过能阿弥、一休、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茶道师匠的不断开拓创新，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迎来了茶道的盛况。茶道的集大成者是16世纪大阪出身的茶人千利休，他在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开创的寺院茶、草庵茶的基础上，将茶道引领至巅峰，提炼出“和、敬、清、寂”的精神理念，并将日本传统审美元素诸如绘画、书法、插花、器皿、建筑艺术与茶道融为一炉。后世茶道支流繁复，但万变不离其宗。而冈仓天心这本《茶之书》的结尾，就是以千利休被丰臣秀吉处死前举行最后一次茶会，而后从容赴死的故事为完美终局，似乎在说明：所谓道这种东西，不是扪虱而谈的玄言，而是像西方的基督一样，是用血和生命浇灌哺育的信仰之花。

以茶为媒介，天心也在宣扬一种经由茶而生发的“美的宗教”。具体而言，冈仓天心从历史、宗教、日常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细节出发，鲜活地呈现出了一个活着的茶的哲学，令人感到，茶有魂，这魂由几种东方文化元素构成，代表了东方精神能量的内核。在地域文化上，它涉及印度佛教的悲悯、中国道家的玄妙超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担当、日本匠人精益求精的气质。在茶道文化流变上，日本引进并保留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饮茶习俗，将禅门妙理渗入其中并加以提炼，演绎出极富仪式感的茶道文化。花开五叶，片片不同，在茶文化的发展上，日本的茶道一枝独秀并日渐完善，与茶在中国的境遇的不同，茶在日本可以上升到日常美和生活艺术的宗教，而中国的茶道已然“离魂”，茶沦为一种实用的日常饮品。

冈仓天心通过这本《茶之书》向西方文化界宣扬一种经由茶而生发的“生命观”与“艺术理念”，它是具有东方风范的生命宗教——“唯美信仰”。他认为“和、敬、清、寂”的茶道代表了一种生命美学，是对“不完美的”“残缺的”凡俗庸碌的日常人生的超越和升华。他试图要说明的是：在看似复杂、烦琐的茶道仪典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精妙的文化和哲学系统。这本《茶之书》的篇幅里，在分别讲述构成茶道基本元素的茶室、风范、书画、插花、饮茶做法之外，还另辟一章讲述“道与禅”。他推崇中国老庄“物我和谐”，对宇宙整体关怀的东方智慧；认同佛教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赞赏儒家“温润如玉”的优雅高洁的人格养成训练。他认为大和民族自古崇尚的“空纳万境”的“无”的理念就是来自于老子的哲思，日本人将其升华为一种艺术和生活艺术的留白，日本人以日常中不断发现的美，不断加以填充与完善，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从茶道修行中，他发现其中所揭示的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

我们能与列子一同御风而行，却发现一切竟如此宁静，原来我们自己就是清风。

对日本茶道的源头——中国文化，尤其是蕴藉优雅的唐宋文化，天心是十分敬仰和推崇的。同时对不幸的动荡的历史造成纯正典雅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的衰微和命运感到痛惜，认为：随着13世纪蒙古民族的崛起、扩张并一举征服中原，在异族统治的蹂躏之下，宋代文化成果被破坏一空。汉族正统的明朝，虽然打着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号，但为内政所困，17世纪再度落入满族统治之手，这段时间，昔日的礼仪与习俗消失殆尽。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比如茶事一道，虽然饮茶习俗代代相传不曾断绝，但此茶非彼茶：“他们手上那杯茶，依旧美妙地散发出花一般的香气，然而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

出于对茶道所象征的传统文化在中日之间此消彼长的不同宿命的反思，天心的思想也暴露了矛盾的一面。在中、印这两个文明古国考察时，他亲见曾经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在西方列强支配下奄奄一息的苦难，深感不平与同情，但对彼时日本征服朝鲜以及与俄罗斯争夺中国东北、大开杀戒的野蛮行径不置一词。他在写《茶之书》的两年前，他用英语写了一本《东方的觉醒》，开篇就说：“Asia is one”（亚洲是一体的）。冈仓天心强调亚洲价值观应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为了恢复和复兴亚洲价值观，亚洲人必须合力而行”。但他把复兴古老东方文化的使命寄托在当时国势正隆的日本身上。在他看来，印度、中国文化已经在西方势力入侵中沦陷，日本才是担负起振兴东方文明的旗手。这种不无自恋、自我拔高的观念，虽非天心本意，但被后世法西斯文胆所利用，成了用侵略战争构筑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先驱。乃至战后，日本法西斯势力遭到清算，天心思想一度被当作为虎作伥的工具受到批判和唾弃。

天心生活的明治时代，国家废儒毁释，欧风美雨横扫日本，彼时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鼓吹的“脱亚入欧”学说甚嚣尘上。作为精通英语又长年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他对所谓工业文明的弊端也是洞若观火的，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的这种传统相比，尽管物质强盛，却将人变成“机械的习性的奴隶”，认为西方的自由只存在于物质上的竞争中，而不是人性、人格的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而作为纠正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弊病良药，必须回到茶道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宝藏中去寻找，“现在正是东方的精神观念深入西方的时候”。天心说：“现代的工业主义使全世界越来越难以得到真正的风雅，难道我们不比以往更需要茶室吗？”(www.daowen.com)

与循规蹈矩的学者迥然有别，天心是属于那种“卓而不群”的天纵奇才，天生的宗师风范，无论做学问、做事、待人接物都不会按常规出牌，个性生动活泼，时有惊世骇俗之举，但追随者如云。据说他在创办东京美术学校时曾亲自为师生设计校服，不是那种明治维新后流行的立领狭袖、笔挺严谨的西式制服，而是采用古画上圣德太子宽袍广袖的样式。他自己倒是以身作则，天天穿着进出学校旁若无人，却叫学校教员职工为难，但校长倡导不可违，只好在学校附近找熟人，每天出入校门之际到那里更衣。在美国，天心出入公共场合也是一身和服，招摇过市，常令旁人侧目指点。1903年，天心与铁杆弟子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一行人身穿和服脚踩木屐在波士顿通衢大道上“噼里啪啦”昂首阔步，遭遇一群混混刁难，对方不无挑衅地质问：

“What sort of nese are you people？Are you Chinese，orJapanese，or Javanese?”

没想到，天心用一口比他还地道的英语反唇相讥：

“We are Japanese gentlemen.But what kind of key are you? Areyou a Yankee，or a donkey，or a monkey?”

不爱西装爱和服，这种底气源自对母国文化的自信和对西方文明的了然于心。他常对儿子说：“老子自第一次出洋，就穿和服横行欧美。但尔等如有英语嘎嘎叫的自信，去海外旅行才配穿和服。外语磕磕巴巴，还是老老实实穿西服吧。”中国也曾出现过那种精通中西学问的文化大师，天心傲视西方世界的学问与风采，常常令我想起与之同时代的奇人辜鸿铭。两者都具有脚跨中西文化的学力和“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文化自信，在向西方传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伟绩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在恃才傲物的奇言怪行上更多神似。

以天心的个性和气质，不为当时主流文化界待见自是情理之中，因而长时间默默无闻，与他在欧美却是如日中天俨然日本文化代言人的境遇如隔云泥。直到1929年，以文库本在日本出版业大行其道的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慧眼看中了《茶之书》的价值，邀来名家操刀翻译，介绍到日本，被知识精英奉为“日本论”经典。这本书至今是书店长销书，成了日本人了解自己的所谓“教养读物”。

这是一本面向欧美的茶道入门书，其中有关茶道的谬误也不少，也曾饱受后世行家诟病，比如为了试图说明茶道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独特性，而在书中经常将道教、佛教、神道混为一谈，而有意忽略了其中原本泾渭分明的差异；行笔之间似也不无故弄玄虚忽悠西人的存心，像他用所讲述的“女娲补天”“伯牙弹琴”的故事来说明某种茶道玄理，就有点自说自话的意味了。尽管如此，书中闪烁着的理性与思辨之光仍时时令人惊艳，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把复杂的美学思想说得晓畅明白而又意味无穷，换成今天学人，或许每章都可以敷衍成一部厚书吧。其中有些篇章，情理交融，诗意盎然，很有泰戈尔《飞鸟集》的神韵，兹摘录书中吉光片羽，可以一窥一代哲人从茶禅里捕捉的妙理幽思：

茶不仅是营养学，也是经济学。但从本质上说，茶是生活的艺术，是化了妆的道教。

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如今的工商主义，使得无论在世界各处，都越来越难以出现真正的高贵典雅。相比而言，需要茶室的，难道不是你我吗？

在宗教上，未来在吾人身后；在艺术领域，现在即是永久。

于邂逅瞬间做决断，然后自我超越，此外别无法门。

茶汤是一出即兴剧，无始，无终，在此中流淌着……

天心原名冈仓角藏，日语中是仓库角落的意思。母亲勤勉，怀胎十月之际仍在忙活，岁末时分在商馆近旁的储货仓库里生下天心，因命其名。年齿渐长，学了汉诗汉文，肚里有了点文化，不满于这个名字土气，先后用过同音的“觉蔵”“觉三”等名。30多岁时因为做手术在胸前留下疤痕犹如汉字草书的“天”字，位置在心脏周边，最后改名冈仓天心。这名字与作为一个美学家的身份倒是十分匹配，本身就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