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旅过大阪，投宿肥后桥边上的中之岛酒店，从前台免费赠送的观光地图得知，日本重要文化史迹“适塾”遗址就在附近难波桥下北滨一带，远近步行可达，喜不自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完全没想到，不经意间就与日本开国史上最伟大的学校不期而遇。在以往读《日本幕末维新史》或《福翁自传》时，我对这座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特殊学堂心仪不已，好几次萌生前往观瞻的念头。只因历次途经大阪，不是行色匆匆就是不得路径要领，过后每每抱憾不已。午后无事，我向酒店前台经理打问大致路径后，冒着零落冷清的秋雨一路寻访过去。去寻找福泽谕吉度过激情燃烧的求知岁月的地方。

“适塾”遗址位于大阪市中央区北滨三丁目，从地铁站淀屋桥出口步行不到两分钟。作为大阪医科大学的附属文化遗产，被保护得非常完好并定期对外开放。其创办者绪方洪庵是日本幕末时期大阪西医、兰学家兼教育家。“适塾”在草创之初，原本是寂寂无名的“兰学”私塾，但因缘际会，在新旧时代转型的过程中，从绪方门下出来的大量人才，回应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在幕末维新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在这些创造历史神话的新英雄豪杰中，大概以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最为广为人知，至今肖像印在日币万元纸钞上。

江户时代，作为一项维稳的重大方略，德川幕府设立了以武力为依托对全国实行军事化统治的幕藩体制，在思想上确立了以朱子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江户设立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儒官林罗山一族执掌国家文教，用儒家伦理改造以武士为首的四民，儒学被奉为学问的至尊。在幕府高层倡导下，各地诸侯群起响应，兴办藩校，朱子学成为显学，而“兰学”则被视为“南蛮之学”，一开始便居于边缘末流之学的地位。18世纪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继位，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治家田沼意次推行一系列改革，奖励实学，对外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解禁部分汉译洋书，不涉“邪教”的洋书都可以在日本流通，“兰学”才开始逐步在日本传播。18世纪中后期，江户城的兰医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合作，将德国解剖学家约翰·亚当·库姆斯的《解体新书》荷兰文译本翻译成日语，引起震撼，影响所及引起当时一些知识型武士在知识结构和意识观念上的变革，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学习“兰学”的热情。在杉田玄白的众多追随者中出现了一个泰斗级的学者大玄泽，将日本人学习兰学的热潮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大玄泽（1757—1827）先后师事过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痛感当时日本荷兰语工具书的极度匮乏，在多年学习研究基础上编撰荷兰语入门书《兰学阶梯》，于1788年出版。翌年在江户开设兰学堂“芝兰塾”。大玄泽的这两项工作，对“兰学”在日本的普及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兰学阶梯》的出版大大方便学习者，“芝兰堂”招收的学员数以百计，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兰学家，如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人。稻村三伯与长崎资深“阿兰陀”通事（荷兰语翻译）石井庄助合作，将荷兰学者哈鲁马编撰的《兰法词典》编成荷日词典《波留马和解》。此书前后花费八年，收入词汇八万个，是为日本第一部荷日词典。后来，稻村的门生藤林普山将这部词典缩编成《译键》，收词两万八千个，进一步方便学习者。以往荷兰语在日本很难普及，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工具书，找不到学习门径。有了文法教科书和词典这两个学习利器，就可以敲开兰学的大门了。

长崎市是“兰学”策源地，在整个江户时代一直处于该领域的最前沿。在长期从事翻译的通事中，出现了很多行家里手，他们凭借熟练的语言技能，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并将它们介绍到日本，促进“兰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志筑忠雄（1760—1806）是荷兰语翻译世家出身，到他已经沿袭第八代。退官后居家潜心译著，先后翻译了30多种西方著作，涉及天文学、语言学和时政三大方面。由此，日本兰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阶段，以往只局限于语言和本草医学，进入兴盛期后，知识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军事机械、工程学等领域，而且专业进一步细分，比如医学，在综合医学之下，出现了内外科、妇产科、眼科、小儿科等更为专门的分类。

伴随着“兰学”的发达，以讲授荷兰语或通过掌握荷兰语学习欧洲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新式学堂“兰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蔚为潮流。从19世纪初开始，“兰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问已经不局限于荷兰人聚居的长崎，而是逐渐扩散到列岛四处。在美国东印度洋海军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铁甲舰队撞开日本国门之前，在日本已有几十所大大小小的“兰塾”，其中最为著名的，除了大玄泽创办的“芝兰堂”（学员上百人）之外，在江户还有兰学家伊东玄朴的“象先堂”（学员403人）；土生玄硕的“迎翠堂”（学员317人）和坪井信道的“日习堂”（学员166人）。在中部内陆地区美浓国大垣有江马藩的“好兰堂”（学员331人）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1838年，大阪医生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了兰学堂“适塾”。

绪方洪庵年轻时曾游历长崎多年，对“兰学”颇有造诣，后来回到大阪，一边行医一边钻研。他在大阪开办“适塾”，主要招收各地的年轻武士。在江户时代，大阪是日本的经济金融中心，各地诸侯都有长期派驻大阪从事大米和土特产交易的商贸机构。“适塾”主要以那些派驻大阪的各地官员或子弟为生源对象，传授荷兰文和西洋医学。从故居珍藏的由绪方亲笔记录的学员花名册《姓名录》可知，登记在册的学员名单就有千人之多，遍及日本国内各地。这所学校的不平凡，从下列出身“适塾”的人物谱系上，可见一斑：

大村益次郎（1825—1869），日本近代著名军事家。出身周防国（今山口县）乡医之家，1846年入绪方洪庵门下，品学兼优，二年后任塾长。从适塾毕业后被长州藩礼聘重用，积极投身倒幕维新和近代化军队建制，屡建功勋。后出任明治政府的兵部大辅（国防部副部长）要职，有“明治军神”“日本军制之父”的赞誉。

久坂玄瑞（1840—1864），倒幕维新革命志士，是长州藩（今山口县萩市）侍医久坂良迪之子。少年时代曾在适塾求学。十五岁继承父业成为藩医，十八岁追随吉田松阴。在倒幕运动中以智勇双全名重当时，后来在长州征讨中饮弹牺牲。

大鸟圭介（1833—1911），日本近代军事学家，外交家。出身播磨国赤穗郡医生之家。1852年入适塾，学习荷兰语和西洋医学。毕业后到江户游学，得到幕府军首脑胜海舟的赏识，被任命为兵法教授，从事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译介。明治维新后历任驻清朝、朝鲜公使。

长与专斋（1838—1902），日本近代医学创始人之一，大阪大学的创办人。早年在适塾学习西医。明治维新后出任日本医务局局长，他对日本医学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将英文Hygiene翻译成汉字词汇“卫生”即是他的创意。

桥本左内（1834—1864），北陆福井藩武士，早年师事当时著名的荷兰文翻译吉田东篁。1849年进入适塾学习荷兰语和西医，精于“种痘”之学。四年学期满后回福井藩继承家业，受藩主重用开办“兰学讲读会”，后来转向经世济民之学，与幕末尊王攘夷派志士往来频繁并接受其影响，遭到幕府当权派的逮捕镇压，年仅二十六。

杉亨二，生卒年不详。出生长崎儒者之家，祖父是西九州著名学者杉敬辅之孙，早年失怙，在祖父教养下成长。年轻时慕名前来投入绪方洪庵门下，学习兰学。后来治学兴趣转向法律和经济学，造诣极高，是日本现代统计学鼻祖。

…………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人才。绪方洪庵创办的适塾，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在幕末风云激荡的变革维新浪潮中，为近代日本国家社会的转型期输送了大量稀缺人才，也使这座普通民宅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校，——这或许也是绪方先生始料不及的。从后世的评价来看，福泽谕吉无疑可以说是这所学校走出的最卓越的学生吧？教育关乎国运，知识改变命运。福泽谕吉出身低微，又遭逢一系列家庭变故，身处幕末天崩地裂之乱世，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奋发图强的求知欲望，与时俱进登上时代思想和学问的制高点，引导日本走上强盛之路，被日本人奉为维新变革的巨大推手。福泽谕吉的学问、思想非常复杂，难以简单道清，其功罪褒贬至今众说不一，但他在近代日本乃至东亚史上都是绕不过的一个巨大存在。福泽谕吉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教育和学术思想上，一些代表作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和《福翁自传》，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介绍到中国来了。这些著作，特别是《文明论概略》，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指导性文件，对日本近现代史影响极为深远，当仁不让被列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与幕末时期日本出现的大量豪杰志士相比，福泽不是革命家或政治家，而是出身旧制度的学者，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子。他影响日本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学问，所以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纵观福泽谕吉的生涯轨迹，影响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就在我到访的这所外观朴实无华，在当时更是寂寂无名的私立兰学塾里。

天保五年（1834）12月，福译谕吉出生在大阪（当时“阪”记为“坂”）玉江桥北诘中津藩藏屋敷，旧址就在今天中之岛肥厚桥地铁站旁的堂岛一带。堂岛是幕府时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交易中心，乃至有“天下厨房”的美称。各地藩府将生产的大米运到堂岛按照市场价出售，变成现金作为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全国各地都在大阪设立“藏屋敷”，相当于地方政府派驻大阪的米仓和商务代表机构。父亲福译百助是九州丰后国中津奥平藩（今大分县中津市）的武士，在藩府负责会计工作。受中津藩派遣，在大阪的中津藩仓储批发处任职，主要负责中津藩的大米和土特产销售和现金借贷等业务。福泽谕吉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父亲是级别很低的下级武士，年俸只有30石，不过百助是一个安贫乐道、操行和学问都很出色的武士，嗜好儒学，遇到难得的汉籍哪怕典当衣物都会买下，工作之余，最大的赏心乐事就是读书。据福泽谕吉回忆，出生的那一天，百助刚得到一部清朝乾隆年间的善本《钦颁上谕条例》，欢欣不置视为双喜临门，遂给新生儿取名“谕吉”。一家七口在大阪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却是一个和睦欢乐之家。父亲是个标准的武士，严谨自律，对工作兢兢业业，却对家人非常温和，母亲勤快乐观，兄弟和睦友爱。不过，繁重的工作压力和清苦生活严重透支了父亲的健康，父亲在福泽谕吉一岁半时就离开人世，年仅45岁。父亲去世，兄长福泽三之助继承父业，一家搬回中津藩。父亲的早逝，给家庭长期蒙上阴影，福泽谕吉从小就经受了同龄人少有的心酸和磨砺，也促成他思想的早熟，很早就对旧制度的弊端和个人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

江户幕府时代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阶层无法实现流动。尤其是在下层武士之家，孩子一出生，人生也就宣告结束，因为他除了世袭来自父亲的贫困和卑微，没有别的选择，既不能经商也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像福泽百助，高尚好学，勤勉不怠，到头来还不是在既定的轨道里度过卑微而又短暂的一生？福泽谕吉因为是次男，不能继承家业，父亲忧虑他今后前景暗淡，曾打算将他送给寺庙，这样将来或许还有出头之日。福泽谕吉晚年写回忆录，犹然百感交集，写道：“每念及此事，我对封建门阀制度愤怒不已，同时更能体会父亲的不易，不觉流下眼泪。封建门阀制度就是父亲的敌人。”也许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形成后来福泽不遗余力追求自尊自爱，自我成就，追求平等、独立和自由。如果不是后来因缘造化靠学问改变命运，在幕府僵化森严的体制下，他完全有可能像父兄一样，以下级武士之身在边远的小藩度过可怜的一生。

转机在他20岁那年出现，时在安政元年（1854）二月。在兄长的鼓励下，福泽谕吉到长崎留学。

前一年，佩里率领东印度洋舰队兵临浦贺湾，逼迫江户幕府开国。德川幕府忌惮重蹈此前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不敢轻启战端，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由此延绵两个半世纪的锁国体制宣告终结。“黑船来航”事件也惊醒了日本人的太平梦，一些武士开始觉醒，意识到要抵御外辱，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火炮和战术。但由于长期的锁国政策，日本与世界的发展脱节，对17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以为荷兰就是西方强国的代表。在这个背景下，不少年轻的藩士在修习朱子学的同时，也主动接触兰学，试图通过它来掌握西方的学问和技术，因此原本少人问津的兰学堂开始受到关注。福泽谕吉的长兄预感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深知自己作为家业继承人的局限，就把希望寄托他身上，鼓励他到长崎接受新知识，开阔眼界。他在回忆这段时期的求学历程时写道：

恰巧那时正逢佩里来访之时，美国军舰抵达江户的消息已经传遍乡间。与此同时到处都在大谈炮术。这里说的学炮术其实就是学荷兰流派的炮术，还记得此时哥哥曾对我说，要深入了解荷兰的炮术非读原著不可……于是我们兄弟俩就谈妥了，当时哥哥正好接受任命要到长崎去，我便作为他的随从也跟着去了。(www.daowen.com)

福泽谕吉继承了父亲的好学勤奋，但比起父兄的逆来顺受，多了一份独立思辨能力和叛逆精神，而且对于新知识、新学问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在长崎学习荷语，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之后，也就多了一种看世界的眼光。1855年，福泽谕吉前往大阪投奔长兄，并接受其建议到中津藩仓储办事处附近的“适塾”学习。在这里，福泽谕吉度过了难忘的求学岁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极为深刻，辉煌人生的基础由此定下。

在江户幕府时代，朱子学被奉为立国的思想基础，儒学成为武士阶层必备的基本教养。所以，在以传授朱子为中心内容的藩校和私塾遍地开花的时代氛围下，大阪西医绪方洪庵的“适塾”堪称一所另类的学堂。因为这里既传授西医知识、提供临床实践，又传授荷兰语，还兼及一些土木工程和兵器机械，如筑城术、枪炮术等课程，有点大杂烩的味道。对从业医生而言，适塾也就相当于研究生课程；而对于兰学初学者而言，则是外语入门培训班。不仅教授的内容不同于一般儒学堂，而且教学方法在当时看来也相当地反常识。

绪方先生的教学可谓独树一帜。荷兰语是“兰学”的基础。无论西医，还是经济、兵工或炮术，首先要突破语言关才能登堂入室。入门生徒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荷兰语的读、写、译各种技能。作为一项童子功，入门者被要求大量记诵荷兰语词汇，在此基础上再去直接解读荷兰文的原著，最后再翻译成明白通顺的日语。在教学过程中，绪方洪庵基本只做关键性的指导和解疑，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学堂每月举办六次“会读”，学员就课文的翻译和理解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然后由大家评分点数，“点数”连续三个月拔得头筹者可升为“塾头”，相当于大学的助教或讲师，不但有资格主持“会读”，还可以获得助教补贴，在适塾是一项崇高的职位。因有在长崎学过兰学的经历，加上精进用功，福泽学业进步飞速，为人又严谨方正，曾被推举为第十代“塾头。”靠这种过硬且灵活的教学形式、自由活泼的学习氛围，适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很多精通西方学术文化的人才。而这种“半学半教”的教学风格，在福泽谕吉后来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今天的日本庆应大学）中也得到传承和延续。

福泽在适塾的时间并不长，中途也曾因变故几度中断，进进出出。或许命中注定的缘分，福泽一生的事业成就，都以适塾为原点，其间的连带感可谓血浓于水，一切都源于在这里度过激情燃烧的求知岁月。离开适塾回乡后，福泽谕吉遭遇兄长英年早逝等一系列家庭变故，走投无路之际绪方先生热情接纳，让他以翻译原著和担当助教的名义回适塾当“食客”并参与治学。福泽对适塾终生怀有深厚感情，这里的学习氛围和师友之情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晚年追忆往事，感恩怀念之情犹然溢于言表。《福翁自传》对此有很生动传神的描写，让人过目不忘。但比起纸上阅读更让我感动的是身临其境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在雨中游览适塾的短暂时光里，我才感觉早年读过的《福翁自传》一下子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福翁自传》生动展示了幕末时期日本“兰学堂”独特的教学、生活风景。福泽谕吉在学期间，适塾里聚集了八九十个学生，其中像他那样的寄宿生有五六十人。大阪的夏天很热，大家挤在一个大开间上课，犹如蒸笼，豪放的学生索性就脱掉所有衣服，连内衣、丁字裤也不穿，衣不蔽体地跪坐着读写，这在当时注重言行仪表的武士社会中简直是不成体统。但宽厚的绪方先生不以为怪，仍泰然自若地讲授。倒是让前来招呼开饭或端茶送水的师母和女仆难堪；在学解剖学时，由于当时日本的法律禁止遗体解剖实验，他们将设法弄来的生猪淹死后再做临床解剖，将整头猪切割得体无完肤再料理炖煮打牙祭，为此被街坊当作操贱业的屠夫，所到之处，女人们纷纷掩鼻避开。青春期的武士精力充沛，不脱天真活泼的童心，恶作剧之类的玩闹糗事罄竹难书，经常被街坊投诉。不过，玩归玩，闹归闹，在对待向学求知上，这些代表未来日本希望的武士一点都不含糊，他们拿出了十二分的认真与严谨，那种以刀头舔血般的必死信念、求学探索的精神，真是令人动容。

有一次福泽病愈，为了更快恢复健康，想换一下普通枕头。就委托兄长的仆人到中津藩仓储处替他取枕头来。童仆无论如何找不到枕头，后来福泽本人才猛然醒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一天24小时都在学习，天黑了也不睡觉，累了就趴在书桌上打盹；或将头靠在“床之间”（和室壁龛下的凸出部分）当枕头睡，醒了再接着攻读，一年多时间里从不曾铺被摆枕头正儿八经睡过觉。也就是说，枕头就从不曾派上过用场！刻苦精进，由此可见一斑。在适塾，他通常是傍晚吃饭后，于初更（晚七点到九点之间）入睡，10点左右起床，直到天露曙光，厨房传来女仆做早餐的声响后再度入睡到早餐做好，起身沐浴吃早饭，接着读书，周而复始。这种苦学精神不只是福泽谕吉，当时适塾里的武士大都如此。

在适塾里如切如磋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师生情如父子，同学亲如手足。有一次，福泽因为照料一个同窗，不幸传染上伤寒，奄奄待毙。绪方先生亲自把脉诊断，但药方却请另一个医师开处方。据说古时日本医师在诊治自家子女疾病时，往往要假手他人，因为担心顾虑私情拿不定主意。绪方先生邀请别的医师为福泽会诊，就是基于这种父母之爱的表露。经过有效医治总算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下，又经绪方夫人连月精心护理，最终得以康复如初。绪方夫妇对学生亲如爱子一般，使福泽非常感动。后来他创办庆应义塾，也将恩师这一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经常接济那些需要帮助的寒门子弟。福泽后来发迹，对弘扬恩师的功绩不遗余力，对其遗族也关爱有加。明治十九年（1886），福泽谕吉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了。有一次去京都路过大阪，人刚抵达，第一件事便到恩师墓地祭扫。他卷起衣袖裤腿，用草绳当作抹布，不假借随从帮忙，将绪方墓所擦洗得干干净净才奉献供物祭拜如仪。

以往，在接触有关绪方学塾史料或福泽传记时，曾对适塾作过种种想象，然而当我走近实地时，还是痛感自己想象力的贫乏。眼前这座平板、朴素、低矮的二层阁楼式木造建筑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曾经孕育了无数龙虎精英的学校联系起来。它占地才100多坪，也就4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黑瓦粉壁，屋檐低垂，平和而谦恭地静立在街区一隅，更像典型的“关西流”“藏屋”（商住两用住宅）。然而一旦进入内室，我还是异常清晰地感受到这所古宅散发出的穿越时空的不平凡魅力，在短暂居停的商旅途中，在这秋雨纷飞的静静午后，偶然间的寻访自有一种独特的感受。

作为旧时代一种私人学塾，适塾延续了日本江户时代“寺子屋”住宿制的传统，既是传道授业之所，又是仰卧起居之地，师生朝夕相处，容易建立起感情，道德学问的传承更见默契。一楼是授课教室、绪方塾师书房、会客厅、厨房、储藏间和绪方一家的居间。屋舍虽小，但布局合理，公共和私密区域安置得当，厅堂房间没有多余的摆设，显得舒适、洁净、优雅。会客厅和书房分别对着两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绿荫匝地，屋后的院子里还有一个高大的石井栏，在细密的秋雨中被雨水洗得发亮。塾里的洗手间则处于后院枝繁叶茂的竹木掩映之中。如此真实到细节的史迹，着实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下子和遥远的往事接通了频道。

遥想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平凡的午后，天空中也飘洒着薄寒浅冷的秋雨，雨声被黑瓦和杉木板过滤得更加纤细和清澈，在屋里空响。那些来自列岛各诸侯国的年轻武士，在这滴着雨水的屋檐下埋首攻读天书一样的荷文，夹带着绪方先生不无威严的咳嗽声，慈祥的师母召唤大伙就餐的声音，还有那位喜欢大惊小怪的女佣夸张的惊叹声……各种声响，从乌黑的天花板，从梁柱的裂缝，从榻榻米和纸窗的缝隙飘落、发散开来，在房屋里回响。在这些突然复活的声响中，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身为二，一个在屋内潜心观瞻，另一个则经由一条鲜为人知的时光隧道，走入150多年前，和那些生徒苦读那些世人侧目的另类学问……

其实，这并非幻觉，惊叹声、雨声和议论声之类的声响是从头顶的二楼传下来的。寻声上楼，那是当年塾生们的起居大开间和杂物间，如今辟为文物陈列室，展示不少当年适塾的师生们的用品。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压低嗓音读着解说文字，一边悄声谈论，而略带夸张的“哇啊！”惊叹声还是从几个女生压抑嗓音中迸发出。在陈列室的玻璃橱窗里，如荷兰文入门课本、译著《解体新书》、药箱、手术器具，此外还有好几部医学类的工具书，也都是手抄本，虽然岁月的流逝已使书本泛黄发旧，摊开在灯光下，好像等着福泽谕吉们前来轮流翻读……最让我激动的是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我终于看到福泽念念不忘的那部珍贵的《德夫字典》，这部福泽谕吉等一大帮年轻武士们轮流抄写的《德夫字典》，各种笔迹，密密麻麻，洋文部分用自制的鹅毛笔，日文注释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抄在绵薄的和纸上，三千多页装订成册，像一块巨大厚重的方砖，令人望而生畏——这又是一件令我百感交集的文物！

在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中，有两处关于武士抄字典的桥段，将幕末武士用万军之中取首级一样的拼命精神来追求新知的劲头，表现得淋漓尽致。绪方洪庵的适塾很重视外语基本功，新学员入门之初，抄录记诵《德夫字典》是每天的必修课。《德夫字典》是18世纪荷兰驻长崎商馆的医生所著，长期以来都是日本人学习荷兰语的入门工具书。因为数量很少，十分珍贵，传播只能靠手抄，据说胜海舟年轻时家贫买不起字典，花了两年时间才一笔一画把《德夫字典》抄完。绪方洪庵将抄字典定为适塾学习的重要内容，不仅初学者要勤勉不怠抄写，穷困的门生额外多抄写的部分，还可以用来抵扣束脩（学费）。所以，适塾中抄写日荷字典的风气非常浓厚。靠着这种扎实过硬的功夫，福泽很快成了精通兰学的高手。佩里来航之后，日本开始兴起研究西方的热潮，兰学受到重视，从江户到地方藩府都增设兰学校。1858年，福泽谕吉奉藩府之命到江户城效力，在中津藩屋敷（藩主府邸）开设的兰学塾担任教师。翌年，福泽谕吉游览并考察横滨。

幕府被迫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后，横滨成为对外商港，欧美政府机构和商社人员接踵而来。在这里，福泽谕吉又经受了一次颠覆性的冲击。

在横滨，他发现自己多年习得的兰学根本派不上用场，满地横行的是他完全不懂的英语，连商铺招牌也相见不相识，耗费多年苦功习得的兰学全泡汤了！世道风云变幻无常，给予福泽重重的打击。不过福泽并没有就此沉沦，当他得知横滨有个会英语的幕府官员，又萌生了一丝希望，他千方百计求人引荐向那位官员学英语。但这个幕府外交官，尽管英语能力也不过“洋泾浜”英语的水准，却是当时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能用英语和洋人打交道的大忙人，根本没有时间教福泽学英语，只是被福泽的求知若渴的诚意所打动，特许他来家中借阅当时日本独一无二的《英荷字典》。福泽喜出望外，决心将这部字典一字不漏抄出，为此不惜从江户（东京）徒步来横滨。如今乘坐京浜东北线电车从东京往横滨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在一个半世纪前这条铁道未通的东海道，单程就要一个昼夜，不唯奔途劳累，更有性命之忧，尤其是夜黑风高之际，野兽出没，还有埋伏密林中图财害命的强梁和拿独行者练刀的变态浪人。福泽几度虎口逃生仍一如既往，终于把那部字典抄完。以荷兰文为桥梁，福泽磕磕绊绊习得了英语。以英语为桥梁，福泽得以了解当时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以及处于深刻变革之际的日本最需要的学问和思想，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1860年春，穷极思变的江户幕府向美国派遣使节团考察，“咸临丸”护航。福泽尽管级别低下，却因为是极为稀罕的通晓英语的人才，被幕府高层擢拔重用，充当舰长的随从翻译。赴美国华盛顿访问，他大开眼界，回国后在幕府外事部门任职。他深知字典对学习外语、了解世界的重要性，在旧金山考察期间，他在当地一个华侨家里做客，无意中看到一本清朝人编写的粤语英语对照词典《华英通语》，好说歹说买下带回日本研究。他用日文假名标注英语发音，一面用汉文释意，仅用四个月时间，便以《增订华英通语》为书名出版。所谓增订，就是加注假名读音和汉文注释，其余一成不变保持原书面貌。这本书原著已经佚失，依赖福泽的《增订华英通语》而保存下来。书一出版，大畅其销，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百万畅销书，为日本人学习掌握英语铺平了道路。

庆应三年（1867），统治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江户幕府落下帷幕，宣布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福泽谕吉无意到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做官，以思想启蒙和教育人才为己任。庆应四年（1868），福泽谕吉将位于铁炮洲的旧中津藩兰学教塾迁到新钱座，承袭当时的年号改名“庆应义塾”，在这里，福泽谕吉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世界著名学府庆应义塾大学。

适塾门生上千，桃李满天下，很多学员在日后都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栋梁。吃水不忘挖井人，明治三十四年（1901），众多门生出资，在适塾建立“洪庵文库”以纪念绪方先生的培育之恩。1941年，适塾被指定为国家重要历史遗址加以保护。作为日本现代医学的摇篮，适塾和大阪大学的医学专业领域有着诸多不解之缘，很多适塾的学生都成为该校医学部的先驱和骨干，如大阪大学的创始人长与专斋。后来，绪方先生的后人将适塾捐赠给大阪大学医学部，作为附属校史资料馆，1980年开始，适塾对外开放。

日本人珍视传统和文物的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适塾里的房屋、设施都保持当年原样，乃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被精心保护。这所建筑在大正年间（1912—1925）的旧城改造中，因道路扩建，北侧房屋部分被切掉了两米半。后人的做法别出心裁，他们没有去搞复制工程，而是将被拆卸下来的砖瓦、沟槽、木块甚至各种型号的铁钉等精心收集、清洗，然后分类摆放，陈列在一个玻璃柜里，作为某种历史资料，去见证这所学堂所经历过的斜风细雨，也使我这位异国过客，在偶然的短暂邂逅中，能以一种近距离的体验去触摸一段不平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