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引起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代诗人，最大的困境在于遭遇到的文化上的迷失。首先枕山感到最大的焦虑是原先驱使自如的汉诗，该如何去应对时代潮流变迁。

穷则思变，也是文学发展的一大铁律。在枕山同侪中就有致力于自我变革的诗人，比如同出自梁川星岩门下的森春涛，即属于成功转型的代表。明治维新后，大量新生事物涌现出来，森春涛感到旧有汉诗的格局范式不足以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在突破汉诗局限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他率先尝试把来自西方的新事物、新语汇纳入汉诗中作为表现内容。在这个理念指导下，1875年，森春涛、槐南父子创办汉诗杂志《新诗文》，以每月一期的力度推出讴歌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成果的汉诗作品，诸如在咏物诗方面，以“眼镜”“电气”“瓦斯”“汽车”“轮船”“氢气球”等新生事物，取代传统的“堤岸”“杨柳”“风鸟”“花夜”；在社会风俗方面，以“女学校”“ 新闻纸”“ 博览会”等新名词替代因袭古板的《竹枝词》，这种“旧酒瓶里装新酒”的所谓“文明开化新诗”曾给明治汉诗坛吹来一阵新风，风靡一时，也获得凡事标新立异的政府高层欣赏，森槐南因此被伊藤博文拔擢到政府外事部门培养。但对于森春涛父子汉诗创作的所谓“转型”，枕山是不屑的。

背负太多历史文化包袱的人要转型谈何容易，尤其像枕山那样积重难返的文化人。枕山晚年以旧幕府逸民自居，自称“前朝陈人”。他在《古香诗稿评说》中自我解嘲：“余不读新闻，固陈人也，陈人而过七旬，是故乃一生之陈人者也。”他远离豪门新贵，居下谷，在陋巷，“平素无他好，终日杯盏在手，翻诗集与古人为友，看花玩月之外，不复出门”。如此顽冥不化，被疏离于社会主流之外，被时代淡忘自是情理之中。

幕府垮台后，大沼枕山失去了俸禄，但立志不食周粟，婉拒新政府伸出的橄榄枝，晚年靠微薄的版税和挥毫写字获得润笔之资，保持一种穷且益坚的“风骨”。据载，有一年枕山生日，门人向他提议：先生桃李满天下，冠盖满京华，何不以此为名大办寿辰诗宴雅集，可筹得巨资救急也。枕山振振有词说道：(www.daowen.com)

中兴（明治维新）以后与世疏阔，彼奔走于名利之辈，我所唾弃也。今宁饿死，亦不乞求彼侪辈。

1890年，著名汉诗评论家市村瓒次郎发表《期待今日之诗人》，对大沼枕山的汉诗创作的局限性提出批评，指出他拘泥于汉语汉典的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不能用日语表达的诗，就没有作为日本文学的价值，期待他能由“汉诗人”向“国诗人”转型。末了市村又写道：“期待大沼枕山、小野湖山等前辈诗人改弦更张已不可得，所寄望者，其森槐南、国分青涯之辈乎！”诗评家的酷评给贫弱交加的枕山沉重一击，从此一病不起，翌年在下谷家中辞世，享年73岁。当年著名诗刊《明治诗评》发文悼念，哀叹：“斯人其萎，诗道从此衰”，日本汉诗的辉煌时代画上了句号。

半生负气成今日。《下谷丛话》的结尾写道：枕山殁后，遗族很快陷于贫困之境，穷得揭不开锅，除了作诗一无长技的嗣子大沼湖云在变卖家产和枕山生前留下的所有书籍美术品之后坐吃山空，最后到了流落街头，在东京市养育院度过余生的可悲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