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枕山年刚半百。这一年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次年明治天皇向日本国民颁布“五条誓文”，下定决心要“广求知识于世界”。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深受传统熏陶和哺育的文化人注定要面临种种不适和尴尬。枕山出身江户幕臣世家，世代蒙受幕府泽惠，对德川家“深仁厚泽”怀有很深的感情，在文化、思想上对江户幕府百年“文治”之功也有很深的认同。这种感情从他的五言诗《春望》中可见一斑：

化政极盛日，才俊各驰声，果然文章贵，奎光太照明。

上下财足用，交际心存诚。宇内如圆月，十分善持盈。

耳只听歌声，目不见甲兵。余泽及花木，各墅争春荣。

心中念念不忘幕府治下的太平繁荣盛世，意味着对新时代的不适、不安乃至不信，生性孤傲又不愿降尊屈身去与世推移，这样的人注定无法适应在新社会生存，渐渐沦为“不识时务”的前朝遗老。在刊行于明治二年（1869）的诗集《东京词》就反映了他内心的复杂感受，也是他后半生的写照。

在这部由30首七律汉诗构成的组诗里，对激烈社会变革中新旧杂陈的明治社会做了独到的观察并一支妙笔入木三分地写到汉诗里，或针砭世道乱象，或痛陈道统衰微，或嘲讽新官僚和精英阶层的浅薄虚荣等，真是包罗万象，虽然诗中不无偏见，但对于了解那个巨大历史转型期的世道人心，颇具认识价值。比如《东京词》劈头第一首就是写迁都：

天子迁都布宠华，东京儿女美如花。须知鸭水输鸥渡，多少簪绅不顾家。浑头漆黑发蒙肩，下马店门垂柳边。小女惯看先一笑，伞如蝙蝠帔如鸢。(www.daowen.com)

1868年，天皇到江户巡游，从此一去不再回銮，迁都后的江户改名东京。“鸭水”是指京都的鸭川，“鸥渡”也是隅田川的另一个雅称。这首诗写了随着首都东迁，原京都朝廷公卿和在“倒幕维新”中崛起的政治暴发户取代幕府成了东京的主人，他们沉迷于新都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蜀，浑然忘了故都祖家。在枕山看来，由这样一群浅薄之徒组成的精英社会是值得怀疑的，自然也就对各种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无动于衷，对各种习俗变迁极尽冷嘲热讽。

明治维新后，举国在西化轨道上奔驰，移风易俗成了一大时代潮流，诸如穿西装、变发型、吃牛肉、喝牛奶、撑洋伞等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甚至有天皇、权贵带头倡导。1868年，东京出现第一家西式理发店，男性纷纷改变发型。幕府时代男性流行将头顶剃光、脑后留髻、支楞上翘的“月代”发式，剃掉发髻后改为垂肩短发；武士们也脱掉宽松的和服，改穿笔挺严谨，肩宽背广的西服：

时代变迁，武士剃发易装也是风俗使然，但在枕山看来性质很严重，因为对武士来说，忠义高于云天，发型与服饰是一种身份和荣耀，与其说是外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符号，随便改易无异于变节，是一种背叛和堕落行为，在他眼里简直连游廊妓女和人力车夫之类的底层人还不如，起码他们还保留着传统和服着装：“满世夷装士志迁，力人妓女服依然”。种种“迂腐”的背后，自有他一以贯之的“坚守”。他留给世人食古不化的最生动例子，就是直到去世前还是穿武士服装，梳着武士发型招摇过市，成为东京一大怪。他所坚守的其实就是武士社会中被奉为圭臬的忠义观念。他的价值观也是建立在这个标准之上，口诛笔伐那些幕府的叛臣贼子，也动情哀悼为幕府血战到最后一滴血的会津藩武士：

孤军援绝奈俘囚，顾念君恩泪暗浮，一片丹衷学何事，为臣死节睢阳候。

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快受电光三尺剑，只期一死报君恩。

《东京词》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到了家家传颂的地步，尤其引发了不少前朝幕臣的共鸣，却也激怒了明治政府主管文教的部门。《东京词》诗集中附录的《大沼枕山传》，写道：“赋东京词三十词，讽咏时事，词意并妙，忽为弹正台所纠问”，枕山被追查文责，书籍禁止流通书版尽遭毁弃，这部诗集渐渐淹没。1981年，一个明治时期派驻日本的美国外交官的后裔将初版刻本捐献给日本，同年由东京太平书屋翻刻出版，才得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