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古代文学，人们大多会想到王朝时代的物语、军纪文学，想到和歌、连歌、俳句，还有江户时代蔚为潮流的通俗小说等，至今大学的文学史基本也是按这个思路编写。不过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被忽略、被遗忘的地带，那就是日本汉诗。所谓日本汉诗，就是日本人用汉语写成中国古代诗歌形式的一种文学体裁。日本汉诗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诗人，也诞生了数十万计的诗篇，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

古代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3世纪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入《论语》和《千字文》，是汉字输入日本之始。7世纪中期开始，以大化改新为契机日本掀起全面输入和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此后200年间不间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升温，成为孕育日本汉诗的契机。此后，汉诗作为一种高雅的时尚和才艺修养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编撰于公元751年的《怀风藻》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诗集，是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比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早了10年。到了9世纪平安时代，《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三种敕撰汉诗集的相继问世，把日本汉诗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唐末，日本废止了执行了20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与中国交往的中断使得本来就是属于小众的汉诗涓涓细流在日本陷于沉滞状态。

日本虽然与中国断绝了官方往来，但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未停止。平安时代后期开始，皇室衰微，武士崛起，此后400年间，先后出现了镰仓、室町幕府两个武家政权统治日本，文化中心随之由朝廷转向受到幕府控制和庇护的“五山十刹”。在幕府将军在扶持下，禅宗在日本迎来了鼎盛，渡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和东渡传禅的中国禅僧交往频繁，他们在进行禅法交流的同时，也进行着诗文的切磋，一度萎靡不振的汉诗由于源源不断得到“源头活水”而再现生机，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作者群主要出现在以“五山”为中心的禅门僧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王朝时代，造就日本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五山文学时代”。

江户时代，随着武治社会向文治社会转型，日本出现了第三次汉文学高潮，汉诗创作迎来全盛期。在江户时代初期，汉诗主要盛行于研究儒家经学的学者中。朱子学奠基人藤原惺窝专注于程朱理学，门下林罗山、松永尺五、堀杏庵和那波活所继承了他的经学衣钵，有“四大天王”之称，他们也都擅长汉诗，但作诗只是治学的余兴。(www.daowen.com)

元禄年间，日本文化呈现百家争鸣局面，围绕着研究朱子学各种学术流派并起，汉诗之道渐趋昌盛局面。这一时期的汉诗，以创立古文辞学派著称于世的大儒荻生徂徕为代表，他接过明代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学、宋诗，崇尚唐诗，形成了在江户汉诗史上鼎鼎大名的“萱园诗派”。“萱园”门下诗人辈出，杰出者有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高野兰亭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日本汉诗的进一步普及拓宽了道路，影响力风靡日本达六七十年之久。在18世纪中后期开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其中佼佼者有紫野栗山、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和大洼诗佛等，他们以清新自然的陆游、杨万里诗风为宗，拓宽了汉诗发展的道路，汉诗得到普及，这对日本汉诗走向大众化和达到空前繁荣是一个重要转机。

江户汉诗星空灿烂的局面出现在幕末时期，也就是从19世纪初到德川幕府统治终结为止的六七十年间。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文人出版的汉诗集和重新排版的中国古典诗集诗社大量出版；诗人密集涌现；大量诗话应运而生，成为江户汉诗理论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汉诗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随着诗社的大量出现诗人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涌现了紫野栗山、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诗佛等名家，后来还有梁川星岩、广濑淡窗、大磐溪、佐藤一斋、赖山阳、大沼枕山、森春涛等新秀活跃于汉诗坛，可以说汉诗在日本列岛无远弗届，诗人遍及朝野，诗艺臻于成熟，日本汉诗完成了本土化的蜕变，形成了独自的特色。明治六年（1883），晚清大学者俞樾受委托编选刊出的《东瀛诗选》，40卷（补遗4卷）中精选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以来到明治初年的日本杰出汉诗人537人，计5319首优秀诗作，足见日本汉诗的成就。

大沼枕山，作为活跃在日本汉诗鼎盛期的杰出诗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汉诗所达到的高度。